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探析（1927-1937）

发布时间：2020-11-18 08:40

　　 本文以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作为研究对象。1937—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灾难性的战争后果使得后人不断反思战前中日两国的双边关系,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是应予以肯定还是否定?对日政策是否有更好的选择?对于这些问题,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运用宏观—微观关联决策分析模式,在对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以期做出较为客观理性的评判。 论文主要包括三部分: 第一部分,对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7年的对日政策进行梳理。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具有矛盾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这使人们在理解和确定其历史地位时,必须面对许多无法解释和难以从理性逻辑的角度进行分析的难题。因此,要准确客观地评价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就必须要理清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发展轨迹。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对外政策上坚持以日本为外交重心,谋求与日本建立一种稳定的合作关系;1928年济南事件后,国民政府奉行联美制日政策,借助英美制衡日本在中国的扩张;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将申诉政策确立为对日的主要政策,而且在事变的处理过程中逐步强化,直到1933年2月日本退出国联,这是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申诉政策阶段;1933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以中日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为标志,正式转向对日局部妥协政策;1935年日本提出旨在全面控制中国的“广田三原则”并积极策动华北事变,大国合作制日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的主要对日政策。由此,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趋向强硬,抗日的外交政策初步形成。上述演变构成了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内在发展主线。 第二部分,运用宏观—微观关联模式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决策进行理论分析,探讨制约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结构性因素。这种模式从国际体系结构、国内权势结构和决策者三个层次来分析国民政府的外交决策。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受制于远东地区的大国格局,只能是顺势而为,缺乏完全的自主性;在国家社会层次上,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与国内的权势斗争纠缠在一起,政策经常不是从纯粹外交利弊的技术层面的考虑出发,而是受制于国内的政治分裂现实。在决策者层次上,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者——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外交战略观影响了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策略选择。总之,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受到远东地区的大国格局、中国国内政治未统合和主要决策者的外交战略观等因素的制约,因而具有被动性和妥协性的特征。 第三部分,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进行评价与反思。首先,分析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目标、基本原则和策略手段。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在不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前提下,全力避免或推迟与日本的全面战争,以实现国家统一和国力建设。在策略的选择上,主要是借助美英等大国制衡日本的扩张。其次,对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进行评价。对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的主要政策和措施应予以积极的评价。面对日本的侵略,国民政府艰难地进行着主观上的思考、比较和抉择,外交上的努力也持续不断。无论是联美政策,还是申诉政策,甚至于局部妥协政策,其目的都是要通过有效的外交手段来阻止日本的侵略,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当然,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同样有许多惨痛的教训值得后人反思。
【学位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年份】：2008
【中图分类】：K263
【文章目录】：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前言
    一、选题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三、基本框架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
一、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演变
    （一） 以日本为外交重心，谋求建立中日合作关系
    （二） 联美制日政策
    （三） 向国联申诉政策
    （四） 对日局部妥协政策
    （五） 大国合作制日政策
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理论分析
    （一） 国际体系层次：制约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国际结构因素
    （二） 国家社会层次：国内权势结构对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制约
    （三） 决策者层次：主要决策者的对日认知与外交战略观
三、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评析
    （一） 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目标
    （二） 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基本原则
    （三） 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策略手段
    （四） 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反思
注释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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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红民;“抗日反蒋”与“联日制蒋”——胡汉民与两广的“抗日”口号与实践(1932-1936)[J];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03期

本文编号：2888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