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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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
陈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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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在 20 世纪的中国史学中， 钱穆的史学独树一帜， 是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 发轫于 30 年代中期， 形成于 30 年代末， 《国史大纲 》 以 的 人物。钱穆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 完成为其标志。以考据起家的钱穆最终转向对考据学风的批评 ， 是因为他认识到一味埋首 不利

于民族精神的张扬 ， 所以他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对新考据派作不遗余力的 考据 ， 批评 ， 这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因 ； 基于民族危机的刺激而产生的救亡意 完成后 ， 钱穆学问研究的重 识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现实动因 。 自《国史大纲 》 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 ， 为中国文化招魂 、 续命遂成为他一生的志业 心发生了转变 ， 所在 。 【关键词】 钱穆 文化民族主义 民族认同 文化认同 《国史大纲》

在 20 世纪的中国史学流派中， 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独树一帜， 对当时的史学有重要影 历史学家的责任不仅仅在于复原历史的结构， 追求历史事实 响。文化民族主义史家认为， ① 的真实， 更重要的在于追寻民族文化传承的血脉， 肩负起为中国文化续命的责任。 20 世 纪初的国粹史学是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发轫阶段 ， 章太炎、 刘师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20 年代的南高史学、 ， 学衡派史学是其发展阶段 代表人物有柳诒徵等人； 文化民族主义史 学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了长足发展， 钱穆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 钱穆的史学理论体系形 成于抗战时期， 而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则是他史学体系完成的标志 。 本文拟对他文化 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作一考察 。

* * 本文为上海市哲社规划课题 “钱穆与 20 世纪中国学术” 2008BLS002） 的阶段性成果， （ 同时得到上海市教委重点学 “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 J50106） 的资助。 （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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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民族主义是一种强调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民族主义， 它把文化精神作为民族精神的灵魂， 以文化复兴作为民 族复兴的路径， 通过振兴民族文化， 培育民族精神来凝聚国家的民族文化认同， 与政治民族主义、 经济民族主义一道 构成整套的民族主义谱系。国外学者较早注意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是美国学者费正清， 《美国与中国》 他在 （ 第四版） 一书中说中国人 “对自身文化或 ‘文化素养’ ‘文化民族主义’ ， 的世代相传的自豪感已经激起了一股新的 。（ 这在将来很可能会胜过那发生在欧洲的单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 张理京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 94 第 页） 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较早做研究的是郑师渠， 《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 他在 一文中认为， 近代中国文化民族 “五四” 。（ 1995 年第 5 期） 关于 20 世纪文 主义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戊戌时期、 辛亥时期和 前后三个阶段 《历史研究》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流程与流派 （ 《学术月刊》 》 2005 年第 9 期） 一文中有论述， 化民族主义史学， 盛邦和在 可 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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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钱穆（ 1895—1990） ， 字宾四， 江苏无锡人，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早年以考据扬 ， 》《 。《刘向歆父子年 名史坛 《刘向歆父子年谱 、 先秦诸子系年 》 是他早年撰写的考据名作 （ 《 ） 1930 年 6 月发表在《燕京学报 》 7 第 谱》 以下简称 年谱》 是钱穆扬名学术界的成名作， 。该文以年谱的著作形式排列了刘向、 ， 期上 刘歆父子生卒及任事年月 用具体事实揭橥康 《新学伪经考》 ， ， 不可通者有二十八处 凡康氏曲解史文之处， 均一一“著其事实 ” 一扫 有为 清末民初风靡学术界的刘歆伪造群经说， 使晚清以来经学上激烈的今古文之争顿告平息， （ 《 ） 在近代经学史的研究上具有重要贡献。《先秦诸子系年》 以下简称 系年 》 是一部考证诸 子年代、 行事的考据之作， 是钱穆早年、 也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学术代表作。 该书大体完 1935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陈寅恪称“ 诸子系年 》 《 ， 极精湛” “自王静安 （ 国 成于 1929 年， ， “ 维） 后未见此等著作矣” ①顾颉刚称 《诸子系年》 作得非常精炼， 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 ” ② 余英时则称该书 为诸子学与战国史开一新纪元， 。 “ 贡献之大与涉及方面之广尤 著作也 ③ 。 为考证史上所仅见” 20 世纪上半期， 居于主流的史学派别是新考据派。 该派又可分为两派， 一是以顾颉刚 一是以傅斯年为首的史料学派。 两派都是在胡适“以科学方法整理国 为首的古史辨派， “ ， 故” 口号下而创生的。在五四时期， 胡适提出 用历史演变的眼光追求传说的演变” “用严 。 20 格的考据方法来评判史料” 在胡适的倡导下， 年代前期有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的 20 异军突起， 年代后期有以傅斯年为首的史料学派崛起史坛 ， 成为了 20 世纪上半期声势最 ④ 盛的史学主流派。 钱穆早年以考据起家， 其治学深受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1930 年进入北平学术界后， 得到了当时新考据派巨子的认同， 得到了顾颉刚、 胡适、 傅斯年的欣赏， 也主要是得益于他 的考据之作。事实上， 1930 年代前半期， 在 钱穆与新考据派保持了相当不错的关系 。 古史 辨派的主将顾颉刚对钱穆有知遇之恩， 《刘向歆父子年谱 》 他的 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 》 为 批驳对象， 其议论与顾氏恰好相反， 顾颉刚不但刊出了这篇“不啻与颉刚争议 ” 的文章， 而 且还推荐他到燕京大学任教， 帮助没有正式文凭的钱穆走向大学讲台。1931 年秋， 钱穆之 所以能转入北大史学系任教， 除顾颉刚的鼎力相荐外， 还与史料学派舵手傅斯年的有意相 极尽称赞， 史语所宴 邀和新汉学运动领袖胡适的接纳有关。 傅斯年对《刘向歆父子年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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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钱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160 页。 第 ： 》 《钱穆与中国文化》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4 年版， 24 页。 ， 余英时 《一生为故国招魂 ， 第 新考据派有广义、 狭义之分。从广义的角度言， 新考据派应包括顾颉刚的古史辨派和傅斯年的史料学派， 曾繁康在 《中国现代史学界的检讨》 ， 一文中称 “此派的作品， 可以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为代表； 此派的学者， 以中央研究院和 ” 1940 年 5 月） ， 北平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 及北京、 清华等大学为大本营 （ 《责善》 1 卷第 5 期， 第 即作如是划 分。从狭义的角度言， 新考据派主要是指以史语所为中心， 以傅斯年为领袖， 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鹄的， “为 以 学问而学问” 的治学态度相标榜的史料学派， 本文所言的新考据派取广义的含义。

