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本文关键词：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分析视角，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００１—００８页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分析视角

杨鲁慧

摘要：中国的崛起开启了东亚权力结构变迁的进程，并导致地区秩序调整变革进入一个活跃期。东亚政治力量分化和秩序重组的核心要素是中美关系，中美的彼此态度取决于两国的战略利益和大国关系定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以非对抗、非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特征，其为东亚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保障地区的安全稳定提供了新思维和新视角，也为深化东亚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提供了典型范例。通过对以往国际关系中的大国关系之比较，可以发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新的内涵及质的规定性，其有别于国际关系中的英美关系、美苏关系及美Ｅｌ关系。中美两国经济利益已形成深度的相互依存，有利于两国培育更深厚的“共同利益观”，也是新型大国关系可行性的基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是中美两国最大的共同利益，为亚太的和平稳定提供区域安全公共产品，是中关大国的共同责任和利益共同点。

关键词：中国崛起；新型大国关系；安全公共产品；非战略博弈；利益互依

中国作为国际新兴政治力量的崛起，标志着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第三次权力结构的转移，其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秩序体系，意味着数百年来非西方国家的第一次崛起且与欧美国家并驾齐驱，这将对世界格局的力量对比及变革调整带来深刻影响。当今中国如何崛起，选择什么样的崛起道路，实施何种外交安全政策，如何处理大国关系等，这些问题的真实解读将决定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安全与稳定，并实质性影响人们对未来国际政治和大国关系性质的预期。大国的崛起使全球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新力量、新格局、新动向，彼此相互交锋、交汇、交融，激荡蕴意着新理念与新战略及新型大国关系。中国新一代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指出：“中美正在积极探索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符合中美两国和世界的共同利益，也将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创举。”①作为一种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和平崛起背景下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政治诉求。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角色定位，为东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和保障地区的安全稳定，提供了新思维和新视角，也为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提供了典型范例。中美大国关系的“非战略博弈”赋予新型大国关系质的规定性，其有别于以往国际关系中的英美关系、美苏关系以及美ＩＩ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行性基础，是中美两国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已形成深度的相互依存，经济依赖有利于两国培育更深厚的“共同利益观”；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是中美共同的责任和利益共同点。

一、安全公共产品供给：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

公共产品理论的研究最早源于经济学领域，后逐渐的向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科蔓延渗透，体现了收稿日期：２０１３一０５—１５

作者简介：杨鲁慧，山东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中国亚太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济南２５０１００）。①习近平：《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ｌｄｈｄ／２０１２一Ｏ？／１６／ｃｏｎｔｅｎｔ一２１７８５０６．ｈｔｍ．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国际经济学与国际关系学跨学科融合交叉的特点。曼瑟尔?奥尔森（ＭａｎｃｕｒＯｌｓｅｎ）最先将经济学中的公共产品概念纳入国际合作与国际关系领域，并从公共产品供给的视角分析了美国在二战后不计成本筹划国际新秩序的原因。④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吉尔平等人提出了新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他认为国际公共产品是一个综合系统体，一般包括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可靠的国际安全体系、有效的国际援助体系。②这一观点把公共产品的概念运用于国际政治问题的研究之中，从不同角度论证国家行为体应承担的国际公共产品的角色，保障国际社会的安全稳定和经济繁荣。并揭示了国际关系中由于国家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导致国际政治的权力变迁和权力转移的必然逻辑。这就赋予国际公共产品理论的新内涵、新主题及新领域，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国际公共产品的基础理论。

“区域公共产品”是在“国际公共产品”基础上派生延伸出的概念，其主要遵循了学理内涵延承和实践层面拓宽的基本脉络。学理上体现了跨学科性与融合交叉，实践中体现操作层面的新思维和新领域。从“国际公共产品”与“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关系上看，国际公共产品最早源于二战后美欧国家跨大西洋战略伙伴的体系内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冷战期间，作为在东亚具有重大安全利益和战略利益的美国，广泛介入东亚安全事务并提供地区公共产品。“霸权稳定论”是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重要的理论依据。东亚“区域性公共产品有可能出现在安全保障、军事援助、政治领导等非功能性合作领域。”④在东亚地区美国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主要是建立以双边同盟为主体的军事同盟体系。通过同盟条约承诺为地区提供安全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区域国家谋求安全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利益需求。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通常表现协议承诺、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相互默契，具体体现为国家政府之问的一种机制化和制度性安排，既有公共实物表征，又有制度化载体的双重特性。冷战时期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支配和控制地区国家建立地区秩序，为地区国家提供安全保障。”④只有为其他国家提供足够的安全公共产品，才能够保证美国在东亚地区安全中的主导权。⑤霸权国家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其目的是获取区域政治安全领导权和支配权的合法化，并得到其他国家的身份认同与支持。因此，冷战时期东亚地区有限的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与消费，在某种程度上已被美国“私物化”，体现强势国家的政策选项和利益偏好，成为大国谋取地区主宰的手段和方式。

