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来甘肃卓尼土司研究综述

　　【摘要】甘肃卓尼土司自明朝永乐年间第一代土司些地献地投诚至解放后土司制度被废除，历经明、清、民国、新中国四个时期，共传承二十代五百三十多年，对甘、青、川藏区影响甚大。民国以来，不断有中外学者对卓尼土司开展相关研究，归纳起来，研究范围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

　　【关键词】民国以来　卓尼土司　研究综述

　　甘肃卓尼地处安多藏区，民族众多，卓尼杨氏土司自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始祖些地朝京献地投诚被封为“正千户”，并因功授世袭指挥佥事兼武德将军，至1950年第二十代土司杨复兴宣布起义，同时废除土司制度，历经明、清、民国、新中国四个时期，传承532年，成为甘、青藏区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泛的土司历史文化之一。民国以来，中外学界对卓尼土司制度及家族史展开了各项研究，笔者试对其进行系统梳理。

　　民国时期学者对卓尼地区的考察研究

　　民国时期国内学术界对西北地区的关注与研究，大体都与中国国家和民族的危机紧密相关。抗战开始，尤其是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整个西北和西南成为抗战的后方基地，许多学者和考察家以官方或非官方的方式对西北地区进行了不同形式的考察，甘南藏区成为考察的重点之一，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等方面。如竺可桢的得意门生张其昀考察甘南夏河期间著有《夏河县志》，马鹤天先生受蒙藏委员会委派，对甘青藏区进行为期三年的考察，著有《甘青藏边区考察记》，1937年，顾颉刚受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和西北移恳促进会的委托，对西北民族地区进行考察，涉足临潭、卓尼、夏河和黑错等地，著有《西北考察日记》。

　　此间对卓尼地区考察较多的当属李安宅夫妇和明驮。藏学家李安宅夫妇在西北考察期间，通过实地调查，著有大量反映藏族文学和民情风俗的文章。李安宅在《川甘数县边民分布概况》中卓尼族群的分布进行介绍，于式玉的《黑错、临潭、卓尼一带旅行日记》以游记的形式也对该地区详加考察。针对“卓尼”一词的来源，明驮在1941年1卷1期《边政公论》上发表《卓尼之过去与未来》一文指出，大约在明朝初年，一部分康藏人搬进卓尼，因看到当地有两棵马尾松树(藏语称“交相”)，遂把该地称为“卓尼”(从“交相”转音而来)，后来的学者也多持该说。笔者注意到，“卓尼”一词的来源与树木有关的说法，均来自嘉木样协巴《卓尼(丹珠尔)目录》和智观巴·贡却乎巴饶吉《安多政教史》的记载，不过学者宗喀·漾正冈布在《卓尼生态文化》一文中认为该说“都还是猜测，并无可靠之根据”，原因是“马尾松为喜温植物，其较西分布在四川中部大相岭东坡，西南至贵州贵阳，毕节及云南富宁一带，在卓尼是否有此种树木生长有待考证”①。

　　民国时期国外学者中对卓尼地区考察比较有名的当属美籍奥地利植物学家和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他与卓尼第十九代土司杨积庆交往密切。1925年，洛克来卓尼，杨积庆全力为其科学考察提供帮助，使得土司辖区卓尼、迭部等地均成为洛克的考察基地，洛克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购买了卓尼版《大藏经》，在美国《国家地理》上发表了他在卓尼的见闻和杨积庆本人的照片。其时，洛克著有《生活在卓尼喇嘛寺》，1928年发表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时隔10年，范长江采访卓尼，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很多关于杨积庆的事迹，包括后来出版的《中国西北角》中均有对杨积庆的记载。

