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十年思想史中的“民意识”研究

发布时间：2020-07-24 06:30

【摘要】： 20世纪前期中国思想文化演变的诸多重要“话语”，在二十世纪前十年大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经过辛亥革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以展开。这一时期，“国民”、“民国”、“民权”等词在时人中获得广泛的认同并被大量使用，各种思想各派主张也很少有不与“民”发生紧密联系的。说民意识的凸显在20世纪前十年呈现了一种时代性的关注转移，或不为过。对此虽然已有一些研究，但是，比较全面地考察民意识凸显对选择中国社会改造方案的影响，仍然显得不足。本文把考察的重点放在时人思想本身的梳理上，尽可能还其本来意义，以重建20世纪前十年在“民”的问题上的思想脉络。考察中，本文注重这一观念兴起后对政治设计、社会生活、人际关系的影响，由此所带来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希望能够在较为宽广的、动态的视域内把握时人的思想。本文认为，对20世纪前十年“民”的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单独以“民意识”视之而不只视为五四时期“民主”观念的序曲，不仅可以深化关于这一时期作为“重要年代”的认识，而且能够为把握20世纪民主观念的演变提供一些可资对比的面相。区分名与实、理想与现实，是本文的重要视角。本文注意到，20世纪前十年，时人在“民”的问题上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下，民被视为国家的根本和主人、国家兴衰存亡的决定性力量和推动社会变革最主要的力量。时人设想，借助制度上的设计配合社会生活中的倡导，通过对政府和民众、个体和群体、社会上层和下层等关系进行调整，就能调动和发挥大多数国民的作用，兴民权以振国权，合民力以成国力，实现国家的救亡图存。当时的各种思想各派主张，几乎都可以在这一大的路径下，找到各自的着力点。另一方面，在对现实中国国民具体状况的认识和判断上，时人对现实中国国民能否承担起推动社会变革、拯救国家危亡的责任表现出很大的怀疑和忧虑。虽然理论上的设计一度带给时人巨大的鼓舞，但回到中国的国情中，国民的状况又使他们所抱有的热烈期望大打折扣，积极与消极、欢欣和失落两种情绪形于言表。本文由此提出，20世纪前十年思想史中的“民”，呈现出名和实的分野，具有理想和现实两个面相；时人对“国民”、“民权”的倡导，主要是对理想之民的推崇而非对现实之民的倚重。民意识的凸显，带来了新的视野，使民权、合群、平等等观念成为以后中国社会改造中无法回避、无法绕过的命题；但理想和现实的反差，也使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手段和改造社会的“终极”力量被提上日程、寄予厚望的“民”，本身成为新的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关于中国国民能否承担起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责任，在时人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相当一段时间内，争论的双方被区分为革命和立宪两个阵营。二者的取舍，固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含着多方面的考虑，这其中恐怕也包含着偏重于理想与偏重于现实的差别。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反差，对现实中国国民状况的深刻忧虑推动时人从“人”的诉求走向文化诉求，由此出现了国民性的初步解剖和从新民到新文化的酝酿。不仅如此，由于侧重于理想之民一面或现实之民一面，加上外在压力下对中国社会改造的紧迫性的考虑，这一时期对社会改造方案的选择表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出现了首先改造国民和首先改造政治两个思路的分歧。对于首先造成新国民还是首先造成新政治的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同一个人的回答有此一时彼一时的情况，甚至同一个人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表现出此一方面不同于彼一方面的状况。一些时候将人的问题的解决归结到政治制度，认为政治不变革，其他一切变革都无从谈起，一些时候将制度问题的解决归结到人，认为不首先对人进行改造，一切变革都无法推进；在理论设计中充分肯定“民”的作用的同时，实际操作上又不能不围绕“政”展开。这两个思路互为因果，随着关注点与时势的转移，此销彼涨，形成了一种思想的徘徊，反映出在社会变革万端待举、千头万绪的情况下，时人从不同的关注出发提出的各种救亡之术既互相关联、互为条件又互相掩盖、互相推卸责任的状况。同样值得注意的，在深感现实中国国民不可倚重的情况下，作为一种政体的专制遭到猛烈抨击的同时，作为一种手段的专制并没有被立刻抛弃。在不少情况下，“专制之政教”、“武装政治”和“强权”受到时人的推崇。这种可能也是以民主为目标而在手段上却强调专制的悖反状况，也表现在精英和民众的关系上，在“民”的话语权威下，不仅依然可以看到精英的影子，而且非精英不能的意思显而易见。对“国”和“民”两种关怀进行考察也是本文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注意到，在民权观念被广泛接受和认同的过程中，个体和群体关系上推崇“群”、公私关系上推崇“公”，最终推动确立了国家这一至大群体至高无上的地位。因而所谓民权，相当程度上被看成实现国权的手段；所谓国民，最重要的是承担救国报国的责任和义务。与此同时，时人的看法中实际上也不乏民的关怀，国的关怀和民的关怀并存在这一时期的思想中。本文从平等问题入手对此进行了探讨。平等问题在这一时期的思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对平等问题的关注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权利平等，二是贫富均等。就前者而言，其主要关怀仍在于国。就后者而言，国家意识表达得不那么强烈，更多地是对人自身利益的关注，透露出强国和平等之间的内在紧张。从对平等的关注出发，一部分人对臻国家于富强的西方文明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保留。这说明，在民意识兴起以后，由于关注点的不同，在这一时期的思想中一度呈现出国家利益至上和民众利益至上两种不同的取向。围绕着如何平衡强国和平等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时人开始普遍地把探求平等问题的解决作为时代性的任务，纳入强国的统一视野之中。和“民权”一样，“平等”在这一时期成为国的关怀的内在理念。本文包括序言和六个分章。序言在概述已有研究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考察的主要问题。第一章“民意识的凸显”通过从少数与多数、政府与国民、上层与下层进行考察，提出20世纪前十年民意识的凸显，表现为对富于组织性的多数人的诉求，具有以现政府为对照的明显特点，伴随着社会群体关系上对社会上层群体和中下层群体的认知的变化。第二章“民权观念与国的关怀”着重考察民权和合群观念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并以“民族主义”思想为例作了具体分析。第三章“平等意识与民的关怀”着重探讨时人思想中与强烈的国的关怀有所歧异的民的关怀，并以无政府主义为例具体分析了国和民两种关怀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第四章“国民资格问题与思想论战”分析民意识凸显过程中，围绕如何看待现实的中国国民程度，特别是如何从现实的中国国民程度出发选择相应的政治方案时，革命和立宪双方的激烈论争，以及由此表现的思想认识的多歧性。第五章“造成国民的努力”讨论从对理想之民到现实之民的关注转移，由此推动出现的对国民性的初步解剖和新文化的酝酿。第六章“政民关系与“中国改革之难”对贯穿于各章中的基本看法作简要的概括，同时对考察中提及但碍于各章主题尚未能集中讨论的问题进行了适当分析。
【学位授予单位】：四川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5
【分类号】：K257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