我国人口城镇化质量发展的空间差异研究

  本文关键词：我国人口城镇化质量发展的空间差异研究，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我国人口城镇化质量发展的空间差异研究 13984字 投稿：姜镮镯

全文1页 共1398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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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摘要：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核心内容，需要加快实现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变。依据2001—2010年相关的平均数据，以全国及31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从协调关系、生存能力、发展质量、生活质量等四个层面对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综合评价。研究表明，我国人口城镇化质量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同时滞后于城镇化率发展速度；区域人口城镇化发展水平从东向西呈现明显的高—中—低分布，同时区域内部质量水平差异较为显著。我国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提升人口城镇化发展质量，应从推动人口城镇化与非农业化协调发展、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优化区域内外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及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等方面采取系列措施。

　　关键词：人口城镇化；质量发展；空间差异
　　中图分类号：C922；F291.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5833（2013）09005012
　　作者简介：蓝庆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教授； 郑学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韩雨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29）
　　城镇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和客观趋势，城镇化水平的高低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进程的重要标志。人口城镇化作为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主要表现为人口向城市转移、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农村地区逐渐变为城市地区的一个动态演进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迅速，人口城镇化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972%上升到2012年的5127%，但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如增长方式粗放、污染问题突出、发展效率低下等诸多矛盾和问题成为城镇化水平提升的关键制约因素；同时，各地区之间在发展基础、发展条件和经济社会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地区之间的人口城镇化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城镇化的地域差异较大，发展失衡现象严重。总体看，我国人口城镇化呈现出一种规模大、速度快，但结构失衡和质量不高的不完全人口城镇化模式。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收稿日期：2013042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制造业应对碳关税的预警机制与系统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2CJY037）的阶段性成果。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发展战略，其中，推动以城镇化为重点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和重要举措。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李炳坤：《关于加快推进城镇化的几个问题》，《中国工业经济》2002年第8期。。为顺利实现我国人口城镇化由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区域失衡到区域均衡的整体转型的平稳过渡，有必要研究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提升的制约因素，以更好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人口城镇化发展战略。
　　我国人口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各省域之间人口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具体时间差异很大，这种差异是各种影响因素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共同作用的结果，因不同省域的发展条件和历史基础不同，必然会影响到人口城镇化发展水平提升。我国城镇化区域差异的早期研究集中于我国省域城镇化水平的基本空间格局许学强：《我国城市化的省际差异》，《地理学报》1986年第1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诸多研究开始从全国和省域视角出发，分析我国整体和省域之间及各省内部城镇化水平空间格局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汪段泳、朱农：《中国城市化发展决定因素的地区差异》，《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年第1期。。同时，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也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开始探索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对城镇化的测度一般是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和城乡协调发展陶然、曹广忠：《“空间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的不匹配与政策组合应对》，《改革》2008年第10期。