　　对卓尼土司制度的研究

　　有关卓尼土司的研究中，对土司制度的研究占绝大部分，卓尼土司政权是非常典型的家族式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卓尼历代土司的承袭，一直遵循着“政属于土司，教属于僧纲;兄任民长，管理政务，弟任寺主，主持宗教;土司长子例袭土司，次子例袭僧纲，遇独子时，土司得兼僧纲，政教合而为一”②。由于单传或其他原因，卓尼大寺(禅定寺)僧纲谱系中仅有六任僧纲是专职的，其余均由土司来兼任，而当土司早亡或一时难以选定继承人，僧纲也可以破例承袭土司职务。1947年，谷苞在《西北论坛》上发表《卓尼番区的土司制度》，就卓尼土司制度的沿革、土司制度中的行政组织与行政区划、土司制度中的兵马制度等问题进行论证研究，对研究卓尼土司五百余年的历史、四十八旗的名称、行政区划与方志编写奠定了第一手的材料，作者认为兵马制度是卓尼土司制度的神髓，因为他“一方面是土司武力的凭藉，另一方面却又是土司的经济源泉”③，可以说，该文“虽然没有对政教合一制度的特色展开讨论，但为后来者点到了这种文化信息的存在……是研究卓尼土司制度的里程碑”④。接着，谷苞又于1947年8月在《和平日报》上发表《卓尼番区朱扎七旗的总承制度》，作者当时已了解到，“朱扎七旗在卓尼境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集团，它与其他的各期在组织与职权上均有重大的区别”⑤。

　　杨士宏的著作《卓尼杨土司传略》在对卓尼土司做传的同时，着重记载了第五代土司杨洪以后历代土司与中央王朝政权的亲密关系。此外，该书还对卓尼土司衙门的组织系统及演变、政教合一的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介绍，可以说是解放后研究卓尼土司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后来很多学者对卓尼土司的研究均难出其右。此外，贡保旺杰《卓尼土司史略》(藏文版)和杨勇的《卓尼土司制度的特点及历史作用》等书均对卓尼土司制度的政教特点和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索。

　　在土司制度比较研究中，高士荣的《西北土司制度研究》在系统阐述我国西北土司制度的起源、形成、发展和衰落的同时对卓尼土司制度进行介绍及探讨，该书时间跨度比较长，从汉唐时代土司制度的建立直到民国时期西北土司制度的改土归流都有所论述。贾霄锋在《西北与西南地区土司制度比较研究》一书中，将西北与西南土司制度政教合一的表现形式归结为三种：卓尼杨土司模式，即兄土司弟僧纲体系;木里土司模式，即叔侄相传的单一体系;麦桑土司模式，即土司和僧侣贵族家族外联合的体系。而“卓尼土司政教合一制度虽与西藏早期的政教合一制度非常类似，都是政教两权从形式上分开，但实质上是合在一个家族手中的政教合一制度”⑥。

　　近年来一些年轻学者对卓尼土司制度研究也感兴趣。兰州大学魏贤玲的博士论文《卓尼藏族研究》在论及卓尼藏族的族源和部落组织后，用两章的篇幅分析卓尼土司制度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卓尼土司与西藏和周边的关系，认为卓尼土司凭借地处汉藏边缘的地理优势，与外界取得了广泛联系，“卓尼土司的外交关系是成功的外交关系，而其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是政教关系”⑦。兰州大学贾霄锋的博士论文《藏区土司制度研究》通过例析华锐藏区土司、青海李土司、汪土司、赵土司、卓尼杨土司、嘉绒十八大土司、德格土司、囊谦土司等多家土司族源的形成认为，藏区土司制度的形成除与中央王朝传统的治边政策有关外，还与吐蕃王朝解体后，吐蕃在藏区的戍边大将地方政治独立化有密切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吐蕃王室分裂后，一部分王室成员、宫廷重臣、留守吐蕃边疆的一部分镇边大将、思源活佛以及治下的许多部落酋长成为日后藏区土司的一个重要来源”⑧。卓尼土司基本也是如此。

