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变迁、责任协调与中美关系的未来

发布时间：2016-12-01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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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变迁、责任协调与中美关系的未来 投稿：江口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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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玮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年09期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5)05-0058-21

 

　　 一 引言

 

　　 随着中国日益崛起，它与世界的相互适应成为重大时代课题。一些不负责任的美国政客甚至有影响力的学者，大肆炒作中国崛起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冲击。他们认为崛起国在力量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会不满意现状，进而提出修正国际秩序的主张，并与霸权国发生冲突、进行对抗，甚至爆发战争。①极端的观点认为中美对抗不可避免，必须为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做准备。②显然，这些观察是非常片面的，但是它们的破坏性影响却不容低估。本文将批判这些观察家所依据的权力转移理论，并提出一项修正性的分析框架。

 

　　 从本质上讲，权力转移理论坚持了“唯地位论”的国际关系观。按照这种观点，行为体的首要关注是权力地位，而“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state)”试图改变自身地位，这构成国际体系不稳定的主因。③该理论忽视了国际社会发展和国际秩序变革的必然性。事实上，即使崛起国安于现状，国际社会还是会继续发展，国际秩序也持续处在变革当中。而这一过程中，对于守成国与崛起国如何协调行动，权力转移理论并没有提供一个解答。权力转移理论虽试图解释国际体系的变迁，却没有为引导国际体系变迁提供任何有效途径。

 

　　 针对权力转移理论的不足，本文将从以下方面予以修正。这里把责任协调引入对守成国与崛起国关系的分析当中。责任协调是指守成国与崛起国就国际责任的分配形成共识的过程。国际关系现实表明，国际社会发展和国际秩序变迁内在地要求崛起国承担更多、更大的责任。相应地，也只有具备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的崛起国才有可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这样，守成国和崛起国就有了协调国际责任的需要。这种共同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和双方因地位之虑而引发的紧张局面。更重要的是，守成国与崛起国的责任协调，能够推动大国政治走出不冲突、不对抗的新路，使国际体系的演进不再以大国对抗为首要特征，也使国际治理结构主动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成为可能。④

 

　　 在这里，权力变迁和责任协调是塑造守成国与崛起国关系的两种基本机制。权力变迁确实会让守成国与崛起国关系趋于紧张。但是，责任协调能让守成国与崛起国关系趋于合作。其中，权力变迁是一种结构性因素，责任协调是一种过程性因素，它们各自都存在解释局限，但它们的结合能强化理论的解释力。结构性解释的优势是采用简约的结构来说明问题，其劣势是容易陷入“宿命论”的困境。过程性解释的优势是从动态演化的视角看待问题，其劣势是容易导向“不可知论”。这里包括了结构性因素和过程性因素，相对于单一的结构主义观点有更强的解释力。

 

　　 在经验层面，笔者期望本文所提供的解释能经受不同历史经验的实证检验。因此，这里将“国际政治的时代性”⑤作为一个条件变量予以考察。现代以前的国际关系活动中，责任协调的空间不大，权力变迁决定着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关系。权力转移理论可以较好解释这一段历史。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公共问题凸显，责任协调的重要性也日益加强，权力变迁与责任协调共同决定着守成国与崛起国关系的发展。笔者期望所提出的理论框架能超越权力转移理论的观点，既可以解释早期英美关系的对抗属性，也可以解释当前中美关系的协调属性。

 

　　 后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指出权力转移理论的逻辑缺陷和解释局限。第三部分剖析国际责任如何促成大国之间的协调。第四部分构建一个综合解释框架，用权力变迁和责任协调的机制来解释守成国与崛起国是走向冲突还是合作。第五部分回顾英美在美洲的交往历史，揭示权力变迁中长期存在的风险。第六部分考察中美关系因时代变化而出现的机遇，并对中美协调与合作的可能性做出展望。第七部分是简短的结论。

 

　　 二 反思权力转移理论

 

　　 在国际政治领域，权力斗争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权力界定利益的世界里，获得和维持利益需要追求权力。权力的不平衡增长让行为体的实力对比不断发生变化。而实力对比的变化又会诱发权力关系的变革。权力关系从一个状态变成另一个状态意味着发生了权力变迁，⑥而不论其属于微调或是巨变，也不论它是渐进的或是突然发生的。权力变迁作为一种体系变革现象，是静态的结构现实主义所不能解释的。于是，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随之兴起。关于该理论的逻辑链条，奥根斯基(A.F.K.Organski)和亚采克·库格勒(Jacek Kugle)总结如下：“金字塔顶端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此前是英国，目前是美国，今后或许是俄罗斯或者中国。处在次一级的是所谓的大国。大国和主导国的差异，不仅在于各自影响他国行为的能力，也在于它们从国际体系中获益的水平。大国固然非常强大，但还是弱于主导国……强大并且不满足的国家，通常是在国际体系已经确立、体系红利也分割殆尽之后才成长起来。这些新贵丝毫没有参与过现有秩序的缔造，而主导国及其随从也无意分一杯羹给新来者。挑战者遂寻求在国际社会中确立新的位置，以符合它们对自身权力的认知。经过了权力膨胀，而且预计仍将持续增长，它们有理由相信，它们终将匹敌甚至超过主导国，而当主导权能带来更大收益和威望时，它们在国际事务中将不甘久居人下。”⑦

 

　　 于是，权力转移理论认为，主导国和崛起国权力持平(power parity)会让外部世界进入一个动荡乃至冲突的状态。用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话说，“当主导国家迫使别国按自身意愿行事或者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不断下降时，当崛起国不断要求变革现有体系以符合其权力地位和利益诉求时，争执不下的僵局将会出现，而谁将成为体系的主导就有可能成为武装冲突的诱因”。⑧

 

　　 从知识积累的角度看，权力转移理论将体系变革纳入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能够促进知识进步。但是，由于存在一系列的逻辑缺陷，权力转移理论的解释力是有限的，甚至带有误导性。如果忽视这些逻辑缺陷，就会得出权力变迁必然导致大国冲突的结论。这正是今日很多人认为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的原因所在。因此，只有对权力转移理论展开系统批判，降低战略分析家对这一概念框架的依赖，才能纠正他们有关中美关系的一些偏见。

 

　　 首先，正如小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和戴维·韦尔奇(David A.Welch)所指出的，“修昔底德以来的史学家和政治观察家一再提到，迅速发生的权力转移是大国冲突和霸权战争的主要根源之一。然而，人们对于权力转移的描述和重要性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分歧”。⑨这也是权力转移理论存在的一个内在缺陷。我们知道，理论是对现实世界的抽象概括。一项理论如果不能对它所反映的对象形成统一描述，那么理论分析的对象也就无法固定下来。而由于分析对象的不确定，也就很难进行复制研究和再生检验。因此，该理论的“逻辑一致性”就会受到质疑。⑩