第四卷，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2007 年版， 249 页。 第 ② 《顾颉刚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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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常邀请钱穆参加， 俨然视其为同道。 在北大共事期间， 钱穆对胡适颇为尊重， 胡适对钱 。两人对先秦诸子深有研究， 穆的博学和考证精微也深为推崇 钱穆把自己在商务印书馆出 《 》《 版的新著 墨子 、 惠施公孙龙》 送胡适指正， 胡适对钱穆治诸子学的成绩也多有肯定。 胡 借给钱穆研究， 以致他的论敌、 清华大学教授 适甚至将自己私藏的孤本潘用微的《求仁录》 ① 张君劢都认为钱穆是在随胡适做考据之学 。 不过在新考据派三巨子中， 对钱穆的欣赏又不尽相同。 顾颉刚欣赏钱穆， 不遗余力地 举荐钱穆， 固然与他在学术上的雅量和宽广的胸怀有关 ， 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钱穆早年 在钱穆早年的论著中， 顾颉刚欣赏的是 治史与他当时所推崇的方法有相通之处。 事实上， 《先秦诸子系年》 而非 刘向歆父子年谱》 钱穆称自己 疑 尧典》 疑《禹贡 》 疑《易传 》 ， 《 。 “ 《 、 、 、 《 。 疑 老子》 出庄周后， 所疑皆超于颉刚 ” 在钱氏的诸“疑 ” ， 中 最有名的莫过于“疑《老子 》 。 （ ， 出庄周后” 胡适称“ 钱） 宾四费了许多年的工夫著了一部《诸子系年考辨 》 凡数十万言， ” ② 钱穆自己对《系年 》 。 老子的移后是其中的一个要点 老子年代问题的考证也深为自负。 ， 此外 《系年》 《十翼 》 疑 非孔子作， 疑孙武其人其书， 也透显了他早年治学尚怀疑的精神。 ③ 《 “ 顾颉刚初览 系年》 稿后， 第一印象就是钱 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 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 ， 。 在向胡适举荐钱穆进北大的信中， 列举钱的著作也是《系年 》 ④ 可见， 钱穆为顾颉刚所欣 主要是他早年治史所表现出来的“怀疑 ” 精神， 特别是在《老子 》 成书年代问题上， 两人 赏， “ ， 皆主 晚出说” 持有相同的见解。两人在疑古的问题上， 精神意气相通， 实无大异， 这是顾 《 《 ， 的原因所在。对于 刘向歆父子年谱》 顾颉刚只是在该文“寻出许多替 氏特别欣赏 系年》 新代学术开先路的汉代材料” 方面才有所肯定， 也只是在这一点上， 他才肯说出“我很佩服 ⑤ 一类的话来。 钱宾四先生” 傅斯年欣赏钱穆， 主要与他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 》 有关。 傅斯年原本是主张疑 ， 。20 世纪 20 年代末、 年代初， “疑古 ” 30 古的 是顾颉刚疑古主张的坚定支持者 他由 转向 “重建” 以重建古史为职志。傅斯年重建古史所用的方法是考古学， ， 即用地下出土的考古 （ ） 但他的成名作《刘 材料 “直接材料” 证史。钱穆虽然没有运用傅氏倡导的这一方法证史 ， ， 向歆父子年谱》 一扫晚清今文学家的刘歆伪造群经说， 对疑古派疑古过头、 辨别太甚有矫 ⑥ 《 正之功， 同样为重建古史作出了贡献。这是傅斯年一再称道 年谱》 的原因所在。 。 和傅斯年一样， 胡适对钱穆的欣赏也主要缘自《刘向歆父子年谱 》 在胡适的治学中， “ 而 有一个由 疑” “信的转变过程。胡适是现代中国疑古运动的倡导者， 他的疑古远远早于 顾颉刚。在胡适古史观转变的过程中， 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 》 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① ② ③ ④

： ， 183 参见钱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第 188、 页。 ： 胡适著、 曹伯言整理 《胡适日记全编》 6 册， 第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101 页。 第 ： ， 钱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第 148 页。 1931 年 3 月 18 日， 《先秦诸子系年》 。顾氏称该书 “洋洋三十万言， 顾颉刚在致胡适的信中向他推荐了钱穆 实近年 。转引自顾潮 《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 — ， 一大著作， 过数日当请他（ 胡适） 奉览”

社 1997 年版， 142 页。 第 ： 》 《古史辨》 五） ， （ 顾颉刚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 483 页。 第 ： — 》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⑥ 参见陈勇 《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 ， 2007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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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原本是深信晚清今文家言的， 认为古文经皆为刘歆伪造， 后来读到《年谱 》 一文后改变 。据胡门弟子邓广铭回忆， 1931 年春， 了看法 他在北京大学旁听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 讲 到西汉今古文两派之争时， 胡适提到了钱穆《年谱 》 一文， “它是使当时学术界颇受震动 说 的一篇文章， 他本人和一些朋友， 原也都是站在今文派一边的人， 读了这篇《年谱 》 之后， 大 ① ” 都改变了态度。 20 世纪中国史学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气候之外有两大主流， 一是顾颉刚所代表的 “疑古派” 二是傅斯年所代表的“重建派 ”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 。 钱穆治史实际上是介 “疑古派” “重建派” 。钱穆称自己疑古超过了顾颉刚， 于 和 之间的 他与顾氏精神意气相同， “实无大异” 只是不愿以疑古名， “考古” 。钱穆的“考古” “疑古 ” ， 而以 名 与 实无大异， 当近 ， 即他所谓“貌若辨伪而旨切存真 ” 显然 于顾氏； 而考古的目的旨在追求历史事实的真实， ② 又近于傅氏。 钱穆在疑古与重建两派之外自树旗帜 ， 那是他史学体系成熟以后的事了。

