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进程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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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209期
〔文章编号〕1002-2031(2012)12-0023-07
城市问题2012年第12期
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进程的回顾与展望
殷江滨李郇
〔摘要〕以区域经济增长、人口流动与城镇化演进的关系为主线,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进行了回顾,揭示
了在区域经济增长影响下,人口流动的特征及其对区域城镇化产生影响的动态机制。在此基础上,展望了中国城镇化的未来,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将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趋势。而随着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和外出劳动力回流步伐的加快,欠发达地区城镇化有望获得快速发展,并形成以县城为中心的县域城镇化格局。
〔关键词〕人口流动;城镇化;中国;回顾;展望〔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体而言,城乡移民是城镇化水平
提高的主要来源。一项关于1950-1970年代16个发展中国家城镇人口增长来源的研究发现,城乡移民对城镇化的贡献率在33%-76%之间,平均水平为58%
[4]
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已上升为国家的重大战略。推进城镇化战略,是扩大国内需求,调整经济结构和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并成为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
[1]
。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
中国的大规模城乡人口流动对城镇化的推进来,
1978-1999年产生了巨大影响。已有研究表明,
间,中国从农村向城镇的人口迁移占城镇人口增长总量的75%
[5]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新时
期。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下文简称为“六普”2010年全国常住城镇人口为6.66亿,数据)显示,
城镇化率达49.68%,比2000年上升了13.46个百分点
[2]
。“六普”2010年,数据显示,全
[2]
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2.61亿,比2000年“五普”数据增长了81.0%务工人员。
人口流动是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经典的二元结构模型将欠发达经济区分为落后的农业部门和发达的工业部门。随着资本积累不断增多,
,其中,绝大部分为农村进城
。
城镇人口的增长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主要有三种途径:农村人口向城镇的移民、农村地区转变为城镇地区的行政区划调整和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
[3]
。
〔作者简介〕殷江滨(1985—),男,汉族,江西九江人,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经济与经济地理;李郇(1964—),男,汉族,江西南昌人,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城市经济与城市规划。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871066)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珠江三角洲农村城市化转型研究。〔收稿日期〕2012-06-08〔修回日期〕2012-07-04
城市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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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工业进一步扩张,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工资更高的城镇迁移,由此促进区域城镇化的发展
[7-8]
收入不断增加,在改革初期国家资金极为短缺的情
况下,农业剩余成为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
[16]
。可以说,人口流动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状况。而在珠三角等地,凭借政策、人缘和地缘
的风向标,同时也对城镇化进程产生了显著影响。
在流动人口的区位选择上,中国与其他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向城市迁移有所不同。在我国,除迁向城市以外,乡镇企业和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导致农村地区成为许多农村劳动力迁移的重要目的[9-11]
,地由此推动了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这种流动人口在区位选择上的多样性增加了中国城镇化发展
的复杂性,并对中国城镇化模式与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
本文以1990年代中期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进程分别展开回顾与讨论,在此基础上梳理区域经济增长、人口流动和城镇化演进的关系,进而揭示在区域经济增长影响下,人口流动规模、方向等特征变化及其对区域并在新的趋势和背景城镇化产生影响的动态机制,下对中国城镇化的未来进行展望。
优势,通过“三来一补”等形式,来自港澳的外商投
[10,17]
。资也极大地参与了当地的农村工业化过程与此同时,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将原有的社队
企业改为乡镇企业,并实行乡办、村办、联户办和户办四个轮子一起转,直接促成了乡镇企业的崛起。于是,在政府政策的鼓励下,乡镇企业在原有的社队企业基础上,通过利用民间资本和外商投资,充分发挥农村劳动力丰富的优势,进而得到了快速发展。在1980年代,农村工业年平均增速一直保持在20%以上,1984年以后,其中,增速一直在30%以全国乡镇企业已达2000多万个,上。到1991年底,
[18]
“三分天下有其一”,在国民经济中已是并产生了以集体经济为主导的苏南模式、以外向型经济为主
导的珠江模式、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为主导的温州模式等诸多农村工业化模式。
为什么企业会萌芽于乡镇甚至村,而不是城市?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而城市土地为国家所有,受国家分配,长期以来工业由政府投资,所需资源包括土地、原材料等由政府统一分工厂职工享受低工资标准下的各种福利待遇,这配,
些约束条件使由农民投资创办的乡镇企业不可能在
[19]
城市中布局。而在以外资为主导的乡镇企业中,由于乡镇企业以规模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技术含量低,在交通条件均质化条件下,小城镇凭借在土地、税收等方面的灵活优惠措施,对外资更具吸引
从而形成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工业力,化格局
[17,20]
二1978-1990年代中期:短距离
迁移为主,小城镇为主导的农村城镇化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全党全社会的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并将市场机制引入传统计划经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国民经济从此步入快速发展期,城镇化进程显著加快。而乡镇企业和农村工业化的蓬勃发展导致农村人口流动以短距离迁移为主,并形成了改革开放初期以小城镇为主导的