 

　　 其次，权力转移理论在逻辑推理上的另一缺陷是后此谬误(post hoc fallacy)，即看到一件事发生在另一件事之后，就认为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权力转移理论的核心命题是权力持平将导致国际冲突。实证主义者还进一步归纳出，一国实力如果相当于另一国的80％-120％，即可视为权力持平。(11)但事实上，国际冲突发生在权力持平之后，并不意味着就是权力持平的结果。为了确立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主义者开始用统计分析工具来检验并修正权力转移理论。(12)实证研究表明，除了权力持平这一因素之外，有多种其他因素可以解释大国间战争，例如地理因素。事实上，权力持平的国家对(dyads)当中，邻国之间的冲突最有可能升级为战争。(13)

 

　　 即便忽略以上问题，权力转移理论的经验有效性也存在疑问。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的统计研究表明，崛起大国和主导大国即便涉入战争，也是倾向于攻击弱小的第三国和正在衰落的大国，而不是相互对抗。历史上，崛起国和强国几乎不发动针对主导国家的战争。反过来讲，主导国家也不经常攻击大国，它们更愿意通过进攻弱国来扩张或显示实力。(14)

 

　　 重要的是权力转移理论是从唯地位论的角度看待世界格局变迁的。按照传统观点，权力转移的过程就是国际地位或者支配地位发生变更的过程。由于国际地位是一种稀缺品，支配地位则更是珍稀品(premium)，自然不缺乏追求者和竞争者。正如冷峻的人类学家所说，我们具有两种形式的进攻性：一是寻求建立在一块地方的领地权，二是谋求确立并维持在社会等级系统中的支配地位。(15)因此按照传统观点，一旦大国处在权力变迁过程当中，它们之间的关系自然而然也会高度紧张起来。

 

　　 然而，如果就此断定权力变迁必然导致冲突，就是对人类理性的自我矮化。在国际关系史上，权力变迁确实导致很多激烈的冲突，有些甚至演变成惨烈的战争。但是，大国关系史上有不少场合，一些看似迫在眉睫的冲突也是在最后时刻得到了避免。权力转移理论过分关注实际发生了的冲突，而忽视了那些被避免了的冲突。对于冲突被避免的现象，传统理论关注的并不多，冲突被避免的机制更是无从谈起。实际上，就连吉尔平也承认，挑战者如果谋求国际体系的微调，则有可能通过国家间谈判来实现。(16)可见，冲突和对抗并不是唯一的出路，谈判和妥协是另一种出路。

 

　　 那么权力转移在什么情况下会诱发大国冲突，而大国冲突在什么情况下又能够得到避免？在这一问题上，权力转移理论有一个核心推论，认为“现状国家”通常会安于现状，至多也只是要求国际体系的微调；反之，“修正主义国家”非但不安于现状，还寻求国际体系的巨变。这就是说，国际社会中一旦出现了“修正主义国家”，它与主导国家的冲突就变得非常有可能。这样，如何甄别“修正主义国家”就成为一个核心议题。(17)

 

　　 需要说明的是，“修正主义国家”作为一个政治标签，反映了主导国家的意志，而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学术概念。事实上，只要得到主导国家容忍，如德国在苏台德地区，再如日本在远东，它们就不会被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反之，一国如果触动了主导国家敏感的神经，就会被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从而招致全面的围堵，如朝鲜战争后的中国。(18)可见，“修正主义国家”是由主导国家来定义的。而权力转移理论也因此主要是从主导国家的角度出发看待外部世界的。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有必要从后发国家的角度予以修正。

 

　　 三 国际责任与大国协调

 

　　 在结构主义盛行的国际政治研究中，国际体系被简化成权力格局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等级体系。这种出于理论简约性的做法，对于解释现代以前的国际体系非常有价值。但是，对于当前国际体系，这种描述却显得过于简化。当前所处的世界，权力结构、制度体系与观念谱系相互嵌套，彼此交织，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19)在这个社会系统里，单一行为体的活动空间逐渐缩小，集体行动、协同发展的空间日益扩大。因此，行为体国际地位的取得，不单单需要攀上权力的“雅各布之梯”，还需要成为国际治理体系的责任主体。

 

　　 一国如果不愿承担国际责任，如“二十年危机”中的美国，其国力再强也不能取得领导地位。相反，只有当一国有能力也有意愿承担责任时，如二战后的美国，其余国家才会认可其领导地位。正如王立新所说：“在80年前，美国对领导地位并不艳羡，尽管它完全有谋取这一地位的实力。美国甚至不顾英国的‘禅让’和其他大国的‘推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世界经济大萧条中两次拒绝接过领导世界的‘权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朝野才决心担负起领导世界的重任。”(20)国际责任与国际地位如影随形，撇开国际责任讨论国际地位就会以偏概全，得出片面的结论。因此，有必要将国际地位和国际责任结合起来予以讨论。故而，不同于传统理论只关注权力分配和地位变迁，这里认为国际责任的再分配也是影响主导国与崛起国关系的核心议题。

 

　　 权力变迁确实会引起大国地位的变更，但也是后发国家充实国际力量的过程。于是就出现了主导国与崛起国协调责任的共同需要。一方面，主导国家能够从现有国际秩序中获益，(21)自然会尽力维持现有秩序，因此也不排斥崛起国做出贡献。例如，美国在“索马里事件”之后遭受了严重的国内批评，在国际维和问题上裹足不前，迫切需要其他国家来承担起“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另一方面，崛起国只有具备了责任胸怀并且愿意成为责任主体，才有可能赢得主导国的尊重并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例如，冷战后中国持续加大对国际维和事业的投入，其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形象深入人心。可见，当主导国家维持秩序的能力下降，无法继续有效提供公共物品时，后发国家扩大参与就显得尤为必要。这就是说，主导国能力下降，并不像传统观点说的那样只会诱发地位争夺，它也会形成责任协调的需要。

 

　　 对主导国和崛起国而言，地位是共同之所好，而责任是共同之所恶。如果不加以引导，主导国与崛起国会面临两种困境：一种是地位之争直至演变成霸权战争，(22)另一种是推诿责任从而造成体系僵化和国际失序。无论出现哪一种困境，都意味着国际体系的功能失调，对国际社会而言也意味着时代悲哀。对于前一种困境，当前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而对于后一种困境却关注不多。但恰恰是后一种困境，才是和平年代最容易出现也最不易解决的系统难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就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还远离国际事务。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大萧条的出现便是由于各国不良的货币政策以及美国不愿意充当领导者而引起的。(23)简言之，英国无力维持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而美国又不愿意承担新的责任。(24)于是，英美等国都选择了以邻为壑的自助手段，并最终酿成了大萧条的恶果。美国在当时具备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却不愿承担领导责任。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美国孤立主义情绪限制了它对国际责任的承担。于是，国际政治经济活动由于缺乏有效领导而陷入困顿的境地。

