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简介_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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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

徐国利




  摘 要：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是钱穆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他往往是以此来阐明史学的本质、方法、功用和中国史学精神。其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主要包括中西史学关于历史中人与事关系的认识、史学的通变观、史学的体例和体裁、史学编纂方法、史学功用、史学发展形式等方面。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在建立在他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基础上的，意在为他的中国史学优越论和中国历史文化优越论提供理论和历史的依据。它既有积极合理性，也表现出文化保守性和民族狭隘性。

  关键词：钱穆 中西史学比较

 

  钱穆（1895－1990）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人文主义史学家，他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建立了他的人文主义生命史学观。他认为，历史即文化，文化即历史，两者是合二而一的，历史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靠中国儒家文化，西方文化给当今人类社会带来的问题和危机也必须靠中国儒家文化才能解救。所以，他也是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之一。为了阐明中国儒家文化优越性和普式性，他对中西历史文化进行了大量比较研究，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是为他的中国历史文化优越论提供理论和历史的基本依据之一。目前，大陆和港台学术界对他的中西历史文化比较思想主要从整体上进行研究，[1]对他的中西史学比较思想则缺乏研究。再者，钱穆往往是通过对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来阐明史学的本质、方法、功用以及中国史学精神。因此，对他的中西史学比较思想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

  钱穆对中西史学作了多方面的比较，它主要包括中西史学对历史中人与事关系的认识、史学的通变观、史学的体例和体裁、史学编纂方法、史学功用、史学发展形式等方面。其中，中西史学对人与事的不同认识和对通变的不同认识是根本的，它决定了中西史学其它几个方面的差异。在钱穆看来，中国史学关于历史中人与事的关系和历史通变的认识才符合历史的人文主义本质特征和精神。

  首先，中西史学对历史中人与事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截然相反。钱穆说，中国史学重人不重事，以人为主，事为副，“中国历史有一个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它能把人作中心。”[2]中国史学以人为中心，旨在彰扬人的心性道德。“中国史家著史论史，虽不能人人到达此标准，要之有此一标准之存在。故中国历史精神，实际只是中国之文化精神。重在人，不在事。而尤更重在人之心。”[3]贯通中国史学所求，便可知历史背后所存之人及其包涵的道德精神。他说，中国史学以人为中心的突出表现是中国史学成为圣人之学，中国最早的史书《西周书》（按：即《尚书》中的《周书》）和第二部史书《春秋》分别由中国古代两大圣人周公和孔子所写，“可见中国史学，其先乃出圣人之手。亦可说中国史学，本是一种圣人之学。……中国文化所以成为一种最富人文精神之文化，其事决非偶然。”[4]西方史学则重事不重人，以事为主，人为副。如果把西方人和中国人写的历史作一比较，“中国人则更看重在其事背后的这人，西方人则更看重在由此人所表现出来的事。这是很大的不同。”[5]

  中西史学对历史中人和事地位与关系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中西史学编纂体例和品评历史人物标准的不同。中国史学以记人为主的纪传体为主要体裁，西方史书则“主要以事为主，以人为副，人物的活动，只附带于事变之演进中，此种历史体裁，略当于中国史书中之记事本末体。”[6]与此相联系，双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也不同。中国史学重人，注重历史人物的心性道德，特别讲究史学的褒贬笔法，“孰当褒，孰当贬，孔子《春秋》发其大凡。……中国史学之价值亦在此。”[7]西方史学重事过于重人，因此对人物的评价是以事功而非善恶为标准，“举一世之人，而仅重强弱成败，不论是非善恶。成则是而善，败则恶而非，则举世当重曹操，不当再重诸葛孔明。此诚中西文化一大异所在，亦即中西史学盛衰之所在。”[8]