二
1930 年代中期以来， 钱穆的治史方向发生重要转变， 转变的原因除受传统史学经世思 想的影响外， 还主要与受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有关。“九一八 ” 事变后， 日本人把侵略的 ， 日军吞并热河， 逼近平津 “飞机盘旋北平城上， 仰首如睹蜻蜓之 魔爪伸向华北。1933 年， ③ 1935 。 ， 。 绕簷际” 年， 日军策动华北“自治 ” 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 华北事变 后， 北平上空经常有日军的飞机盘旋， 城郊有日军频频的作战演习， 北平城中的知识分子深 “ 有 刀临头顶， 火灼肌肤” 之感， 诚如钱穆在当时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所言： “是时华北之风云 ” 日处危城， 震荡摇撼， 奇诼蜂起， 所见所闻， 疑非人境。 ④ 钱穆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意 骤紧， 识的学者， 日军在华北地区的横行， 日机在北平上空低空盘旋的事实时时萦绕在他的脑际 ， 挥之不去。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促使他治学方向发生了转变 ， 这种转变主要表现： 。 ， 其一， “疑” “信 ” 钱穆早年对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抱有“相当地赞同 ” 他在 由 转 1928 年春完成的 国学概论 》 《 ： 第十章“最近期之学术思想 ” 中就明确指出 “清儒以尊经崇 圣， 而发疑古辨伪之思……今则……去其崇圣尊经之见， 而专为古史之探讨。 若胡适之、 顾 、 ， ， ， ， 。 在钱穆早年治诸子学的 ” 颉刚 钱玄同诸家 虽建立未遑 而破弃陈说 驳击旧传 确有见地 因受当时疑古思潮的影响， 也出现过一些“疑古过勇 ” 之作， 如疑孔子与《易传 》 无 过程中， ⑤ 关， 疑孙武其人其书。 钱穆早年考证古史地名， 常出奇论， 翻积见， 标新得， 《周初地理 如 “ ， “ ， 。《楚辞地名考》 言太王居 豳” 字本作 邠” 地在山西汾水流域， 不在陕西凤翔 言屈原 考》 “ ， “ ， 沉 湘” 字同 襄” 乃汉水之别称， 非为洞庭之湘水。 当年曾撰文与他辩论的饶宗颐称， 钱

① ②

： ， 邓广铭 《邓广铭学术》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17 页。 第 ： 》 《钱宾四先生百龄纪念会学术论文集》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 ， 参见杜正胜 《钱宾四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古代史学 ，，

