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传统与被传统：从两份《女子世界》看近代女子世界的艰难建构

   【摘要】清末民初在上海先后出现了两份《女子世界》。1904年创刊的《女子世界》(丁初我主编)以“振兴女学,提倡女权”为宗旨,积极构建女国民之革命世界,传达出坚决而明朗的反传统指向;1914年创刊的同名刊物《女子世界》(陈蝶仙主编)在选择对时代潮流疏离的同时,专刊闺秀著作及关于女子启蒙的文字,意在传统文化与新文明之间打造优美高尚之才女世界。两份刊物以其各自独特的形式和话语记录下了建构女子世界的轨迹,其反传统与被传统的迥异面目既体现出编者主体的价值期许和文化取向,也传达出历史结构调试的客观诉求,反映了近代女子世界建构的艰难历程。

    【关键词】反传统与被传统;《女子世界》;女性解放

　　清末民初出现了创办女性刊物的高潮,上海先后出现了两份《女子世界》,分别为1904年出版的《女子世界》(丁初我主编)和1914年出版的《女子世界》(陈蝶仙主编)。丁初我主编的《女子世界》展现了近代民族民主运动和女子解放运动,因其顺应历史潮流,历时最长、内容最丰、影响最大等诸多因素,受到了研究者的格外青睐。较有影响的成果是夏晓虹的《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一书,书中设“晚清女报的性别观照———〈女子世界〉研究”一章,主要从性别的视角“讨论了《女子世界》的办刊方式及宗旨,大致揭示晚清女报的运作方法、作者构成与议论主题诸层面的意义”①。论文方面,尹晓蓉的《清末民初女性期刊的演化与传播探析》②,以《女子世界》(丁编)为中心,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了女性期刊的传播效果。刘钊的《清末小说女性形象的社会性别意识与乌托邦想象———以〈女子世界〉小说创作为例》③和郭晓勇的《从倡导到批评———清末〈女子世界〉对女权态度的演变》④、赵芳的《论〈女子世界〉中的妇女解放思想》⑤等,或从文学角度,或从思想角度深化了局部内容的探讨。1914年出版的《女子世界》(陈编),着力于对传统贤妻良母的宣扬与教化,因其疏离时代潮流以及出版时间较短等缘故,为学界忽视,目前仅有的研究成果是王慧的《也谈〈女子世界〉———以陈蝶仙及其家人为中心》⑥一文,从刊物的栏目、广告、杂志背后的人事关系等角度进行了梳理。

    经考察,笔者发现这同一地区,时隔十年的两份同名刊物,并非沿着我们想象的线性进程发展,而是分别表现出反传统与被传统的迥异面目。一个以“振兴女学,提倡女权”为宗旨,积极构建女国民之革命世界,具有浓郁的世纪初色彩,传达出坚决而明朗的反传统指向。另一个则刻意疏离时代潮流,专刊闺秀著作及关于女子启蒙的文字,意在传统文化与新文明之间打造优美高尚之才女世界。两份刊物为我们考察晚清女性的生活和思想、了解近代女子世界的建构等问题提供了有意义的视角。两份刊物以其各自独特的形式和话语记录了建构女子世界的轨迹,其反传统与被传统的迥异面目,既体现出编者主体的价值期许和文化取向,也传达出历史结构调试的客观诉求,反映了近代女子世界建构的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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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7、75页。

　　②尹晓蓉:《清末民初女性期刊的演化与传播探析》(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7年。

　　③刘钊:《清末小说女性形象的社会性别意识与乌托邦想象———以〈好世界〉小说创作为例》,《南开学报》2012年第9期。

　　④郭晓勇:《从倡导到批评———清末〈女子世界〉对女权态度的演变》,《社科纵横》2013年第10期。

　　⑤赵芳:《论〈女子世界〉中的妇女解放思想》,《前沿》2012年第2期。

　　⑥王慧:《也谈〈女子世界〉———以陈蝶仙及其家人为中心》,《学术交流》2013年第12期。

　　一、反传统之女国民世界

　　19世纪末,中国民族危机和政治危机进一步加剧,受欧风美雨的影响,在割地赔款狂潮的刺激下,以救亡与启蒙为指归的文化反省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中国第一批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自觉承担时代使命,一方面积极向西方追求真理,对异质文化大规模引进与介绍;一方面对传统文化扬弃与批判,为中国寻求出路。