 

　　 相比美国当初的不情愿，中国一直以负责任的大国要求自己。20世纪90年代，日元价值大幅下滑，进而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诱因。在当时，亚洲国家竞相让本国货币贬值，不约而同地加入出口竞争的行列。对于这种情况，中国没有像西方国家所渲染或亚洲国家所担心的那样以邻为壑。相反，中国不仅没有加入出口竞争，还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立场，通过扩大从亚洲国家的进口，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恢复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可以说，中国不仅具备责任意识，也愿意承担责任。这种责任胸怀和大国担当也成为中国能够和美国实现协调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且，在当今时代，新兴国家和守成大国作为两个群体也得以实现协调。历史上新生力量必然受到压制，因为它们有触动传统势力利益的潜能。(25)时代的发展让“地球是平的”成为目前国际社会的共通理念。虽然利己主义依旧主导着行为体行为，但是，责任担当、使命意识也成为个体行为的驱动。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并不能做出有效应对。此种情况下，二十国集团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协调国际经济活动的主要机制。事实表明，新兴经济体的加入显著提升了国际经济协调的效益。相应地，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没有陷入冲突，而是实现了合作，并实现了部分权力的转让。在这一进程中，发达国家转让部分经济权力的同时，也卸去了一些沉重的国际责任。(26)

 

　　 类似的场景，不同的结果。当今的“二十国协调”和20世纪的“大萧条”从正反两个方面揭示出，权力变迁中不仅涉及地位转移，同时也涉及责任转移。在权力变迁过程中，国际责任的协调和再分配让后发国家不经冲突而进入国际舞台中心成为可能。这种以责任归属为基础的国际协调，能够充实国际力量并加固国际体系，从而为缓和崛起国与守成国关系提供可靠路径。

 

　　 四 地位竞争与责任协调的关联博弈

 

　　 主导国与崛起国关系不可能只有权力关系的变化而没有国际责任的变化，也不可能只有国际责任的变化而没有权力关系的变化。这两种变化是同步发生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当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时，权力关系该不该或者能不能保持原有形态、如何适应变化了的实力对比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另一方面，随着主导国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相对下降，国际责任的转嫁也会成为核心议题。因此，围绕国际地位与国际责任，主导国和崛起国会展开漫长的讨价还价过程。

 

　　 基于这一认识，下文将阐述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主导国和崛起国共同引导相互关系的可能性。从一般意义上说，主导国家虽然排斥地位转移，但是欢迎责任转移。主导国家的目标是在不损害自身地位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分派责任。(27)与之相反，崛起国追求地位转移，同时规避责任转移。崛起国的目标则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地位而最低可能地承担责任。(28)因此，主导国和崛起国在目标上的冲突，而不是权力转移理论所主张的权力持平，才是导致双方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

 

　　 反过来讲，如果这种目标冲突能够得到控制和解决，主导国与崛起国的关系的对抗属性就会有所降低。毫无疑问，主导国和崛起国都试图让相互关系朝着自己期望的方向发展。为此，它们需要对交往的过程进行干预和调节。至于干预和调节的方式，不同国家有不同偏好，也面对不同的管理任务，因此会选择不同的管理途径。总体上讲，行为体的管理途径可以归纳为两种基本模式。

 

　　 一种是容易冒犯他者的权力政治模式，它寻求建立的是“强制秩序(imposed order)”。(29)在权力政治模式下，管理就是发号施令和强化控制。在这个意义上，管理活动就是管理者把行为法则施加给被管理者。由于这种管理方式具有侵入性，因此，正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所言：“在国际上，管理者可能不喜欢它所面临的烦恼和危险，而被管理者也可能不喜欢那些管理者以及产生的后果。”(30)

 

　　 按照这种模式，行为体关注的是国际权力结构，其行为目标是取得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在各环节的行动中，行为体在乎的是相对收益，这就决定了其战略规划具有高度进取性，而进取性的目标设定又必然要求有进取性的组织方式与之相适应。历史上，争夺主导地位的大国都寻求在等级化的霸权秩序中，通过严密的指挥来贯彻自身的意志，追求领导权威的集中化。(31)总之，权力政治模式是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控制机制，为了取得满意的结果可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

 

　　 另一种是与他者保持协调的相互依赖模式。用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的话说：“要限制纷争并避免激烈的冲突，政府间的政策必须做出相互的调整。通过一些特别的措施或者建立和维持国际机制，在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能与其他国家的利益保持充分的协调。”(32)由于要兼顾别人的利益，因此，管理者不仅要约束被管理者，也要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而由于它寻求建立“协商秩序”，因而也容易被接受。

 

　　 简单来说，相互依赖模式关注国际事务参与，追求绝对收益。这种稳健型的目标设定会要求稳健的组织方式与之相适应。因此，它主张国际权威的多元化(33)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寻求通过平等协商以实现国际体系的扁平化发展。另外，相互依赖模式重视责任的分配，期望通过集体行动解决共同难题。概言之，相互依赖模式提供了一种过程控制的视角，注重通过机制建设来改良国际互动的土壤，并通过惩戒违约来禁绝不良行为。

 

　　 综上，权力政治模式和相互依赖模式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权力政治模式是一种强调国际地位的竞争型战略，相互依赖模式则是一种强调国际责任的协调型战略。因国家偏好不同，所处环境不同，这两种模式都会成为备选策略。由于主导国和崛起国管理的努力会相互遭遇，因而会形成一种交互式的策略互动。

 

　　 在这里，“社会进化理论”提供了一个深入分析的视角。(34)按照这种观点，1945年以前的世界可以称为“米尔斯海默的世界”，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主导的时代。在这一阶段，竞争型战略是大国的偏爱，因此，新旧大国的竞争型战略相互遭遇，导致了“大国政治的悲剧”。相反，1945年以来的世界则是“杰维斯的世界”，是防御性现实主义主导的时代。在这一阶段，大国竞争的成本升高，竞争型战略不再是大国的必选战略；同时，大国协调的空间增大，协调型战略开始进入大国的战略组合(strategy portfolio)。

 

