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对朝政策包容度的演进逻辑——基于韩国对朝政策的分析（1988～2018）
发布时间：2022-01-23 09:15
1988年以来,韩国对朝政策起伏不定,导致韩国对朝政策演变的原因何在,值得探求。文章基于对韩国对朝政策的主要议题——朝韩对话会谈、朝韩经贸合作、朝韩社会交往和朝韩人道主义相关活动等的梳理,通过对朝韩对话机制和朝韩交流合作两项指标进行测量,形成了韩国对朝政策包容度的曲线,该曲线大体反映了1988年以来韩国七届政府对朝政策的波动状况。研究发现,韩国政府对朝政策包容度的变化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韩国国内政党纷争、国内经济情况、国民对朝政策倾向和韩国对朝威胁认知程度等国内因素,影响了韩国政府对朝政策的延续性;另一方面,美韩联盟关系的变化、东北亚地区国际体系的变动等国际因素,又影响了韩国政府对朝政策的自主性。基于定量研究,文章分析了国内外六大因素对于韩国对朝政策包容度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韩国政府对朝政策演变的基本逻辑在于延续性因素和自主性因素对政策制定与执行的限制程度,以及两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对政策的综合影响。当两类因素的限制程度较小时,韩国政府即可相对保证其对朝政策的延续性和自主性,政策包容度也相对较高;而当一方因素的限制增强,韩国政府对朝政策的包容度会有所下降。通常情况下,自主...
【文章来源】：当代亚太. 2020,(05)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36 页
【部分图文】：
韩国政府对朝政策包容度的指标变化
通过对四项指标在权重上等分均为0.25、在赋值上统一做极差标准化处理，可以得出韩国国民对朝政策倾向的政策曲线。根据韩国对朝威胁认知曲线可以发现，1988～2018年的韩国对朝威胁认知整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韩国对朝威胁认知的变化与朝鲜自身政策、军事情况密切相关。朝韩安全关系的变动和朝鲜战略武器的开发计划极易在短时间形成危机事件或塑造对韩威胁。
对比两项指标可以发现，“朝韩对话机制”和“朝韩交流合作”这两个指标基本反映出过去三十余年间韩国政府对朝政策的摇摆和交替情况。其中，“朝韩对话机制”指标主要反映出一定时期内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在各领域的基本倾向，将其权重赋值为0.4。“朝韩交流合作”指标则更为直观地反映出一定时期内韩国政府对朝政策的实际实施情况，涉及“朝韩经贸合作”“朝韩社会交往与文化交流”“朝韩人道主义问题”三项议题，将其权重赋值0.6；“朝韩对话机制”和“朝韩交流合作”两项指标相结合，反映出1988年至今韩国政府对朝政策包容度的演变态势（见图2）。统计结果显示，1988年至今，韩国政府对朝政策包容度的演变共经历了五个阶段。(1)第一阶段（1988～1992）。冷战结束之际，朝韩双方重启对话会谈、开启交流合作，韩国政府对朝政策包容度出现第一轮增长，但幅度相对较小。第二阶段（1993～1997）。朝核危机阴影之下，朝韩正常对话锐减、官方和民间交流合作受阻，此前对朝政策包容度的涨势未能延续。第三阶段（1998～2000）。进步党派上台后，韩国对朝政策路线转变，双方会谈、对话、交流明显增加，韩国政府对朝政策包容度出现第二轮增长。第四阶段（2001～2007）。受“9·11”事件和朝核试验的影响，其间韩国政府对朝政策包容度多次波动，但总体上保持了前一阶段的快速增长态度，并于2007年达到峰值。第五阶段（2008～至今）。2008年以后，朝韩对话水平的涨势不再，双方交流合作态势也不如从前，韩国政府对朝政策包容度在波动中缓慢下降。直至2017年文在寅政府执政，朝韩对话逐渐恢复，韩国政府对朝政策包容度也呈现回升态势。与此同时，朝韩交流合作水平因国际制裁等原因未能恢复以往水平，可见对朝政策包容度持续回升的动力仍显不足。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对朝韩关系变量的考察[J]. 磐村和哉. 世界知识. 2019(22)
[2]韩国文在寅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展望[J]. 宣玉京. 当代韩国. 2019(03)
[3]体系压力、威胁认知与韩国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J]. 宋文志. 东北亚论坛. 2019(04)
[4]冷战后朝韩关系发展在解决朝核问题中的地位、经验及展望[J]. 王生,胡玥.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3)
[5]朝韩关系进展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及中国战略考量[J]. 朴东勋.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1)