2003 年版， 101 页。 第 ： ， 钱穆 《先秦诸子系年·跋》 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624 页。 第 ： 》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八） ， （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80 年版， 284 页。 第 ④ 钱穆 《崔东壁遗书序 ， 《钱穆与疑古学派关系述评》 ， 可参阅廖名春 一文 《原道》 5 辑， 第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⑤ 关于这方面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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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穆考证古史地名常作翻案文章， 实受顾颉刚关于 古史地域扩张理论” 的影响。 ， 钱穆进入北平学术界之初， 即得到史料学派的领袖傅斯年的欣赏 。据钱氏回忆 “余至 北平， 即与孟真相识。孟真屡邀余至其史语所。有外国学者来， 如法国伯希和之类， 史语所 宴客， 余必预， 并常坐贵客之旁座。 孟真必介绍余乃《刘向歆父子年谱 》 之作者。 孟真意， ② ” 乃以此破当时经学界之今文学派， 乃及史学界之疑古派。 在钱穆看来， 傅斯年在向西方 《 “ 汉学家介绍他是 刘向歆父子年谱》 的作者有两层意思， 《年谱》 破当时经学界之今文 一是 ； “ 。 今文学派垄断学坛， 刘歆伪造古文经， 学派” 二是 破当时史学界之疑古派 ” 晚清以来， 。《刘向歆父子年谱》 ， 几成定论 的发表 一扫清末民初风靡学术界的刘歆伪经说的不白之 《 《 冤。自 年谱》 发表后， 学术界开始从康有为 新学伪经考 》 的笼罩解脱了出来， 使原来相信 ， 钱氏此文“破当时经学界之今文学派 ” 晚清今文家言的不少学者自此改变了态度 。所以， 当是事实， 但说他这时已有意识地在扭转疑古派一味“疑古 ” 的精神取向， 自觉在做“破当 时史学界之疑古派” 的工作， 恐又未必符合事实。1931 年， 钱穆在《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 》 下的政治和历史〉 中说自己并不反对胡适、 顾颉刚提出的“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 ” 而且还说他 对这个见解和方法， ， “ 。 上传说的方法 也抱着相当的赞同 ” 不仅如此， 钱穆早 方法的影响， 比如他在 1928 年完成的《易 年考辨古史的方法也受古史辨派“层层剥笋式 ” 一文中公开说他研究《易经 》 的方法， 就是采用的古史辨学者“剥皮的方法 ” 进行 经研究》 ③ “ 。 的， 并宣称这是 一个比较可靠而可少错误的新方法 ” 即便是与顾颉刚意见完全相反的 《刘向歆父子年谱》 他也说 只想为顾先生助攻那西汉今文学家的一道防线 （ 其实还是晚 ， “ ” 30 清今文学家的防钱） ， 《古史辨》 好让 的胜利再展进一层。 ④可见， 年代初期， 钱穆对疑古 史学有批评是事实， 但他批评的， 只是古史辨派学者深信的今文学家的历史考证方法 ， 而不 的否定。 事实上， 钱穆当时极力坚持的正 是对该派治古史的核心理论“古史层累造成说 ” “ ， 是参加 古史辨” 的很多学者基本接受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 ” 他对于顾颉刚的批评， 是 担心他从这一路径上倒退下来， 重返今文家的旧径， 而在古史辨发展过程中， 横添许多无谓 的不必的迂回和歧迷。由此看来， 他对古史辨派的批评， 只是对其不合理的部分作局部的 ⑤ “ 修正， 并不是批评其 疑古” 的精神取向， 双方的区别只不过是疑古的程度不同而已 。 “ 然而 1930 年代中期以后， 钱穆与古史辨派治史理论的分歧， 则不再仅仅是 疑古” 程度 的差异了， “疑” “信” 而是 与 的根本立场之不同了。30 年代中期以来， 钱穆对古史辨派批评 （ 主要见于他 1935 年 12 月 28 日完成的《崔东壁遗书序 》 以下简称《遗书 的言论转多， ） 序》 中。 《 ， 、 对于崔述及其 考信录》 古史辨学者推崇有加， 胡适把崔述誉为“科学的古史家” “新 ⑥； ”“ “ 史学的老先锋 ， 中国新史学应该从崔述做起 ” 顾颉刚称赞《考信录》 是一部极伟大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 — 》 《史学史研究》 1995 年第 1 期。 参见周少川 《治史论学六十年——饶宗颐教授访谈录 ， ： ， 钱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第 168 页。 ： 》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一） ， （ 钱穆 《易经研究 ，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75 年版， 172 页。 第 ：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 《古史辩》 五） ， 630 页。 〉， （ 钱穆 《评顾颉刚 第 ： 〈刘向歆父子年谱〉 》 《历史研究》 2001 年第 3 期， 57 页。 参见刘巍 《 的学术背景与初始反响 ， 第 ： 》 《国学季刊》 1 卷第 2 期（ 1923 年 4 月） 。 胡适 《科学的古史家崔述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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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极细密的著作” ① 钱穆在 遗书序》 中对崔述的评价与疑古派相去甚远。 他说崔述“主于 ” 因其不敢破经， “信之太深” 又因其过分疑古， “疑之太勇 ” 指出崔 ， ； ， 尊经而为之考信 故 故 其弊陷于所疑之过多， 故崔氏“所疑未必是， 即古说之相传未必 氏之病在于所信之过狭， 。 ②古史辨学者大多怀疑儒家经典六经以及依据六经所建构的古史体系， ” 钱穆则宣称 非 “治东周不能无取于 春秋》 《左氏》 治西周不能无取于《诗》 《书 》 此皆儒家所传， 《 ， 、 ， 与 六籍 ， 。③ ” 所统 可信多于可疑 ”“ ， 钱穆批评崔述考辨古史有“信之太深者 ， 疑之太勇者 ” 但他最终的目的却落在批评 “ 对中国历史文化造成的危害上。钱氏的这一批评同样也适用于他对古史 崔氏 疑之太勇” 辨学者的批评。在他看来， 崔述这种疑古太甚、 辨驳太刻的疑辨思想生前虽不为清儒所重 ， “ 但到了 五四” 时期却为胡适、 顾颉刚等疑古派学者所继承和发展， 演变成对一切古典文献 的怀疑。这种对古代典籍普遍怀疑的态度势必会瓦解中国重建民族国家时所需要的历史 《 ： 认同资源。他在 遗书序》 批评道 “数年以来， 有闻于辨伪疑古之风而起者， 或几于枝之猎 ” ， 而忘其本， 细之搜而遗其巨， 离本益远， 歧出益迷。 文中的所谓“本 ” 即指中国的民族文 也就是说， 古史辨派对古典文献的普遍怀疑， 势必会导致对上古历史的全盘否定， 而对 化， 上古历史的否定， 也就是否定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源头， 这实际上也就导致对民族文化本身 的否定。正是从民族文化认同的角度出发， 钱穆对疑古史学的评价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由 ④ 先前赞同转向了批评。 “ 在批评疑古派 疑古过勇 ” 的同时， 钱穆也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立场。 ： 他说 “古史者， 吾民族自谓四千年光明灿烂文化所托始， 又群以为黄金时代所在也。 我民 ” 族之光荣何在？ 曰， 在古史。我民族文化之真价值何在？ 曰： 在古史。 ⑤ 在钱穆看来， 任何 一个民族的文化， 有其长不能无其短， 有其利亦不能无其病； 同样， 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 有 其盛即不能无其衰， 有其涨即不能无其落。中华民族在过去的历史中曾经创造过足以垂诸 但是中国历史演进到近代又出现了种种病痛 ， 但不能因为有病， 就疑及我 万世的古代文明， 全民族数千年的文化本源， 否定文化生命的存在， “苟此民族而尽丧其固有之文化， 因为 即 ⑥ 。 尽忘其以往之历史， 而民族精神亦日萎枯以尽， 而前途之生命亦竭 ” 同时， 他又指出： “一民族之复兴， 必将于其民族文化自身为内力之新生 ； 而求其文化自身有内力之新生者又 ” 必于其以往之历史有清明之别择。 ⑦在这里， 钱穆已开始把民族、 文化、 历史三者联系起来 考察， 民族的复兴即是本民族文化自身的复兴， 而民族文化的复兴则有赖于对过去的历史 作清醒之认识。 1930 年代中期以前， 、 钱穆对疑古史学虽有“建立未遑” “论证未全 ” 的批评， 但这主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 》 《古史辨》 一） ， 59 页。 （ 顾颉刚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 第 ： 》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八） ， 289 页。 （ 钱穆 《崔东壁遗书序 ， 第 ： 》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八） ， 286 页。 （ 钱穆 《崔东壁遗书序 ， 第 ： — 》 《学术月刊》 2000 年第 5 期。 参见陈勇 《疑古与考信——钱穆评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 ， ： 》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八） ， 285 页。 （ 钱穆 《崔东壁遗书序 ， 第 ： 》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八） ， 293 页。 （ 钱穆 《崔东壁遗书序 ， 第 ： 》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八） ， 294 页。 （ 钱穆 《崔东壁遗书序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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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自技术和方法层面的批评， 尚未对疑古史学反传统本质作文化层面的思考。 所以， 这 一时期的钱穆在学术上认同古史辨运动及其方法 ， 还没有自觉意识到它有批判和否定中国 历史文化取向的一面。30 年代中期以后， 钱穆开始从民族认同、 文化认同的角度来反思疑 “ 中国古史是后人随口编造出来的， 完 古史学对中国历史否定的危害。在疑古派学者看来， ， 全是一篇糊涂账” 所以他们极力将中国古代文化压低， 把古代年代缩短， 宣称东周以前无 那么此下的中国历史文化也就失去了他存在 史。既然中国历史文化的源头是后人伪造的 ， 的真实性和合理性。钱穆对这种极端疑古， 进而以此否定中国历史文化真实性的古史观从 文化价值的层面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批判 ， 《崔东壁遗书序 》 他在 中称疑古派“或几于枝之猎 ， 而忘其本， 细之搜而遗其巨， 离本益远， 歧出益迷” 其目的正在于揭示古史辨派的疑古实际 ① 《 “ ， 上是疑错了方向。 钱穆的 刘向歆父子年谱》 破当时经学界之今文学派 ” 而 30 年代中 他已经有意识地在做扭转疑古派史学的精神方向的工作了 ， 即自觉的在做“破史学 期以后， 界之疑古派” 的工作了。 其二， 由做汉学到讲宋学的转变。 钱穆早年以考据起家， 其考据著作显示了扎实的汉 学功底， 得到普遍认可。不过钱穆也是一位深受传统经世史学影响的学者， 他虽然欣赏乾 嘉汉学方法的精密， 却并不赞许乾嘉史学本身。 因为他认为考据仅仅是做学问的手段， 而 ， ， 考据之终极 “仍当以义理为归宿” 于是开始转向对考据学风的批评。 非目的， 1935 年， 北平各大学发动了一场读书运动来向钱穆征文 ， 他写下了《近百年来之读书 ②， 运动》 一文 对乾嘉学者专以训诂考据为务而忽视宋儒义理之学进行了批评 。 他说乾嘉 ， 考据学之大病 “正在于持门户之见过深， 过分排斥宋儒。 读书专重训诂考据， 而忽略了义 ③ ” 认为这样读书 理。 对于当时学术界以训诂考据为读书治学之不二法门也深不以为然， “不得大体， ”“ 。 而流于琐碎 ， 于身无益， 于世无用” 在钱穆看来， 乾嘉学者和五四以后的新 “ ， ， 考据派学者读书为学仅 看重小节目的训诂考据之类” “藏头容尾于丛脞破碎之中 ” 寻其 枝叶， 较其铢两， 其结果必然是割裂史实， 陷入支离破碎之境。 这样治学， 至多只能在个别 ： 却无法对历史事实进行整体、 全貌的分析和把握。 所以他说 “读书 问题上取得某些成就， ④ ” 为学， 不先融会大义， 只向零碎处考释， 则此路无极， 将永远无到头之期。 1937 年出版的 钱穆对乾嘉汉学的批评和对宋学的推崇集中体现在他 1936 年完成、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一书中。钱穆和梁启超都是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大家， 两人的同名 《 著作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为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格局。 与梁氏把汉学作为宋 学对立面来处理有清三百年以来学术史的观点所不同的是 ， 钱著更注重汉学与宋学之间的 联系。钱穆认为， 宋明理学的传统在清代并没有中断， 不仅没有中断， 而且对清代汉学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清代学术由晚明诸老开出， 而晚明诸老莫不寝馈于宋学， 即使是在汉学鼎 ， 盛的乾嘉时代， 汉学家的高下深浅， 也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深浅以为判 ” 所以他
① ② ③ ④

