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系社会取代原始母系社会的逻辑过程研究

发布时间：2014-09-27 10:42

 
【摘要】 女性的衰落,男性的崛起,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是早期人类的一次革命性的社会变革。过去,史学界认为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文章在对传统观点进行商榷之后,大胆地提出“‘生殖崇拜’是解开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之谜的钥匙”的新见解,并作了合乎历史逻辑的论证。
 
【关键词】 母系社会； 父系社会； 生殖崇拜； 原始崇拜； 生育神； 早期人类； 自然崇拜； 原始先民； 历史逻辑； 女性生殖器；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认为“废除母权制”是“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他又说：“这一革命在文化民族中是怎样和在何时发生的，我们毫无所知。它是属于史前时代的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第51页)
人类父系社会从原始母系社会演变过来的具体历史过程和时间点，因民族和地域的发展不可能同步，因此会有较大差异，但人类的这段历史演变过程是存在历史共性的。本文根据历史唯物论的原理，通过史前时期的一些历史遗痕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当然也包括自己合理的猜想，通过逻辑推理，力图使这段史前历史以更合理、更清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面前。

一、父系血缘观念形成的逻辑依据

在动物界，母权社会结构的存在并不少见，例如现存的黑猩猩家庭、野生大象的家庭、非洲野狗的家庭都具有母权社会的特征。在动物的母权家庭中，年长且多产的母性个体通常就是这个家庭的自然家长，而母系亲情则是维系这类家庭的主要纽带。
母系家庭整体的生存能力，主要取决于家庭内部合作关系的紧密程度。人类原始母系家庭正是借助家庭合作力量的逐渐增长，才最终结束了自然群体中外来雄性个体对母系家庭的暴力统治，使得外来雄性要想融入高度协作的母系家庭，唯一出路就是获得这个母系家庭成员的好感。可以肯定，母权家庭从产生时起依赖的就不是个体的能力，而是集体的智慧和集体的力量，即组织起来的力量。
因为人类的性行为与怀孕之间的联系是隐性的，且需要数月以后才会显现结果，所以在雄性生殖作用没有被发现之前，原始人首先知道的只能是女性在人类繁衍中的作用，这一点从人类早期普遍存在的母性崇拜行为中可以得到证明。
原始母系家庭在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对于雄性的生殖作用是处于完全无知状态的，在那时，性行为只是作为人类祖先的自然生理需要而存在着。早期原始人类性生活的混乱程度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接受的。（从现存的倭黑猩猩的杂乱性行为的影像资料中，我们不难发现人类远祖的类似行为。）那时雌性的配偶甚至包括与自己血缘关系最亲近的雄性家庭成员。