冷战结束后，世界“强权政治”和“一超多强”的地缘政治现实，把美国再次推向全球国际公共产品唯一供应者的地位。“在亚洲，美国急于建立双边制度，因为在亚洲，建立制度的概念对美国来说并不是那样具有吸引力。更具有吸引力的是通过双边关系确立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优势权力。”⑥９．１１事件后，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革与调整，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实力相对削弱萎缩，由美国单一主导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有限性，已无法满足东亚对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日趋需求。“公共物品主要由国家来提供。但国际社会并不存在一个与国家政府对应的机构或体制，因此国际公共物品常常面临供应不足的问题。”⑦尤其是２００８年以来，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和亚太新兴大国的崛起，国际权力的分解，世界多元政治力量格局的形成，使美国履行单一公共产品供给的角色职能难以为继。守成大国与新①Ｊｒ．ＭａｎｃｕｒＯｌｓｏｎ＆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９６６，ＰＰ．１３—１５．Ｚｅｃｋｈａｕｓｅｒ，“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ＳａｎｔａＭｏｎｉｃａ：“ＴｈｅＲ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②［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９０页。

③

④贺平：《区域性公共产品与东亚的功能性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年第１期。仇发华著：《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西欧与东北亚比较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８９页。

ａｎｄ⑤ＴｈｏｍａｓＪ．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ＪａｃｋＳｎｙｄｅｒ，“ＣｈａｉｎＧａｎｇａｎｄＰａｓｓｅｄＢｕｃｋ：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ｉｎＭｕｌｔｉ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０１．４４，Ｎｏ．２，１９９０，Ｐ．１６８．

⑥［美］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第５４页。

⑦［美］英吉?考尔等编：《全球化之道——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与管理》，张春波、高静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５５页。２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兴大国的战略博弈，导致东亚区域权力结构与地区秩序的变迁及动荡，使东亚地区新威胁、新挑战及安全困境骤增，既面临传统安全意义上的主权争端和军事冲突及军备竞赛，并成为引发地区危机和动荡的重要根源；也存在非传统安全上的挑战。突发性事件和联动性后果以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双边的主权争议往往产生多边外溢效应，波及周边乃至问题国际化。国家主权争议和地区安全冲突复杂“难解”，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无解”。东亚安全威胁与安全困境导致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确定因素在积累，东亚地区脆弱的和平与动荡无序的状态逐渐形成现实。

这一切都意味着：冷战思维定势和建立在军事安全同盟基础上的合作模式日趋呈现出结构性弊端。安全公共产品已成为东亚地区严重短缺的“稀缺资源”，并在地区安全稳定问题上面临决策难、共识难、行动难的窘境，难以满足东亚地区对安全公共产品的利益诉求。在这些新挑战新威胁的情况下，亚太地区的大国需要寻找老问题解决的新答案、新问题解决的好答案。因此，有必要确：立东亚大国关系之间合作共赢的理念，对“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理论进行新的建构，而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一个合理性与可行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在这一国际背景下“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探索就成为一种必然逻辑。

区域公共产品供给链条中的“比较优势”，不仅受制于国家意志和外交战略，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国力这一物质根基，雄厚的经济基础往往是激发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前提条件。中美两个具有经济实力的全球大国，完全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在大国合作机制中，为东亚区域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维护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建立在尊重、合作、共赢基础上的新型大国关系，开创了东亚安全领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新平台，大国合作机制也提供了在安全公共产品议题上双边平等协商的范例。在强权政治体系下，美国在国际安全领域一直独掌领导权与话语权。安全公共产品的供需平衡，也是以霸权国的利益最大化作为选项的参照坐标。在新型大国关系的合作机制中，美国仅作为多方国家的当事国之一，对地区安全中的重大议题要与相关国家对话协商解决。尽管美国参与其中但已不再是唯一的角色，也不再握有唯一的话语权。它超越了国际政治中现实主义的“零合博弈”游戏规则，遵循了“互利共赢”的政治法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由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者的特性所决定。它同时佐证了这样一个基本定律：当地区有了共同的安全关切，才会有共同的利益关系和共同的政治诉求，才能产生共同的政治认同感，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萌发积极合作的意愿与协商解决问题的诉求。因此，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框架中，大国应承担东亚安全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维护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这也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唯一战略选择。