： ， 参见徐国利 《钱穆史学思想研究》 台北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 28—32 页。 第 《近百年来之读书运动》 1958 年收入 《学籥》 《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 。 钱穆的 一文， 一书时易名为 ： 》 《学籥》 香港 1958 年自印本， 82 页。 ， 钱穆 《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 ， 第 ： 》 《学籥》 第 87 页。 ， 钱穆 《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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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出了清代汉学渊源于宋学， 不知宋学， 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 的结论。 ， 钱穆治清代学术史主要以昂扬宋学精神为主旨 所以他在评价清代学人学术思想的高 就贯穿了一条是否有志经世、 是否心系天下安危的宋学精神为其评判标准。 钱 下浅深时， 穆对清初诸儒评价甚高， 对他们不忘种姓， 有志经世的精神和坚守民族气节称赞不已 ， 因为 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精神。 而对乾嘉学者埋首考据、 从他们身上体现出了宋学经世明道， 不问世事的学风则大张挞伐， 因为他认为这种专师清初诸儒“博文 ” 之训而忘记了“行己 ” 之教、 为学问而学问的学风， 已失去了宋学学贵经世的精神。钱穆指责乾嘉诸儒专务考订， ： 其弊有二， 一是琐碎 “不务明正通达而务其难， 则往往昧其大体而玩其细节， 其必陷于琐碎 ； ： 无疑也” 二是好胜 “苟专务其难以施我考释之功， 则前人学术大体有不暇问， 而惟求于小 ” ① 这与梁启超、 。 节僻处别出新解以凌跨乎其上 胡适推崇乾嘉汉学的治学方法， “科 誉为 学的古典学派” 的评价大不相同。 钱穆在评价清代学术史时， 以表彰宋学， 批评汉学流弊为己任， 这与他对当时学术界盛 因为他认为新考据派一味埋首考据， 不利于民族精神的 行的考据学风的反思和批评有关， 张扬， 所以他在书中借批评乾嘉汉学流弊， 对主流学术界在国难当头之际， 仍旧埋首书斋， 不问世事的学风大加抨击； 同时也与他当时受国难的刺激息息相关。 该书写于“九一八 ” 事变日本步步进逼华北之后。书成之日， 正是日军夺取丰台， 华北危机空前严重之时， 此时 ： 的中国又一次面临着亡国的危险。 诚如他在该书“自序 ” 中所说 “斯编初讲， ‘九一 正值 ’ 。五载以来， ， ， ， 。 他在书中特严夷夏 ” 八 事变骤起 身处故都 不啻边寨 大难目击 别有会心 ， 之防 高扬以天下为己任的宋学精神， 表彰清初诸儒不忘种姓的民族气节和操行 ， 即寓有他 反抗外来侵略的写作意图。而 30 年代的中国学术界考据学风大行其道 ， 主流学界“薄致用 ”“ ， ， 而重求是 ， 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 贬抑宋学 “持论稍近宋、 ， 明 则侧目却步， 指为 。 这种学风尤其有害， 特别是在日寇步步进逼， 侵夺我大好山河之时， 这 非类” 在钱穆看来， 埋首书斋的考据学风不利于鼓励民众团结起来， 抵抗侵略。 所谓“大难目击， 种不问世事， ， 别有会心” 就是要弘扬经世明道的宋学精神来救世济民。 钱氏此书是在当时民族主义情 故书中留心经世思想、 强调种族大义、 表彰风骨节操， 民族主 绪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完成的， ② 义思想充盈字里行间。 其三， 治学重心的转变。钱穆早年治考据， 他那时的著作多为“考史 ” 之作。1930 年他 进入中国学术中心北平后， 也主要从事考据研究。 钱氏在晚年回忆中谈及当年在《老子 》 成书年代问题上与胡适争论时说： “惟一时所注意者， 亦仅为一些具体材料问题解释之间， ” 而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大问题上， 则似未竟体触及也。 ③“九一八 ” 事变后， 尤其是华北 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促使他把研究的注意力愈来愈集中到“竟体触及 ” 中国历 事变后， “ 史文化传统这一 大问题” ， 上 愈来愈从文化的层面上来思考民族和国家的出路问题 。 钱穆在西南联大讲中国通史课时曾公开向学生说 ， 他研究中国历史是从“九一八 ”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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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603—604 页。 第 ： “不知宋学， ——钱穆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 》 《史学理论研究》 2003 年第 1 期。 参见陈勇 《 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 — ： ， 钱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第 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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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后开始的①， 这并不是说他研究中国历史始于“九一八 ” 事变， 而是把治史的重心逐渐转 。 日本人的入侵导致的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使钱穆深感有 移到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探讨上 必要对中国历史文化作全面深入的研究 ， 以此来论证我国家民族到底有没有希望 。 钱穆多 这句话后， 才开始注意中国历史的， 他要在中国 次提及他年轻时因读到梁启超“中国不亡” 历史中为这句话寻找证据和答案。1933 年秋， 他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通史课时就谆谆告 诫学生， 从中国历史长期的发展来观察， 今日的中国不仅不会亡， 而且还有光明的前途。 1935 年华北事变发生， ， 。 诺大的华北五省二市 “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 民族危 的探讨上。 机的进一步加深促使钱穆把治史的重心转移到对“吾中华民族文化之真价” 1935 年 11 月， 《 钱穆在天津 大公报·图书副刊》 上发表了一篇评谭戒甫《墨经易解 》 的 “ ， 署笔名为 与忘” 自言署此笔名的原因是“国难方殷， 余辈乃讨论此等问题， 实非急 文章， ② ‘ 。 需。因取名 与忘’ 二字， 嘱著者勿再笔墨往返” 当时正值日军策动华北事变之时， 冀东 。 津门倡乱， 察北失陷， 绥东告警， 丰台撤兵， 祸患连骈而至， 古都北平成为“危城 ” 钱 叛变， 穆认为在国难方殷之际， 应将治学的重点转移到探讨我中华民族文化之真价值这一大问题 上来， 而不应当在细琐的考据上深下工夫。 所以， “与忘 ” 他用 这一笔名， 实际上是谏止当 时学术界日趋细琐的研究风气， 扭转学术使其回归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这一“大问题 ” 上来。 这说明此时钱穆治学的重心已开始发生了转移 ， 由先前崇尚考据转移到“竟体触及 ” 民族 文化精神这一根本问题上。