实际上，在以孤立小群体方式生存的母系家庭里，家庭内部的性行为甚至是当时性关系的主要存在形式。当时的近亲婚配必然造成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会导致新产生的人种纯化，好处是可以避免受到外来落后基因的干扰；另一方面，由于是近亲繁殖，自然淘汰率就比较高。由于生理进化和智能发展只能是一个漫长的加速过程，所以从早期的类人猿进化到今天的智人，所经历的数百万年时间里，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以母系社会形态存在的。
人类原始母系家庭成员之间早期的沟通方式，由于受到形象思维方式和形象信息交流方式的限制，与其它动物群体的沟通方式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晚辈只能通过行为模仿，从长辈那里学到一些生存的技能，生活的经验主要依靠每个成员自己去积累。后来随着人类祖先的语言沟通能力在集体合作中逐渐增强，人类才得以成为这个地球上最成功的生物种类。
直至人类进入原始母系社会的最后阶段，也就是当种植业和养殖业发展起来以后，距今也就是五千年到一万年左右，世界各大洲的母系家庭几乎都是在这个时期先后被父系社会所取代。而这种转变是从母系家庭内部禁止性行为开始的。原始母系社会如何实现从家庭内婚制向家庭外婚制转变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学家，在恩格斯的著作里也没有完全说清楚。有人认为母系社会禁止家庭内部通婚是由于原始人类发现近亲繁殖不利于优生，但问题是，要懂得近亲婚配不利于优生的道理，至少应该在发现男性生殖作用之后，笔者认为恰恰是男性生殖作用的发现导致了原始母系社会家庭外婚制的最终成型以及后来母系社会的瓦解。
原始母系社会的人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学会了使用火，学会了制陶，当掌握了一定的种植技术后，人们开始了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养殖行为，而正是养殖业的发展过程，为人类深入认识生命繁衍的规律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人类从此揭开了认识自己的新篇章。
人类搞养殖最开始应该是从小动物开始的。我们可以通过人类养鸡的经历来说明这个认识的逻辑形成过程。原始人类很容易发现饲养母鸡比饲养公鸡的好处更多，这是因为母鸡不仅可以向人们提供肉食还能够下蛋，更重要的是小鸡也是由母鸡来孵化和带大的，如果忽略了公鸡的配种作用，养公鸡似乎没有任何必要，但是当人们不再饲养公鸡以后却发现，母鸡们虽然照样下蛋，却再也孵不出小鸡来，经过反复的试验和比较，人类终于发现公鸡在繁殖中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人类在发展养殖业的过程中得到的这个认识，在当时无疑是一次重大的科学发现，不仅直接推动了养殖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在此认识的基础上，通过类比和推理，我们的祖先终于领悟到了男性在人类生殖中的重要作用。
对于在人类繁衍观念中向来不受重视的男性们而言，也从此看到了自己存在的重大价值。全新的生殖观念使得女性在人类繁衍观念中长期独占的神圣地位开始动摇，同时也意味着旧血缘秩序向新血缘秩序的演变已经不可避免。