，或者从城镇自身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效率、实现城镇融合程度等角度李明秋、郎学彬：《城市化质量的内涵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中国软科学》2010年第12期。，评价方法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法韩增林、刘天宝：《城市规划转型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城市问题》2009年第4期。、投影寻踪分析模型和数据包络分析法张晓瑞、王振波：《基于PPDEA模型的区域城镇化发展差异的综合评价》，《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2期。。综观国内已有相关研究，目前专门针对人口城镇化质量评价的研究还比较缺乏，人口城镇化质量研究散见于对不同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比较研究中，且主要着重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等方面差异，往往忽略更能反映人口城镇化综合发展质量水平的教育文化、消费支出、社会保障及其他生活或生存条件等重要指标。
　　本文试图从全国31个省市区视角出发，通过构建能普遍反映不同地区人口城镇化质量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分析我国人口城镇化质量发展整体水平及区域差异。
　　一、 人口城镇化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 指标选取
　　人口城镇化是衡量小康社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理应包括经济增长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居民生活消费质量等诸多方面，可见，人口城镇化水平是一个涵盖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综合发展质量以及城乡同步协调等多方面的综合系统工程。因此，对不同地区间的人口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的评价应该基于系统全面性、主体相关性和区域指标可比性等基本原则。本文从不同维度综合考虑，建立由协调关系指数、生存能力指数、发展质量指数和生活质量指数等4个准则层24个指标层构成的人口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指标体系，对我国31个省市区进行测度和评价比较，指标体系见表1。
　　（二） 指标解释
　　1. 协调关系指数。人口城镇化协调质量包括水平同步协调和速度同步协调。水平同步协调是指人口城镇化要与工业化、非农业化协调发展，速度同步协调是指人口城镇化要与经济增长速度协调发展，能否做到城镇化与工业化、非农业化的协调发展事关一个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效率的高低。针对前者，本文采用IU和NU比的国际标准值法，其中，IU表示劳动力工业化率与人口城镇化率的比值；NU表示劳动力非农业化率与人口城镇化率的比值。若IU比小于1，说明劳动力工业化率低于人口城镇化率，城镇人口中除有从事第二产业劳动力外，还有从事第一、表1人口城镇化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第二产业劳动力；如IU比大于1，说明劳动工业化率高于人口城镇化率，农村人口中存在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若IU比等于1，说明劳动力工业化率与人口城镇化率持平，城镇所有劳动力均从事第二产业，达到一种理想化模式。同样，若NU比小于1，说明城镇中存在一定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若NU比大于1，说明农村中存在一定的非农劳动力；若NU比等于1，说明城镇劳动力全部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当人口城镇化与工业化、非农业化较为同步协调发展时，IU比大致为05左右，NU比大致为12左右。针对后者，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主要有失衡、超前及滞后等三种，有研究认为人口城镇化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台冰、厉有为：《人均工业增加值与人口城市化水平关系研究》，《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6期。，也有研究认为我国人口城镇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减小，导致经济发展与人口城镇化的相互促进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王金营：《加速人口城镇化以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本文采用人口城镇化经济增长速度协调指数，即人口城镇化率年均增长速度与人均GDP年均增长速度判断我国地区间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同步协调状况。
　　2. 生存能力指数。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必须具备在城镇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和能力，这样才能与原城镇居民一起提升自身素质和发展能力，而要具备生存能力，需要拥有基本职业地位、基本社会保障和共享基本公共服务。人口城镇化必然伴随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这种跨越地区界限的空间位移，要求进城农民必须脱离第一产业转入第二、第三产业，首先需谋求一份非农化的职业，进而保障其生存的经济基础，在此选取非农业人口比例和城镇登记失业率。相比较而言，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好于尚未真正建立和健全的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体系，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残缺使进口农民存在后顾之忧，成为制约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陈玉光：《推进城镇化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求实》2010年第10期。。我国基本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及最低生活保障等为重点，社会保障网络的不断延伸，可充分承担社会稳定器和减压阀的重要作用，具有不可或缺性。选取指标为城镇人口社会保障支出比例、最低生活保障人口比例以及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综合参保率。由于现有统计资料暂未对综合参保率有明确数据，故重新设计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综合参保率计算公式，公式为：
