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绅士与政治整合研究:以知识权力化整合模式为路径

发布时间：2020-09-05 06:39

　　政治整合是政治发展研究的一个基本课题。整合危机和认同危机被认为是后发型国家政治发展中面临的严峻挑战。如何提升后发型国家的政治整合力是发展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种政治形态的整合力首先取决于该政治形态的性质，但政治性质的变迁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政治整合力的提升，还必须建构一个能最大限度地聚集政治资源的政治整合模式。而政治性质的变迁最终会体现到政治合法性模式的转型和国家与社会关系形态的变迁上来，他们是政治整合模式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因此，研究政治整合问题需要从该政治形态所建基的政治合法性模式和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入手。这是本文的基本理论预设。探索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型中的政治整合模式理论，是本文研究的目的。为此，本文选取具有鲜明危机性和转型性特征的晚清政治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绅士在晚清应对不同性质的政治危机谋求政治整合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分析其资源基础、角色变化和背后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变迁，系统地归纳出中国传统政治整合的独特模式…知识权力化，并进一步析出中国传统政治的政治合法性模式—解释性政治合法性，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模式—基于绅士为中介的官绅民关系。在此基础上，将中国传统的知识权力化政治整合模式同解释性政治合法性模式以及基于绅士为中介的官绅民关系模式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本文的逻辑理路。知识权力化是本文的核心概念。它是自隋唐确立科举制度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传统政治整合模式。知识权力化政治整合模式是一个集核心理念(道统)、核心知识(儒学经典)、核心制度(科举制)和核心群体(绅士)于一体的系统。它在中国传统政治整合中发挥作用是基于这样的机理运行的：其一，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模式是解释性的合法性；其二，传统中国朝廷与社会的关系是以士人群体为中介的基础上展开的；其三，分散的小农经济不可能支撑庞大的官僚管理机构，严重制约着朝廷的整合力和管理力；其四，由于土地兼并盛行，皇权一直受到地方豪族的威胁。也就是说，不论是从建构合法性来源、应对分散化的管理，还是从化解地方威胁，或者将朝廷的影响力向基层社会渗透，朝廷都需要帮手。这个帮手既要有理论解说力、社会教化力、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还要有抗衡大土地所有者的能力。在传统中国的诸阶层中，士人自然是充当这个帮手的最佳群体。因为他们是道统、礼制和知识的产儿，有胜任上述责任的素质，其地位因不源于财富而具有不定性，不构成对皇权的威胁。因此，根据掌握经典知识而制度化地向社会配置公共权力，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朝廷整合社会的选择。受路径依赖的支配，知识权力化模式具有明显的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特性，晚清政治整合的主导模式依然是知识权力化的。不过，晚清社会的变迁已严重地破坏了知识权力化模式的政治生态。这主要表现为，内忧外患耗损了朝廷的整合资源，动摇了传统知识的权威，引发了传统政治知识的危机，最终瓦解了解释性政治合法性的根基，并推动它向有效性政治合法性模式转型；同时，以传统知识为支撑的绅士的权威受到新兴阶层和传教士的挑战，士人不能一如既往地承担朝廷与社会的中介。尤其是，知识权力化模式有其自身致命的弱点和特定的适应空间。那就是将权力与知识捆绑起来，极大地限制了配以权力的知识的范围，扼杀了知识阶层的创新力，这在相对封闭的政治生态里或许可以延续，但晚清已成中西方政治竞争之势。知识危机和政治主体与知识阶层创新力的枯竭预示着晚清沿用知识权力化政治整合模式的风险和失败。本文在研究思路上，跳出了传统的财富一权力决定论，通过历史分析，确证了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经典知识与权力的密切互动关系，推进了知识政治学的研究深度。这一进路在马克斯·韦伯、巴林顿·摩尔、舍勒、卡尔·A·魏特夫等人著述中影约可见。正如韦伯说，那种从经济权力析出政治权力的办法过于夸张，进而混淆了“经济的”、“由经济决定的”以及“与经济有关的”各种因素。从知识的视角来解读政治、权力，将有助于政治学范式的转型。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着眼于从历史中发现政治问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揣摩政治的理性，但不是历史学的论文。所以在研究线路上的安排不是“历史---历史”，也不是“政治---政治”，而是“政治---历史---政治”。也就是，先做政治学理论上的假设，接着从历史事实中对所假定的理论进行分析和验证；最后在对理论与经验的综合中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权力配置理论和政治整合模式。既然不是历史学的论文，也就不把注意力放在新史料的挖掘和考证上，而是侧重于用政治学理论对已有史料的梳理。力求实现思辨与验证的统一。本文的核心观点是：政治整合模式必须以政治合法性模式和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为基础，政治合法性模式和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转型对政治整合模式的建构和选择具有支配作用。这是转型国家政治整合进程中必须遵循的内在规律。正如历史揭示的那样，知识权力化政治整合模式是与解释性政治合法性，以及以士人为中介的朝廷与社会关系模式相匹配的。在这一特定的政治生态里，知识权力化整合模式有效地动员了朝野的各种资源，较为成功地应对了一个个传统危机。但当封闭的政治环境打破后，异质危机凸现，原来的政治合法性模式、朝廷与社会关系模式都面临转型的压力，知识权力化政治整合模式也走到了尽头。
【学位单位】：复旦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年份】：2006
【中图分类】：K252

【引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