  其次，中西史学对历史的通变认识不同。中国史学注重历史的会通和贯通，其集中体现就是司马迁“通天人之际，成古今之变”的思想。钱穆说，所谓“通天人之际”，是说天时与人生是一而二和二而一的，两者需会通和合以求之；“成古今之变”则专指人生史事方面，但也可说包涵天时在内，因天时也有古今之变，惟天时之变实多定于人生，“是则天时人生之与历史，乃亦可谓三而一，一而三。”[9]中国历史不仅通于天地，而且通于世间万物，凡属衣食住行、佩带玩弄和人生日常所需诸品，虽历代有变，亦一气相承，古今相通，“物变即以济人文，人文乃以成物变。而一切则惟以人为主。全部中国史则亦惟此一语尽之矣。”西方历史却不然，“西方则物与史别，抑且物为主，而史为副，此又其一异。”[10]他又说，中国人讲历史的贯通，虽一文一物必求能历久相传，一气贯注，如一生命存在，没有古今新旧的隔阂。在这种历史生命通变观下，中国人便能将我心等同于史心，将个人小生命融入五千年民族大生命中。这样，人生便无所谓新旧之分，中国五千年历史便能一气相承和绵延不绝。西方历史却不重人生与历史的合一，“西方则分宗教、科学为人生之两极端，而不得相互会通和合以用其中，此则又是中西文化之大相异处。”[11]此外，西方史学以物变为主，人文为附，虽然也尊古好旧，“惟其所尊所好之古与旧，则多属物，少属人。”[12]所以，西方历史没有一以贯之的生命性，从古希腊、罗马到中古时期再到现代欧洲列国的历史互不相通，总是处于分裂之中，“即此一端，亦可见中西历史精神绝大不同之所在矣。”[13]

  中西史学对历史通变的不同认识导致中西文化对历史新旧持不同态度，进而使中西文化对史学的功用产生不同认识。钱穆认为，由于中国史学把历史看成是一通贯古今的生命，强调历史演变的连续性，故中国史学重视过往的历史。这使中国史学十分重视历史的资鉴作用，中国文化自古重视以前人之得失为资鉴，很早就有“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之说，“史学在中国，乃成为一种鉴往知来经世致用之大学问。”[14]而西方史学把历史看成是分裂和不连续的，因而不重视过往的历史，只求惟新，西方文化的三大渊源犹太文化、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都不重视历史，视过去尽成臭腐。这使西方史学不重视从历史寻求资鉴。他认为，中国史学重视故旧并非是不要创新，而是指创新要建立在以往历史的基础上，“非不求变求新，乃是要从旧中变出新，非是要破弃了旧来另创新。”[15]

  第三，中国史学形成了一套科学和系统的记载和编纂方法，能真实和全面地保存历史往迹。在他看来，中国史学的科学精神和完备性主要表现在：一是，自然科学最重要的是观察和记录，而中国古人对历史中人和事观察与记录的精审细密较近代西方自然科学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人记载历史的方法，又是最高明最科学的。”[16]二是，中国史学记人记事，“仅是记载，不加批评，务求保持一种客观的精神。”[17] 三是，中国史学有完备的分人、分年和分事记载方法，“像是错综，不免重复，实最细密，可获真象。”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处”。[18]四是，中国史学编纂注重历史的记录，这可以避免主观意见的掺入。他说：“分事写史比较是一种叙述，叙述则多寓有叙述者之主观。而分年分人写史，则比较是一种记录。记录与叙述之相异处，则因记录更近于客观。中国史学方法之长处，正在其重记录胜过了重叙述。”[19]这种客观的记录保存了史籍的真实性，使后人可以根据时代需要不断写新的历史和发扬新的史论，同时，旧的历史记录也可以永存不废。

  第四，由于中国史学注重从历史寻求资鉴，因此它特别重视对历史往迹的记载编纂，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史籍最丰富的国家。他说，中国史学讲“记注”与“撰述”的分别，由此中国史书分“记注”和“撰述”两大部分。“记注”就是史料编纂，“撰述”则是根据史料写成的专著，即专家之学。“撰述”固然重要，“记注”而成的史籍也重要，“无史料，使人又何凭而著史。故后人有亡实录是亡国史之说也。然则史料又何可轻视？就于某一时代之既存史料而为之部勒董理，成为一时代之国史，使后之治史者有所稽凭，其功不可没。”[20]他说，因断代史体例的限制，中国史学自班固以后实成为记注之学。然而，正是这些记注而成的史籍为中国史学的不断创新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史料。同时，它也向人们展现了中国历史文化各方面的内容和各时代生活的演变，“可供此后全世界有意研究以往人类文化演进作一最精细最完备最好的样子与标本用，此即中国史学一最值得重视之特点。”[21]若要研究世界历史文化，“最可宝贵的一部史料，就要推到中国史。……纵使中国国家亡了，民族亡了，这一部历史，还是将来人类研究人文科学一项最可宝贵的史料。”[22]        