　　在期刊媒介的广泛介入与观照之下,民族主义思潮和家国观念被凸现出来,成为文化控制的主体,民族危机为近代中国女性解放运动注入了新的内容。“人权未必钗裙异,只怪那,女龙已醒,雄狮犹睡,相约鲁阳回落日,责任岂惟男子。”①此时维新派已有较为明确的“男女平等”的主张,并将其融入到拯救民族国家的现实需要中。1898年7月创刊的《女学报》,以提倡女学、争取女权为宗旨,力图通过教育引领女性走出蒙昧,从而达到建构全新女子世界的目的,为后来女性刊物的发展指定了方向。20世纪初,马君武的译介与阐发广泛普及了“女权”一词,认为“必自革命以致其国中之人,若男人、若女人,皆有同等之公权始”②。不仅提出男女平权,而且将女权革命与民权革命联系起来。1903年8月,金天翮(松岑)的《女界钟》一书以“天赋人权”学说作为争取女性权利的思想依据,在思想界引起很大震动,显示了晚清知识界对“倡女权”的迫切要求。“倡女权”、“兴女学”、“新女界”等词汇屡屡出现于新式文人的笔端,女子地位成为中国女性传统与近代的分野,作为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比下的男女平权与男尊女卑,成了中西女性文化差异的鲜明标帜。

　　1904年1月,由丁初我创办的《女子世界》顺时而生。丁初我提出“改铸女魂”的办刊宗旨,将改铸女性人格作为拯救国家的必要前提,“欲拯今日之危亡,必先解脱女子之羁勒,俾立于平等地位,而聪其听焉!明其视焉!鼓吹其精神而感刺其脑筋焉!是不可无物以司其运动之机。此本志发行之目的也”③。在面临传统礼教和西方女性解放思潮的双重文化冲击下,丁初我表现出典型的反抗与认同、解构与建构的浪漫主义气质。与丁初我同声相应的金天翮在《女子世界发刊词》一文中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④将现实中的女子与具有普泛意义的“国民之母”等同,将普救女子和普救中国并举,传达出了知识分子浪漫主义的文化基因和人文主义的价值指向,“唤起国魂,请自女界始”⑤。编者在刊物出版的第一天,就以其爱国主义的时代呼声昭示读者,表现出了气势宏博的魄力。《女子世界》(丁编)的编辑理念选择、内容方式选择均遵循了民族民主革命主流话语的规制,刊物提出“欧洲十八、九世纪,为君权革命世界;二十世纪,为女权革命世界”⑥,力图建构一个“女国民”世界,一个女子革命世界。以金天翮、徐觉我、沈同午、蒋维乔、柳亚子、周作人为主体的撰稿人,将建构女子世界的理想融入到拯救民族危亡的具体实践中。

　　“革新———不论改良还是革命———总是在破除旧传统中实现自身。”⑦在女国民世界的建构中,就要有破有立。在传统的女性价值观中,“男主外、女主内”被作为女性的行为规范,婚姻家庭被视为人生的目的和价值,而“男尊女卑”和“三从四德”思想使女性丧失了自我意识和人格尊严。“今与古成了对立的价值标准,今被视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它将和过去断裂,并接续上一个辉煌的未来。”⑧力求革新、追求“天赋人权”的知识分子既然要建构全新的女性观,就必然要摈弃传统的女性观;他们通过否定旧式的女性形象,来建构新女国民形象,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主要是解放缠足、提倡女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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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饮冰室文集之八十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5页。

　　②马君武:《弥勒约翰之学说》,莫世祥编:《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页。

　　③《女子世界调查缘起》,《浙江潮》第10期,李又宁、张玉法:《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台北龙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769页。

　　④金一:《〈女子世界〉发刊词》,《女子世界》第1期,1904年1月。

　　⑤黄公:《大魂篇》,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842页。

　　⑥丁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说》,《女子世界》第4期,1904年4月。

　　⑦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9页。

　　⑧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女子世界》(丁编)以普适的中国现实为立足点,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和适应近代西方文明等角度,对中国妇女生活现状中的缠足、女学问题进行批评或建构。署名剑豪的《新体艳诗》:“欢意自怜侬,劝侬勿缠足。/阿母不教松,依旧莲钩曲。/挂起百叶窗,窗外月如水。/月下倚欢肩,泥讲新闻纸。/闻欢昵倭娘,侬比倭娘好。/不信但看侬,插鬓珠花绕。/饮欢加非茶,忘却调牛乳。/牛乳如欢甜,加非似侬苦。/欢才人不如,几日通鞮寄。/为问蟹行书,可有鸳鸯字。”①该诗借助旧体诗的形式,运用白话俗词,刻画了一个备受“莲钩曲”之痛的传统女子形象,控诉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摧残,从而号召女性进行“女界革命”。在“记事”一栏中,《女子世界》积极报道了各省女学兴办的情况,以便营造良好的“兴女学”的舆论氛围,并鼓励女性“奋发其争存之能力,规复天赋之权利,以扫除依赖男子之劣根性,各自努力于学问,以成救国之女豪杰,夫而后中国或有可望也”②。