三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日本侵略者的步步 侵逼下， 大片国土沦丧， 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当时流转西南的不少学者， 在自己的著述中都 “ 一词。 在中国历史上， 因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迫使汉族政权南 不约而同的使用了 南渡 ” 迁， 如永嘉之乱， 晋人南渡； 靖康之变， 宋人南渡； 清军入关， 明人南渡。 但抗战时期这次的 “南渡” “ 与前几次 南渡” 有着本质的不同。晋人、 、 宋人 明人南渡都是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 入主中原， 他们虽然一度在武力上征服了汉族， 最后却都被汉文化所同化， 不但未使中国文 ， 反而促成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的融合。而抗战时期的这次“南渡 ” 是日本帝国主 化中断， 义入侵中国， 不但意味着国家可能不保， 就是中华文化也将遭受灭顶之灾， 中华民族真正面 使中国人的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情绪愈来愈 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强烈， 激发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文化担当精神 ， 他们迫切地感到应唤 凝聚民族向心力， 重铸新的民族精神。在这样的背景下， 国内思想界的主流 起民族自信心， “ 由 五四” 时期沉浸于科学和民主的亢奋转变为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热切关注 。 大批 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学者、 自由主义学者， 还是马克思主义学者， 都以保存中国文化 学者， 为己任， 主动承担起重新诠释中国文化的责任， 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抗战救国的文化资
① ②