　　ssr = ∑4i = 1sri wi ，其中，ssr表示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综合参保率，sr i 表示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城镇职工失业及城镇职工工伤等4个保险参保率；wi表示各种保险权重，设定养老保险权重为040、医疗保险权重为025、失业保险权重为015、工伤保险权重为020李津逵：《中国：加速城市化的考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3. 发展质量指数。在“十六大”和“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要求基础上，“十八大”报告鲜明做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部署—从“建设”到“建成”是一个重要历史跨越。我国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坚定不移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不仅反映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知识创新、科技进步及文化创新方面，同时，人口城镇化过程是社会经济运行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们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不断更新及人们发展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正从传统资源、能源密集型向现代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及社会资本等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然对劳动力素质提出更高要求。尤其农村劳动力不仅关系到三次产业特别是农业技术构成和劳动力生产效率提高，更关系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高效转移。传统农村社会和现代城镇社会的根本差异在于价值观念的不同，进而导致进城农民不能适应城镇生活，衍生出各种问题，人的现代化过程也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整体人口素质的现代化和人的主体意识的全面综合，这就要求农民在向城镇居民转变的过程中社会价值观、思想意识要由传统、保守、封闭和单一的观念向现代、进取、开放和多元的观念转变。伴随综合素质和价值观念转变，人们逐渐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不断增强，内容和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和现代化。为全面反映城镇化现代化人的发展能力水平，从教育、文化、消费方式、卫生、信息服务和职业层次等，选取包括平均受教育年限，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万人医生人数、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万人互联网用户、教育娱乐支出比例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除平均受教育年限外，其他指标较易获取。在此，参考已有研究，对平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公式做一说明：
　　平均受教育年限=（e×6+j×9+s×12+u×16）/6岁及以上人口数，其中，e、j、s、u分别表示小学、初中、高中及大学学生人数。
　　4. 生活质量指数。城镇化不仅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且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人类提升生活质量和水平创造更优越条件。上述论及，城镇化是一个涵盖人口城镇化、地域城镇化、经济活动城镇化和生活方式城镇化的一个综合系统工程，从根本上看，城镇化的实质是人们经济社会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所以，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必须逐步改变传统的增长导向型城镇化模式，以民生改善为根本目的，更关注城镇化进程中提高人的生活质量。生活质量是反映人们生活和福利状况的一种指标，它包括自然方面和社会方面内容，其中，生活质量自然方面是指人们生活环境的美化、净化等等；生活质量的社会方面是指社会文化、教育、卫生、交通、生活服务状况、社会风尚和社会治安秩序等。居民生活质量逐步提升，体现在客观生活条件的改善和主观的生活满意度提高。生活质量提高客观条件主要有物质保障、居住和生活条件、环境等方面。因主观资料缺失，选取反映客观条件的生活质量指标，如消费水平、居住条件、环境条件、健康条件等。具体指标包括人均可支配收入、恩格尔系数、居民消费水平、平均预期寿命、人均生活用电量、人均生活用水量、人均住宅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万人公共汽车数。随着城镇化推进，城镇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公共服务能力不断得到增强，生态环境持续得到改善，城镇化运行效率也会进一步提高。 　　二、 评价模型与结果分析
　　（一） 区域划分及数据采集
　　选取全国31个省市区作为评价对象，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海南、辽宁、福建、江苏、浙江、河北、山东、天津、广东、北京、上海；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安徽、山西；西部地区包括西藏、云南、内蒙古、广西、贵州、青海、宁夏、重庆、新疆、甘肃、陕西、四川。各项指标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人口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等公开出版资源。数据采用或核算均用2001—2010平均值或平均增长速度，这样可以避免因个别年份数据缺失对目标研究的偏颇。