　　对卓尼禅定寺及西藏策墨林活佛系统的研究

　　卓尼第一代土司些地率众来到卓尼后，接受卓尼大寺(即禅定寺)格西献寺，成为寺院根本施主，到了明末清初，卓尼大寺成为安多地区具有非常影响力的地区性大寺，其宗教影响甚至远及蒙古及青海湖地区。卓尼土司制度因其典型的政教合一制度使得土司与禅定寺的关系非常紧密，这也成为学者们争相研究的内容，如王继光的《安多藏区僧职土司初探》、茂森的《藏传佛教古刹—卓尼禅定寺》、中央民族大学仁欠卡的硕士论文《卓尼禅定寺的历史与研究现状》对卓尼禅定寺及僧纲体系均有所论及，丹曲的《试述卓尼禅定寺与拉卜楞寺的宗教文化关系》一文以卓尼土司与拉卜楞寺嘉木样活佛的宗教文化关系为切入点，从不同视角阐述禅定寺与拉卜楞寺的宗教文化关系，并概括了清代藏传佛教在安多地区传播的特点。

　　对卓尼土司研究的另一项重要的延伸研究是对四任西藏策墨林的研究。在藏族历史上，除了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系统外，还有其他较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最著名的便是策墨林活佛系统。卓尼因出任四世策墨林而被世人称之为“藏王故里”，一世策墨林阿旺慈成出生于卓尼洮砚乡下达勿村;二世策墨林阿旺降白楚臣出生于卓尼柳林镇;三世策墨林龙布嘉措是卓尼唐噶川村人;四世策墨林阿旺土登克珠格勒嘉措系卓尼靥盖族村人。策墨林活佛系统在清代藏族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三次荣任甘丹寺赤巴，三次出任代理达赖喇嘛之摄政王，两次任达赖喇嘛之经师，这一活佛系统为清王朝巩固西藏地区统治起到了巨大作用。学界对于四任策墨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二世策墨林诺门汗，二世策墨林阿旺降白楚臣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六月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六月近26年的时间里，担任西藏摄政，代理达赖喇嘛掌办商上事务。其间，由于其利用手中权力侵犯了达赖、班禅及西藏主要政教力量的利益，导致西藏地方内部的政治纠纷，时任驻藏大臣的琦善将策墨林诺门汗革职流放，不准其转世。为了不使该活佛转世系统中断，卓尼杨土司及禅定寺在二世策墨林圆寂时多方活动，并与西藏策墨林拉章共同商议寻找二世的转世灵童，禅定寺按照仪轨认定卓尼唐噶川村龙布嘉措为二世转世灵童，杨土司和禅定寺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坐床仪式，进入禅定寺显宗学院。为了得到清朝的认可，杨土司及禅定寺与西藏色拉寺及策墨林拉章共同奏请驻藏大臣松溎代奏光绪皇帝，最终获得清廷恩准获封。对此事件的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是顾祖成的《论二世诺门汗阿旺降白楚臣嘉措事件》、张庆有的《琦善与策墨林诺门汗》与《琦善治藏及其同掌办商上事务策墨林诺门汗纠葛评述》、日本学者铃木中正的《关于1844年的拉萨政变》。其中，铃木将此次事件评述为“西藏的叛乱”，显然是选取了一些带有偏见的材料，而国内学者则相对客观公正。

　　对二世策墨林的出生年月，国内外学界并无异议，但对其流放地点、圆寂时间、地点和三世策墨林活佛的出生年份则一直争论不断，仅二世圆寂地点就有黑龙江流放地、土尔扈特蒙古地区、甘肃省卓尼原籍和青海土尔扈特部等多种说法。周学军的《策墨林诺门汗二世卒年辨析》、《二世策墨林诺门汗活佛圆寂日期与地点续考》等文介绍了作者在查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时发现了有关的两件奏折，廓清了二世策墨林诺门汗的圆寂时间。李晨升的《策墨林诺门汗事件考证》认为，“长期以来，有地方政府、贵族和寺院等三大领主组成的统治集团远非铁板一块”，策墨林诺门汗事件成为说明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关系的一个“极好的案例”。