　　“知识分子和民族国家对现代性的追求抑或说对现代中国的想象和设计,伴随的是对新女性的塑造和倡导。”③为改变传统女性只重家庭不问国事的现状,《女子世界》或列举古今中外的爱国女性形象,为广大女性树立学习的榜样;或通过对欧美妇女的生活现状和社会角色的介绍,给中国女国民世界的建构提供一个参照系数。《女子世界》(丁编)的撰稿者们以不同的文学形式昭示其革命主旨,塑造“女国民”形象、勾勒“女国民”的生活世界。柳亚子以亚卢为笔名发表的《读孟广得韩女士平卿为义女之作和其原韵》一诗:“移根换土自由花,血系炎黄本一家。/为祝前途希望地,黄金世界女中华。/笯凤囚莺剧可怜,沉沉女界黯千年。/桃花宝马梨花剑,独立功成一辗然。/一室难春我亦愁,萧条四海尽悲秋。/献身应作苏菲亚,夺取民权与自由。”④鼓励女性从家庭私人领域走向更宽广的社会公共领域,颂扬了与男性一起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奔走的革命女性形象,凸显女权运动的革命价值。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⑤的观点影响下,《女子世界》积极开辟小说专栏,从女子恋爱、母职、增智、爱国等方面,探讨在国民观念下女子世界的建构,传达对女子身份的定位和认同。署名为东海觉我(徐念慈)的《情天债》就紧密围绕社会需求,刻画了帝国第一女杰革命花苏华梦的理想女国民形象,想象了中国从1902～1962年间的强国历史变迁,着力凸显女主人公的社会革命意义与价值,使其成为传统才女的对立面,将其视为历史发展的化身,甚至是中国前途的希望,寄托了男性作者的性别政治理想。在《女子世界》的叙述中,传统和现代被赋予了特定的性别色彩,接受传统教育、包裹小脚的旧式女子成了传统的标帜,相对而言,接受新式教育、放足并从事新式职业的女国民成了现代的代名词。

　　《女子世界》质疑“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旧礼教,不仅解构了中国传统封建女性的文化体系,颠覆了数千年来的女子家庭文化格局;其革除缠足陋习、加强兴办女学的倡导,也重构了新时代女性知识体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女性的某些观念,扩大了她们的社会视野,客观上促使近代上海女子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发生了某些变化。以《女子世界》在当时的影响,其妇女报刊之“巨擘”(秋瑾语)之称,诚不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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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剑豪:《新体艳诗》,《女子世界》第11期,1905年3月。

　　②竹庄:《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女子世界》第3期,1904年3月。

　　③张素玲:《被建构的女性:晚清至“五四”时期民族主义话语中的性别表述及其社会文化意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中国的前沿文化复光与秩序重构: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四届学术年会2006年度青年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④亚卢:《读孟广得韩女士平卿为义女之作和其原韵》,《女子世界》第11期,1905年3月。

　　⑤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期,1902年11月。

　　丁初我等编者为建构女国民世界,直接模仿西化图景来勾画中国的女子世界,意欲将传统女性的家政角色直接改造成救亡中国的社会角色,他们着力塑造新女杰形象,并给这些对象赋予国家未来、前途等重要的涵义。出现的情况是女国民、新女杰的前身“贤妻良母”、“才女”被贬低为“旧式女子”,被刻意地否定和摒弃;而“女国民”、“新女杰”的形象因其不够现实,成为海市蜃楼。在模仿西方、叛离传统的激进思想的影响下,在“一鼓而光复之”①的盲目乐观中,在过度张扬男女平等的言论中,现实却是“自租界北辟,男以鬻贩营生而奢华渐起,女以纱丝工作而礼教鲜存矣”,“内地妇女之妄想自由,误用自由者,遂相率至沪,父母丈夫不能阻也”②。女权之流弊大肆盛行,世风人心渐离古道,问题的大量存在增加了知识分子对社会风尚的不满以及对传统沦丧的担忧。竹庄(蒋维乔)在《女权说》中指出:“妄谈女权而不先养成女子之学识,之道德,徒以结婚自由之说,便于肆意妄行者灌输之。其流弊之所至,吾甚惧焉。”蒋氏认为在当时女性尚处于依附地位的情况下,应坚持女学先行,以女子教育作为男女平等的保证,“夫惟有自治之学识、之道德之人,而后可以言自由;夫惟有自治之学识、之道德之女子,而后可以言女权”③。没有学识和道德,就谈不上自由的争取和女权的顺利推进。教育先行,表明先进知识分子对女子教育认识的深化以及对盲目推进女权运动的反思。蒋维乔客观、温和的言论激起了激进派柳亚子的强烈反对,他们尖锐地反驳蒋氏的言论,并痛斥其为“今日温和派之以狡狯手段侵犯女界者矣”④。这一争论事件引发了编者更多的理性思考,成为《女子世界》前后期对女权不同态度的转折点,主编丁初我也从之前对女权的盲目赞颂转入客观的现状反思,他说“吾恶假守旧,吾尤恶伪文明;吾赞成旧党之顽夫,吾独痛斥新党之蟊贼”⑤。对女权之流弊深恶痛绝,他认为“假自由平等之名以恣纵,毋宁守其旧道德”⑥、“女子苟无旧道德,女子断不容有新文明”⑦。对于丁初我从推行新文明到回归旧道德的转变,与其说其转入了保守主义,不如说其在女权的发展中深化了认识———缺少传统根基的“新”是不够稳定的。这种转变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是《女子世界》从蒙稚到成熟的转变。