[12]“自下而上”的农村城镇化模式。
。
率先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1978-1988年10年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1.5亿亩,总产
[13]
量却增加了1亿吨,平均亩产提高了75斤。农业的快速增长为城镇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剩余农产品,同时也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根据农业部门1985年,的调查,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0%-50%,绝对规模在1亿人以上,如果再加上被抚养人口,则总数可达2亿[14]
人。由于此时城市改革尚未全面展开,以及国家对发展大城市可能带来的诸多城市问题尚存顾[15]虑,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成为改革初期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
经历了农村改革后,农业商品率稳步提高,农民·24·
农村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
机会,加之国家对建制镇设置标准的放宽,人口流动的控制开始缓和,从而形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离
1978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转移模式。据统计,-1988年,我国国家招工的农民为1110万,而在各[19]
类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达到9000多万人。镇成为当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最主要目的地,以
1982-1987年,广东省为例,镇吸纳了乡—城迁移人口的41%,城市吸纳了33%,县城则吸纳了
26%[21],这一时期人口迁移以短距离迁移为主,长迁移尚不多见,省际年间迁移人数及迁移率分别在100万人和1‰以下[14]。
“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转移模式促使了以小城镇为主导的“自下而上”农村城市化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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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通过鼓励农民进镇投资建设,鼓励农民自理口粮进镇办厂、经商等方式(农民造城),许多地区,涌现出一批“农民城”如浙江的龙岗镇、天津的大
[22]
邱庄、河北的白沟镇等。这一时期全国农村建制镇数量和非农人口比重均呈快速增长之势。建制镇数量从1978年的2173个猛增至1996年的18171个,建制镇非农人口占全国市镇非农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32%增长到1996年的42.6%[11]。全国
[23]
城镇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此期间,农村城镇化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
1980年,资本劳动比率为0.15万元/人,至1992
[28]
年,已上升至1.32万元/人。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导致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下降,由此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长距离迁移开始增多,“民工潮”现象开始出现。
三1990年代中期至今:长距离迁
大城市为主导的快速城镇化移为主,
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国家全方位开发开
放格局的形成,中国经济不断融入全球化进程。沿海地区依靠区位优势及自身经济基础,获得了快速
人口迁移在空间上表现为以跨省、跨发展。相应地,
区域的长距离迁移为主。外来人口的涌入不仅促进
了沿海地区经济的繁荣,也推动了沿海城市的快速发展,外来人口向大城市的迁移模式逐渐主导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沿海大城市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990年,上海浦东实施开发开“南巡”邓小平讲话后,改革开放进放战略;1992年,
程走向深入。在第二次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外资大举进入我国。与1980年代港澳资本主要投资轻
这一时期,电子、汽车产业等成为消费品行业不同,
投资的重点。这些投资在选址过程中,市场规模和
[29]
集聚经济占考虑因素的比重逐渐增大,因而在空
[30-31]
。1998间上,表现为向更大城市转移的趋势
年,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获得了外商在华投资
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与
地区间农村工业化发展程度的差异直接相关。1996年末,东部地区建制镇数量占全国总数的41.55%,中西部分别占23.04%和22.03%。东部地区平均每个建制镇镇区总人口为5003人,中西部分别为4683人、3410人;镇区平均面积东部2.4平方公里,中部与东部相同,西部则为平方公里。此外,在拥有
财政收入等方面,东部地区也都明显高的企业数量、于中西部地区
[24]
。
建国以来,国家一直强调限制大城市规模,积极
发展中小城市。1980年代后,小城镇的蓬勃发展以及学术界的大力提倡与推崇,更使得小城镇成为我国城镇体系中国家最支持和最重视的一个层次。此外,,小城镇道路的战略思想也被纳入了国家城市化
[25]
导向性政策体系。小城镇被看作农村人口向城市转化过程中的蓄水池,并肩负着解决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带动农村经济、协调城乡关系、化解农村深层次矛盾、最终实现农村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
[9]
使命。
然而,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近二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农村城镇化的许多问题逐渐凸显,并开始引起各级政府及学术界的反思。其主要问题有:人口的地域转移滞后于职业转移,城镇化水平明显低于工
[26][12]业化水平;工业和居民点布局分散,产业集聚效应低,造成了部分非农产业人口不能完全享受城
总量的52%
,这与改革开放初期港澳资本在珠
[20]
三角地区的分散化布局明显不同。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在引导外资布局、改造城市空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80年代末开始,中央对城市改革力度逐渐加大。随着一系列的法令、条例的颁布,城市土地逐步由无偿使用向有偿使用转变。政府可通过协议、招标或拍卖等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高新技术园区、工业开发区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并成为吸纳外资的主要载体。1994年开始实
“分税制”“财权上收,,施的改革,通过事权下放”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增大,而土地作为地方政府可自由支配的经济资源,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最
[33]
有力的保障。城市空间开始迅速发展和重组,旧城改造方兴未艾、新区建设日新月异、中心商务区更
[34]
是成为城市发展的新潮流。
当本地乡镇企业就业吸纳能力下降时,经济更为活跃、就业机会更多的城市和沿海地区便成为劳
