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对国际法的运用

发布时间：2020-10-29 19:18

　　 由于清政府从已有知识经验和现实利益出发对国际法加以本土化的理解与采择,国际法在晚清中国的运用大致经历了由因应到自觉、由注重工具理性到追求价值理性的整体变迁。由“边缘”向“中心”转化的过程充满复杂与曲折。 1874年台湾琉球漂民案,代表着国际法在晚清中国运用的萌芽期。社会各阶层对国际法表现出不同态度及因应。以总理衙门为代表的权力中枢保守地要求日本遵守修好条约。然而,不少知识分子却明确提出要以国际法处理中日在台湾“生番”问题上的分歧,闽台官员如李鹤年多次以国际法为武器,申明中国在台湾全境的主权,要求日本退兵。在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对国际法的运用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上自总理衙门和军机大臣,下至各省督抚、御史、道员,以及围绕在决策层周围的学士、章京、侍讲,还有活跃在报刊舆论中的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以公法为武器的外交评论中,形成蔚为壮观的国际法话语圈。即便如此,清政府却对国际法采取本土化的理解和应对,依照中国情境和自身利益加以采择,在宣战、中立和封港等战时问题上表现出对战时国际法的功利主义态度。虽然仍以维护宗藩体系和中国利益为依归,国际法的大量引用表明清政府的公法意识有了较大的提高。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是中朝关系重新建构的特殊时期,标志着国际法在晚清中国的运用走向高潮阶段。宗藩体系与国际公法的关系进入到互相融合、求同存异的高度。国际法的运用在这一时期体现于：引导并融入到宗藩体系的自适性调整当中,作为重建中外秩序的理论之一中朝关系开始在宗藩体系与国际公法双重秩序下演进。国际法虽仍以工具的姿态出现出外交因应当中,却有秩序建构的意义,尽管没有达到“去中心”化的实际效果。在对待国际法问题上,清朝官员与知识分子有较大差异。前者注重的是国际法的运用及其实际效果,即国际法如何促进中外交往,侧重于“形而下”的层面。后者的努力在于观念层面上的接受,既为西来公法开辟一席之地,又从本土智识中寻找出与之匹配、对应的文化因子,加以认识与反观,侧重于“形而上”层面。知识分子与决策层相似的地方在于,将国际法置于“中国情境”、当作“中国问题”加以应对。通过对传统文化智识的动员和重新解读,知识精英在对近代国际局势与国际公法的比附中,逐渐认识到近代世界仿若春秋战国之重现,所谓公法有如“春秋大义”之威严。他们从“中国立场”和本土智识出发,将有效的传统智识资源转化为积极的近代外交观念,在对外观念、外交战略和行为方式方面寻求近代外交原型,以理想的方式重新建构中国在近代国际局势中的国际角色和国家利益。 不过,国际法往往被强权所践踏或利用,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役可以援为引证,恰恰说明国际法在中国的实际运用并非线性发展。尽管国际法并未能突破宗藩体系和完全有效地维护中国利益,清政府却不断利用万国公法与外国打交道、评判国际事务是非。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国家主权意识大为增强,并且在帝国主义的“课业”或“教程”激发下,产生了近代中国对国家主权和国际平等的诉求。以主权和平等为轴心的国际法成为中国“国际定位”和重建中外秩序的重要理论框架。在1902—1903年的中美商约谈判中,国际法被清政府自觉地运用于商约谈判。此次修约是晚清时期第一次主动修约。按照国际公法和国际惯例,清政府不仅认识到商约谈判与战败和约的区别,而且还吸取以前不重视关税、主权的教训,依据货物的不同制定相应的税则。清政府尽最大可能地争取主权独立、国家平等和利益互惠,体现了晚清中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中对国际法的自觉运用,这种自觉的运用彰显于对条约字句的考究以及由条款增删体现出来的主权意识。此外,它还反映出国际法知识在中国由自然法学派进入到实在法学派阶段。 在公法实践“共时性”中,出现中西并用、新旧杂揉、此消彼长的现象,其中,歧出性与复杂性不容忽视。按照因地制宜、为我所用的原则,清政府在运用国际法的过程中出现“阳奉阴违”、“断章取义”、“囫囵吞枣”等等主观化和功利化的倾向。按照本土情境和利益需要,晚清中国对国际法采取选择性的解读和采择,建构有利于中国利益的公法解释体系。“冲击—反应”模式和“侵略一反侵略”模式都忽略宗藩体系的自适性调整以及与国际法之间的互动关系。宗藩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国际法“进入”和“冲击”的内容,同时又因国际法的渗透而发生自适性改变。尽管渊源有自,中西体系的差异与相互误解不应视为中西冲突的根源。 质言之,晚清中国对国际法的运用,不过将国际法视为对外交往和折冲樽俎的外交武器,实现“自利其国”的外交宗旨。