　　从积极地“倡女权”回到传统礼法中的“论女德”,《女子世界》表现了知识分子在民族自强与近代化女子变革的重合交织面前产生的迷惘,这种迷惘又决定着他们会同传统观念发生感应。《女子世界》后期提倡女学、开通民智、讲论女德、尊重女权和反对缠足等,鼓励女性走出家庭,成为社会人。其旨在保护新文明而走向旧道德的转向,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强化了“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传统观念。《女子世界》从前期的激进民族革命倾向走向了后期的温和社会改良主义倾向,表现出其在两次民主革命间隙对舆论要求的贴近,这种比较温和的主张,在当时社会日趋激进的情况下,是对激进的一次反驳,也是一次直面自我的反思,更是对女性传统的再认识,是建构女子世界的螺旋式的进程体现,有着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近代女子世界建构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提醒人们要注意传统女性文化的潜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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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丁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说》,《女子世界》第4期,1904年4月。

　　②《青浦县乡土志》卷29,转引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7页。

　　③竹庄:《女权说》,《女子世界》第5期,1904年5月。

　　④亚卢:《哀女界》,《女子世界》第9期,1904年9月。

　　⑤⑦初我:《女界之怪现象》,《女子世界》第10期,1905年2月。

　　⑥初我:《新年之感》,《女子世界》第11期,1905年3月。

    二、被传统之才女新世界

　　20世纪初是一个新与旧、中与西并存的时代,旧传统与新思潮此消彼长并博弈不断,传统的性别制度和社会文化空间本身存在着很大的弹性,为文化的延续提供了缓冲的空间。在中西、古今文化冲突融会下,国粹主义思潮喧嚣噪起,以“保种、爱国、存学”的宗旨实现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弘扬。同时,袁世凯复辟后强力压制女权运动,其在1914年底出台的《整顿教育方案草案》中,明确宣扬女子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贤妻良母。因此,中国近代女性期刊对女性的认识和描述是多元而丰富的,通观1904～1914年的女性刊物,可以发现在1913年以前,刊物多注重解放之说,提倡平等意识,强调政治功利性和社会作用。然而,1913年后创办的一些杂志,表现出对前期刊物的反驳,或注重妇德及家庭教育,如1913年苏州出版的《竹荫妇学杂志》和1914年成都出版的《妇女鉴》,即多写家庭知识及技能,改良家庭教育,倡导传统妇德;或推崇趣味主义,如1914年创办的《香艳杂志》,则将娱乐性办刊主旨发挥至甚。

　　1914年12月10日,由天虚我生(陈蝶仙)主编的《女子世界》在上海发行。《女子世界》并非一个独立运营的杂志,它与同期的《游戏杂志》、《香艳杂志》构成了一个鼎力共存的早期鸳鸯蝴蝶派的通俗文化传播体系。三份刊物均由中华图书馆发行,具有相同的编辑群体,彼此呼应,互为推崇,呈现出合力之态势。《女子世界》的“骈散文”征文启事和第二期的内容广告就分别借助《游戏杂志》第9期、10期刊登,而《香艳杂志》第3期的广告也出现在《游戏杂志》的第9期。“天虚我生工诗词小说,年来著作历见《申报·自由谈》及本馆《游戏杂志》礼拜六,久为阅者诸君所称许,现由本所特聘来沪主任编辑女子世界。”①我们通过王钝根对办刊过程的追述,可以一窥鸳鸯蝴蝶派几份杂志之间的交互缠绕的关系,以及其较为相同的供稿群体和读者对象。

