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居民部门债务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发布时间：2021-03-08 20:26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居民部门面临的高债务问题有所加剧,不过已有研究尚未给予充分的重视。本文通过对人口老龄化进程进行更细致地分析,提出人口老龄化过程应该分为"劳动人口占比上升、老年抚养比上升"与"劳动人口占比下降、老年抚养比加速上升"两个阶段。正因如此,理论上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债务的影响将会呈现非线性的特点,即当人口老龄化率超过某一水平后,对居民部门债务的推动作用会明显加速。进一步地,本文基于1960—2017年41个主要经济体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债务确实存在非线性影响,当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2.3%之后,其对居民债务的影响明显增强。第二,对于"未富先老"经济体而言,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债务的影响更大。考虑到中国已进入到老龄化进程的第二阶段,并且呈现出典型的"未富先老"特征,因而必须提前对居民部门的债务风险做好防范措施。 

【文章来源】：经济学动态. 2020,(04)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5 页

【部分图文】：

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两阶段”划分示意图

从图2可以看到,全球经济体尤其是高收入经济体(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更为完整)的人口老龄化进程都可以划分为上述两个阶段。以高收入经济体为例,1960—2017年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率从8.7%上升至17.7%,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剧。不过在2008年之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仍然处于持续上升的状态,从1960年的62.4%升至2008年的67.4%,据此可以判断,这一时期属于人口老龄化的第一阶段。2008年之后,高收入经济体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开始下降,到2017年已降至65.7%,可见2008年之后高收入经济体才迈入了人口老龄化的第二阶段。从老年抚养比的变化,也可以识别出这两个阶段的明显区别。在第一阶段(1960—2008年),高收入经济体的老年抚养比平均每年增加0.172,而在第二阶段(2009—2017年),高收入经济体的老年抚养比平均每年增加0.528,年均增幅显著加快。既然人口老龄化可以依据老年抚养比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变化划分为两个阶段,那么对人口老龄化与居民部门债务之间的影响机制分析也应据此展开。第一,分析老年抚养比对居民部门债务的影响,这也是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的影响机制。老年抚养比上升主要会增加家庭在保健与医疗等方面的养老支出,从而导致部分家庭面临入不敷出的情况,增加了借贷的可能性(郭新华等,2015;周利、王聪,2017)。事实上,生命周期假说也蕴含了上述影响渠道,该理论指出理性的个人或家庭会根据一生全部的预期收入安排消费与储蓄,以实现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效用最大化。因此,对个体消费者来说,储蓄倾向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成年期储蓄倾向高,以备老年期的消费,到老年期储蓄倾向下降。该行为的宏观效应是,随着一国老年抚养比的升高,储蓄率将呈现下降趋势(Loayza et al,2000;王德文等,2004;陈彦斌等,2014)。储蓄率下降的结果是家庭部门更加需要依赖借贷来应对收支缺口,从而抬高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刘哲希、李子昂,2018)。因此,老年抚养比上升会推动整个居民部门债务规模的扩张。考虑到在人口老龄化的第二个阶段,老年抚养比的上升速度会更快,所以带来的影响也会更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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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3071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