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为何“退群”？
发布时间：2021-08-21 01:19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频繁"退群"或"威胁退群"。究其原因,既有研究从国家实力、成本收益、制度制衡和领导人等视角进行了分析,虽不乏解释力,但也有不足。本文聚焦于影响特朗普政府决策的国内因素,基于国内政治成本视角探讨特朗普政府"退群"的原因。国内政治成本以民众、利益集团以及政党的态度为衡量标准,分为维系成本和退出成本。特朗普政府采取"退群"和"威胁退群"的不同策略与国内政治成本高低相关。当维系成本高、退出成本低时,特朗普政府会选择"退群"策略;当维系成本和退出成本都为高时,倾向于"威胁退群";当维系成本低、退出成本高,"不退群"更为常见;当维系成本和退出成本都为低时,即国内政治成本较弱,是否"退群"取决于其他因素。特朗普政府退出不利于以色列利益的"群"的目的是争取国内亲以色列团体的支持;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是特朗普政府经济单边主义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增加就业争取国内民众的支持。以上两类不同"退群"策略的案例研究基本检验了本文的假设。2020年是美国大选之年,若特朗普继续执政,"退群"与否仍将是回应其支持者诉求的重要手段;若民主党候选人当选,随着影响决策的民众主体的...
【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科学. 2020,5(04)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41 页
【部分图文】：
特朗普政府“退群”的决策逻辑
领导人的政治支持者主要可以分为普通民众和利益集团两类，相较于奥巴马，特朗普时期的这两大群体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见表1）。一方面，民众是影响领导人能否当选和保持执政地位的关键。奥巴马为了争取选民的支持，通过提高工资和福利拉拢非洲裔和拉美裔，通过维护全球化吸引白领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回应女权主义者等少数群体的诉求。(1)这些举措巩固了其选民基础，帮助他两次赢得了总统大选。而特朗普的支持群体则完全不同，一个最重要的背景是美国民粹主义的盛行。经济和社会环境变化为民粹主义产生提供了沃土，民众的愤怒和不满为民粹主义情绪盛行奠定了心理基础(2)，导致美国民粹主义盛行。民粹主义反对开放、包容、多元的主张，是极为保守和狭隘的。他们不反对资本主义本身，但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即商品和劳动的全球流动，不受限制的自由贸易和移民。(3)民粹主义最重要的诉求是增加就业和反对移民，特朗普在竞选和施政中回应了这些诉求。特朗普竞选期间主张“美国优先”，目的在于争取民粹主义民众的支持。在2016年大选中，“铁锈带”所包含的五个州———爱荷华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选票都归给了特朗普。且特朗普在普选票数上分别以47.6%∶47.4%、47.8%∶47%和48.6%∶47.9%的微弱优势赢得后面三个传统支持民主党的州(4)，并最终以306:232的选举人票赢得了大选。可以看出，正是这些关键州的倒戈导致了希拉里的败选。不断衰减的中产阶级群体和白人蓝领工人阶层把迎合他们诉求的特朗普送进了白宫。另一方面，利益集团是领导人执政的支柱之一。西方民主国家中，公民为实现各种权利或政治诉求，会成立相对独立的协会或组织，表现为党派和利益集团。(1)利益集团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一种特殊和有效的代表，可以保护和促进公民的特定利益。国家是一个不断被个人和利益集团塑造的代表机构，个人和集团的偏好通过国家机构这个“传送带”进行传递，由此给决策者施压以促使他们采取符合自己偏好的政策。(2)美国的利益集团和政府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利益集团通过游说机制向决策层传递专业知识和信息，通过竞选影响领导人在特定议题上的决策。(3)显然，美国总统当选和执政离不开民众的选票和利益集团的支持。领导人拥有影响利益分配的权力，利益集团可以影响领导人的国内支持程度，两者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利益交换机制，交易筹码就是双方手中的资源。资源对候选人来说是可以带给利益集团好处的决策权，对利益集团来说则包括帮助候选人当选或连任的资金和媒体等。(4)以影响特朗普和奥巴马的利益集团为例，若从宗教信仰看，特朗普政府的支持者主要为基督教福音派和白人天主教徒，奥巴马政府的支持者为拉美裔天主教徒。如白人天主教徒和基督教福音派对特朗普的支持率达到60%和81%，而拉美裔天主教徒对奥巴马两个任期的支持率达到72%和75%。(5)总之，由于特朗普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国内政治支持者大为不同，这也影响了两届政府的国内政治成本权衡，对其对外政策决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国国内政治极化显著体现在政党极化和社会分化两个方面。其一是政党极化。特朗普执政以来，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策主张呈现鲜明的对立状态，美国两党对特朗普的支持呈现鲜明差异（如图1所示），美国国会在一些议题的投票上体现了极高的党派属性。特朗普执政以来，共和党一直在参议院占据多数席位，在2018年中期选举之前，共和党也占据着众议院的多数席位。这也使得特朗普主要关注其政治支持者诉求，民主党等反对者对其施压有限。不过民主党在2018年中期选举之后获得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对特朗普政府的制约增强。“分裂国会”的格局也导致美国国内的政党分化更加显著。政党极化使得国内政治对于外交政策的影响日益增强，各自党派或党派领袖的政策偏好将更加深刻地影响对外政策。(5)其二是社会分化。“近年来，美国社会人口结构持续演变，有色人种比例不断攀升，贫富分化加剧，白人的焦虑感、社会底层的不满情绪日益累积，仇富的极左民粹主义与仇外的极右民粹主义相互交织，令美国社会进一步撕裂。”(2)“美国的政治极化是社会分化的反映，背后是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和种族矛盾激化，而美国民粹主义的滥觞，则是贫富分化的必然结果。相对而言，中下层白人、乡村人、老人和男性更倾向于支持共和党，成为右翼民粹的支持力量。少数族群、城市人、年轻人和女性则倾向于支持民主党。”(3)这种社会分化也影响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动员和国内政治成本权衡，使得领导人更加注重其政治支持者而非全部选民的态度。