  最后，中西史学对历史价值的不同认识态度，还使中国史学形成了悠久和富于独立精神的史官制度。钱穆说，中国至少在西周宣王时已单独设置了史官，从中央到诸侯列国均有史官分驻，各地史官按年按月记载历史，形成了一个颇为完密的历史网。此后两千八百余年的历史记载没有一年中断过，这是举世少见的。同时，中国史官有一种独立精神，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史官能刚直不阿和据事直书，这从春秋时齐太史直记崔杼弑其君和晋国史官董狐的故事可以看出。他说：“这是中国历史上远有端绪的一种史官精神。亦可谓是中国文化传统下一种重视历史的精神。”[23]二是，史官在政府中的地位是超然独立的，史官所载都是君王当时之事，即后来的“实录”，君王本人都不能阅读。而西方自古就没有史官，“西方希腊无史，罗马亦无史，中古时期更不能有史。近代三百年左右始有史，由社会私人为之。无一定规模，无共同之理想，亦不有人品之褒贬。其得人重视，亦尚不能追随小说与戏剧。”[24]

  二

  历史观从根本上决定了史学家对史学自身问题的认识。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思想，从理论上说是由他对历史的本质、历史的创造与动力和历史的演变发展等历史观中基本问题的认识决定的，是由他对中西历史不同特征的认识决定的。

  钱穆说：历史本质上是一文化生命，“历史便是生命，生命便是历史。”[25]但这不是自然的、物质的生命，而是一种文化生命。人的生命与自然生命质的差别在于它的文化性，人的生命固然必须借外在的物相来表现自身的存在。另一方面，人的生命又超越这些不断变动和消失的物相而长存，“天地万物，皆可为吾生命之表现，皆可为吾生命所利用，皆可为吾生命之扩大。”“物质虽时时变坏，而生命却能跳出此变坏之物质继续存在。所以生命是在一连串的物质与物质间跳过去而长存。……这便是所谓文化。”[26]文化所以是人的生命本质，在于它具有超越自然生命的精神性，他说：“文化是人类中大群集体人生之一种精神共业。”[27]精神属于文化生命的最高层面，它包括艺术、文学、宗教与道德，其中，道德又是最根本的东西，“道德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人格。”[28]“道德是人生理想之终极实践。”[29]换言之，人生的本质意义在于它以道德为本体，道德存在即人的存在。他认为，中国历史文化所以是世界各民族中最悠久和最伟大的，在于它以道德精神为基础，是道德的产物，中国历史文化精神是一种道德精神，“中国历史乃由道德精神所形成，中国文化亦然。……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教育的，各项事变乃及各种制度，以及主持此各项事变与创造此各种制度的各类人物，其所以到达此种境界者，完全必以这种道德精神为其最后的解释。因此，我称此种道德精神为中国的历史精神。”[30]中国文化是一种内倾的人文文化，最符合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方向。而西方人重物变，由物变影响人文，“西方人知有变，不知有道。其变仍偏重在人生外面之物质上。”[31]这是一种以科学和知识发达而在物质和力量上取得成就的文化，是一种外倾的科学文化。钱穆认为，中西历史文化生成和发展的路向不同造成了中西史学对历史中人与事的态度截然相反，“一以人为主，一以物为主。”[32]但是，西方历史文化走错了路向，“故一部西洋史，可谓乃在物变上有进步，而人文方面则未见有进步。”[33]故而，西方史学对历史中人与事的认识也是错误的。

  历史既然以人为中心，那么，历史便由人来创造和主宰。他说：“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表现者，同时亦是历史的主宰者。因于人不同，而所创造、所表现、所主宰的历史也不同。”[34]故此，历史记载和叙述便该以人为主，事为副；没有人，就没有事，也就没有了历史，史学亦无以安身立命了。中国史学看到了这一点，它始终以记人为主的纪传体作为史书的主要体裁。人又是如何创造和主宰历史的呢？是人的心性道德。他说，历史文化的升沉进退，“其机括则在人之心，更要乃在每一人之心。”[35]中国历史文化的领导精神就是走向善的心性，在善的心性领导下，中国历史文化也确实向着善而前进，“这套理论与信仰放到政治上、社会上、经济、教育一切上，来完成以后的历史，这就是我们所谓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领导精神了。”[36]在中国历史上，一个人能够成为影响历史的人物，就在于他具有高尚的道德，“中国历史是一部充满道德性的历史，中国的历史精神，也可说是一种道德精神，中国的历史人物，都是道德性的，也都是豪杰性的。”[37]故此，中国史学特别注重春秋笔法，以道德品性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准绳。史学亦成为一种圣人之学。而西方史学以事为中心，注重历史人物的外在事功，以事功而非道德品格作为衡量历史人物的标准，这实际把握不到历史的本质。

