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区域生态效率

  本文关键词：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区域生态效率，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以能够同时反映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状况的“生态效率”作为衡量指标，运用方法测算了年中国个省（区市）的区域生态效率，并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的制定和实施行为中存在明显的相互“模仿”行为，同时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具有“制约”作用。年后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制定、实施和监督行为由相互“模仿”转向“独立”施行，环境规制行为对区域生态效率的作用也由“制约”转变为“促进”，或者“制约”作用减弱。因此，中央政府有必要推行多元化的政绩考核体系’引导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地方政府行为准则，通过完善环境法制建设，从立法、执法和监督层面促进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环境规制，区域生态效率，地方政府竞争，空间面板，联立方程

　　一、引言

　　经济发展伴随着环境问题的加重，巳被不同国家的历史经验所证实，中国作为近年来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同样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尽管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改善环境状况的法律法规，建立和制定了较为完备的环境制度和政策但对环境问题的治理仍难以奏效。有研究将环境治理的低效归因于分权治理结构和政绩考核机制导致的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逐底竞争”行为。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的“鞭策”下，拥有一定经济和财政自主权的地方政府，以各种手段保证经济实现增长；地方政府有动机通过弱化环境规制强度来降低当地企业的“合规成本（以实现招商引资、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最终可能导致环境状况的普遍恶化。

　　在科学发展观理念的指引下，中国的发展政策导向中开始出现“生态文明”的因素各地开始将环境质量改善状况纳人政绩考核体系，环境规制的制定和环保政策的执行不仅要为经济发展留有适当空间更要以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为终极目标。在执政理念的转变过程中，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的制定、实施和监督过程中是否依然存在“逐底竞争”的策略行为特征？规制竞争下环境规制的治理效果是否会有所改变？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境地中单纯考虑其中一个方面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此，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从经济和环境协调性的角度予以统筹考虑。基于此，以能够同时反映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状况的“生态效率”作为衡量指标，在考虑地方政府竞争导致的各地环境规制的制定、实施和监督状况的条件下’验证环境规制对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对巳有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表现在：第一，以生态效率为指标验证环境规制的治理效果将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状况的影响统筹考虑；第二将地方政府竞争因素考虑到环境规制状况的实现过程中，反映了地方环境规制的形成机制控制了影响环境规制形成的重要因素第三考虑了环境规制和生态效率相互决定造成的环境规制的内生性通过设定空间面板联立方程模型运用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得到一致、有效估计。

　　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相关文献综述第三部分运用方法对中国省级区域生态效率进行测算；第四部分建立空间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并使用方法估计；最后给出结论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综述与理论分析

　　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给出了关于“地方政府竞争”的一个较全面的定义，它指的是某个区域内部不同经济体的政府利用包括税收、环境政策、教育、医疗福利等手段，吸引资本、劳动力和其他流动性要素进人以增强经济体自身竞争优势的行为。众多学者认为，在地方政府竞争的背景下，各地环境规制存在相互竞争的特征其形成原因主要源自两个因素：

　　一是跨行政区的资本竞争，一是跨境污染问题。与对国家间环境规制“逐底竞争”的逻辑进行了详细阐述认为高收人国家环境规制相对严格企业特别是高污染企业的环境规制成本较高低收入国家为了吸引外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水平倾向于维持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高收人国家较高的环境规制成本促使跨国企业到低收入国家投资以规避环境规制而高收入国家为了留住投资则竞相降低环境规制水平；各国环境规制普遍降低导致生态环境的普遍恶化。和与对美国各州环境规制的研究，也认为州际环境规制竞争的原因是各州为留住并吸引更多的产业进人本州而采取各种措施降低本地区的经营成本。同时，他们认为相比于其他政策和规制环境规制更易引发“逐底竞争”行为：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外部性能够在地区之间传递（跨境污染问题），即使本地区实行严格的环境规制也不一定会减少环境污染带来的损失’因此地方政府倾向通过大力推动产业发展获取经济收益而与其他地区共同承担环境污染的成本。

　　在对环境规制竞争行为的验证方面，已有研究大多通过构建“战略互动模型”，使用“反映函数”描述环境规制的战略互动行为，将某行政区的环境规制行为设定为与其有竞争关系的其他行政区的环境规制行为的函数在此基础上应用空间计量方法’以空间滞后项刻画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行政区的环境规制行为，将当地对环境规制有重要影响的因素设置为控制变量以对空间滞后项系数的估计结果判断是否存在战略互动行为及行为方向，针对中国分权治理结构下的地方政府竞争行为，中国存在省际环境规制竞争行为，各省在制定和实施环境规制时更易向规制相对宽松的地区看齐。张文彬等则使用不对称战略互动模型对环境规制战略互动行为特征的关系做了详细描述，将样本分为和两个阶段，发现在前一阶段环境规制的战略互动行为以差异化策略为主，未显示出规制竞争的特征；后一阶段环境规制的战略互动行为发生了显著变化，呈现出“逐顶竞争”的特征认为这与政府的科学发展理念和环境绩效考核作用的发挥密不可分。

