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非对称性与中心性对和平及合作的影响：对南亚区域合作障碍的分析（1985-2012）

发布时间：2017-11-04 23:03

  本文关键词：地区非对称性与中心性对和平及合作的影响：对南亚区域合作障碍的分析（198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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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中再次出现了区域一体化的趋势。目前,这一趋势主要表现在经济层面,以促进地区的合作与和平的持久性。但南亚地区的情况与该趋势相反,成就甚微。本文试图以“非对称”理论为视角,从印度在南亚地区的优势地位出发,分析区域一体化在南亚遭遇的困境。(本文运用了“中心性”这一概念,以说明富裕中心向周边地带,或从内向外传播思想、文化、宗教或政治哲学的区域关系结构；就政策方面而论,中心地区对周边地带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非对称性”和“中心性”是南亚地区的重要特征。在南亚的非对称性中,规模与实力的差距产生了各方不同的思维,从而导致相互间的误解(沃麦克)；而这种误解的风险,由于“庞然大物”的中心地位,更造成了恐惧。打个物理方面的比方,较小的物体总是按规律围绕较大的物体,而印度就是南亚地区非对称体系中的巨大“物体”。谈到南亚地区的非对称性和中心性,以及印度的优势地位,无论新旧的区域一体化理论都是有所回应的,但方法存在区别。传统的区域一体化理论侧重考察轴心式的安全同盟,如巴基斯坦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和中央条约组织(CENTO),美国在全球范围形成的优势及其对地区不对称现象做出的调整努力。尽管这种理论与南亚的现实存在互补可能,但并没有为巴基斯坦和该地区脆弱的权力平衡带来实质性的改进。相反,印度依靠其绝对的优势,追求在它领导下的区域认同,这种认同包括对其经济潜力和政治权力的承认；它曾经成功地推动了“不结盟”运动,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次主角”,尽管没有正式加入冷战中美苏阵营的某一方,却还是较为倾向于苏联。因此,南亚最大和第二大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路径选择,阻碍了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导致双方在安全利益方面发生冲突。值得注意的是,“新区域主义”理论在不对称性和中心性方面也有明显的影响力。巴基斯坦于1971年在孟加拉(东巴基斯坦)的失败使印度变得空前自信,这也是印度与周边国家成功进行一系列双边谈判的原因,包括与巴基斯坦的《西姆拉协议》(1972)、与孟加拉国的《友好合作与和平条约》(1972)以及吞并锡金(1975),都展示了印度作为南亚地区强国日益增加的实力和影响力。由于区域内实力的不对称,南亚各国外交都深刻地受到了印度的影响甚或控制,这使它们试图通过制度建设来限制印度在南亚地区的优势地位,以图在区域内部的强权与小国之间取得一种象征性的平等；例如,孟加拉国率先提出了区域集体认同的想法,该想法意在联合地区小国以制衡不对称的强权,“新区域主义”理念开始实践于南亚地区。自从印度独立于英国的殖民统治,这个国家就在追求“亚洲”“亚非”等区域认同,这种追求最终演变成“不结盟”运动,以便于新德里攫取区域内的领导地位。印度主导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是第一个带有南亚认同色彩的区域组织,尽管该组织的提议来自该地区的小国。但在印度与周边国家互相怀疑的环境中,印度仍会以怀疑的态度看待“南盟”,因为它预见南盟内部协同行动的小国是为了限制印度的权力,这也可以解释南盟的发展为何会如此缓慢。从南盟的议程和“一致决策”原则以及不结盟原则中排除双边问题来看,地区强权强调它具有限制周边邻国行为的最高权力。而且,当初建立南盟的动力也逐渐被一系列安全问题破坏,例如印度向斯里兰卡派驻“维和部队”(1987-1990)、对尼泊尔实施经济封锁(1989)、对马尔代夫进行军事干预(1988)以及对克什米尔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1990)。可以看出,非对称性已造成地区强权阻止小国在区域内寻求集体安全,而这一安全问题又对进一步的地区合作造成了障碍。以此类推,接下来是区域一体化第二阶段以失败告终,这是大小国家之间在经济及安全关系上的脆弱性和风险性所致。地区的非对称性压制了小国的选择权利,特别是在巴基斯坦的失败经历影响下,其他小国的机会窗口也已经关闭。尽管它们的确有合作的需要、渴望以及相应的合理要求,但由于深陷怀疑、误解的恶性循环,南亚国家可能不会发展出更高层次的一体化成果。也有人提出在一个超国家权威(南盟)下,使有关国家在相互同意的领域奉行共享主权的主张,但恐怕这也难以实现,因为南盟的一体化程度与同类地区合作组织相比仍然较低。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南亚的区域合作关键在于缩小该地区的非对称性,以维持内部的平衡。然而,由于印度优势地位所导致的中心性增加了该地区的非对称性,印度也将受惠于这一不对称的现实。这一现实有着对大国和小国的双重教训,即对于不对称的状况,必须设法实现常态而不是相互关系的稳定。为了非对称的常态化,大、小国家都要遵守尊重和自主原则。强国的权威不可挑战,对其要尊重；小国的自主权同样也不应该受到威胁。从南亚的角度来看,有关水资源分配的各种条约、不对彼此的核设施予以攻击的协约、弹道导弹飞行试验预先通知的协议、军队调动的预先通知等协约是在非对称关系中,最能够体现尊重和自主原则的突出案例。与此同时,这为在其他领域中实现未来的相互合作与理解前景开创了先河。第一章将对本文进行整体的介绍。