　　 具体而言，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权力政治模式是主导国和崛起国共同的占优战略(dominant strategy)，(35)帕累托低效的全面对抗会成为“占优战略均衡”。这是因为，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各国有一个野蛮的共识——大国不去等待别人承认，而是自己表明自己是大国。“而大国的自我显示”，如马丁·怀特(Martin Wight)所言，“是通过战争实现的，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来，一个国家的确是通过在战争中战胜另一个大国而成为大国的”。(36)在这一阶段，由于军事征服得到认可，而战争又是合法的手段，主导国会不遗余力地遏制崛起国，而崛起国也会竭尽所能把主导国掀翻在地。而且，由于斗争的结果是赢者通吃，这就决定了双方没有多少回旋的空间，“大国政治的悲剧”尽管不是注定产物，却也称得上是一种常态。

 

　　 在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权力政治模式不再是主导国和崛起国共同的占优战略。核武器的出现在物理条件上改变了权力互动的性质，国际机制的发展则在制度条件上使权力互动的效用变小，而武力改变现状的不得人心则改变了权力互动的观念基础。因此，权力互动的收益大大降低，且胜者的相对收益也在缩小。(37)由于权力互动的收益在下降，行为体进行权力互动的动机也就不像以往那么强烈。当然，用菲利普·桑斯(Philippe Sands)的话说，目前所处的阶段是“无法无天的世界”，国际规则“可以网住小小飞虫，却任由大鸟飞过”。(38)霍布斯文化虽然不再主导世界，但是距离康德文化主导世界还很遥远。各国虽然不再面临严重的生存威胁，却仍然面临各种潜在的不确定性。正因为存在各种不确定性，相互依赖模式很难成为主导国或崛起国的占优战略。这样，行为体的占优战略既不是权力政治模式，也不是相互依赖模式，而是它们的相互组合。(39)

 

　　 其结果是在行为体的策略集当中，权力工具的重要性下降了，而相互依赖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在面对争夺地位和协调责任的关联博弈时，行为体需要根据对手的行动做出有针对性的反应，因此，需要执行因情势而定的权变策略(contingent strategy)。长期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是“接触”与“限制”交织在一起。反过来讲，在处理对美关系时，中国也一直以“和而不同，斗而不破”为目标。换言之，由于时代的发展，行为体都选择了“两面下注”的混合策略。(40)混合策略成为占优战略之后，博弈场景会存在多个均衡点。由于双方的互动是多回合的，多个均衡点都有可能成为现实。理论上，博弈如果不是只进行一次(one-shot game)，只要进行的轮次足够多，双方就能找到稳定的解决方式。(41)

 

　　 采用“两面下注”的混合策略会产生两方面的效果。从积极方面看，主导国和崛起国可以避免帕累托低效的冲突与对抗情形。这是因为混合策略的存在，让冲突和对抗迫在眉睫时总会有一方会选择退让，如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苏联。但是从消极方面看，主导国和崛起国却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全面合作。这是因为混合策略的存在，让双方都相信只要坚持不退让，就能够迫使对方退让，因此总有一方会强硬到底。简而言之，“两面下注”的混合策略让主导国和崛起国避免了帕累托低效的场景，却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全面合作，从而让双方的收益停留在了帕累托次优的水平。

 

　　 总之，行为体策略互动会形成多种可能场景，全面冲突只是其中的一种。全面冲突是崛起国与主导国都采用竞争型战略才导致的结果，也是进攻现实主义时代的历史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竞争型战略开始失去以往的优势，协调型战略开始逐渐取得一些优势，其结果是“两面下注”的混合战略成为主导国和崛起国的互动策略。于是主导国与崛起国关系的对抗属性也相应降低，相互协调也成为新的可能。

 

　　 应当指出，守成国与崛起国的协调虽然是可能出现的，却仍然需要努力去争取。下文的案例考察将揭示出，权力变迁本身会诱发猜忌，英美两国即使是同文同种，也经历了长期的磨合。在这个意义上，权力转移理论的预期是合理的，处理当前中美关系不能忽视权力变迁所蕴含的风险。反过来讲，英美两国即使身处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也逐渐实现了新旧权力的认可。这也是处理中美关系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就中美关系而言，尽管它不具有英美关系同文同种的社会文化相近性，但是，中美两国所处的时代有了巨大变化。当前阶段，虽然国家实力仍旧是国际政治的硬通货，而中美关系也依然受到权力互动规律的约束，但不可否认的是，权力工具的价值在缩水，权力竞争的收益在降低。美俄这两个传统大国近年来使用武力受到国际非议的经历也表明，在当前的复杂国际社会系统中，动用权力不再是实现国际利益的捷径。同时，美国在面对繁重的国际责任时声言“不干傻事”，这也表现出它对新兴国家分担国际责任有了新的期待。在这个意义上，中美两国实现协调具有坚实的基础。总之，中美关系虽然没有英美关系的天然相近性，却有着早期英美关系所缺少的时代优势，加上两国有着协调国际责任的共同需要，我们有理由相信，就崛起国与守成国关系而言，中美关系可以达到甚至超过美英关系的高度。

 

　　 五 英美在美洲的权力变迁(42)

 

　　 19世纪的美国谱写了大国崛起的新篇章，为我们提供了“难以复制但可借鉴”(43)的启示。值得注意的是，近来有些关于英美权力转移的讨论过分强调这一进程的和平性质。(44)实际上，整个19世纪，英国都试图遏制美国的崛起，英美关系也因而持续紧张。(45)到19世纪末，这两个讲英语的国家才实现和解，并完成了在美洲的权力转移。这一权力变迁的全过程可以细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杰伊条约》签署为标志性事件，属于主导国强制崛起国的情形。美国独立后相当长时间里，英国在北美大陆仍然享有广泛的权利。最突出的是，英国拥有在北美大陆内河航行的自由。在1794年的谈判中，英国政府并没有在美国人所期望的问题上让步。在历史学家看来，《杰伊条约》是“英国外交的胜利”。(46)条约在美国参议院遇到空前的阻力。为挽救“濒危的”条约，联邦党人还修改了条约文本，才让它得以通过。(47)之后很长时间，英国都是倨傲地对待新生美国，而这也激发了美国抗争的社会心理。这期间，美国社会精英认为无力开战，特别是向英国开战。“因为别无选择”，美国在与英国开展外交时，不得不忍受对方的“傲慢”。

 

