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机制研究

发布时间：2021-04-11 20:10

  本文研究的是法律视角下防治恐怖主义国际合作机制构建的可行性。当代恐怖主义的变化趋势使得应对恐怖主义的模式出现了巨大的革新：一方面,用传统犯罪学框架下的犯罪预防模式和事后惩治的方式已经不足以应对恐怖主义的发展变化,因此,应对恐怖主义的模式需要从单纯的事后打击向着总体防御的趋势转变。另一方面,反恐已经很难在一个国家内部或者一个区域之间有效实现,防治恐怖主义国际合作机制的构建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法律规制下的系统性的防治恐怖主义国际合作机制的构建成为应对恐怖主义的一项重要选择。而有效的防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有赖于对基本国际准则的遵守。不论是国家主权原则的捍卫,联合国主导原则的确立,国际合作原则的坚持,还是人权保障原则的实现,都是防治恐怖主义国际合作机制建立的基石,是人类社会能够放弃基于民族、宗教、种族的偏见,实现反恐合作最大公约数的必要条件。应当倡导何种形式的防治恐怖主义国际合作机制?如何将这种合作机制纳入法律的框架进行规范,从而最大限度的限制单一大国主导的国际反恐秩序所带来的危害?为了解决这两个疑问,本文用五章的篇幅,从法律的视角,分两个层次诠释防治恐怖主义国际合作机制的构建问题。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为第一层次,是对当前国际反恐秩序的剖析和反思,探讨的是单一大国主导的依赖战争模式的反恐体系,以及依赖司法机制的区域性合作体系的现实性缺陷；第四章和第五章为第二层次,研究的是防治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实践性对策,探讨的是构建一个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防治恐怖主义国际合作机制的整体设想。对于当前国际反恐合作秩序的思考和讨论,使得构建系统性防治恐怖主义合作机制的必要性得以彰显。而当前反恐国际秩序的漏洞,是进行系统性防治恐怖主义程序构建的逻辑前提。因此,从逻辑角度来看,第一层次为第二层次的逻辑前提,而第二层次探讨的产生是第一层次因素存在的必然结果。第一章探讨的是恐怖主义的基本范畴。本章从恐怖主义的本质和基本要素入手,区分恐怖主义同一般的刑事犯罪以及战争的异同,明确恐怖主义的基本定义,分析恐怖主义的基本类型、历史上几次恐怖主义高峰的各自特点及其出现的深层次原因,进而分析当前恐怖主义发展变化的趋势。这一章节是所有理论论述的起点,恐怖主义的历史源起和不同时期的表现特点,是当前反恐国际秩序产生和形成的主要原因,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探讨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和沿革特点,是建立防治恐怖主义国际合作机制必要性的逻辑前提。第二章和第三章运用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式,对当前反恐国际秩序进行探讨和反思。从理论层面来看,恐怖主义不能仅被单纯的视为一种犯罪,同时还兼有思想范畴和意识形态层面的特点。从犯罪预防的角度来说,如果将恐怖主义视为犯罪,则武装行动应当能够削弱恐怖主义的活动能力,对恐怖主义的发展起到遏制作用,也正因如此,防治恐怖主义的框架从来不排斥使用暴力,但是不论是应对国内恐怖主义还是国际恐怖主义,在防治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中,仍应当有必须坚持的国际法基本原则。美国和俄罗斯是恐怖主义外患和内忧的典型代表,两国都秉承强硬的反恐政策,但是从本质上说,两国所倚重的武装打击模式性质上具有根本区别：美国的先发制人策略实际上是对主权国家的军事行动,而俄罗斯对车臣武装分子发动的战争,仍在一国主权的范围之内。作为当今反恐国际秩序的领导者,美国的反恐策略体系具有参考价值。从司法模式来讲,美国国内有完整的反恐法律体系,有多部门联动的反恐应对机制；从武装打击模式来讲,美国有明确的反恐指导思想,有系统的反恐战略策略；从反恐的策略体系来讲,美国的反恐策略贯彻法律、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领域,确保各项反恐行动都是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进行,且不论这种“法”是否具有国际性的认可度。问题就在于,美国的这种反恐策略体系能够有效的确保自身的国家利益最大化,但是却必然突破国家主权原则的界限,而国家主权原则恰恰是防治恐怖主义国际合作的重要基石,这种冲突扩散开来,必然破坏反恐国际合作机制的实现。国际社会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体系的不足之处,因此,很多的国际组织也试图通过司法合作的模式来实现防治恐怖主义的合作机制,但是时至今日,统一标准的恐怖主义定义仍未明确,这种针对恐怖主义具体行为的条约规范和区域性的合作模式,显然难以能应对恐怖主义迅速而又强劲的发展势头。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联合国主导下的防治恐怖主义国际合作机制的构建进入理论探讨的视野。在第四章的论述中,文章将结合联合国目前的反恐机构框架和反恐公约立法,对构建联合国主导模式下的反恐国际合作机制的可行性进行探讨。这一模式实际上兼具美国反恐模式战略化的视野,倡导综合性的防御体系；同时吸收上海合作组织的反恐模式的经验,探讨防治恐怖主义国际合作作为一种长效机制存在于不同的主权国家之间,在国际组织之内有效运行的可行性。包含战略设计和实践性规范两个具体层面。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防治恐怖主义国际合作机制的确立,实际上是将对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应对模式从单纯的事后惩治向系统性的综合防治模式转变的过程。恐怖主义作为一项系统性的社会思潮,具有自身的理论体系,因此,应对恐怖主义的战略设计应当首先将应对恐怖主义的策略视为一项体系性工程。从具体的恐怖组织名单的建立,到反恐融资监控体系的确立,到实践性规则层面上实时信息情报交流机制的完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机制的突破,再到反恐过程中人权保护规则的实施,防治恐怖主义的战略考量应当贯穿反恐的所有阶段。因此,在第五章,本文将具体探讨实践性规范层面的可行性措施。包括如何确定防治恐怖主义的全面纲领,将国际条约和规范性原则内化为国内法的可行性探索,反恐警务合作机制的实时模式和相应的国内配套机制的运行,以及国际刑事司法层面对于“政治犯不引渡规则”的突破和“或引渡或起诉原则”的贯彻实施方式。最后,还将就反恐过程中人权保护机制的运行进行探讨。最后,文章还将对防治恐怖主义国际合作机制的构建对于我国国内反恐机制的设立,以及在国际反恐秩序中的地位定位进行讨论。恐怖主义挑战的是全人类的道德和生存底线,任何冤屈和借口都不能成为恐怖主义辩解的理由。只有突破大国垄断下的国际反恐秩序,建立联合国主导原则下的防治恐怖主义国际合作体系,才能使得整个国际社会有效的突破基于政治、宗教、民族等不同所带来的偏见,这符合人类社会应对恐怖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的后发国家所应当倡导的国际立场。
【学位授予单位】：复旦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4
【分类号】：D815.5


本文编号：1535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