　　《女子世界》将自身定位为“不独供才子佳人绣口锦心之谈助”、“不欲与寻常杂志同日语”的杂志,力求成为“优美高尚”②的最新杂志。其创刊时栏目“至详且备”,大致分为图画、文选、译著、谈丛、音乐、工艺、家庭等十二个栏目。其“于文学上取体尤称美备”③。在栏目上加大了诗话、诗词曲选等中国传统的文艺形式,具有浓厚的古典意味。第一期《女子世界弁言》即采用传统骈体文形式,“揆斯人命意为阴教,发凡新订芸编。广通兰讯,鸾凤耀文章之彩;声应气求,睢麟寓官体之精。言坊行表,蒙泉育德,圣功宁独重男;离火扬明,卦义尤详中女。此女子世界之所由辑也。”说明《女子世界》“蒙泉育德”的编辑缘由,表现了刊物“高洁端丽”的内容选择取向。如果说丁初我借助其《女子世界》培养的是民族革命中的女国民,渴求从思想到行动均有异于传统的女性群体,传达了新思想文化界对于时代新女性的想象;那么陈蝶仙凭借其《女子世界》则要将中国女性都培养成才德兼备的女子。陈蝶仙办刊的价值期待和文化取向决定了刊物从一开始就无意与政治书写接轨,体现了自觉的文学审美选择和个性追求。从中不难一窥在新思潮的冲击下,民初上海传统文人们精神指向转入带有浓厚人文意味的传统文化救赎的面貌。

　　《女子世界》的供稿人有潘兰史、刘醉蝶、樊樊山、陈蓉仙、孙瘦鹤、何问山等,多为陈蝶仙的朋友或女弟子,这是一批具有浓郁古典性体验的近现代语境中的传统文人,以彼此之间知音式的互赏共同促进刊物的发展,以传统文人的现时接受视野来建构民国初年的女子世界。《女子世界》以“才女”、“新女性”为其主要的刊载对象和潜在读者,在这个园地中,不仅男性编辑以男性的价值取向为坐标建构着理想中的“新”女性形象;女性供稿人也用真实的自我积极参与到“德才兼备”的“新”女性形象的建构中。“出版后声华藉甚,闺阁贻书称女弟子者数百人”④,状况之盛,足见在上海旧式文人圈中《女子世界》的影响力之大。

　　《女子世界》的供稿者在“女性传统”中,积极进行着道德、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实践。清代盛行的《教女遗规》论妇人之道:“妇人者,伏于人者也。温柔卑顺,乃事人之性情。纯一坚贞,则持身之节操。至于四德,尤所当知。妇德尚静正,妇言尚简婉,妇功尚周慎,妇容尚闲雅。”⑤只要能培养这四德,就是出色的女子。《女子世界》正是以模范女子的嘉言、善行为内容,来建构甚至是巩固旧式文人心中的“妇德”。以第六期为例,马纲章的《亡妻王安人墓志铭》一文中宣扬“天赋厥性有柔有刚,妇人守柔其道用光”的观点,即要求女子持守柔弱之道,居弱守柔,守柔不争;认为女子只有以和柔为美,养成了和柔的美德,方能得人之心。文章强化了中国的传统家庭与社会文化对女子内敛、不张扬的道德要求。张朱翰芬《书邵氏婢》详细叙述了婢女蒋翠英的孝行,赞扬了传统女性身上孝顺、忠诚、坚忍的道德品格。而在《彭家珍烈士之未婚妻》一文中,王清真女士身上充盈着一种富于牺牲的精神,在彭家珍牺牲后,“愿以女儿身过门守节”。这三篇文章塑造了“孝妇/节妇烈女”的形象,集中体现了儒家传统妇女观中“德”、“孝”、“贞”的传统观念,诸如此类的文章不胜枚举。可见《女子世界》提倡的“德”就是传统的女德,特别是传统士人阶层的性别道德标准,表现了编者对女性传统道德品格的期待,期待其能够延展为一种普世性的新时代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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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③王钝根:《〈女子世界〉绍介》,《礼拜六周刊》第5卷第46期,1915年4月。