　　 第二个阶段以美国否决《门罗—平克尼条约》和1812年战争为标志，属于“全面对抗”的情形。1806年，英美两国签署《门罗—平克尼条约》，但条约只字未提美国开出的必须的条款。“物质损失和精神屈辱”点燃了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怒火，他否决了《门罗—平克尼条约》。(48)之后，杰斐逊及其继任者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试图维护美国权利的完整性。1812年，拿破仑下令入侵俄国，欧洲爆发全面战争，英国深陷其中。这也为美国开启了机会之窗，美国在1812年选择了战争。欧洲战事完结后，英国军队得以腾出手来对付美洲事务。但是，战争很快陷入僵局。和战场上一样，英国在谈判桌上也显示出力不从心的态势。经过近半年的谈判，两国签订了《根特条约》。条约基本上忽略了所有主要问题，而只是恢复了战前状况。(49)1812年战争后，英国调整了对美外交政策。在与美国的“小麻烦”上，英国的解决之道是不予纠缠。(50)

 

　　 第三个阶段以“门罗主义”出台为标志，进入美国进取而英国退让的阶段。19世纪20年代，英国无意在拉普拉塔(La Plata)与美国对抗。英国置身事外后，阿根廷和巴西更是无法与美国竞争。“旨在防止英国染指西属古巴事务”的“门罗主义”出笼后，英国也没有做出激烈的回应。英国所能做的就是利用它与葡萄牙的关系，取得并维持了对巴西经济的主导地位。(51)对美国贸易扩张的担心，一度激发了拉美国家建立防御性联盟的意愿。但是，尽管智利人极尽所能，仍未组织起这样的联合。(52)由于域外大国退让而区域国家无力对抗，这让美国在构筑地区秩序方面大有作为。

 

　　 这种情况在19世纪中叶出现了小的转折。1846年，哥伦比亚决定与美国签订条约以获得安全保证，从而抗拒觊觎巴拿马地峡的英国。这次引起了英国的警觉，经过交涉，美国做了退让。1850年，英美缔结了《克莱顿—布尔沃条约》。条约规定双方不得在拟议中的运河区域获取排他性的权利，不得在中美洲驻军、占领、行使管辖权等。该条约有效遏制了美国的领土野心。(53)

 

　　 19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国开始不满足于《克莱顿—布尔沃条约》规定的范围，意图在中美洲地区获得更大的疆域。对此英国最终还是选择了退让，并默认(acquiesced)了美国的做法。(54)美国内战结束后，英国明显和有意识地把北美大陆的控制权让给了美国。(55)之后，英国逐步减少了在北美的军事存在，而它对美国的定位从“潜在的敌人”变成了“有用的朋友”。(56)美西战争后，英国在美洲的霸权让位给了美国，但它坚持让美国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作回报。(57)

 

　　 总之，19世纪的英美关系显示，它们之间一直存在冲突和对抗的风险。英美两国同文同种，尚要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磨合，由此可见权力变迁过程中，冲突和对抗的风险有多高。这种局面的出现，反映出大国对抗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悲剧。在这个年代，竞争型战略是双方的占优战略，大国竞争是经常的结果，英美这两个英语国家也不例外。

 

　　 但是，反过来讲，1812年战争以后，两国都不愿意走向战争。既然它们要避免在战场上相遇，那么做出艰难选择的重任就落在了两国政治家的肩上。如果不是他们积极引导社会情绪，两国之间也许还会爆发冲突。而在长达几十年的磨合过程中，英美两国形成一项基本共识，就是避免冲突与对抗。因此，尽管始终存在着诱发冲突与对抗的因素，由于两国积极干预、调节，这些因素并没有激化权力斗争。

 

　　 六 中美协调与大国政治范式转移

 

　　 冷战后，国际格局进入一个剧烈变化的时期。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对他国命运的影响力也日益提高。美国作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游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和受益方，毫无疑问也在积极应对发展起来的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关系的走向不仅关乎切身利益，也会在更广泛领域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生活。这两个新旧权力中心能否实现相互认可，就成为一个众所瞩目的课题。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冲突与对抗的风险始终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权力转移理论的预测是有道理的，需要引起中美两国的警觉。

 

　　 但是，如果认为权力变迁必然导致冲突，并言之凿凿地称两国实力对比为80％-120％时最危险，则是非常有误导性的。历史经验表明，英美之间的关系在1806-1815年间最不稳定，对抗也最为激烈。但是，根据“战争相关性数据库(COW)”的“国家能力综合指数(CINC)”，(58)直到1824年，美国的国力还只相当于英国的10％。19世纪最后10年，美国达到了英国国力的80％-120％(图1所示)，但此时两国关系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稳定。这恰恰推翻了权力转移理论的预测。

 

　　

 

　　 图1 国力指数：美国与英国、美国与中国的比较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国家能力综合指数”自制。参见COW,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Data Documentation,Version 4.0。

 

　　 令人遗憾的是，美国的战略分析家还在运用权力转移理论来预测中美关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触动了美国强硬派的敏感神经。根据“国家能力综合指数”，，中国的实力在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美国有所下降，但是在90年代相对于美国一直在上升，并且越来越接近120％(图1)。中美国力上的接近让美国极度不适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权力转移理论获得了广泛的使用。于是在美国的政策辩论中，有关中国会变得更强势(assertive)的判断层出不穷，而中美关系的对抗性也被肆意放大。

 

　　 而在权力转移理论认为相当危险的20多年中，并没有出现激烈的美中冲突。(59)这段历史向我们提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如果“美中冲突”确实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迫在眉睫，那么是什么因素让历史的车轮在这么多年中都没有锁定通往冲突的路径？另一方面，如果不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那么又是什么因素让两国在这么多年后仍无法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制约？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是权力转移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运用本文发展的理论解释，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答。

 

　　 20世纪70-80年代是一个分水岭。中国彻底调整了管理策略，摒弃了权力政治模式，而选择了相互依赖模式。借用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的概念，1978年前中国的“第一次崛起”是非和平的，1978年后的“第二次崛起”是和平的。(60)不同于苏联，中国自发地进行了管理策略转型，这毫无疑问改善了中国的处境。但是正如国际关系史所揭示的，一方退让的情况下另一方必然会坚持。既然中国已经退让，美国便没有了退让的必要。这样，对于中国的自发调整，美国只是以“假朋友策略”(61)相回应。美国延续了权力政治的主线，小布什政府甚至称中国为战略对手。这样，中美关系就被限制在玻璃天花板之下。

 

　　 自2009年起，国际政治进入“后危机时代”，中国开始了罗伯特·罗斯所说的“第三次崛起”。此时，中美两国都出现了“错误知觉”，中国出现了过分乐观的情绪，而美国出现了过度悲观的情绪。(62)一方面，中国因为经济表现良好，开始认为美国对中国的需要逐渐上升，因此期待美国用相互依赖模式来管理中美关系；另一方面，与中国的预期相反，美国因为在经济和外交领域双重受挫，开始担心领导威望受到损伤，因此期待用“重返亚太”的战略调整来挽回颓势。中国扩大同美国合作的努力，反而被美国解读为“咄咄逼人”。而当中国致力于海洋利益保护之后，美国更是担心中国“第三次崛起”的不确定性。