二、父系观念对原始母系社会变革的影响

雄性生殖作用的发现对于母系家庭来讲最深刻的影响莫过于优生观念的产生。一个新的热门话题开始出现，人们开始猜想和议论，哪个孩子长得像哪位男子。此时的人们才逐渐意识到，性行为再不能只是当作一种随意的生理游戏对待了，性行为显然关系到后代的品质。优生在那个优胜劣汰的野蛮时代里尤其显得重要，优良的后代能促使家庭兴旺，低劣的后代将导致家庭的衰亡。
随着这种观念的逐渐深入人心，原始母系家庭的女性们开始认识到选择配偶的重要性，并开始逐渐改变自己不加选择的交媾习俗。自此，女性的择偶标准就开始直接影响到人类生理的进化方向。例如，聪明、强壮、英俊、成熟的男性就具有了更大的婚配优势。人类的审美观念与优生观念相结合，对于人类审美情趣的发展也必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人们开始产生了向往美好和鄙视丑陋的情感变化，相应的审美语言和审美文明也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人类开始知道什么叫丑陋和羞耻……，这一点对于后来人类性行为的进一步变革也必然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为了生育优秀的后代，女性们必然会扩大自己择偶的范围，于是在家庭之外寻找更优秀的配偶就成为必然，这直接导致了家庭外婚形式的产生。走婚就是在人类的这个发展阶段产生出来的新型婚配方式，走婚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家庭外婚制性质。
走婚最开始是与传统内婚习俗共同存在的，但如果不能完全排除家庭内部性行为，外婚制的优生优势也不可能得到彰显和证明，这个变革过程显然是逐步实现的。中国云南省纳西族的摩梭人至今还在实行的走婚习俗，就是原始母系社会后期留下的遗痕。家庭外婚行为逐渐取代家庭内婚行为标志着人类文明的新进步。
原始母系社会的家庭内婚制逐渐被家庭外婚制取代，还与以下观念的转变有着重大关系。对于存在家庭内部性行为的家庭来讲，人们一旦开始从父系角度去思考家庭内部的伦理关系，就必然会发现，家庭成员之间的辈分关系实际上是十分混乱的，某个人既可能是某个辈分较高男性的后代也可能是某个辈分较低男性的后代，不仅舅爷、舅舅、祖父和父亲的概念在当时是无法分清的，甚至连哥哥与父亲的关系也会搞混淆，当人们对这种伦理关系的混乱状况理解得越深入，就越是难以容忍家庭关系中出现的各种尴尬和别扭。这种伦理关系的混乱对于已经具有了灵魂不死观念和丧葬行为的原始先民来讲，就越来越成为一个大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人们去世后会得到怎样的葬礼和祭祀。为此，人们首先禁止了家庭内部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婚配行为，这样做至少可以避免家庭辈分关系的混乱。然后又禁止了家庭内部同辈之间的婚配行为，因为只有彻底禁止家庭内部的婚配行为，才可能在母系家庭内部完全排除父系血缘关系对于家庭内部伦理定位的干扰。
随着家庭内部性行为的完全禁止，在各个母系家庭之间早已存在的“走婚”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为了种族繁衍的需要，最初自由散居在各处的母系家庭就需要聚居在一起。此时已经发展起来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正好为母系家庭的集中居住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物质生活条件。而母系家庭聚落的形成和扩大也为进一步推动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因为集中生活的人口越多，就越是需要更多地依赖人类自己的生产行为。从此，原始人类的人口生产方式和物质生产方式就使得人类逐渐远离了直接从自然界攫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行为。
随着聚落生活方式的发展，同一聚落中的各个母系家庭之间越来越需要统一的行动。例如，为了防止野兽的侵扰，需要在聚落周围建造保护田园和人畜安全的壕沟和围墙，还需要共同进行祭祀先祖和神灵的活动等，于是人们开始通过家庭之间的协商来决定村里的公共事务，包括选举管理共同事务的领头人（村长或者酋长），这样一来，在由母系家庭构成的血缘聚落基础上，就产生了管理公共事务的行政中心，这样就促成了以各个母系家庭为基本社会单元的更高层次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形成。
聚落文明伴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兴盛起来，促使相邻聚落之间的姻亲交往也逐渐频繁，走婚的男性不仅成为聚落之间血缘联系的纽带，也使得这些相邻聚落的语言和习俗日益趋同。同时，为了方便走婚，各个聚落在地域上也逐渐向中心村靠拢，为中心村后来发展成为商品集贸中心奠定了基础。
 
