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文化智力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发布时间:2021-04-04 14:28
文化智力模型是最受欢迎的跨文化能力多维度模型之一。文章运用CiteSpace软件,从发文、引文、研究热点三个维度,对2002—2018年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的339篇文化智力研究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研究发现:(1)文化智力研究进入发展期,发文量逐年递增,论文作者主要来自美国;(2)从被引角度来看,高被引文献排名第一的是研发文化智力量表(CQS)的论文;(3)从研究热点来看,以量化研究为主流,主要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文化智力的前因与结果变量,及其中介和调节作用。建议国内研究应厘清文化智力各维度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智力培养对结果变量的影响。
【文章来源】:哈尔滨学院学报. 2020,41(11)
【文章页数】:6 页
【部分图文】:
国际文化智力研究年度发文量
(二)共被引分析如图2所示,在2002—2018年间被引频次较高的学者有:P.Christopher Earley(240次)、Soon Ang(233次)、K.Yee Ng(132次)和David C.Thomas(128次)。这是因为他们是文化智力概念研究两大流派的创始人,而概念化和可操作化定义是实证研究的基础。前三位高被引作者均为社会心理学派的奠基人,相对应的测量工具文化智力量表(CQS)也被广泛使用。该学派将文化智力概念化成一个集合(aggregate)构念,不同类型的能力共同组成了文化智力整体,这也受到以Thomas为首的国际管理学派的质疑,他认为文化智力是个综合(integrated)构念,强调各个维度之间的互动,不能分离开来。[6]两大学派的第二大区别在于动机维度,国际管理学派认为文化智力是有效互动的能力,并不需要动机。[9]
如图2所示,在2002—2018年间被引频次较高的学者有:P.Christopher Earley(240次)、Soon Ang(233次)、K.Yee Ng(132次)和David C.Thomas(128次)。这是因为他们是文化智力概念研究两大流派的创始人,而概念化和可操作化定义是实证研究的基础。前三位高被引作者均为社会心理学派的奠基人,相对应的测量工具文化智力量表(CQS)也被广泛使用。该学派将文化智力概念化成一个集合(aggregate)构念,不同类型的能力共同组成了文化智力整体,这也受到以Thomas为首的国际管理学派的质疑,他认为文化智力是个综合(integrated)构念,强调各个维度之间的互动,不能分离开来。[6]两大学派的第二大区别在于动机维度,国际管理学派认为文化智力是有效互动的能力,并不需要动机。[9]如图3所示,2002—2018年间文化智力研究的高被引文献排名第一的是Ang等(78次),这是研发文化智力量表(CQS)的论文。[4]由此可知,文化智力研究以社会心理学视角和量化方法为主。Matsumoto & Hwang从内容效度、构念效度和生态效度三个层面评估了10种普遍使用的跨文化能力测量工具,包括文化智力量表在内的三种脱颖而出。[8]中文版文化智力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也较高,被广泛使用。[12-13]位列第二的是Imail等(61次),讨论了文化智力对跨文化协商的影响。[18]第三是Ng等(58次),将体验学习理论应用于文化智力的培养,[19]随后依次是Lee等(45次)和Ang等(40次),[20-21]这些也都是量化研究,与前面结论相吻合。基于国际管理视角[5]和简版文化智力量表(SFCQ)[9]的相关实证研究较少,尚未成为主流。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外派人员文化智力对外派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实证[J]. 李卉,汪群. 预测. 2018(02)
[2]跨文化情境下员工感知的多元化管理、文化智力与工作绩效研究[J]. 董临萍,李晓蓓,关涛. 管理学报. 2018(01)
[3]文化智力对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双文化认同整合和文化适应压力的链式中介作用[J]. 叶宝娟,方小婷. 心理科学. 2017(04)
[4]外语教育与跨文化能力培养[J]. 孙有中. 中国外语. 2016(03)