　　②《女子世界》征文广告,《申报·自由谈》第1期,1914年12月5日。

　　④王钝根:《本旬刊作者诸大名家小史·天虚我生小史》,《社会之花》1924年1月。

　　⑤陈宏谋:《教女遗规》中卷,周博琪主编:《古今图书集成》1,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女子是否应有才学历来备受争议,汉代才女班昭提出“妇德,不必明才绝异也”,虽然“不必明才”并不等于“无才”。从汉至清,世人多将女子才学与德行直接对立起来:“或者疑女子知书者少,非文字之所能教,而弄笔墨工文词者,有时反为女德之累。”①直接将女性的才华界定为负面的价值,根本原因在于女性本身是处于“学而优则仕”的儒家价值系统之外。时至盛清,为维护统治需要,歌咏太平,“才女”曾被作为圣朝“文教昌明”、教化远播的象征。维新派梁启超为重塑“女学”,曾说“古之号称才女者,则批风抹月,拈花弄草,能为伤春惜别之语,成诗词集数卷,斯为至也!若此等事,本不能目之为学”②,直接剥夺了才女所代表的传统女学的合法性,亦是矫枉过正。陈蝶仙提出的“德才兼备”的女子培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对才女的审美理想及对现代女学的对抗。其妻朱嬾云女士是杭州著名的才女,诗词曲文兼善共美;其女陈翠娜亦承传家学,能诗善画。《女子世界》专设“名媛集”栏目,含诗选、词选、曲选,积极刊登才女之作,故“闺阁名媛学堂女士投寄著作者尤多”(王钝根语)。从刊登的作品来看,多传达深细的审美体验和情感捕捉,有闺房情思的缠绵往复、独抒意怀的惝恍迷离和悲欢闲愁的宛转惆怅。陈蝶仙自觉靠拢于传统文化精神,以其知音式的欣赏积极刊登闺阁名媛的诗词曲赋,不仅真实记录了近代才女优美的生活状态,而且传达了编者对于闺秀才女形象的认同。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现实中女性的“咏絮之才”,根本就不能算是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学问。“才女文学”往往意味着阴柔、软弱与感伤,是一种内化的、小我的文学。陈蝶仙诗词曲赋样样精通,其对才女的认同,部分程度流露出来男性的文化优越感和旧式文人的闲适从容的审美取向。

　　《女子世界》的价值绝不单纯在于其对女性传统德才的建构,更重要的是在女性传统与西方文明博弈与协商之后其所要建构的女性形象的新特质。陈蝶仙个人身份具有多重性,他不仅在旧式文人圈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是鸳鸯蝴蝶派的中流砥柱;同时还是“无敌牌”牙粉的制造者,退出文坛后他又成为富有实践精神的实业家。陈蝶仙理想的女性绝不是传统中的“深闺佳人”,而是德才兼备的时代“新”女性。“世界属于女子,其气象迥不侔矣。夫人生天地间孰能脱离世界而独立哉,然女子自有女子之世界也……今民国已成男女之平权,已公然辟一新世界矣。”③这个“新”,应该表现出与传统的不同的特质,与时代相接的气息。对于女性而言,就是要拥有新知识和新行为。新知识、新思想阶层很容易将新女性塑造成脱离传统根基的女国民,表现出激进的一面;而在接受层面上,传统文人群体和市民阶层基于现实的压力更愿意将“新女性”定义为新知识与旧道德混合而成的贤妻良母或闺秀才女的形象,呈现出改良的愿望。

　　《女子世界》中开设工艺、家庭、美术、卫生等栏目,努力把实用性、科学性带入报刊、带进女性家庭日常生活。传统女学着重于学习家庭女工、祭祀礼节以及为女、为妇之道。家庭基本是女性生存的唯一空间,更多的女性更愿意以男性为中介,以家庭为场域来实现自身价值和社会责任。陈氏通过大量刊登闺秀著作及开化女智的启蒙文字,试图建构一个在传统德才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的女子家庭世界,为女性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注重内外兼修的家庭新女性,希望女子身上温婉内敛的品德、聪慧灵巧的才智能与晚清以降西方输入的家庭新文化知识相融合,表达了男性对理想新女性的时代想象。

    以来的文化启蒙以男女平权的理想化目标向女子展现了家庭以外的社会场景,而现实物质环境的变化也加剧了女性生活方式的变化。女性要在日常生活领域中进行自我革新,第一步就是走出家庭,向社会展示自我。《女子世界》常常会刊登投稿者小影,如,1914年12月的创刊号上就有“陈翠娜女士”小影,1915年第2期上则有“朱嬾云女士及其十三龄之女翠娜”小影,朱嬾云女士和女儿的照片还刊登于《游戏杂志》的第10期。这是女性敢于走进大众视野,勇于宣扬自我的新时代行为模式,照片的刊登让我们看到了“新女性”自信与美丽、智慧与富于实践的一面。朱嬾云女士对自身品性高度修持,对国家时事倾心关怀,不仅具有温婉外表、丰富学识、宜家宜室,而且极富于行动之精神。陈氏夫妇琴瑟和鸣,朱嬾云的美好形象应该就是陈蝶仙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在建立家庭以依然能得到社会认同的才女形象。

　　《女子世界》的编辑和供稿者既没有流于当时轰轰烈烈地追求女性解放和民主自由的表面,也没有固守于袁氏复辟后关于贤妻良母教育的圈定;而是深潜于传统文化的大海里,小心翼翼地开辟着时代风浪下的一隅优美高尚之天地。他们没有拒斥新知识、新文明的来袭,而是有选择地推介并实践之,表现出了开明的意识。这样,《女子世界》最终以一个新知识与旧道德并行不悖的影像出现在知识阶层的阅读领域中。在西方现代文化冲击下的民初上海文化圈中,其对传统道德的认同和文化选择,我们不应当简单视之为一种逃避,这是强权禁锢和制约下的自我保护,也是日常伦理严重失范下的自我慰藉;这是对激进狂飙革命的暗中规约,也是对人文精神缺失的及时补救。因此,王钝根对《女子世界》积极推介并倍加赞叹:“远近来函交口称许,至誉为今日出版界最高尚最优美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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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陈宏谋:《教女遗规序》,周博琪主编:《古今图书集成》1,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