  三、父系家庭形成的逻辑途径
必须看到，在禁止了母系家庭内部的通婚，实行家庭外婚制以后，母系社会只是理顺了母系家庭内部的伦理关系，父子关系在当时还是无法确定的。因为走婚的低级形式仍然具有群婚的性质，即女子的婚配对象可以是家庭以外的若干个男子，而每一个男子也可以在家庭之外与多个女子成为配偶。所以，当时的孩子们只能把自己祖母的一切配偶都叫爷爷，把自己妈妈的一切配偶都叫父亲，母系血缘关系仍然是当时唯一能确定的血缘关系。而男性在母系家庭里仍然只是生活的配角，男人们虽然已经开始不满意自己在家庭里的边缘地位，但历史的改变是需要条件的，只有当历史条件成熟了，改变才会到来，这个历史条件就是人口的快速增长。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的扩张一定会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口的快速膨胀必然会增加不同血族群体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为了争夺有限的生活空间和物质资源，人类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血族战争时代。战争一旦打起来总是难免两败俱伤，势必导致人口的减少，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胜利后的血族开始利用俘虏来为自己挖壕沟、修围墙以及修建其它公共设施，刚开始的情况是，工程完工后俘虏就被杀掉了，因为那时的生活资料来之不易，养闲人是不划算的，何况当时的俘虏还可以提供肉食来源。后来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特别是家庭私有产业的发展，家业较大的家庭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有些俘虏才可能被这些家庭领养起来，成为这些家庭的收养成员或者家奴。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才使得劳动者可以生产剩余价值，从而为奴隶制度的形成奠定了最根本的物质基础。
由于男性在体能上的优势，在战争中的作用是女性所不及的，所以血族的军事首领和战士往往都是由男性来担任的。战争经常发生，使得血族的军事组织和训练也要经常化，以前临时的军事首领就逐渐成为血族的常任军事首长或者酋长，在战争时期，这些拥兵自重的男人们的责任心和斗志被激发出来的同时，存在于这些男人心灵深处的欲望也开始膨胀，他们深知，男人的家庭地位低下，就是因为无法确认自己的亲生子女，他们希望享受与自己亲生子女之间的伦理亲情，希望由自己的亲生子女来为自己养老送终，为此目的，他们开始思考如何才可以拥有只属于自己的女人。
男性要想确定自己的亲生子女，就必须彻底改变走婚习俗，实现夫妻关系确定化。但要改变千百年来形成的习俗谈何容易，要处于家庭支配地位的女人们放弃自己的婚配自主权，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何况母系家庭关系的改变必然会牵涉到老人的赡养关系要改变，孩子的抚养关系要改变，财产继承关系要改变等等，为了避免与自己家里人发生过大的冲突，唯一的办法就是自立门户。但自立门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算一个特立独行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可以在当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也很难避免被周围强势血族所消灭。
但对于有组织的男人们情况就不同了，战争的到来给他们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最好契机，一个可以把女人变为私有财产的可能性出现了，这就是把女性俘虏变为自己的奴妻。男性自立门户最可能的办法就是直接把战败方的女人、地盘和房屋占为己有。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一场残酷的生死搏斗之后，一帮在征战中打了胜仗的男人，在被自己占领的村寨里，就地按战功大小分配男女俘虏和房产田地的情景。在这种很常见的历史境况下，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建立男权制度最好的历史条件。第一，打了胜仗的男人们获得的战利品理应属于自己。第二，在被占领的地盘里这样做，更容易摆脱原住地母系家庭传统势力的约束。第三，依仗军事集团的力量建立起的新家园也不会轻易受到外族的侵扰。世界不同地方发生此类事情的具体历史情节可能千差万别，但这个由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条件决定的历史大趋势是一定会出现的。
自立门户的男人们开始按自己的意愿建立起新的家庭秩序，其中最关键的内容就是必须确保女奴所生的孩子就是自己的亲生骨肉，男人们为此必然要想方设法限制配偶的生活自由，特别是性生活自由，根据世界各地的历史文件记载，为了确保奴妻所生的孩子是自己的孩子，那时候的丈夫们会把女奴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杀死或者遗弃，最人性化的做法至少也要剥夺第一个孩子的财产继承权。同时为了建立和巩固以男人为中心的新秩序，他们还大造舆论，公开祭祀象征男性生殖力量的男根，（例如，在不丹和日本至今还保留着男根崇拜的习俗）以及大力宣传男人是种，女人是田这样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生育观念等。
可见父系家庭从建立之始就是以实现男人对女人的统治为条件的。为此今天的人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此以后数千年的男权社会里，妻子往往称呼自己的丈夫为老爷，而妻子在丈夫面前往往自称为“奴家”，包括现代西方社会至今还沿袭妻随夫姓的习俗，都是男权社会的产物或者遗痕。为此我们可以认定男权社会的诞生与奴隶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紧密相关的。
 