[5]跨文化敏感对我族中心主义和跨文化交际焦虑的影响[J]. 赵翔.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6(02)
[6]基于外派学者的文化智力、文化新颖性与跨文化适应研究[J]. 王泽宇,王国锋,井润田. 管理学报. 2013(03)
[7]在华留学生文化智力对其跨文化适应的影响研究[J]. 李晓艳,周二华,姚姝慧. 管理学报. 2012(12)
本文编号:3118209
【文章来源】:哈尔滨学院学报. 2020,41(11)
【文章页数】:6 页
【部分图文】:
国际文化智力研究年度发文量
(二)共被引分析如图2所示,在2002—2018年间被引频次较高的学者有:P.Christopher Earley(240次)、Soon Ang(233次)、K.Yee Ng(132次)和David C.Thomas(128次)。这是因为他们是文化智力概念研究两大流派的创始人,而概念化和可操作化定义是实证研究的基础。前三位高被引作者均为社会心理学派的奠基人,相对应的测量工具文化智力量表(CQS)也被广泛使用。该学派将文化智力概念化成一个集合(aggregate)构念,不同类型的能力共同组成了文化智力整体,这也受到以Thomas为首的国际管理学派的质疑,他认为文化智力是个综合(integrated)构念,强调各个维度之间的互动,不能分离开来。[6]两大学派的第二大区别在于动机维度,国际管理学派认为文化智力是有效互动的能力,并不需要动机。[9]
如图2所示,在2002—2018年间被引频次较高的学者有:P.Christopher Earley(240次)、Soon Ang(233次)、K.Yee Ng(132次)和David C.Thomas(128次)。这是因为他们是文化智力概念研究两大流派的创始人,而概念化和可操作化定义是实证研究的基础。前三位高被引作者均为社会心理学派的奠基人,相对应的测量工具文化智力量表(CQS)也被广泛使用。该学派将文化智力概念化成一个集合(aggregate)构念,不同类型的能力共同组成了文化智力整体,这也受到以Thomas为首的国际管理学派的质疑,他认为文化智力是个综合(integrated)构念,强调各个维度之间的互动,不能分离开来。[6]两大学派的第二大区别在于动机维度,国际管理学派认为文化智力是有效互动的能力,并不需要动机。[9]如图3所示,2002—2018年间文化智力研究的高被引文献排名第一的是Ang等(78次),这是研发文化智力量表(CQS)的论文。[4]由此可知,文化智力研究以社会心理学视角和量化方法为主。Matsumoto & Hwang从内容效度、构念效度和生态效度三个层面评估了10种普遍使用的跨文化能力测量工具,包括文化智力量表在内的三种脱颖而出。[8]中文版文化智力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也较高,被广泛使用。[12-13]位列第二的是Imail等(61次),讨论了文化智力对跨文化协商的影响。[18]第三是Ng等(58次),将体验学习理论应用于文化智力的培养,[19]随后依次是Lee等(45次)和Ang等(40次),[20-21]这些也都是量化研究,与前面结论相吻合。基于国际管理视角[5]和简版文化智力量表(SFCQ)[9]的相关实证研究较少,尚未成为主流。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外派人员文化智力对外派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实证[J]. 李卉,汪群. 预测. 2018(02)
[2]跨文化情境下员工感知的多元化管理、文化智力与工作绩效研究[J]. 董临萍,李晓蓓,关涛. 管理学报. 2018(01)
[3]文化智力对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双文化认同整合和文化适应压力的链式中介作用[J]. 叶宝娟,方小婷. 心理科学. 2017(04)
[4]外语教育与跨文化能力培养[J]. 孙有中. 中国外语. 2016(03)
[5]跨文化敏感对我族中心主义和跨文化交际焦虑的影响[J]. 赵翔.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6(02)
[6]基于外派学者的文化智力、文化新颖性与跨文化适应研究[J]. 王泽宇,王国锋,井润田. 管理学报. 2013(03)
[7]在华留学生文化智力对其跨文化适应的影响研究[J]. 李晓艳,周二华,姚姝慧. 管理学报. 2012(12)
本文编号:311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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