【学位单位】：复旦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年份】：2011
【中图分类】：K252
【文章目录】：
中文摘要
Abstract
引言
    一、研究动机
    二、研究现状
    三、研究思路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第一章 清季宗藩体系:与欧洲公法体系相并立的东方国际社会秩序
    第一节 宗藩体系:层级结构与封贡仪式
    第二节 宗藩体系与公法体系的碰撞:国际体系"冲突"的问题意识
第二章 1874年琉球漂民案:藩属体系与国际公法的早期碰撞
    第一节 国际法与宗藩体系的"冲突":琉球漂民案的内在张力
    第二节 琉球漂民案的发生与中国官民的早期国际法意识
    第三节 对日中立与对中援助:中立法的"因需制宜"
    第四节 对峙期的国际法运用:抚番、劝退、仲裁、拒赔与护侨
    第五节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中日对国际法话语权的争夺
    第六节 小结
第三章 宗藩为体西法中用: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对国际法的运用
    第一节 执盟府之成书援万国之公法:中越宗藩关系的合法性建构
    第二节 背约肇衅据地索赔:观音桥事件中对法国违背公法的指责
    第三节 作为"义务"的公开宣战和保护外侨
    第四节 两歧的中立:局外国对法中立与对华援助
    第五节 "虚声封禁""专碍通商":对法国虚力封港的抗议
    第六节 小结
第四章 在宗藩体系与国际公法之间:晚清中朝秩序的重新建构
    第一节 "合作"与"冲突":宗藩体系和国际公法的两歧关系
    第二节 朝鲜均势与宗主国权力扩张:国际法对宗藩关系的权力补给
    第三节 主权与属权:朝鲜商约章程中宗藩体系与国际公法之并行
    第四节 不古不今的属国驻使制度:宗藩体系与国际法的交错杂揉
    第五节 朝鲜中立:国际法对中国宗主权的侵蚀及其失败
    第六节 小结
第五章 对镜参观相因生义:晚清知识精英对近代国际局势与国际公法的比附
    第一节 古今国际局势之比附
    第二节 中西国际法律之比附
    第三节 他山攻错:从本土智识中建构近代外交模式
    第四节 横看成岭侧成峰:来自知识分子内部的质疑与批驳
    第五节 小结
第六章 1902-1903中美商约谈判:力争主权与平等的公法实践
    第一节 加免足抵恤商保权:清政府对修改商约的筹措与预想
    第二节 进口抽十二五与保留十九省沿海沿陆边关:财税主权的捍卫
    第三节 平等、互惠与主权:解构知识产权条款的"天经地义"
    第四节 管辖传教士:司法权与行政权的伸张
    第五节 须于中国主权无碍:对内港行轮、关栈、存票、开矿的限制
    第六节 东三省自开通商口岸:"主权不失"、诱美加税与抵制俄势
    第七节 诉诸主权和平等:取消治外法权、互派使节与口岸权利互惠
    第八节 "加免相抵""保我主权":中美商约谈判的评估
    第九节 小结
结语
    一、从因应到自觉从工具到价值:晚清国际法运用的总体趋势
    二、晚清国际法运用中的复杂性面相
    三、宗藩体系与公法体系的总体关系:从对话到融合
参考文献
后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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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861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