首先,通过分析区域一体化来阐述南亚和平与合作的前景；其次,对如何加强区域一体化和后冷战时代出现的区域组织现象进行讨论；再则是进一步探讨南亚的区域一体化问题和前景。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寻求可行的答案：为什么区域一体化在南亚难以实施?南亚地区合作联盟的困境究竟出在何处?为此,不同于通常的解释——即用硬实力平衡的视角和安全中心论的研究方法对南亚地区的不稳定现象进行解释,研究的重心则是以论述非对称性理论和中心性理论作为框架来分析南亚国家间缺失地区合作、一体化程度不高的原因。除此之外,第一章还对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应用的方法和研究意义进行说明。第二章分析南亚地区内部的非对称关系——印度与诸小国。作者认为这些关系需要按双重视角进行理解,即视角从所认定的强国到弱国；然后再从认定的弱国到强国进行双向观察。使用沃麦克的既有理论,再结合中心理论来解读南亚地区存在的非对称性现状,有利于评价小国与大国之间如何克服不安全感、无用的认知以及相互批判的风险。除此之外,本章追溯印度在与其周边较小国家的纠纷中体现出的霸权自信与非对称的影响。关于印度对外关系中形成的非对称性和中心性的起源及其详细分析从1947年开始到1985年南亚地区合作联盟的建立,它解释了印度的每一步行动是如何引起邻国有意识的密切关注的,尤其是这些邻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印度强权的受害者。第三章通过比较印度早期与该地区其他国家在若干领域的非对称性,来定位印度在南亚地区的非对称性和中心地位。在此基础上,运用沃麦克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非对称性理论进行探讨,同时借用中心性论点来进一步说明印度在南亚的地位。不同于中心论和“中心—边缘”理论,结合南亚地区印度中心性与非对称性特点,试图重新定义在区域范围内的中心概念。这说明中心性是印度独特的核心特征,这赋予印度作为文化、宗教、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心的地位以及地理上与其邻国进行交往的条件。因此,本章确定印度的非对称性和中心性作为即将讨论的话题——即印度在南亚地区的区域对抗、合作和区域权利角色的作用。换言之,这一章挖掘了印度在南亚形成不对称性和中心性的根本原因。第四章是关于南亚区域主义和区域一体化的文献综述。首先,从区域和区域主义的定义问题入手,对现有文献进行简要回顾。虽然,“区域”和“区域主义”如此深入地相互嵌入以致难以分开讨论,但是为了理解这两个概念以及区域形成、区域主义和区域化的过程,深入的探讨仍然是必要的。其次,探讨“新”、“旧”区域主义以及区域主义与区域化的区别。最后,进一步探讨整个南亚地区。印度从独立前就已经开始渴望在南亚得到更大权力,而这方面努力应该追溯到亚洲关系会议时期,印度得以举行一次关于印度尼西亚问题的国际会议,继而举办“万隆会议”；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地区大国对更大领导权的渴望。本章划分了“冷战”中前期与冷战后期(20世纪80年代)区域主义浪潮的区别。有人声称,两者都是为了寻求针对区域非对称性的稳定性,但这是从区域内小国角度出发。本章又对南亚地区一体化的需求、范围和合理性进行评价,并且为在随后的章节中进一步讨论打下了基础。第五章分为三个主要的部分。第一部分是以70年代安全环境的变化为基础,探讨南盟的成长及其演进,同时解释南亚第一大国(印度)和第二大国(巴基斯坦)在地区合作上的缓慢效率和不合作态度。这说明非对称性如何引起不同的观点,特别是当小国试图通过制度来制约大国时,其他小国怀疑这种愿望后面的非对称性。因此,不同的行为主体在非对称环境中追求不同的手段来应付非对称性这一现实。本章把南盟峰会的重大发展纳入到学术探讨中,同时进一步探讨其宪章、目标、原则和组织结构。然后再通过比较视角解读导致印度在南亚的非对称性和中心性地位。显然,印度的非对称性和中心性胜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主要国家。然而,事实已证明印度是一个恶劣的霸权国,尤其是在20世纪70、80年代,它的权势曾经导致该地区小国的恐惧和怀疑。最后,通过比较社会经济指标,评价南盟机制在地区经济与和平方面做出的贡献。最后,结论再次审视本文研究的问题,同时把印度作为非对称性和中心性因素,指出其构成导致南亚地区一体化功能失调的主要原因。本文提出,把非对称常态化作为减轻该地区各国之间不信任和误解的补救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把不对称常态化应用到南亚地区实为古杰拉尔主义的扩展版,无论是针对印度周边的大国还是小国。一系列的单方面和以非互惠为基础的行动均由非对称的强国提出,并以持续的耐心建立信任,同时消除小国对大国的怀疑。当然,同样的责任落在那些试图通过区域外部手段来寻求稳定的小国身上,它们必须认识到南亚的非对称现实不是短暂的、可以轻易改变的;除此之外,南亚的非对称还伴随着中心性这一不可忽视的权力因素。任何试图借助区域外力量的短期战略,都只会阻碍缓慢进展中的区域一体化进程。有鉴于此,南亚各国不分大小,只有克服了非对称性陷阱,才能有意愿推动相互理解与信任。着眼于促进区域合作和一体化为唯一的最高目标：即实现区域稳定、和平与合作。
【学位授予单位】：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6
【分类号】：D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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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1141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