二、非战略博弈：新型大国关系的本质规定性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发达国家的关系，美国是全球霸主，应对所有地缘政治挑战的能力绰绰有余，崛起的中国正成长为全球性的战略角色。随着中美实力差距和力量对比的逐步缩小，亚太政治经济秩序也在不断地进行重组和调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呈现出群体性崛起梯次跟进的态势，由此开启东亚权力结构变更的进程，并导致地区秩序调整变革进入一个活跃期。而东亚地区内部由于缺失有效的秩序规范和制度化安排，其后果必然导致大国之间的权力博弈。东亚政治力量分化和秩序重组的核心要素是中美关系，中美的彼此态度取决于两国的战略利益和大国外交。如何避免大国崛起的冲突和政治悲剧的重演？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指出：造成战争的绝不仅是一国势力的崛起，更在于其他国家对该国的恐惧。而坚持“冲突在所难免”的信念或将成为一个主要的诱因。当每一方都认为战争迟早会爆发的时候，军备竞赛也就被赋予了合理性。①中美两国①ＪｏｓｅｐｈＮｙｅ，“ＡＮｅｗＧｒｅａｔＰｏｗ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６，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ｕｓｆｏｃｕｓ．ｃｏｍ／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ａ

ｎｅｗ—ｇｒｅａｔ－ｐｏｗ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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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需要重新认识对方，重新定位双边关系，而且将以新理念带动中美关系发展进入新的良性互动阶段。当今，中美关系成为最复杂、最活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真实展开将决定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氛围，并实质性的影响人们对未来大国关系性质的预期。

“大国关系”和“大国外交”在中国和平崛起的总体外交布局中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也是在处理国际关系中必须面对的基本命题。２０１２年５月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胡锦涛明确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①２０１２年７月习近平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指出：中国将继续推动各大国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尊重各自利益关切，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合作，着力构建２１世纪新型大国关系和国际关系。②２０１３年３月习近平在与奥巴马通话时再次强调：相互尊重，扩大合作，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③这一新型大国关系的命题，蕴意着人类将打破大国难以和平崛起的历史定律，结束上百年来人类社会在大国政治迷宫中痛苦的探索，终止历史上因大国崛起而造成的大国政治悲剧。

何谓“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新”在何处？按照中方的概念界定，它是以相互尊重、扩大合作、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按照美方的内涵理解，它是对“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对抗冲突”这一历史周期律的突破，是以“新主题”解决“老问题”。中美两国关系不能定义为竞争和对抗，崛起的与已有的大国纷争不是必然的。也并非物理定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美中两国的共同责任。习近平和奥巴马均认同这一目标。④尽管中美两国学术界尚未对一概念进行严谨系统的理论论证，两国政府官员也并未使用统一的概念表述，双方对其内涵的解读也不尽一致。但双方的政府和学者在这一点上已达成基本共识：即新型大国关系的性质是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非战略博弈的关系。２１世纪的中美大国关系必须避免重蹈大国对抗和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中美作为两个全球性大国，已被世人推向大国“权力转移”的传统国际关系游戏规则中。纵观历史，新兴大国的崛起大多是以对抗、冲突和战争为代价完成“权力转移”进程，而新型大国关系在处理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关系中，对抗与武力不是必然定律也并非必然选项。新型大国关系的“新”意主要体现于两个层面：

其一，新型大国关系摒弃了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必然对抗冲突的内在逻辑关系，而是彼此依存，利益攸关。当今的中美关系已不是传统意义上“老大与老二”关系的简单模板，而是守成强权大国与崛起新兴大国的博弈关系，这一“权力变迁”是与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调整再平衡格局联系起来，并被赋予国际关系中非战略博弈的特殊新理念。这种新型的大国关系不同于２０年前冷战结束时期的中美关系，当时中美关系的基本定格是“超强与多强”的关系，其意味着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的唯一，中国是多个强国体系中的普通国家。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苏东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最终被美国“不战而胜”而颠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的美国不可一世，“历史的终结”甚嚣尘上。而今中国在“多强”国际体系中脱颖而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导致中美经济实力差距日趋缩小，结构性矛盾凸显。随着两国力量对比的较量、决策选择的环境、双边关系性质的“部分质变”，使两国实力相对消长引发了政治心态的微妙变化，两国陷入战略互疑的恶循环状态。这一势头首先反映在彼此心态变化上，美方近年来对华态度变得格外敏感和焦虑。⑤随着近年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强化了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①胡锦涛：《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人民日报＞＞２０１２年５月４日。

②习近平：《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Ｉｄｈｄ／２０１２一

０７／１６／ｃｏｎｔｅｍ一２１７８５０６．ｈｔｍ．

③习近平：《相互尊重扩大合作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３－０３／１５／ｃ一１２４４６０６４６．ｈｔｍ．④ＴｏｍＤｏｎｉｌ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ｉｎ２０１３”，Ｍａｒｃｈ１１，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１３／０３／１１／ｒｅｍａｒｋｓ—ｔｏｍ－ｄｏｎｉｌ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