　　二、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环境状况

　　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通过其对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状况两方面的作用实现，尽管现有文献没有对环境规制的生态效率影响进行系统研究，但分别研究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和环境状况影响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

　　关于环境规制水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是“不利论”，其核心是“合规成本说”，和和、和及和等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企业需要为消耗自然资源和排放污染物支付一定的额外费用，从而导致生产成本的增加这一部分成本称为“合规成本”

　　。在技术和需求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合规成本的存在一方面将导致生产率降低和利润率下降；另一方面，为遵循环境规制而进行的污染治理投资可能挤占企业的其他生产性、盈利性投资’使得企业生产的机会成本提高，也会导致潜在的产出和利润损失。其中和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导致水平下降；和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年美国化工、钢铁、有色金属、非金属矿物制品以及造纸等产业绩效的影响，发现的生产率下降可归因于治理污染的投资。

　　第二种观点称为“有利论”该观点从动态视角出发’认为合理设置的环境规制能够刺激企业投资于环境技术的改造和环境管理的创新从而催生产品和生产过程的“创新补偿”效应弥补甚至超过合规成本，使产业达到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同时改进的“双赢”状态，并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先动优势“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有两个前提条件：从静态模型走向动态模型，环境规制工具必须是“恰当设计的”。

　　第三种为“综合观点”，该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受到产业特点、产业发展状况、环境规制质量、环境壁垒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其综合效应的结果不确定或对不同的市场主体不一致。例如，某些国家通过设定较高的环境规制壁垒阻碍其他国家企业的进人，较高的进入门槛降低了行业内的竞争程度对国内企业形成保护作用，使之获得垄断利润。但这种垄断利润是以较高的合规成本和牺牲竞争活力为代价的有可能造成受保护产业的弱质。随着国际环境管理标准的施行，产品被要求贴上“绿色”的标签，未达到环境规制标准的出口产品在规制严格国家的市场准入和市场销售上举步维艰，对该国的经济发展形成阻碍作用。

　　在生态环境方面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正式的环境规制与环境质量呈正相关，然而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得出不同的观点。和与和分别以加拿大魁北克省与美国的纸浆和纸制品行业为研究对象，将生物需氧量和固体悬浮物的排放量作为环境质量的代理变量，运用最小二乘法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前者能促使企业减少约的排放量，后者能够减少约的污染排放量。然而，和却发现一系列针对印度集群产业的环境规制行为与其下游水质只呈现了微弱的关系。和的研究证实墨西哥环境保护机构执行更多的环境监察次数并不能刺激企业采用“净化”技术，因而他们认为正式的环境规制缺乏真正的实施效力。

　　综合以上文献观点，可以将“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水平—区域生态效率”的逻辑关系整理。

　　—正相关：环塊强度高环境质最好

　　—不显著：环境规制行为对生态环境质最影响微弱生态环境一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水平区域生态效率经济发展，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水平—区域生态效率”逻辑关系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开展较晚，在环境规制协调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关系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开始使用生态效率或环境效率指标，综合评价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协调关系，考察包含环境污染变量的经济效率状况。中国环境规制的施行与生态效率之间呈现何种关系？分析非期望产出问题选取相应指标对中国各省份在四种环境管制政策下的环境效率状况进行了测算，通过分析发现：中国东部发达地区不仅在经济上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在环境污染治理和保持较少的污染方面也要明显好于中西部落后地区，东部发达地区效率水平优于中西部地区。总体来看尽管现有国内外研究已经对“环境规制的生态环境影响”有了较为深人的理论研究’并利用中国的环境规制和环境质量数据进行了经验检验但在以下方面仍有欠缺：第一，对环境规制影响的研究或者主要探讨其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或者集中考虑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少有研究从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角度研究环境规制的影响。第二，在研究环境规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时，并未将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纳入分析，导致对环境规制制定、实施过程的片面理解不能对环境规制的影响作出有效估计。第三，单方向研究环境规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忽略了生态环境状况对政府环境规制制定、实施行为的反作用，也就不能合理解释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竞争行为。为了更为全面有效地解释环境规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本文在三个方面对现有研究方法进行改进：一是统筹考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以“生态效率”测度区域经济、环境协调状况作为解释环境规制影响的目标变量（和和。二是将地方政府竞争纳入环境规制行为框架’在模型中加人环境规制的空间加权项，以有效控制不同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竞争行为的交互性。三是考虑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同时相互决定的特征，构建包括环境规制方程和生态效率方程的联立方程模型，以控制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的内生性问题。基于此，本文构建空间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以中国省际数据对环境规制的区域生态效率影响进行经验检验。