　　（二） 指标权重
　　层次分析法，亦称为层次权重解析法（AHP），主要是通过建立层次模型、构造判断矩阵、同层次求单权重等步骤计算并确定各层次构成要素对于总目标的权重。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建立层次模型。根据条理化、层次化，将问题构造出一个层次分析的结构模型，将复杂问题分解成各个元素，这些元素又按其属性分成若干组，形成不同层次，同一层次元素作为准则对下一层次的某些元素起支配作用，同时它又受上一层次元素支配。根据层次模型，第一层为目标层，即人口城镇化质量发展水平；第二层为准则层，即协调质量（关系）、生存质量（能力）、发展质量和生活质量；第三层为网络层，由24个具体指标组成，见表1。
　　第二步：构造两两判断矩阵。在确定指标之间的层次结构模型之后，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每一个层次的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判断其优先程度，即要确定某一层次目标A中各元素相对重性，从而构造判断矩阵，如表2。表2构造判断矩阵
　　AB1B2B3…BnB1b11b12b13…b1nB2b21b22b23…b2nB3b31b32b33…b3n………………BnBn1Bn2Bn3…Bnn
　　本步骤，采用专家咨询法来求得判断矩阵，专家按照bij的评价规则反复的回答问题，即相对于上层的指标，下层的元素两两相比，哪个更为重，重要多少，其评价规则如表3。因为该判断矩阵具有依据阵对角线对称性质，所以，只需判断上三角的元素，矩阵中bij>O；bji=l/bij。例如，相对生活质量水平之下的城镇人均住宅面积和城镇人均用水量的重要性，相关专家认为，城镇人均住宅面积比城镇人均用水量介于相当重要和略微重要之间，可以评价为4，则城镇人均用水量与城镇人均住宅面积相比则为1/4。为得到切合实际的评分，本文咨询了研究城镇化领域的专家，因篇幅有限，评分结果未一一列出。表3标度及其描述
　　相对重要程度aij
　　Relative Importance Degree定义
　　definition解释
　　Explanation1同等重要二个属性同等重要时取值3略微重要稍感重要5相当重要确认重要7明显重要确证重要9绝对重要重要无疑2，4，6，8两相邻判断中间值两相邻判断值难以确定时取折衷
　　第三步：求权重。对于表2 中n×n阶的判断矩阵B=（bij），可以求解判断矩阵BW=λmaxW的最大特征值λmax和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W=（W1，W2，…，Wn）T，其分量即为n个元素或指标的权重。求解该计算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W多种方法，这里用近似求法：
　　w—i=n∏nj=1bij，i=1，2，…，n（1）
　　wi=w—i∑nj=1w—i（2）
　　这里的wi即特征向量W的第i个分量，即权重。
　　第四步：进行一致性检验。设一致性指标C.I.为
　　C.I = （λmax-n）/（n-1）（3）
　　其中，λmax=∑ni=1（BW）inwi，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
　　用该指标与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进行比较，得出检验系数CR，即CR = CI/RI。其判断标准是：只要CR<0.1，就可以认为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经过一致性检验，我们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见表1。
　　（三） 指标计算模型
　　一是指标层指数无纲量化处理。比较过程中，三级指标单位不同，必须对其进行无纲量化处理，以使各指标具备比较分析基础。当三级指标变化对二级指标变化产生积极作用时，为正向指标，值越大，人口城镇化质量发展水平越高，公式为：
　　lnx′i=ln（xi-min（xi））-ln（max（xi）-min（xi）） （4）
　　当三级指标的变化对二级指标的变化产生消极作用时，为逆向指标，值越大，人口城镇化质量水平越低，公式为：
　　lnx′i=ln（max（xi）-xi）-ln（max（xi）-min（xi）） （5）
　　其中，xi表示i地区原始数据，min（xi）表示原始数据中所有样本的最小值，max（xi）表示原始数据中所有样本的最大值，这样经过变换后的x′i有着统一的量纲，所有数据位于[0，1]。
　　二是准则层指数计算。因每一组二级指标由多个三级指标构成，还需对二级评价指标进行函数构造，即协调关系指数δC、生存能力指数δE、发展质量指数δD和生活质量指数δL，以δC为例，计算公式为：
　　lnδC=ln（W1x′1+W2x′2+......+Wnx′n） （6）
　　其中，n代表协调质量水平下二级指标个数，Wi为权重。同理，可计算出δE、δD和δL。
　　三是目标层指数计算。人口质量城镇化质量水平综合函数模式如下：
　　PU=δCWC+δEWE+δDWD+δLWL （7）
　　其中，PU代表人口城镇化质量水平综合得分，其中，WC、WE、WD、WL分别为协调关系指数、生存能力指数、发展质量水平指数和生活质量水平指数权重。为便于比较，计算出来的各地区综合得分乘以100，使其介于[0，100]。 　　（四） 结果分析
　　1. 综合比较
　　计算结果见表4，我国人口城镇化质量发展水平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图1我国人口城镇化质量及城镇化率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一是人口城镇化质量发展整体水平较低，且发展质量低于人口城镇化率。我国人口城镇化质量发展指数为3685，同期，人口城镇化率为4331，这说明人口城镇化发展质量跟不上城镇化率发展速度，见图1。城镇化并非简单的城市空间扩张，更不是仅追求统计数据的城镇化率，而是在提升城镇化率的过程中，应注重实现有质量的城镇化，将城镇化由数量扩张型转向质量增长型。
　　二是三大区域呈现明显的阶梯型分析，空间差异较为显著。区域分布看，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质量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较为落后，人口城镇化质量发展指数依次为4780、3662、2925，这种情况与我国城镇人口分布及人口城镇化率的总体格局保持一致。东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先行区域，包含较多优化开发地区，而这些区域开发密度已经较高，在经济发展与当地资源环境矛盾凸显情况下，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故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更加注重城镇化质量。