： ， ： ， 吴沛澜 《忆宾四师》 江苏无锡县政协编 《钱穆纪念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52 页。 第 ： ， 钱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第 3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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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可亡， ， 源， 寻求救亡图存之道， 将学术研究直接服务于抗战 而史不可灭 ” 主张“文化 ” “学术救国 ， 读史救亡” ， ”“ 、 。 在这样的背景 救国 的民族主义思潮 爱国主义思潮空前高涨 ， 《 其标志便是 国史大纲》 的完成。 下 钱穆彻底完成了治学方向的转变， 《国史大纲》 是钱穆为抗日救亡而撰写的一部国史教科书。“七七 ” 事变后， 钱穆随北 ， ， 。 他以一半时间在昆明教书， 大南迁 由长沙而昆明 任教西南联大 为学生讲授国史， 一半 ， 《国史大纲》 。1939 年 6 月， 时间卜居宜良山中 从事 的写作 这部贯通古今的中国通史著作 。“引论 ” 得以完成。书成之后， “引论” 又撰 一篇冠于书首 论述国史的研究方法、 各时代的 评说近世史学流派的理论， 阐述新通史的编纂理论和写作方法， 既是全书的总 史事特点， 纲， 也是钱氏首次系统阐述自己史学思想的力作 。在文中， 他第一次明确地把文化、 民族与 历史三者联系起来考察， 认为历史就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展开和演进， 研究历史不仅仅在于 弄清历史事实的真实， 更重要的在于弄清历史事实背后所蕴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 。 在 体现民族精神的历史文化， 乃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命脉所在、 精神所寄， 因此 钱穆看来， 从本质上说， 历史就是民族文化精神演化发展的过程， 历史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研究民族 文化精神及其具体的表现形式的发展历程。 钱穆以鲜明的民族文化立场表明了自己学问 即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 肩负起民族文化托命的责任。 至 的宗旨和人生的终极关怀， 此， 钱穆的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思想正式形成 。 《国史大纲》 是钱穆第一次系统、 全面地阐发他史学思想的代表作， 而文化民族主义思 想则是他史学思想的核心。钱穆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 。 其一， 强调文化是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基础。 钱穆在《国史大纲 》 中阐述了文化在民族 和国家形成中的决定作用， 他说民族和国家， 都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产物， 只有共同文化的形 ， 才会有民族之形成， 国家之创建， 一旦文化的演进中辍 “则国家可以消失， 民族可以离 成， ， 散” 因为没有民族文化尚且灿烂光辉而突遭灭顶的国家 ， 也没有民族文化颓丧而能苟存于 世的国家。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先民“血液所浇灌， 精肉所培雍 ” 而成， “我民族国家之前 故 ① 。 途， 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 ” 钱穆对学术界在欧风美雨冲击下形 对偏激的虚无主义、 浅薄的进化观、 似是而非的文化 成的文化自卑情结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 ， 自谴论痛加挞伐， 他语重心长地提醒国人 “非国家、 民族不永命之可虑， 而其民族、 国家所 ② ‘ ” 之息绝为可悲。 由产生之 文化’ 其二， 提倡国史教育来苏醒国魂。 钱穆提出新国史 （ 新通史 ） 的撰写必须具备两个条 ， 明白示人， 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 件： 第一 “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 ， ； ， 治、 社会、 文化、 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 ” 第二 “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 ” 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 为一般有志于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 ③ 钱氏新国史撰写必备的 第一个条件实质上是通过对国史真相的阐发为民族及其文化提供认同 。 近代以来， 在西方 文化的强烈震荡、 冲击下， 国人出现了认同危机， 包括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在内。 钱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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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 《国史大纲》 引论，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 28 页。 第 ： 钱穆 《国史大纲》 引论， 28 页。 第 ： 钱穆 《国史大纲》 引论， 7 页。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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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要使国人能真切地爱国家、 爱民族， 就必须对国家民族以往的历史文化有一个真正的认 ， 识和了解 所以他十分强调国史教育的重要性， 力倡通过国史教育去挖掘和培养国人爱国 ， ， ： 自信 家爱民族的情感 以期苏醒国魂 恢复民族的自尊、 。他说 “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 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 ， 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 必 爱情， ① ”， ， 尤在将国史真 “ 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 故新国史撰写的首要任务 ， ， 态 传播于国人之前 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 而油然兴起慨想， 奋 ” 发爱惜保护之挚意。 ②钱穆撰写新国史必备的第二个条件实际上是通过历史经验“解释现 ， 指示将来” 通过历史知识的解释和阐发， 为改革现实服务， 达到史学经世的目的。 在， 《 其三， 对新考据学派的批评。钱穆在 引论》 中把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分为传统派 （ 记 诵派） 、 革新派（ 宣传派） 、 科学派 （ 考订派 ） 三派， 并对三派的治史理论一一作了审视和批 评。在三派中， 他对居于主流的新考据派， “引论 ” 即 所称的科学派批评尤力。 他批评科学 “ ”“ ， “ 无意义， 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 与 派对史料 存而不补 、 证而不疏” 治史 缺乏系统， 。 当身现实无预” 其中他把批评的重心集中在科学派对先民创造的历史文化“漠然无所用 “ ‘ 情” 这一根本问题上。他说科学派 震于 科学方法’ 之美名， 往往割裂史实， 为局部窄狭之 以活的人事， 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 治电力， 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 亦 追究， 于先民文化精神， 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 夸创获， 号客观， 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 亦 ③ 。 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 更应探求历史实情背 在钱穆看来， 历史研究不仅应依据材料弄清历史实情（ “史情 ” ， （ ） 后所具有的一番意义 “史意” ； 治史不仅应注重材料和方法， 更应透过材料而把握其活的 时代精神。而这一活的时代精神， 即民族文化精神的获得， 则是纯客观的考据方法所无法 它必须要诉诸于研究者个体生命的体验 、 、 直觉 情感等其他因素的参与。 中国历史 完成的， 文化是一个活的生命的存在， 研究者就内在于这一活的生命实体之中， 他本身就是这一生 命实体塑造的， 研究者必须应为中国历史文化承担责任， 必须要有历史文化使命感、 责任 感， 要像把握生命、 认识生命那样用自己的心灵去体悟历史 、 理解历史、 解释历史， 而不是把 研究的材料， ， 这样 历史的客观性就必须要让位于更高的目 历史看成是一堆仅仅供人考证、 标， 即让位于对历史文化精神的把握。 钱穆对科学派的激烈批评， 把他与该派治史的分歧 可以笼统归入 公开化。如果 30 年代前期钱穆的治学方法与态度与科学派还有相近之处， 新考据派的旗帜之下的话， 那么 30 年代中期以后他与该派渐行渐远， 《国史大纲》 到 引论发 他与该派已完全分道扬镳。 表时， 其四， 对疑古史学的批评。钱穆在《国史大纲 》 第一章“近代对上古史之探索 ” 一节中 从五个方面对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进行了系统反思和批评： “从一方面看， 古史若经后人层 累地造就； 唯据另一方面看， 则古史实经后人层累地遗失而淘汰。 层累造成之伪古史固应 破坏， 层累遗忘的真古史， 尤待探索。 此其一。 各民族最先历史， 无不从追记而来， 故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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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 《国史大纲》 引论， 3 页。 第 ： 钱穆 《国史大纲》 引论， 7 页。 第 ： 钱穆 《国史大纲》 引论， 3 页。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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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难脱离 传说 ’ 与带有‘神话 ’ 之部分。 若严格排斥传说， 则古史即无从说起。 此其二。 且神话有起于传说之后者， 不能因神话而抹杀传说。 此其三。 假造亦与传说不同， 如后起 史书整段的记载与描写， 或可出于假造， 其散见各书之零文短语， 则多系往古传说， 非出后 应提出与此传说相反之确据。 否则此 世一人或一派所伪造。此其四。欲非排斥某项传说， 传说即不能断其必伪或必无有。 亦有骤视若两传说确切相反， 不能并立， 而经一番新的解 ① ” 而得其新鲜之意义与地位者。此其五。 释与新的组织， “ 其五， 对革新派史学的批评。钱穆认为革新派史学起于晚清， 为有志功业急于革新之 。 士所提倡” 他把革新派史学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政治革命 ” ， 彼辈论史， 时期 “ 则 。 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 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 ” 这一阶段实指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 ” “ ， 时期。第二阶段是 文化革命” “彼辈论史， 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 思想停滞无进步， ” 而一切事态， 因亦相随停滞不进。 这一阶段实指胡适等人领导的“五四” 新文化运动时期。 “ ”“ 第三阶段是 经济革命 ， 彼辈论史， 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 皆一封建时期也， 二千年 ” 二千年来之学术， 莫不与此二千年之社会经济形态， 所谓封建时期者相协应。 这 来之政治， 一阶段在当时实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 。钱穆认为， 与传统派、 科学派治史相比， 革新派 。 史学至少有两点值得肯定： 一是重视理论， 治史有系统， “成体之全史 ” 二是治史强调 能 ， 为革新现实服务。所以他认革新派治史 “有意义， 能具系统， 能努力使史学与当 现实关怀， ” 身现实结合， 能求把握全史， 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 。 ② 不过 钱穆对革新派史学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和所得的结论又不能赞同 ， 认为该派最大的弊病就在 “ ， ， 于忽视事实而空言理论， 治史常常 先横梗一理论于胸中 ” 对于“前代史实， 毫不研寻 ” 以 ③ “ 。 而转视事实为虚文” 至 认空论为事实， 1941 年， 《国史大纲》 即 出版的第二年， 周予同发表了《五十年来中国新史学 》 一文， 认 ④ “ 为 七七” 事变以后， 中国史学界已渐有综合各派或批评各派而另形成新史学派的趋势 。 事实上， 钱穆当时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钱穆在《国史大纲 》 引论中对中国近世史学三派 目的即在批评的基础上综合各派之长而为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发展寻一条路 理论的批评， 径。他认为当今中国新史学的出路， 既不在传统派和科学派， 也不在宣传革新派， 因为前者 “ ”“ ； ， ， 治史 细碎相逐 ， 泛滥而无归” 后者忽视事实 “空洞而无物” 他在批评各派史学理论主 张的基础上， 提出了“以记诵考订派之功夫 （ 注重材料的搜集与考订 ） 而达宣传革新之目 （ 的” 强调治史通今致用） 的新史学路向。不管钱穆对科学派、 宣传派史学的批评有这样或 那样的不足和偏颇， 他提出的考据与义理、 求真与致用两途并重的治史主张， 较之科学派、 宣传派史学各走一端无疑要全面些， 它可为当时中国史学提供某种借鉴和选择 。 《国史大纲》 完成后， 钱穆学问研究的重心发生了转变， 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 在 《 抗战后期完成的 中国文化史导论 》 一书中， 他对民族、 文化、 历史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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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 《国史大纲》 上册， 4—5 页。 第 ： 钱穆 《国史大纲》 引论， 3 页。 第 ： （ ） 《中国历史研究法》 第 133 页。 ， 钱穆 《略论治史方法》 1936 年 ， ： ， ： ， 周予同 《五十年来中国新史学》 朱维铮编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521 页。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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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思考和论述。关于民族与文化的关系， 他说民族是文化创造的主体， 文化则是民族的 ， ， ， ， 如影随形 ” 中 “ 。 生命和灵魂 民族创造出文化 文化又融凝此民族 两者之间是同根同源 国文化由中华民族所独创， 中国人的民族观念与文化观念密切关联， 其民族观不以血统而 ① 以文化为其标准。 关于文化与历史的关系， 钱穆极力强调二者异名同质的关系。 在他看 文化就是全部历史之整体， 历史便是文化的展开和演进， 文化的真正意义， 无非是在历 来， ： 史的整体内来寻求历史的大进程。 所以他说 “中国文化， 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 ” 中， 除却历史， 无从谈文化。 我们应从全部历史之客观方面来指陈中国文化之真相。 ② 1940 年代钱穆转向文化研究， 自觉以阐扬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价值为己任， 标志着他的文 化民族主义思想逐步走向成熟。 综上所论， 20 世纪的中国史学中， 在 钱穆的史学既与民国时期主流派史学科学派互 异， 也与 20 世纪后半期居于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同 ， 他在科学派和唯物史观派之 外别树旗帜， 20 世纪文化民族主义史学一派的代表人物 。钱穆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 是 发 轫于 30 年代中期， 形成于 30 年代末， 《国史大纲 》 以 的完成为其标志。30 年代中期以来， 以考据起家的钱穆最终转向对考据学风的批评 ， 是因为他认识到一味埋首考据， 不利于民 族精神的张扬， 所以他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对考据派作不遗余力的批评 ， 这是他文化民 ； 基于民族危机的刺激而产生的救亡意识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 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因 想产生的现实动因。在国难方殷的抗战时期， 当失败主义气氛一度弥漫， 国人迫切需要从 《 民族的历史记忆中找回自尊和自信之时， 国史大纲 》 所阐发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在当时 激发民族意识和唤醒国魂方面， 的确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诚如牟润孙在评论《国史大 ： 纲》 时所言 “钱氏此书中爱国家、 爱民族思想洋溢满纸， 于世之持自卑自贱之论者， 痛加针 立论极足使人感动。读钱氏之书， 当使懦夫有立志， 病夫有生气， 热血沸腾， 奋然而思有 砭， 所以自存矣。 此为读史之大用， 亦即史学家所贡献于世者也。《国史大纲 》 所可贵者在 ③ ” 此。 《国史大纲》 完成后， 钱穆学问研究的重心发生了转变， 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 为 中国文化招魂续命遂成为他一生志业所在 。 （ 作者陈勇，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邮编： 200444） （ 责任编辑： 张文涛） （ 责任校对： 姜 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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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说 “在中国人观念里， 本没有很深的民族界线， 他们看重文化， 远过于看重血统。只有文化高低， 没有血统异 ” 《中国文化史导 同。中国史上之所谓异民族， 即无异于指著一种生活方式与文化意味不同的人民集团而言。 参见 ， 论》 上海正中书局 1948 年版， 107 页。 第 ： 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 弁言， 5 页。 第 ： ， ： （ 参见牟润孙 《记所见之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 杜维运编 《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 二） ， 台北华世出版社 1976 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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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OGRAPHY QUARTERLY