本文编号：3354596
【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科学. 2020,5(04)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41 页
【部分图文】：
特朗普政府“退群”的决策逻辑
领导人的政治支持者主要可以分为普通民众和利益集团两类，相较于奥巴马，特朗普时期的这两大群体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见表1）。一方面，民众是影响领导人能否当选和保持执政地位的关键。奥巴马为了争取选民的支持，通过提高工资和福利拉拢非洲裔和拉美裔，通过维护全球化吸引白领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回应女权主义者等少数群体的诉求。(1)这些举措巩固了其选民基础，帮助他两次赢得了总统大选。而特朗普的支持群体则完全不同，一个最重要的背景是美国民粹主义的盛行。经济和社会环境变化为民粹主义产生提供了沃土，民众的愤怒和不满为民粹主义情绪盛行奠定了心理基础(2)，导致美国民粹主义盛行。民粹主义反对开放、包容、多元的主张，是极为保守和狭隘的。他们不反对资本主义本身，但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即商品和劳动的全球流动，不受限制的自由贸易和移民。(3)民粹主义最重要的诉求是增加就业和反对移民，特朗普在竞选和施政中回应了这些诉求。特朗普竞选期间主张“美国优先”，目的在于争取民粹主义民众的支持。在2016年大选中，“铁锈带”所包含的五个州———爱荷华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选票都归给了特朗普。且特朗普在普选票数上分别以47.6%∶47.4%、47.8%∶47%和48.6%∶47.9%的微弱优势赢得后面三个传统支持民主党的州(4)，并最终以306:232的选举人票赢得了大选。可以看出，正是这些关键州的倒戈导致了希拉里的败选。不断衰减的中产阶级群体和白人蓝领工人阶层把迎合他们诉求的特朗普送进了白宫。另一方面，利益集团是领导人执政的支柱之一。西方民主国家中，公民为实现各种权利或政治诉求，会成立相对独立的协会或组织，表现为党派和利益集团。(1)利益集团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一种特殊和有效的代表，可以保护和促进公民的特定利益。国家是一个不断被个人和利益集团塑造的代表机构，个人和集团的偏好通过国家机构这个“传送带”进行传递，由此给决策者施压以促使他们采取符合自己偏好的政策。(2)美国的利益集团和政府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利益集团通过游说机制向决策层传递专业知识和信息，通过竞选影响领导人在特定议题上的决策。(3)显然，美国总统当选和执政离不开民众的选票和利益集团的支持。领导人拥有影响利益分配的权力，利益集团可以影响领导人的国内支持程度，两者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利益交换机制，交易筹码就是双方手中的资源。资源对候选人来说是可以带给利益集团好处的决策权，对利益集团来说则包括帮助候选人当选或连任的资金和媒体等。(4)以影响特朗普和奥巴马的利益集团为例，若从宗教信仰看，特朗普政府的支持者主要为基督教福音派和白人天主教徒，奥巴马政府的支持者为拉美裔天主教徒。如白人天主教徒和基督教福音派对特朗普的支持率达到60%和81%，而拉美裔天主教徒对奥巴马两个任期的支持率达到72%和75%。(5)总之，由于特朗普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国内政治支持者大为不同，这也影响了两届政府的国内政治成本权衡，对其对外政策决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国国内政治极化显著体现在政党极化和社会分化两个方面。其一是政党极化。特朗普执政以来，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策主张呈现鲜明的对立状态，美国两党对特朗普的支持呈现鲜明差异（如图1所示），美国国会在一些议题的投票上体现了极高的党派属性。特朗普执政以来，共和党一直在参议院占据多数席位，在2018年中期选举之前，共和党也占据着众议院的多数席位。这也使得特朗普主要关注其政治支持者诉求，民主党等反对者对其施压有限。不过民主党在2018年中期选举之后获得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对特朗普政府的制约增强。“分裂国会”的格局也导致美国国内的政党分化更加显著。政党极化使得国内政治对于外交政策的影响日益增强，各自党派或党派领袖的政策偏好将更加深刻地影响对外政策。(5)其二是社会分化。“近年来，美国社会人口结构持续演变，有色人种比例不断攀升，贫富分化加剧，白人的焦虑感、社会底层的不满情绪日益累积，仇富的极左民粹主义与仇外的极右民粹主义相互交织，令美国社会进一步撕裂。”(2)“美国的政治极化是社会分化的反映，背后是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和种族矛盾激化，而美国民粹主义的滥觞，则是贫富分化的必然结果。相对而言，中下层白人、乡村人、老人和男性更倾向于支持共和党，成为右翼民粹的支持力量。少数族群、城市人、年轻人和女性则倾向于支持民主党。”(3)这种社会分化也影响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动员和国内政治成本权衡，使得领导人更加注重其政治支持者而非全部选民的态度。
本文编号：3354596
本文链接：https://www.wllwen.com/shekelunwen/waijiao/335459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