　　②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时务报》第23册,1897年4月。

　　③蔡选青:《女子世界仿前清制艺体》,《女子世界》第6期,1915年7月。
　　三、两点历史思考

　　近代女子世界的建构力量有两大源头:一为西方;二为男性。从西方获得话语资源,从男性那里获得行动支持。而这两点恰恰忽视了重要的主体:传统和女性。

　　(一)传统:摈弃与承传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积淀成一种遗传基因,扎根于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传统女性文化本身是具有二重性的,即愚昧落后自卑自贱的旧女性观和吃苦耐劳克己自制的传统美德,旧女性观抹杀了女性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而传统美德孕育出她们勤劳、富于韧性、克己自新、讲究实际的品德。传统女性文化不可能通过自我批判而达到更新,它必须借助外力方能实现。

　  西方女性文化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面对女性传统的全新观察视角和话语资源。意欲革新的知识分子对西方学说的生吞活剥,却未能深刻地领会学说的丰富内涵和本土基础;一味认同西方妇女解放学说的普遍性,却忽略了中国复杂的现实环境和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一边是对未来帝国的美丽构想,一边是抬眼望去的现实落差;一边是对“国民之母”的理想赞美,一边是中国女性的优劣短长。这种海市蜃楼般的女子世界的建构给了有识之士一个嘲讽的答案。对女性传统作简单的褒贬和有意的忽视,都是违背历史事实、无视现实需要的。女权的激进倡导在正面激励的同时带来了更多负面的影响,反思后的丁初我列举了女界所犯的七种新罪业:爱虚荣、耽逸乐、观望不前、沾染气焰、虚掷、被吸、无成立等②。当然这种新罪也并非全部是期刊宣传的力量所致,叶晓青对此有独到的见解:“上海平民无传统道德负担,十分乐于接受新鲜事物、西方物质文明。媚外的价值观首先在平民中产生,早于中国知识分子。但这并不是由于下层文化对上层文化的影响,只是由于西方在经济、政治上的压倒优势所造成。”③先进知识分子企图影响、塑造下层文化的意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问题的产生,但同时也促进了问题的解决,他们提出女子教育先行的策略,“是故对无教育之女子而语以女权,是犹对三尺童子而语以自由,对田夫野老而语以民权,其有不紊乱败坏者,鲜矣”④!在关于女权问题的观点争锋和现实碰撞中,近代女性解放经历了从倡女权到兴女学的重心转变。1907年3月8日,清政府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正式将中国女子教育列入政府教育制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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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②丁初我:《新罪业》,《女子世界》第11期,1905年3月。

　　③叶晓青:《〈点石斋画报〉中的上海平民文化》,《西学输入与近代城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页。

　　④丹忱:《论复女权必以教育为预备》,《女子世界》第3期,1906年1月。

　　在西体中用的现实挫败面前,复古的文化选择引起了具有相似社会地位、教育背景、文化阅历的知识分子的共鸣。“以仆之眼,观于今日之社会,诚岌岌可危,固非急图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不足以维持之,非徒言输入文明,即可改良革新者也。”①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冲击下失范的社会及其成员,反思后的近代知识分子积极开掘传统文化资源、高度认同传统道德,开启传统的非对抗性转化的文化发展路径,希望借用统一规范与道德理想,来重新维系社会与价值规范的稳定。从提倡新学到重塑传统道德这一重大转向同样体现在女子世界的建构中,走向对传统女性道德的坚守之路是对近代女子世界建构实现的本国文化补救。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媒体舆论的严格控制,也进一步加剧了本期女子世界建构在中西、新旧之间的游移。陈蝶仙等建构的亦旧亦新的才女世界,将家政技能作为新女性的重要学习内容,而非提倡女性的智力教育或专业教育;强调女性为服务家庭学习,而非为个人独立和发展学习;强化女性教育的伦理性质而非智力性质,为传统妇德和女性价值观留下了生存余地。

　  近代女子世界的建构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传统与西学的种种烙印,充满着矛盾,笼罩着阴影,伴随着艰辛,“女性传统”在其中拖泥带水地趔趄前行,在被批判、被摈弃与被传承、被迷恋之间挣扎。站在传统的延长线上,“丁初我”们和“陈蝶仙”们都逃脱不了如何对待传统的态度问题,他们既有可能被西学绑架,也有可能被传统遮蔽。值得称赞的是,以丁初我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情境下,积极建构新女子世界的力量以及面对断裂之后勇敢的反思和及时的矫正。以陈蝶仙为代表的传统文人面对西学冲击,依然能够坚持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女性价值观、传统美德、伦理和现实生活的连续性。