  历史既然是一种文化生命，就必然会有变化和发展。钱穆说，正是历史的变化体现出一个民族历史的精神，“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38]但历史生命也有不变的东西，“生命没有不变，时时在变，但生命本身则不变，变了，这生命也完了。生命之变，有其一定的限度，只是生命本身在那里变，不能变出这个生命之外去。”[39]历史文化是常与变的统一，常与变是历史的并存的两面，“历史有变亦有常，有常亦有变。常与变同时而俱存，一相而两显。”[40]因此，历史实为一融过去、现在与未来为一的大生命。在历史生命演化中，不变的“常”（亦称“道”）是本体及其发展规律，它是持续和恒久的，贯穿于历史生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变”则是历史本体及其规律在历史演进不同时期外化出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和文化等历史诸要素和形态，即生命之常的一种功能与结果。那么，变与常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他说：“变完成这个常，常亦是来完成这个变。没有变，就不得常。没有常，也不得变。任何一个文化传统中间都应该有常有变。变只是在常的中间变。常呢？拿这许多变合起来，就显出一个常。”[41]

  由于历史是变与常的统一，变不能背离常，常由变积合和体现，所以钱穆认为研究历史要有一种“通变”的眼光，一方面要“贯通”历史生命长时期演变发展的进程，一方面要“会通”各个历史时期方方面面的演变，这样才能探寻和把握历史生命的不变之“常”和“道”。同时，由于历史是常与变的统一，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更新和发展只能在不变更自身生命本质的基础上进行，走“守旧开新”的道路。史学则应当通过“通变明道”来鉴古知今和究往穷来，为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提供资鉴，“‘鉴古知今’‘究往穷来’，这才是史学的精神。”[42]在他看来，中国能够拥有完备、科学的记载编纂方法和悠久的史官制度，保存了世界上最丰富的史籍，成为世界上史学最发达的国家，正在于中国史学具有这种通变观和功用意识。

  三

  钱穆对中西史学进行比较，意在说明中国传统史学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最为悠久和发达的，进而为他的中国文化优越论提供历史和理论的依据。他说：“即在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国人的史学成绩，在世界各民族中最为杰出，无与伦比。再没有别一个国家民族在史学方面能超过了中国。……自然科学西方是先进，但也不过早了我们两三百年的短时期。而中国史学则较西方先进了一两千年。”[43]中国史学如此悠久、详备和科学，“这即是中国文化该是极有价值的好证”。[44]他认为，中国史学在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面临着危机，中国史学必须在继承和发扬传统史学的基础上，重新走向振兴。而且，由于中国史学最能体现和反映历史的人文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精神，所以，“中国史学复兴，亦即世界人道之复兴。”[45]这样，他又把中国史学的价值上升到世界性的高度，从中得出了中国文化优越论的结论。换言之，他的中国文化中心论和优越论通过他的中西史学比较观得到了进一步体现和论证。

  像钱穆这样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视角出发，对中西史学作多方面的深入比较，在近现代中国史学家中是独有的。他对中西史学的差异及其包涵和体现的文化精神所作的一些分析是颇为深刻的。他通过对中西史学对历史中人和事不同态度的比较，指出了造成中西史学这一差别的历史文化根源，揭示了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人文道德生命性，突出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人文主义精神和现实生命力，对近代以来唯科学主义的历史观和史学观，唯西方史学发展道路和模式是瞻，片面或一味否定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传统史学的观点是一批判和纠正。他从历史文化生命“变”与“常”的辩证统一关系，阐明史学应当具有一种“通变”意识和研究方法，史学应当鉴古知今和经国济世，并对中国史学编纂方法和史官制度与中国史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阐释。再者，他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体现了一种科学精神，对这种科学精神的表现作了具体分析，这和近代以来史学界忽视中国传统史学科学性的看法相对立。他的观点有助于人们客观评价中国传统史学。此外，他从中国史学的人文主义精神、中国史学的客观求实性、中国史学编纂方法和体例的完备、中国史官制度的久远和史籍的丰富几方面论证中国史学的悠久和发达，并以之证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伟大和优越，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不过，钱穆以西方史学重事不重人来否定西方史学的价值是片面的。西方史学并不是完全不重视人和人的道德，在西方史学的发展历程中，人文主义史学一直是主要流派之一。[46]他看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科学性，但将它与西方近代科学相提并论，甚至拔高中国史学的科学性，便走向了极端。因为，中国传统史学的科学性是古朴的，与近代西方科学精神和方法有天壤之别。他以西方无史官制度衡定西方无史学也是没有道理的。私人修史是史学发展的基本形式之一，西方自古希腊和罗马起都是史家私人修史，这个传统直到近代才被改变。况且，他也十分赞赏中国史学史上的私修史书。他说，孔子写《春秋》能成一伟业，原因之一是开私人修史之先河。《史记》也不是依当时史官记载成法而作，“这不仅见其有史家之独特见解，而且又是一种私人自由创作。这正是承袭了孔子作春秋的精神。”[47]再者，他既说中西史学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却又极力贬低乃至否定西方史学，这不仅在理论上自相矛盾，而且也违背了西方史学发展的事实，它与那种以西方史学为本位来否定中国史学的看法同样是错误的。特别是他从中国史学优越性来论证中国文化优越性，进而否定西方整个历史文化，则突出表现了其思想的文化保守性和民族狭隘性。