 

　　 正如罗伯特·罗斯所言：“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认为，东亚海域不受该地区大陆国家的控制是维持东亚权力分配的关键，也与美国的安全利益相一致。美国与日本在二战前的冲突以及美国在东亚介入冷战表明，美国对防止任何一个国家同时控制东亚大陆和海域有持久的兴趣。”(63)按照这种观点，中国海洋力量的发展和远洋战略的提出让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面临竞争压力。美国继而出台“再平衡”战略，调动其联盟体系的普遍参与，以制约中国的“强势”。于是，中美互动不仅没有走向全面合作，反而有了隐性对抗的风险。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风险甚至还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当然，正因为权力变迁过程中的国家间关系无时不艰难，无处不凶险，才更加需要当事国慎重行事，更加需要谈判与妥协，更加需要合作与管理。通过不断的调节、干预，原本以冲突和对抗为基本特征的国家间关系才有可能向和平与稳定的方向发展。而随着进一步的调节、干预，和平与稳定的国家间关系就有了向合作与共赢方向发展的可能。唯有实现了合作共赢，才有可能构筑起广泛的社会认同。而只有实现了高度的社会认同，权力变迁才有可能不再困扰大国关系的发展。这无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两国需要正确认识它们所处的时代。

 

　　 中美两国特别是美国需要在西方—非西方权力转移的大背景下看待中美权力变迁。有学者指出，当前国际格局的基本特征是“西方主宰”，(64)但是，非西方的群体性崛起正在对这种格局构成冲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经济体的“新七国集团”在经济总量上已经超越了原来的七国集团。未来影响国际体系稳定的因素绝不仅仅是经济总量上接近美国的中国，更多的新兴经济体也应受到相应的重视。(65)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曾指出，“在当今现存的国家中，只有中国和印度，或许还有明天的巴西，具有美苏两个巨人这样的规模”。(66)美国面对的不仅是来自中国的压力，印度和巴西也会相继加入这一进程。在这个意义上，中美关系的发展也会为以后崛起的国家走和平发展道路提供参照。中美如能妥善管理权力变迁，实际上会推进国际政治模式的“范式转移”。(67)

 

　　 在推进国际政治范式转移的过程中，两国需要面对的一个紧迫问题就是改革和完善国际治理机制。对中美双方来讲，就中国参与规则制定达成谅解又是重中之重。当前中国所处的阶段与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时期的美国非常相似，有积极参加国际事务的意愿，但总是受到冷漠对待。就像当初威尔逊的主张遭到英法冷落一样，中国倡导的一些国际关系原则也在受到美国的冷落。当然，就像美国在威尔逊之后回归孤立主义传统一样，中国也会面临国内听众的强大压力。正如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所指出的，“当参与的失望感、挫折感剧增时，参与的热情也会消退”。⑤而如果中国不再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那么在21世纪也不是没有再现“二十年危机”的可能。所以，美国当从自身的经验思考如何处理中国参与规则制定的议题，而不是仅仅要求中国按照既定的规则行事。

 

　　 综上所述，中美处在两国权力变迁的自然阶段，也处在西方—非西方权力交替的关键时刻，更处在国际治理体系变迁的重要节点。国际体系的时代性演化，淡化了中美地位之争的色彩，也凸显了中美协调的重要性。迄今为止，两国对变迁中的中美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管理。然而，美国作为守成国的事实没有变，中国作为崛起国的事实也没有变。未来很长时间，中美两国仍然面对着地位之争和责任协调的双重博弈。为了实现对中美关系持续有效的管理，两国需要不断降低权力工具的价值，也需要不断提高责任协调的价值。

 

　　 美国从自身经历不难发现，主导国长期压制会让崛起国的积怨加深，迫使崛起国在机会允许的情况下选择对抗。通过反事实(counter-factual)推理，如果1806年的《门罗—平克尼条约》能适当照顾美国的关切，也不至于遭到杰斐逊总统的否决。美国也不至于在国力只有英国1/10的情况下，在1812年选择同英国开战。直到1816年，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还预言说，“英国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朋友，直到我们成为它的主人为止”。(69)美国若是不想让中国变得像19世纪的美国，就需要避免让自己变得像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

 

　　 另外，美国需要包容中国的成长。美国长期宣称欢迎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美国需要证明自己不是叶公好龙，需要避免用处理同苏联关系的方式来处理对华关系。在处理中美关系时，美国需要摈弃用联盟体系围堵中国，从意识形态上孤立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上抵制中国的新冷战思维。美国应当认识到，以“假想敌”或是“假朋友”看待中国，只会让中国反过来把它视为“假想敌”或“假朋友”。只有当美国真诚对待中国，包容中国的成长，中国才会真诚对待美国，与美国包容共处。

 

　　 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克服权力的诱惑，坚持做负责任的大国。如郑永年所言，“经济和军事力量只是大国的基础。历史地看，英国和美国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学会如何做世界大国，但苏联和日本等其他一些国家则失去了做大国的机会”。(70)因此，比提升国力更重要的是“学会做大国”。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已经确立了新型大国的形象。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筹建过程中，中国更是展示了协调国际行动的能力和意愿。中国并不倚重权力工具，而是一贯重视协调手段，这有助于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

 

　　 总之，历史上权力变迁导致冲突，是行为体管理失败的结果。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中美两国有必要共同管理权力变迁。只有两国坚信权力变迁的进程是可塑的，它们才有可能采取调节与干预的管理活动。也只有两国加强管理，才有可能让权力变迁走出新的路径。

 

　　 七 结论

 

　　 权力转移理论是基于历史经验特别是西方经验的归纳法则。用它来推断当下中国的行为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中美冲突，其现实意义至少是存在疑问的。针对权力持平导致国际冲突的观点，笔者提出了质疑并进一步发展了国际责任导致大国协调的理论假设，认为权力变迁固然会让崛起国与主导国关系紧张，但是责任协调能有效缓和这种局面。

 

　　 同历史上的崛起国与主导国关系相比，当前中美关系处在一个明显进步的时代。过去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主导的时代，由于竞争型战略受到追捧，且责任协调的空间较小，崛起国与主导国关系就经常出现相互对抗的局面，即使是英美关系也不例外。到了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支配地位的收益大不如前，而协调国际责任的需要让主导国和崛起国关系缓和了许多。于是，权力变迁过程中的责任分配和地位之争成为并列主题。

 