　　对第十九代土司杨积庆及卓尼版《大藏经》的研究

　　卓尼土司传承二十代，能人辈出，就家族关键人物来说，第十九代土司杨积庆对中国革命贡献巨大，学界对此研究较多。1935~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四方面军先后途经甘南，横跨当时由卓尼土司杨积庆所管辖的迭部达拉、腊子登7个旗(乡)。1935年9月，红军到达迭部俄界村，蒋介石派遣胡宗南赴西固堵截红军，甘肃军阀鲁大昌固守腊子口。同时，又让时任洮岷保安司令的杨积庆出动所有藏兵在迭部全力狙击红军。杨积庆“自知卓尼弹丸之地，兵力不强，弹药不多，恐不是红军对手，而鲁大昌又在岷县虎视眈眈”，于是表面遵照电令执行，暗中主动撤退藏兵，开仓供粮，抢修栈道，为实现红军北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对杨积庆本人的研究，多见于一些口述资料及文史资料选编中。20世纪80年代，中央召开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确定要对民族地区史料及建国后史料进行征集，要求撰稿人忠于历史，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尊者讳，不溢美，不贬损。在此背景下，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于1986年重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五辑，满足了甘肃近现代史研究的需要。关于杨积庆的研究，除在《甘肃文史资料选辑》中有零星记录外，《甘南文史资料选辑》和《卓尼文史资料选辑》还保存了一些丰富珍贵的口述材料，如杨北辰《卓尼北山事件》，苗滋庶《卓尼博峪事变》，贾大均《关于田昆山查办卓尼兵变案的经过》，杨生华《杨土司支援红军过卓尼迭部》、《卓尼卜峪事变的前后》、《保甲制度在插岗的破产》、《卓尼解放前后的杨复兴》等都为我们了解杨积庆的一生提供了珍贵材料。年轻学辈中，中央民族大学索南草的硕士论文《卓尼土司杨积庆研究》一文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及处理各民族关系等五方面评述了其一生的功过得失。

　　此外，学界还对卓尼版《大藏经》的产生及发展进行研究。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第十一世土司杨汝松耗时10年主持刊印《甘珠尔》;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第十四世土司杨声耗时21年主持刊印出《丹珠尔》。卓尼木刻版藏文《大藏经》可说是清代诸版本中的善本之一，扬名于国内外。如今，只有美国华盛顿国立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北京图书馆、北京民族文化宫、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卓尼版《大藏经》。在具备人、财、物三者雄厚实力的情形下，卓尼第十一代土司和十四代土司开始实施浩大的刻印卓尼版《大藏经》的工程，可以说，卓尼大藏经的刻印凸显了卓尼土司政教系统，大大提升了土司的声望及文化、政治诉求。在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文章有东主才让的《几种藏文〈大藏经〉版本的异同比较》、丹珠的《卓尼版〈大藏经〉以及禅定寺的印经业》。此外，杨茂森在《卓尼版〈大藏经〉》一文中将卓尼木刻版藏文《大藏经》称为清代诸版本中的善本之一，同时廓清了学界个别学者论争的“卓尼旧版”和“卓尼新版”之说。

　　研究甘肃卓尼土司离不开对于相关史料的整理和搜集，除《明实录》、《清实录》、《洮州厅志》等正史外，学界还多从地方志及藏文历史文献中挖掘、梳理有关卓尼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材料。卓尼土司是中外学界研究的对象，对其展开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安多藏区多民族的历史文化变迁，并丰富我国民族史、区域发展史研究的内容。

　　(作者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2012～2013年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优秀学生培养工作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ZYXS01)

　　【注释】

　　①宗喀·漾正冈布：《卓尼生态文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页。

　　②杨复兴：“卓尼四十八旗概况”，《甘南文史资料》(第2辑)，1986年，第56页。

　　③谷苞：“卓尼番区的土司制度”，《西北论坛》，1947年1卷2期。

　　④杨士宏：“谷苞先生的卓尼情结”，《谷苞先生90华诞纪念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5页。

　　⑤谷苞：“卓尼番区朱扎七旗的总承制度”，《和平日报》，1947年8月。

　　⑥贾霄锋：《西北与西南地区土司制度比较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7页。

　　⑦魏贤玲：《卓尼藏族研究》，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3月，第26页。

　　⑧贾霄锋：《藏区土司制度研究》，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3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