　　三是区域内人口城镇化质量发展水平不平衡。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质量发展水平最高的三个地区分别是上海（5902）、北京（5680）、广东（5327），发展质量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高于东部平均水平；东部地区排名后三位的地区分别为福建（4169）、辽宁（3517）、海南（3056）。中部地区，人口城镇化质量发展前三位是山西（5071）、安徽（3983）、河南（3870）；后三位分别为湖南（3390）、吉林（2782）、黑龙江（2464）。西部地区，四川人口城镇化质量水平最高，质量指数为4206，甚至高于东部的福建、辽宁和海南，西藏人口城镇化水平最低，仅为1599。
　　2. 指标层比较
　　一是协调关系指数。人口城镇化与工业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同步协调一致，是人口城镇化高质量的重要体现。我国人口城镇化协调关系平均指数为3240，东、中、西部地区的协调关系平均指数分别为4084、3984、2492，我国人口城镇化协调关系较差。这种原因主要是相对于工业和非农业化发展水平，我国总体人口城镇化水平较为滞后。从各省市区观察，山西、河北、山东、安徽、四川等五地的人口城镇化协调关系较高，而北京、上海、广东协调关系较差。前文分析提及，影响人口城镇化协调关系的主要因素有IU比值、NU比值及人口城镇化经济增长速度协调指标。山西、河北、安徽等五地IU比值位居全国前十位，分别达到072、094、086、075、067；NU比值分别为159、178、171、172、172。同期，北京、上海、广东的IU比值分别为032、051、067；NU比值分别为113、122、143。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当人口城镇化、工业化、非农业化较为协调一致时，IU比值NU比值都接近标准值，按此标准判断，山西、河北等五地目前人口城镇化水平偏低，表明这些省份农村尚有大量从事非农生产的劳动力未能向城市聚聚，所以相对工业化和非农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偏低，广东表现也是如此。而北京人口城镇化水平偏高，说明从事工业化和非农化劳动力几乎全部集中在城市，还有相当数量的农业人口也聚集北京地区，导致人口城镇化水平偏高。此外，之所以山西等地的人口城镇化质量较北京等地区要协调，其原因是人口城镇化经济增长协调度较高，人口城镇化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趋于收敛，北京等地人口城镇化增长速度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
　　二是生存能力指数。我国人口城镇化生存能力平均指数为3612，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4930、3648、3148。其中，全国有17个省市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占全国的5484%，前三位分别是北京、海南、上海；14个省市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占全国的4516%，后三位分别是宁夏、贵州、西藏，可见，我国人口城镇化生存能力水平较低。从影响人口城镇化生存能力因素看，全国仅有3059%的城镇人口实现了职业非农化，也即仍有大部分城镇人口从事着与农业生产经营相关的职业，东部地区的北京、上海、海南的城镇非农业人口就业比重较高，分别为7327%、8186%、5709%，而西部地区的广西、云南两地城镇非农业人口就业比重仅有1902%、1755%，目前仍有一半省市区的城镇非农业就业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平均水平为41%，10个省市区高于平均水平，最高为辽宁（491%），其余省市区低于平均水平，最低为北京（159%），海南较低（341%），而上海较高（444%），位居全国第二位。由于我国多数省市区经济结构调整带给从业人员的转岗压力，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问题依然突出，城镇人口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从城镇低保人口数量看，全国有377%的城镇人口被吸纳为低保人口范围，21个省市区高于平均水平，最高为吉林（951%），10个省市区低于平均水平，最低为（029%），上海、北京分别为323%、108%。从城镇职工社会保障参保率看，全国城镇人口中有2524%人参保，13个省市区高于平均水平，最高为上海（6082%），18个省市区低于平均水平，最低为西藏（877）。从社会保障支出比重看，全国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占财长支出平均水平为1262%，19个省市区高于平均水平，最高为海南（2270%），12个省市区低于平均水平，最低为浙江（513%）。伴随越来越多进城的农村户籍人口，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消费行为等方面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也在面临新的挑战，需要在更高层面和以更大强度加快推进城镇统筹步伐，在人口城镇化过程中，不断提升城镇人口生存能力。
　　三是发展质量指数。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质量平均指数为4413，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5277、4406、3694。其中，全国有13个省市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占全国的4194%，发展质量排名前三位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18个省市区低于这一水平，占全国的5806%，排名后三位分别是青海、云南、西藏。从影响人口城镇化发展质量因素看，全国城镇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0年，15个省市区高于平均水平，最高为北京（1115年），其次是上海（1059年）、陕西（1054年）、天津（1051年）；16个省市区低于平均水平，排名后三位分别为重庆（938年）、云南（899年）、西藏（551年）。西部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直接导致劳动力综合素质低，就业竞争力弱，也就很难适应城镇中那些要求比较高的非农产业，不仅客观上成为该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障碍，而且增加了在城市生活的难度，影响到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从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看，全国平均水平为26947人，17个省区高于平均水平，最高为天津（49638人），其次是陕西（44999人）、北京（38987人）；14个省市区低于平均水平，排名后三位的是广西（19620人）、云南（19431人）、青海（15203人），陕西在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万人在校大学生数均处于高位。