　　 进一步而言，理性行为体对国际地位趋之若鹜，对国际责任则唯恐避之不及。相应地，主导国希望崛起国承担起广泛的国际责任，但同时极力避免自身权威受到损伤。与之相反，崛起国期望国际体系能为它们提供一个上升通道，获得与它们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地位，为此它们愿意承担一定的责任。这样，主导国和崛起国就责任和地位进行协调就有了可能。

 

　　 在今天，面对权力变迁的局面，中美两国如果大力为“即将到来的冲突”做准备，就只会让悲剧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这显然不符合双方利益。因此，双方必须强化管理，以降低冲突和对抗的风险。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就中美如何实现协调进行了粗浅的讨论，期望能为观察中美关系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

 

　　 *感谢仇朝兵、李江春、谢来辉给予的指正。同时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谬误之处由笔者负责。

 

　　 (截稿：2015年3月 实习编辑：冷鸿基)

 

　　 注释：

 

　　 ①理查德·内德·勒博指出：“美国的强硬派一直以权力转移理论为基本框架分析中国崛起对大国权力格局的启示，并且认为，所有的崛起国都会理所当然地追求塑造国际体系，为实现这一点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因此，中美之间爆发冲突十分有可能，甚至不可避免。”参见理查德·内德·勒博著，陈定定等译：《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Ⅱ页。

 

　　 ②参见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著，隋丽君等译：《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罗纳德·塔门、亚采克·库格勒：《权力转移与中美冲突》，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3期，第1-20页；小詹姆斯·霍格：《正在形成的全球权力转移：美国是否已有所准备》，载《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10期，第30-32页。在后危机时代，这种论调更加突出。从2011年起，格雷厄姆·艾利森、小约瑟夫·奈、布热津斯基等美国学界、政界名流开始用“修昔底德陷阱”一词来形容中美关系。

 

　　 ③例如米尔斯海默称：“富强的中国不会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会是个决心要获取地区霸权的野心勃勃的国家。这不是因为富裕的中国就会有不良动机，而是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其生存几率最大化的最好方法就是成为本地区的霸主。”罗纳德·塔门、亚采克·库格勒也称：“美国和有战略远见的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挑战将是，如何引导中国克服在增长曲线的迅速攀升阶段所不断增加的痛苦。这要求避免出现致使中国变得不满意的局面。”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21页；罗纳德·塔门、亚采克·库格勒：《权力转移与中美冲突》，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3期，第12页。

 

　　 ④以往国际体系的结构性调整属于被动的改造，多是推行某种等级化的战后安排。而欧洲不再“回到未来”，走出了大国政治悲剧的阴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协调机制成为欧洲各国处理相互事务的主要政策工具。欧洲的经验已经在全球层面引起响亮的回音，这对于理解崛起国和守成国关系也不无启示。参见John J.Mearsheimer,"Back to the Future: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5,No.1,1990,pp.5-56。

 

　　 ⑤唐世平：《国际政治理论的时代性》，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140-150页。

 

　　 ⑥应当说明，“权力变迁”和“权力转移”都是对国际权力关系变化的描述，但是二者有着细微的差异。“权力变迁”是一个量变的范畴，“权力转移”是一个质变的范畴。关于这两个概念的辨析，参见王敏：《权力变迁冲击下的东亚安全新态势》，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0期，第132-136页。

 

　　 ⑦A.F.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The War Ledger,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p.19-20.

 

　　 ⑧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p.33.

 

　　 ⑨小约瑟夫·奈、戴维·韦尔奇著，张小明译：《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7页。

 

　　 ⑩在国际政治领域，逻辑一致性、理论原创性和经验有效性是评价一项理论的基本标准。参见Michael E.Brown,et al.,eds.,Rational Choice and Security Studies:Stephen Walt and His Critics,London:The MIT Press,2000,pp.8-10。

 

　　 (11)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eds.,Parity and War:Evaluation of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12)Woosang Kim and James D.Morrow,"When Do Power Shifts Lead to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6,No.4,1992,pp.896-922; Woosang Kim,"Power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War from Westphalia to Waterloo," World Politics,Vol.45,No.1,1992,pp.153-172; William Moul,"Power Parity,Preponderance,and War Between Great Powers,1816-1989,"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7,No.4,2003,pp.468-489.

 

　　 (13)William Brian Moul,"Balances of Power and the Escalation to War of Serious Disputes Among the European Great Powers,1815-1939:Some Evid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2,No.2,1988,pp.241-275.

 

　　 (14)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第124-125页。

 

　　 (15)德斯蒙德·莫利斯著，何道宽译：《裸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5-156页。

 

　　 (16)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p.47.

 

　　 (17)Alstair Iain 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2003,pp.5-56；江忆恩：《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第26-67页。

 

　　 (18)罗伯特·罗斯：《中国崛起、地区权力转移与东亚安全：从1949年到21世纪》，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1期，第37页。

 

　　 (19)李少军等：《国际体系：理论解释、经验事实与战略启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20)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曲折历程》，载《美国研究》，2015年第1期，第10-33页。

 

　　 (21)戴维·莱克著，高婉妮译：《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

 

　　 (22)据统计，1648-2000年间爆发的国家间战争中，58％的战争是因为地位之争。参见理查德·内德·勒博：《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第114-115页。

 

　　 (23)1929年时美国的经济力量占全部工业国的半数以上，这一比重对世界物价和国际投资的影响甚巨，以至于该国减少资本输出和商品进口对国际经济产生了一种无法忍受的拉力。尽管没有一人试图系统证明大萧条源于美国，但是那些深入探求世界衰退原因的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美国在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具有空前的经济重要性。参见A.G.肯伍德、A.L.洛赫德著，王春法译：《国际经济的成长：1820-1950》，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1-222页。

 

　　 (24)小约瑟夫·奈、戴维·韦尔奇：《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308页。

 

　　 (25)马丁·怀特著，宋爱群译：《权力政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8页。

 

　　 (26)到目前为止，二十国集团峰会不断确认了一些原则，使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向反映新兴经济体活力的方向调整。由八国集团主导的非正式的金融稳定论坛(FSF)向二十国集团建立的更正式和更开放的金融理事会(FSB)的演变，就是这种趋势的集中反映。

 

　　 (27)郑永年指出，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中国正面临着一种有责无权的困境，即只有大国的责任，而无国际领导权。目前，西方和发展中国家都要求中国埋单和开支票。但很显然，这种方法很不利于中国，是不可持续的。参见郑永年：《环保经济可助中国赢得国际话语权》，载《绿色中国》，2010年第2期，第56-57页。

 

　　 (28)Samuel S.Ki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519,1992,pp.140-157.