No． 2， 2011

using contrasting effect， paper strives to illustrate the ‘hollow’phenomenon in Liang's works the referred to viewpoints of Yan Fu and discusses the ideologic influence of Yan Fu on Liang and the reason of ‘keeping silent’ attitude of Liang when facing the criticism from Yan Fu． Formation of Qianmu's Historiography Thought on Cultural Nationalism / / Chen Yong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f the 20th century， Qian Mu， whose historiography was the unique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cultural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up a new banner from the New set School of Textual Research and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School． Qianmu's cultural naoccurred in the mid 1930s， formed by the end of 1930s， marked by the comwas tionalist thought， pletion of A General Outline of Chinese History． From an expert on textual research to a critic of its Qianmu experienced this change in that he realized blind textual research went astyle of study， therefore， spared no effort to criticize the Textual Rehe gainst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pirit， search School from the national culture standpoint， which was the intrinsic reason for the formawhile the consciousness of salvation consciousness stimulation of his cultural nationalist thought， ted by national crisis was the realistic reason for that．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A General Outline of which the research focus shifting from history study to culture study， Qian Mu deChinese History， voted his whole life to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People Migration Home Symbol and Local Identity / / Ji Manhong In many settlers and decendants's minds， Big Locust in Hongtong of Shanxi province and the the Zhuji Alley in Nanxiong of Guangdong province were the symbols of their spiritual homes． the During the process of symbolizing， two places shared lots of similarities in the causes of migration， timing and documentations． Nevertheless， motivations， the the scales and the organizations of for which finally each place still were of their own distinctive features， different places and eras， formed their own unique cultural symbols． The Big Locust in Hongtong and the Zhuji Alley in initially the concrete objects， suspassing the restriction of areas， had become the Nanxiong， decisive references tracing back to one's family background and commonly identified homeland． genealogy and local gazetteer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process． And also，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World History's Subject Conciousness / / Qin Hua It is helpful to enrich an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world history's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provide new basis for Chinese scholar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history research as subjects to understand and reinterpret intersubjectivity of hermenuetics of modern meanwhile， endow Chinese scholars with greater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o western philosophy， tion in world history research．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further discuss the question in constructing China's world history concept．



  本文关键词：论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