从医疗卫生条件看，全国万人医生人数仅为3254人，19个省市区高于平均水平，排名前三位的是山西（5676）、四川（4639）、山东（4465），12个省市区低于平均水平，最低为西藏（448人）。从接受现代知识、获取信息资源看，全国万人互联网用户数为267779人，13个省市区高于平均水平，最高为上海（497269人），其次是北京、天津、广东等地；18个省市区低于平均水平，最低为内蒙古（162835人）。从百人图书馆藏书量看，全国平均水平为4545册，11个省市区高于这一水平，最高为上海（40559册），20个省市区低于这一水平，最低为安徽（1269册）。从城镇居民消费构成看，全国教育娱乐支出占总消费性支出平均比重仅为1347%，11个省区高于平均水平，最高为北京（1615%），其次是上海、浙江等地；20个省市区低于平均水平，最低为西藏，城镇教育娱乐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仅有641%。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全国平均水平为3140%，19个省市区高于平均水平，最高为北京（6713%），12个省区低于平均水平，最低为云南（2171%）。所以，我国在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城镇户口子女所受教育、文化休闲、就业服务、劳动报酬等方面在区域上存在较大差异，并在促进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化不均等现象突出。 　　四是生活质量指数。我国人口城镇化生活质量平均指数为3700，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5068、2839、2714，可见，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生活质量不仅远远低于东部地区，而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致使我国人口城镇化生活质量水平整体偏低。其中，全国仅有8个省市高于平均水平，分别为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江苏、天津、山东，仅占全国的2581，%，也就是说全国仍有7419%的省市区人口城镇化生活质量水平有待提高。从人口城镇化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看，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水平为1205594元，8个省市高于这一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的前四个地区分别是上海（2079699元）、北京（1937176元）、浙江（1797354元）、广东（1612508元），23个省市区低于平均水平，最低为甘肃（886757元）。收入决定消费，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886477元，8个省市高于平均水平，最高为上海（1528527元）、其次是北京、广东、浙江。人口城镇化与恩格尔系数之间有着紧密的负相关关系，即恩格尔系数越高，人口城镇化生活质量越低。目前，我国恩格尔系数平均水平为3696，高于和低于平均水平的省市区各占一半，最高为西藏（4714）、最低为内蒙古（3149），北京、上海两地的恩格尔系数均低于平均水平。从平均寿命看，全国平均为7312，17个省市区高于平均水平，最高为上海（7920），14个省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最低为西藏（6627）。在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方面，全国市辖区人均日生活用水量为19477升，14个省市区高于这一水平，最高为广东（28457），17个省区低于平均水平，最低为内蒙为（11101）。在城镇居民生活用电量方面，全国市辖区人均生活用电量为36698千瓦时，12个省市区高于平均水平，最高为上海（85510千瓦时），19个省市区低于平均水平，最低为甘肃（22154千瓦时）。在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方面，全国平均水平为2564平方米，16个省市区超过平均水平，最高为江西（3326平方米），15个省市区低于平均水平，最低为青海（1968平方米）。在城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方面，全国平均水平为807平方米，13个省份高于平均水平，最高为山东（1067平方米），18个省份低于平均水平，最低为西藏（408平方米）。在公共交通情况方面，全国万人公共交通车辆为902标台，14个省市区高于这一平均水平，最高为北京（2197标台），17个省市区低于这一平均水平，最低为山西（562标台）。
　　三、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人口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全国及31个省市区的人口城镇化质量作了综合评价，发现：第一，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质量整体水平较低，城镇化质量滞后于城镇化率发展速度。第二，三大区域的人口城镇化质量水平从东向西呈现出明显的高—中—低的“阶梯型”分布，且各区域内部城镇化质量发展不均衡。第三，从准则层分析看，协调关系、生存能力、发展质量和生活质量均高于全国同类指标平均水平的有山东、江苏、天津和浙江等四个省市；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贵州、宁夏、重庆、云南、广西、内蒙古、西藏等7个省市区，而北京、上海等两地的生存能力指数、发展质量指数、生活质量指数虽处在全国前三位，但两地的人口城镇化与工业化、非农化及经济增长等水平或同步协调关系较差，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我国城镇化正面临深入发展的历史机遇，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应努力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实现由量到质的转变。基于以上的分析结论，可得出如下一些对策建议：