[6]韩国文在寅政府的斡旋外交与朝美首脑会谈[J]. 牛晓萍. 当代韩国. 2018(02)
[7]以构筑和平为中心:文在寅政府的对朝政策[J]. 韩献栋. 现代国际关系. 2018(05)
[8]冬奥外交、韩朝接触与美朝首脑会谈——朝鲜半岛是否将出现历史性新变化?[J]. 朱锋. 现代国际关系. 2018(03)
[9]调整中的美韩同盟:发展历程、强化动因及其挑战[J]. 毕颖达. 美国研究. 2018(01)
[10]韩国外交政策的困境:国家安全与国家统一目标的定义[J]. 姜声鹤,王亚丽. 当代韩国. 2017(02)
本文编号：3604048
【文章来源】：当代亚太. 2020,(05)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36 页
【部分图文】：
韩国政府对朝政策包容度的指标变化
通过对四项指标在权重上等分均为0.25、在赋值上统一做极差标准化处理，可以得出韩国国民对朝政策倾向的政策曲线。根据韩国对朝威胁认知曲线可以发现，1988～2018年的韩国对朝威胁认知整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韩国对朝威胁认知的变化与朝鲜自身政策、军事情况密切相关。朝韩安全关系的变动和朝鲜战略武器的开发计划极易在短时间形成危机事件或塑造对韩威胁。
对比两项指标可以发现，“朝韩对话机制”和“朝韩交流合作”这两个指标基本反映出过去三十余年间韩国政府对朝政策的摇摆和交替情况。其中，“朝韩对话机制”指标主要反映出一定时期内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在各领域的基本倾向，将其权重赋值为0.4。“朝韩交流合作”指标则更为直观地反映出一定时期内韩国政府对朝政策的实际实施情况，涉及“朝韩经贸合作”“朝韩社会交往与文化交流”“朝韩人道主义问题”三项议题，将其权重赋值0.6；“朝韩对话机制”和“朝韩交流合作”两项指标相结合，反映出1988年至今韩国政府对朝政策包容度的演变态势（见图2）。统计结果显示，1988年至今，韩国政府对朝政策包容度的演变共经历了五个阶段。(1)第一阶段（1988～1992）。冷战结束之际，朝韩双方重启对话会谈、开启交流合作，韩国政府对朝政策包容度出现第一轮增长，但幅度相对较小。第二阶段（1993～1997）。朝核危机阴影之下，朝韩正常对话锐减、官方和民间交流合作受阻，此前对朝政策包容度的涨势未能延续。第三阶段（1998～2000）。进步党派上台后，韩国对朝政策路线转变，双方会谈、对话、交流明显增加，韩国政府对朝政策包容度出现第二轮增长。第四阶段（2001～2007）。受“9·11”事件和朝核试验的影响，其间韩国政府对朝政策包容度多次波动，但总体上保持了前一阶段的快速增长态度，并于2007年达到峰值。第五阶段（2008～至今）。2008年以后，朝韩对话水平的涨势不再，双方交流合作态势也不如从前，韩国政府对朝政策包容度在波动中缓慢下降。直至2017年文在寅政府执政，朝韩对话逐渐恢复，韩国政府对朝政策包容度也呈现回升态势。与此同时，朝韩交流合作水平因国际制裁等原因未能恢复以往水平，可见对朝政策包容度持续回升的动力仍显不足。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对朝韩关系变量的考察[J]. 磐村和哉. 世界知识. 2019(22)
[2]韩国文在寅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展望[J]. 宣玉京. 当代韩国. 2019(03)
[3]体系压力、威胁认知与韩国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J]. 宋文志. 东北亚论坛. 2019(04)
[4]冷战后朝韩关系发展在解决朝核问题中的地位、经验及展望[J]. 王生,胡玥.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3)
[5]朝韩关系进展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及中国战略考量[J]. 朴东勋.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1)
[6]韩国文在寅政府的斡旋外交与朝美首脑会谈[J]. 牛晓萍. 当代韩国. 2018(02)
[7]以构筑和平为中心:文在寅政府的对朝政策[J]. 韩献栋. 现代国际关系. 2018(05)
[8]冬奥外交、韩朝接触与美朝首脑会谈——朝鲜半岛是否将出现历史性新变化?[J]. 朱锋. 现代国际关系. 2018(03)
[9]调整中的美韩同盟:发展历程、强化动因及其挑战[J]. 毕颖达. 美国研究. 2018(01)
[10]韩国外交政策的困境:国家安全与国家统一目标的定义[J]. 姜声鹤,王亚丽. 当代韩国. 2017(02)
本文编号：360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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