·25·
[32]
市化带来的福利增加;用地粗放,耕地流失严重、环
[27]
境污染及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等。
1980年代中后期,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通过国营企业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城市的经济活力不断提高,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得到增强。与此同时,乡镇企业经历了资本的快速积累过程。由于进入门槛低以及社区政府的推动,乡镇企业向工业部门的过度进入和不断升级的投资,使乡镇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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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流动的主要选择。1990年代后,人口流动格局逐渐表现出农村人口向大中城市流动和内地人口向
[35-36]
。1982年,沿海地区流动的趋势规模最大的10个城市吸纳的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的
1990年上升为17.04%,2005年达比重为11.86%,到23.65%
[37]
长,总数达到299.8万,比1990年增长848.58%,年
均增长25.23%,占全市外来人口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到70.01%
[41]
。城市近郊外来人口的集中促进了
城市空间的郊区化扩展。以上海为例,正是大量外
使全市近郊区的人口密度迅速来流动人口的进入,
上升至每平方公里1500人以上,从而成为市区的一部分
[36]
。中小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中
小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纳能力明显减弱。
人口流动格局的改变促进了沿海大城市的快
[23,36]
,速发展大城市逐渐主导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1998-2008年间,我国200万人以上的城市
100万-200万人的城市和数量增长了一倍以上,
50万-100万人的城市数量分别有30%-40%的
5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数量有明显增长。相反,的下降
[38]
。此外,日益活跃的人口迁移也增强了区域
促进了区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内城市间的联系,
发展,为大都市区的形成提供了要素支撑。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量的人口迁移促进了城
镇化水平的提升,但由于户籍制度,特别是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城乡居民福利差别的限制,大部分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被称为城市人口的农民工,仅仅是实现了职业上的转换,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城市居民身份,不能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其社会福利仍维持在原有的农村水平,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等也未发生大的转变,并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42]“市民”。据人保部以及国家统计局调查,2009
。
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丰富了城市的劳动力市
场,缓解了大城市劳动力结构性不足的矛盾,减轻了城市劳动力的抚养压力。劳动力资源丰富是中国资
农村剩余源禀赋结构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的释放不仅促进了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也
吸引了大量境外劳动密集型企业投资设厂。尽管1990年代后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外资企业逐渐增多,但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仍是外商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
[29]
年,外出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29.8%、38.4%和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8.2%、和11.3%
[43]
。此外,流动人口在子女教育、医疗、
。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增加了
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也面着临诸多限制。以子女教育据估计,目前义务教育学龄流动儿童的数量在为例,
2000万以上,他们散落在各个城市角落,许多儿童接受的义务教育水平甚至低于农村
[44]
城市的劳动力供给,丰富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促进
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建筑餐饮、加工制造等简单体力劳动大多数本地人不愿参与,越来越多外地劳动力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本地劳动力的空缺
[35]
。
。由于外来人口以年轻人为主,
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在社会福利以及收入水平
“城中村”方面的悬殊推动了的形成,并成为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独特的城市空间类型
[45]
他们的到来不仅改善了城市的年龄结构,延缓了
城市的老龄化进程,还提高了城市劳动人口的比重,使得城市总人口的抚养比下降,抚养负担有所
[39]
减轻。
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还促进了城市空间的郊区化扩展,并加快了大都市区的形成。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郊区化成为大势所趋。对于流动人口而言,郊区尤其是近郊区是其进入城市的最有利区域,这里交通便利、生活成本低。加之城区工业的近域扩散和近郊住房建设都为外来人口创造了
[40]
因而近郊区成为城市外来人口较多的就业机会,
2000年广州外来人的主要集中区域。以广州为例,
口数量达到428.2万人,比1990年增长662.99%,年均增长22.53%;中心区外来人口增长较慢,年均增长13.12%,占全市外来人口的比重由1990年的29.04%下降到13.05%;而近郊区外来人口迅猛增·26·
。城中村的
户籍制度等原因,更与形成尽管有城乡二元的土地、
外来人口的大规模进入密不可分。由于收入水平较
多数流动人口不甚注重居住条件,而是将价格低低,
廉作为选择居住地的首要标准。在这种市场背景带来的需求和制度背景带来的供给机会共同作用下,城中村快速发展起来
[46-47]
。城中村这一城市“异
[48]
在空间形态、功能结构和演化机制上都具质社区”
有明显不同于城市主流社区的特征
。作为城市
内部形成的一种城乡居民分割的居住空间形态,1990年代末以来,城中村存在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主要问题体现在:建筑形态及布局的密
集混乱;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缺乏;内部居住环境日益恶化;大量外来人口导致居住人口混杂、治安秩序混乱等
[46]
。这些问题表明,现阶段我国的城镇化
[42]
仍是质量不高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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