　　传统不能割裂,世界不能脱离。女性传统如何在异质文化的影响下,进行自我定位和自我构想,争取自主性;如何理解与吸收异质文化,“能够从与他者的缠斗中阐释和生产自我”②,表现出一个活力文化所具有的弹性与能力。这个话题不仅属于昨天,也属于今天。

　　(二)遮蔽下的“她世界”

　　中国近代女子世界的建构从一开始就刻上了强烈的男性化印记。最先意识到近代女性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的不是女性自身,而是作为他者存在的男性;女性新形象的塑造不是出于女性自身的要求和愿望,而是基于男性启蒙者的审美眼光和社会要求。女性期刊本应是女性自己耕耘的园地,但是由于当时女性知识水平的限制,编辑和主笔几乎全为男性,女性基本处于话语缺席的“被”启蒙的状态。近代很多小说专栏几乎成为男性思想家们启蒙妇女的阵地,由男性代为立言的女性话语形态成为普遍的存在。如周作人借女子之名进行创作,仅发表在《女子世界》(丁编)上以“萍云”署名的就有近十篇作品,诸如此类使得署有某某女士的作者真实性别模糊难辨。在女子世界建构中,女性的严重缺席,不仅说明女性的自身主体意识尚未觉醒,自我启蒙的声音极其微弱,同时也反映了女性被动接受的新女子世界只不过是“他世界”中的一部分。

　　中国近代女性解放从一开始就不曾具有独立的意义,它是被纳入家、国大概念下的小定义,是男性启蒙者进行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策略。在中国近代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女性主义刚刚引进尚未展开本土性的调试就被卷入民主革命的体系。尽管女性解放思潮在《女子世界》(丁编)中已有所阐发,但是强调更多的不是女性主体意识自觉而是民族群体意识自觉,透露着强烈的民族气息。将性别作为关注国家独立命运的视点,突出强调了女性的独立地位与国家民族命运的关系;女性的自由、平等权利,更多地被贴上了“国家”、“民族”等价值标签,群体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个体意义,解构了其“女性解放”的真正内涵。“欲光复中国于已亡以后,不能不言女学;而女权不昌,则种种压制、种种束缚必不能达其求学之目的。”③这是危机之下,男性焦虑的投影———以对女性思想行为的控制缓解其自身无力摆脱危机的焦虑。女性脱胎换骨即可重塑国民,振兴女学即可救亡图存,这种有意地夸大女性在国家命运中的决定权,对于广大女性而言是不可承受之重。　

    上海《女报》主编陈撷芬对于彼时提倡的“女权”、“女学”有基于女性主体的深入认识,她在《独立篇》(1902年)中谈到:“即有以兴女学、复女权为志者,亦必以提倡望之于男子。无论彼男子之无暇专此也,就其暇焉,恐仍为便于男子之女学而已,仍为便于男子之女权而已,未必其为女子设身也。”④揭示了男权的主导地位和符号控制,这是来自女性自我觉醒而发出的质疑,为女性的解放开阔了空间和视野。将女权意识等同于国民意识,无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片面强调女性作为国民之义务而非权利,这是时代语境下有识之士难以避免的“错误”。在宏大话语的环境下,要想对民族主义、女权与女学等复杂问题做一个客观清晰的定位与合理可行的实践,并非易事。近代女子世界从前期的女国民之革命世界的建构走向新女性之家庭世界的拓展,虽然建构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但是话语传播以男权视野为第一维度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男性主流文化仍然会选择有利于维护男权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广泛宣传。男性对女性提出的“德才兼备”的要求,仍是以男性的价值趋向为坐标。他们强化女子德、贞、孝的观点,提倡女子拥有吟诗弄画的小才学而非改造自我与社会关系的大才学,把实用性、科学性知识带进女性日常生活,进一步优化女子家庭世界。女子被其调教得更高尚、更新潮、更具有女性气质,女子世界似乎也变得更丰富、更有趣、更富有时代气息。但是男女两性分立两边的现状没有改变,她是他的观赏对象、塑造对象和审美对象。以男女平权的政治话语为主体,以女性社会性别化为途径,男性编者在现实生活和文学场阈内,不断实践着特定时代符合社会需要和性别期待的女子世界的建构。可以说近代女子世界看似多元建构的背后,无不是男性文化建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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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我佛山人(吴趼人):《(上海游骖录)识语》,《月月小说》第8号,1907年5月。

　　②刘堃:《晚清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传统再构》(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文学院2010年,第2页。

　　③亚卢:《哀女界》,《女子世界》第9期,1904年9月。

　  ④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