　　第一，推动人口城镇化与非农业化的协调发展。城镇化和非农业化密切相关，非农业化推动城镇化，城镇化促进非农业化。要实现人口城镇化与非农业化同步发展，一是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就业非农业化水平。中西部地区处在工业化初期或中期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较快，非农人口就业比例提升较快，对人口城镇化带动作用较强；东部地区工业化处在后期发展阶段，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非农业就业增长带动效应更强，直接影响到人口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地区具有土地、能源资源、劳动力等优势，应引导和促进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地区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在继续推进工业化发展过程同时，应重视加快服务业和各种现代服务业发展，以创造更多非农就业机会，实现人口就业结构的非农业化转变。二是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步伐。同时，农村工业化发达地区，应向小城市道路迈进，将从事非农产业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三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扫清人口城镇化制度障碍。发展新型城镇化道路应与户籍制度改革同步而行，要逐步放开大中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
　　第二，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构建城乡一体社会保障体系。人口城镇化质量水平落后地区，应在推动人口城镇化进程中，，进一步完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险参保率。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方面，根据不同人群和经济收入状况，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多个缴费平台，使医疗保障制度覆盖城镇就业人口、城镇非就业人口、农村居民和城乡困难人群；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方面，制定和完善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制度，打通新农保与居民养老保障制度之间连接，实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障制度相互转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老有所养问题，解除进城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扩大失业保险金使用范围，建立失业保险缴费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失业保险的“保生活、防失业、促就业”作用；完善工伤保险参保政策，重点推进和鼓励高风险企业如矿山、建筑等参加工伤保险，将进城务工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另外，还要建立城镇落户农民工的住房保障体系，保障性住房在一定条件下向此类人群倾斜；进一步将城镇困难群体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并根据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适时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第三，推进区域内教育均衡发展，为城镇化进程提供人力资本保障。城镇化既是农业人口向城镇集聚的过程，也是资源深度开发利用、产业结构演进、生产布局更加合理、经济发展形成新的格局的过程，教育对推进人口城镇化发展具有极为重要作用，而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的兴起，对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以教育推动人口城镇化建设，应成为各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先行目标。这就要求：调整优化农村中小学布局，加快薄弱学校改造，改进区域内学校办学条件；加强城乡学校之间、城镇优质和薄弱学校之间教师交流，均衡师资力量配置；统筹区域间学校管理资源，东部地区应发挥对中西部地区学校的帮带作用，通过结对帮扶等措施，尝试“以强带弱”、“捆绑发展”等不同发展模式，实现用东部地区优质师资的教育理念和管理经验带动中西部地区薄弱学校管理水平。此外，中西部地区应对教育投入实施必要的放松管制、扩大准入，对于基础教育，要增加政府投入，确保城镇化聚集过程中力争教育公平，对高等教育要鼓励企业投资办学，形成民间融资热潮。
　　第四，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及城镇人口不断增加，人们对生活和环境质量要求不断提高，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是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的重要手段。我国大部分地区生活质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原因主要是基础设施不完善，功能不健全，与居民群众的需求不相适应。这就要求：一是各区域应依据自身经济水平，结合城镇功能、特点和地区特色，制定和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体系，并适时调整和完善规划目标及内容，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城镇基础设施如城镇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文化休闲广场等配套设施的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二是要拓宽投融资渠道，加大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城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各种配套性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各地区在力争国家投入基础上，应积极发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作用，建立符合市场化运作的投融资平台，鼓励和引导民资以投资、合作、联营、参股、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镇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责任编辑：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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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关键词：我国人口城镇化质量发展的空间差异研究，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