 四、原始母系社会被摧垮的逻辑过程
父系部落的诞生是导致母系部落消亡的重要原因。这里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家族人口的生产方式出现了新现象，这就是一夫多妻制的出现。
一夫多妻制是男权社会诞生的必然产物。因为男人确定亲子的前提条件并不是一夫一妻制，而是“专妻制”，即，丈夫单方面要求妻子对于自己的专一性。这一方面是男人满足自己原始本性的自然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快速扩张自己家族的需要。因为新诞生的父系部落不仅存在与传统母系部落之间的生存竞争，还会与其它新兴父系部落之间产生生存竞争，在主要依赖体力资源的那个时代，自己的家族越大，力量就越大，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一点在当时的战争中尤其显得重要。
最基本的常识告诉人们，加快家族繁衍的决定性因素是育龄妇女的数量。显然，在母系家庭里，或者在一夫一妻制家庭里，可生育女性的数量是不能随意增加的，而在父权家庭里，一个父亲想多要孩子却可以通过增加妻子的数量来实现，如果一个父系家族连续几代人都实行一夫多妻制，那么这个家族人口的扩张速度就可以达到惊人的程度。所以在当时，父权家庭实行多妻制就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
这场以加快家族人口繁衍为目的的人口生产力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而且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质。因为男女出生的自然比例是1：1，一夫多妻制的盛行必然导致男女婚配关系的严重失衡，一旦一夫多妻制盛行起来，女性配偶就会出现严重短缺。于是出现了弱势家庭里兄弟共妻的现象，甚至导致部分男人一辈子也娶不到妻子，这可是关系到每个父系家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而对于母系家族而言，只要家里女继承人的数量不减少，母系家族也不至于会消亡，但是，多妻制导致的抢婚现象的出现，却注定成为母系家庭不可承受之害了。
父系家庭越多，一夫多妻制所造成的女性配偶的短缺状况就越严重，在通过暴力途径建立起来的男权社会里，通过暴力手段来解决婚姻问题就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抢婚现象的出现也就无法避免了。（抢婚的遗痕到现在还可以在一些民族的婚俗中看到。）而抢亲的目标首先对准的就是弱势的母系家庭，此风一开，男人们纷纷仿效，通常是由男性家族成员集体合作，到母系家庭里去抢妻子。对于母系家庭而言，家里的年轻女人被抢走就意味着这个母系家庭将后继无人，处于弱势的母系家庭很容易就被抢婚者抢垮了。
从以上推论可知，原始母系社会在部落层面上，是被父系部落打垮的，在家庭层面上，则是被“抢婚”抢垮的。这场被恩格斯称为“废除母权制的革命”应该就发生在农业社会兴盛之后，并且是与奴隶制度的出现相互关联的。
处于偏远地区的母系族群因为封闭性而可能暂时保留下来，但早晚也要面对这种冲击，为了避免自己母系家族后继无人，一些母系家庭就开始采用把男人娶进家门的做法，这样家里的年轻女人就可以得到丈夫的及时保护。例如，中国云南省的傣族至今实行的仍然是这种以母权制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
应该看到，母权制度下的一夫一妻制，实际上已经体现了母权社会向父权社会的让渡和妥协，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纯粹的母权社会了。例如，中国傣族平民的男孩子一律姓岩，女孩子一律姓玉，这种姓氏制度不仅使得男性也得到了做父亲的权利，同时也维护了女性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巩固了天下傣族一家人的观念，从而成为傣族长期存在下去的一个重要保障。
必须承认，人类历史上父系血缘关系的确立是一个进步。第一，正是由于父系血缘关系的确立，人类才可能在清晰有序的血缘关系基础上，加深对于优生规律的认识。第二，父系血缘体系比单纯母系血缘体系更加完备，从此每个人不仅可以确切地知道自己的母系血缘关系，还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父系血缘关系，两个血缘体系的交汇融合无疑会加速血缘民族的扩张。第三，由于夫妻常年住在一起，就不需要象走婚时那样必须望门而居，姻亲关系也就可以辐射到更远的地方，更有利于促进更远距离部落之间的血缘、物质和文化的交流，更有利于部落联盟在区域上的扩大，这就为后来国家的产生和扩张奠定了基础。
从人类婚配方式的发展趋势看，人类的婚配方式最终必须与优生优育的要求一致；必须与满足广大民众的婚姻需求一致；必须与建立和谐社会一致。所以，实行非近亲婚配的一夫一妻自主婚姻制度是体现人类平等，男女平等的最佳婚配方式。但是，不论是父权制下的一夫一妻制还是母权制下的一夫一妻制都还不是最终合理的婚姻制度。只有在男女平权的条件下，才可能建立起真正以纯真爱情为基础的美好婚姻关系。而对于仍然幸存的母系族群而言，当前面临的威胁显然已经不再是部落战争和抢婚，而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最终结果当然只能由历史的当事人自己来取舍定夺。应当相信，在未来的社会里，人类婚配关系中一切不合理现象最终都将被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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