 

　　 (29)Oran Young,"Regime Dynamics:The Rise and Fall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 Stephen D.Krasner,ed.,International Regime,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pp.93-113.

 

　　 (30)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1页。

 

　　 (31)在吉尔平看来，威望是权力的声誉(reputation for power)，它是国际关系中比权力本身还重要的硬通货。参见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p.31。

 

　　 (32)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6页。

 

　　 (33)按照这种观点，领导权威是多元化的，领导角色并非只有大国才能担任，只要有行动能力、道义权威和专业知识，中等国家甚至小国也可以承担起协调各方的使命。参见迈克尔·巴尼特、玛莎·芬尼莫尔著，薄燕译：《为世界制定规则：世界政治中的国际组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5页。

 

　　 (34)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载《当代亚太》，2009年第5期，第4-31页。

 

　　 (35)如果行为体有多种行为策略，那么占优战略就是指比其他策略更有可能赢得博弈的策略。其中，优于所有其他策略的称为“强占优战略”。

 

　　 (36)马丁·怀特：《权力政治》，第19页。

 

　　 (37)近期的乌克兰事件就提供了一个可以观察的案例。

 

　　 (38)菲利普·桑斯著，单文华等译：《无法无天的世界：当代国际法的产生与破灭》，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39)如唐世平所主张的“防御性现实主义”、阎学通所主张的“道义现实主义”。参见Shiping Tang,A Security Strategy of Our Time:Defensive Realis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第102-128页。

 

　　 (40)有研究者指出，崛起国策略可以从“变位性崛起战略”向“联系性崛起战略”转变。参见姜鹏、斯捷潘尼杜什卡·波波夫：《规范变迁与身份再造：主权零死亡时代大国崛起战略之路径重构》，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1期，第79-97页。

 

　　 (41)进一步参见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90页。

 

　　 (42)英美之间有两次权力转移，第一次是美洲地区的权力转移，第二次是全球范围的权力转移。英美第一次权力转移是区域性的，对当今中美关系有重要启示。关于英美第二次权力转移，参见B.J.C.McKercher,Transition of Power:Britain's Loss of Global Pre-eminence to the United States 1930-194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32-43。

 

　　 (43)参见黄仁伟：《美英权力转移的启示：难以复制但可借鉴——专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载《世界知识》，2012年第23期，第46-48页。

 

　　 (44)梁军、章博：《论大国霸权的和平转移：以英美互动为个案》，载《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4期，第136-140页；颜震：《英美在美洲权力和平转移的原因分析》，载《史学集刊》，2013年第3期，第110-116页。

 

　　 (45)参见Kenneth Bourne,Britai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North America,1815-1908,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

 

　　 (46)Alfred L.Burt,The United States,Great Britain,and British North America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Peace After the War of 1812,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0，转引自Richard Dean Burns,ed.,Guide to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700,California:ABC-CLIO Inc,1983,p.171。

 

　　 (47)布拉福德·珀金斯：《共和制帝国的创建1776-1865》，载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99-103页。

 

　　 (48)布拉福德·珀金斯：《共和制帝国的创建1776-1865》，载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126-128页。

 

　　 (49)布拉福德·珀金斯：《共和制帝国的创建1776-1865》，载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145-150页。

 

　　 (50)John H.Schroeder,"American Diplomatic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Europe,1815-1861," in Richard Dean Burns,ed.,Guide to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700,pp.217-219.

 

　　 (51)Alan K.Manchester,British Preeminence in Brazil:Its Rise and Decline:A Study in European Expansion,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33，转引自Richard Dean Burns,ed.,Guide to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700,p.207。

 

　　 (52)Gustave A.Nuermberger,"The Continental Treaties of 1856:An American Union Exclusive of the United States,"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20,No.1,1940,pp.32-55，转引自Richard Dean Burns,ed.,Guide to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700,p.208。

 

　　 (53)Richard W.Van Alstyne,"British Diplomacy and the Clayton-Bulwer Treaty,1850-1860,"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11,No.2,1939,pp.149-183，转引自Richard Dean Burns,ed.,Guide to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700,p.210。

 

　　 (54)Kenneth Bourne,"The Clayton-Bulwer Treaty and the Decline of British Opposition to the Territorial Expan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857-1860,"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33,No.3,1961,pp.287-291，转引自Richard Dean Burns,ed.,Guide to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700,p.210。

 

　　 (55)布拉福德·珀金斯：《共和制帝国的创建1776-1865》，载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213页。

 

　　 (56)Kenneth Bourne,Britai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North America,1815-1908,1967，转引自Richard Dean Burns,ed.,Guide to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700,p.226。

 

　　 (57)Warren G.Kneer,Great Britain and the Caribbean,1901-19J3:A Study on Anglo-American Relations,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5，转引自Richard Dean Burns,ed.,Guide to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700,p.415。

 

　　 (58)COW,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Data Documentation,Version 4.0,Updated 2010.参见J.David Singer,"Reconstructing the Correlates of War Dataset on Material Capabilities of States,1816-1985,"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14,No.14,1987,pp.115-132。

 

　　 (59)当然出现过诸如台海危机、“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等足以诱发对抗的危机情况。

 

　　 (60)罗伯特·罗斯：《中国崛起、地区权力转移与东亚安全：从1949年到21世纪》，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1期，第36-43页。

 

　　 (61)阎学通：《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2期，第8页。

 

　　 (62)这一点可以从皮尤、盖洛普等机构近年来的民调结果得到验证。参见袁征：《美国民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载《美国研究》，2013年第4期，第9-33页。

 

　　 (63)罗伯特·罗斯：《中国崛起、地区权力转移与东亚安全：从1949年到21世纪》，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1期，第42页。

 

　　 (64)Ian Morris,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The Patterns of History,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0.

 

　　 (65)关于这一问题，参见罗伯特·卡根著，刘若楠译：《美国缔造的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162页。

 

　　 (66)雷蒙·阿隆著，朱孔彦译：《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8-310页。

 

　　 (67)门洪华：《权力转移、问题转移与范式转移：关于霸权解释模式的探索》，载《美国研究》，2005年第3期，第7-32页。

 

　　 (68)艾伯特·赫希曼著，李增刚译：《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120页。

 

　　 (69)转引自布拉福德·珀金斯：《共和制帝国的创建1776-1865》，载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211页。

 

　　 (70)郑永年：《中美关系和国际秩序的未来》，载《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1期，第44页。

 

作者介绍：王玮，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720)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15)05-0058-21一引言随着中国日益崛起，它与世界的相互适应成为重大时代课题。一些不负责任的美国政客甚至有影响力的学者，大肆炒作中国崛起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冲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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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关键词：权力变迁、责任协调与中美关系的未来，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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