  （此文发表于《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发表时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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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集中论述这一问题文章主要有陈勇：《从钱穆的中西文化比较看他的民族文化观》，《中国文化研究》1994春之卷；陈勇：《固守传统与融会中西：读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此外，余英时的《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和郭齐勇、汪学群的《钱穆评传》（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对此也有专门论述。

  [2] 《史学导言》，《中国史学发微》，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9年3月初版，第84页。

  [3] 《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史学》，《中国学术通义》，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3月再版，第159页。

  [4] 《史学导言》，《中国史学发微》，第52页。

  [5] 《史学导言》，《中国史学发微》，第83页。

  [6] 《当仁不让》，《历史与文化论丛》，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5年9月再版，第382－383页。

  [7] 《中国民族性与中国文化之特长处》，《中国史学发微》，第181页。

  [8] 《国史馆撰稿漫谈》，《中国史学发微》，第280页。

  [9] 《历史与人生》，《中国史学发微》，第194页。

  [10] 《中国历史精神》，《中国史学发微》，第112页，第112页。

  [11] 《历史与人生》，《中国史学发微》，第194－195页。

  [12] 《中国历史精神》，《中国史学发微》，第113页。

  [13] 《中国历史精神》，《中国史学发微》，第111页。

  [14] 《张晓峰中华五千年史序》，《中国学术通义》，第167页。

  [15] 《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史学》，《中国学术通义》，第137页。

  [16] 《中国历史精神》，香港增附三版，1964年，第7页。

  [17] 《史学导言》，《中国史学发微》，第84页。

  [18] 《史学导言》，《中国史学发微》，第54 页，第52页。

  [19] 《四部概论》，《中国学术通义》，第25页。

  [20] 《张晓峰中华五千年史序》，《中国学术通义》，第165页。

  [21] 《中国史学之特点》，《历史与文化论丛》，第127－128页。

  [22] 《中国历史精神》，第7页。

  [23] 《四部概论》，《中国学术通义》，第15－16页。

  [24] 《中国历史精神》，《中国史学发微》，第120页。

  [25] 《历史会重演吗？》，《历史与文化论丛》，第301页。

  [26] 《物与心》，《历史与文化论丛》，第358页，第358页。

  [27] 《中国文化之成长与发展》，《中国文化丛谈》（1），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9月第6版，第51页。

  [28] 《中国历史精神》，第103页。

  [29] 《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1952年1月初版，第47页。

  [30] 《中国历史精神》，第95－96页。

  [31] 《中国历史精神》，《中国史学发微》，第108页，第109页。

  [32] 《中国历史精神》，《中国史学发微》，第109页。

  [33] 《中国文化特质》，《中国史学发微》，，第159页。

  [34] 《史学导言》，《中国史学发微》，第83页。

  [35] 《中国文化的进退升沉》，《中华文化十二讲》，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5年11月版，第65页。

  [36] 《民族与文化》，香港新亚书院，1962年6月版，第87页。

  [37] 《中国历史人物》，《中国文化丛谈》（1），第147页。

  [38] 《国史大纲》（修订本），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第3版，第12页。

  [39] 《中国文化精神》，第33页。

  [40] 《历史与时代》，《历史与文化论丛》，第289页。

  [41] 《中国文化精神》，台北三民书局，1973年1月再版，第33页。

  [42] 《中国历史精神》，第6页。

  [43] 《史学导言》，《中国史学发微》，第51页。

  [44] 《中国历史精神》，第7页。

  [45]《民族历史与文化》，《中国史学发微》，第211页。

  [46]   西文史学的起源，即希腊―罗马的编纂史学就是人文主义的。克林武德说：“希腊－罗马历史编纂学作为一个整体，……它是人文主义的。”（R.G.克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6年4月第1版，第46页。）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史学更是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到近现代，人文主义史学依然是西文史学的两大流派之一。

  [47]《四部概论》，《中国学术通义》，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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