⑤ＢｒａｄＧｌｏｓｓｅｎｍａｒｌ，“Ａｓｉａ’ｓＲｉｓ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ｎｘｉｅｔｙ’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ｉｎａＴｒｉｐｏｌａｒＷｏｒｌｄ”，ＰａｃＮｅｔ，Ｎｏ．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８，２０１１．４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重新配置其政治外交和军事资源的流向。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都有自己的重大利益和安全关切，对地缘政治安全问题的关注是两个全球性大国互动互利的新动向。这不仅影响到亚太大国关系格局的重塑，而且对中美大国关系以及亚太国际关系的走势产生深刻影响。具体表现为：其一，中美双方陷入战略猜疑和相互认知的困境，导致中美两国相互间战略信任进一步缺失乃至降至低点，彼此戒心加重，忧虑增多，战略误判的可能性上升，使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利害冲突呈逐渐扩大和紧张趋势。其二，自美国把战略重心转向亚洲以来，一个双层领导体制架构在东亚地区悄然浮出水面，即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秩序，两个权力结构体系在不同领域各领风骚。政治与经济两个权力体系的对立与分裂，产生１３益无法相容的“两个亚洲”，即经济走向一体化的“经济亚洲”和安全与政治矛盾日益尖锐的“安全亚洲”①，最终带来的是亚洲秩序的“结构性紧张”。美国从政界到媒体明显存在中国崛起是在挑战美国的权力、削弱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戒备与焦虑。中国的政界和学界也感到中国的周边地缘安全环境，并未随着自身的崛起与实力的增强而日趋稳定和改善，中国对摩擦冲突崛起的地缘政治也备感困扰和焦虑。中美双方存在的紧张和焦虑心态恰恰反映了两国战略互信的缺失。②在这样的中美关系环境下，标志着冷战结束后２０多年遵循与规范中美两国关系的基本框架，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和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利益诉求，支撑两国关系的既有框架和思维理念已不敷所需，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势在必行。

第二，新型大国关系超越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不寻求意识形态的扩张和统一性，不主张颠覆现有的国际体系，以开放包容心态处理大国问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差异的问题。中美关系应建立“竞争式共存关系”③，这种大国关系是求同存异、求同次异、求同弱异。在维护和改善现有国际秩序过程中，既共享和共创制度性安排，又共同承担国际责任，塑造新型的大国形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同于历史上其他大国关系，有别于二战前的英美关系、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后冷战的美日关系。

２０世纪初美国与英国的关系，实质是老牌霸主国英国与新兴挑战国美国之间的关系。当时的守成国家与新兴国家为争夺世界领导权彼此进行“权力博弈”，美国欲取代英国“一统天下”的全球霸主地位，改变和颠覆既有的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英美之间的“权力转移”之所以是和平过渡的非战争手段，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一战’、‘二战’使美英与德、１５１的矛盾盖过了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加之同文同种，美英‘权力转移’因而显得相对平和。”④美国崛起的国际环境带有自身的特殊性，从内部因素看，是由于英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及社会制度的共性和身份认同感，从而减弱与缓解了双方的摩擦和对立；从外部角度看，大敌当前，国家的安危民族的生存是第一要务，世界战争烽烟掩盖了英美之间“利益博弈”和“权力转移”。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积累了大国崛起的资本、权力以及影响力，二战后一跃登上世界霸主的巅峰地位。可见，历史上英美权力变更的相对平和性是综合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背景和身份的特殊性在当今中美关系中是不可能复制的。

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实质是在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社会制度本质差异的基础上，美苏关系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对抗、对阵的格局。２０世纪中期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得世界霸权，不断进行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两个大国在对等的军事实力基础上构成暂时“均衡”的稳定状态，避免了冷战时期世界性的战争，维持了东西方４０多年的战略稳定局面。尽管这是在两个超级大国军①ＥｖａｎＡ．Ｆｅｉｇｅｎｂａｕｍ＆ＲｏｂｅｒｔＡ．Ｍａｎｎ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ｗｉｔｈＴｗｏＡｓｉａｓ”，ｉｎ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Ｒｅｖｉｅｗ，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８，

２０１３．

②杨鲁慧《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与中美关系》，《理论探讨＞＞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③ＤａｖｉｄＳｈａｍｂａｕｇｈ，“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ｆｏｒａ‘ＮｅｗＴｙｐｅｏｆＭａｊｏｒＰｏｗ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Ｍａｒｃｈ７，，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ｕｓｆｏ—

ＣＵＳ．ｃｏｍ／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ｆｏｒ－ａ—ｎｅｗ—ｔｙｐｅ－ｏｆ－ｍａｊｏｒ－ｐｏｗ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④袁鹏：《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２年第５期。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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