　　三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的测算

　　一）区域生态效率的概念

　　和首次提出了生态效率的概念，即一定时期内增加的经济价值与增加的生态环境负荷的比值。区域生态效率是指在某个经济区域内以较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生产其核心是少投入、少排放、多产出，是在不对生态环境构成威胁的前提下努力发展区域经济，因而符合可持续发展有关经济、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的核心理念，成为测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概念和工具。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根据生态效率的含义，在年里约地球峰会上构建了生态效率的测度指标：生态效率产品和服务价值生态环境负荷。由此可将生态效率描述成单位生态环境负荷所对应的产品和服务价值。在区域范围内，“产品和服务价值”主要为该区域经济活动的产出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可使用地区生产总值或地区总产出等指标衡量“生态环境负荷”包含两个部分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和，资源消耗可以各种直接原料投入，衡量污染排放则可以各种污染物的排放量衡量，主要包括废气和废水的排放量。

　　二）区域生态效率的测算方法

　　现有测算生态效率的方法主要为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使用方法可以解决生态效率指标中“生态环境影响”项的多种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单位不一致问题。应用方法测算生态效率相较于测算其他效率的特殊之处在于需要考虑环境污染这种非合意产出的情况。最早提出存在“非合意要素的模型”，并将环境污染视为一种非合意产出纳人的分析框架，用来估计环境效率。由于环境污染被视作经济活动的代价，和直接将非合意产出作为模型中的投人项来计算环境效率。根据生态效率指标公式，我们借鉴该方法，将环境污染这一“非合意产出”与资源消耗作为模型的投人项而将产出和服务价值作为模型的产出项，设定模型如下：假设存在个同质的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有种资源消耗，…，、，得到种合意产出即产品和服务…以及种非合意产出即环境污染、…、，有％…）。对于每个而言投入和产出都是非负的，即有，所有可行的投入产出组合所形成的集合为生产可能性集。模型假设每一个都在既定技术水平下通过调整对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产品服务的松弛变量来最大化自己的效率。

　　三）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的测算结果

　　为了更加全面地反映中国省际区域生态效率及其变动状况我们选取了年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外的中国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下文简称省市区）的相关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经济数据进行区域生态效率测算同时主要关注工业领域。对应上一节中的模型具体的资源消耗变量包括：工业用水总量和折算为标准煤单位的能源消耗量；环境污染变量（即非合意产出）包括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和工业粉尘排放量；产品服务（即合意产出）变量为工业增加值。数据来源为年各省区市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年鉴》。经过测算我们得到了年各省区市的区域生态效率值部分年份结果见附录。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观察，可以发现中国区域生态效率整体呈现“东髙西低，逐渐收敛”的状态。首先，东部地区始终保持区域生态效率最高的状态；其次中西部地区的区域生态效率在逐步改善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东中西部的区域生态效率有收敛趋势。

　　①重庆市从年幵始被列为直辖市，为保证完整性我们的测算从年开始；另外西藏自治区的部分数据缺失港澳台地区的统计制度体系与中国大陆存在较大差别因此测算不考虑这些地区。

　　一）模型和方法

　　在进行模型设定时必须考虑以下两个制约因素：首先，环境规制与区域生态效率是同时相互决定的：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行为必须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状况因而受到区域生态效率的制约；同时，环境规制行为状况又会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环境状况，进而对区域生态效率产生“促进”或“制约”作用。因此需要建立环境规制和区域生态效率同时决定的联立方程模型。其次在地方政府竞争背景下，当地政府对环境规制水平的设定，是对周围省区市的环境规制行为及其变动所采取的或“模仿”或“差异化”的战略反应。根据第三部分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的测算结果各省区市的区域生态效率也呈现出空间集聚的特征。因此需要分别考虑环境规制和区域生态效率的空间相关性，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据此为了检验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本文建立包含环境规制方程和生态效率方程。估计：在环境规制方程中加入周边省区市环境规制的空间加权项以说明环境规制战略互动状况在生态效率方程中，加入周边省区市区域生态效率的空间加权项以控制区域生态效率的空间集聚特征。模型设定如下：其中，为环境规制，为区域生态效率；为维空间加权矩阵第行第列的元素表示第个空间个体与第个空间个体的空间相关性为空间个体样本总数，因此和世界经济年第期：由于环境规制变量和区域生态效率变量同时相互决定导致两个变量与误差项的关系不满足严格外生性假设，估计量丧失一致性。解决该问题需要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以消除内生性的影响，以模型内的所有外生控制变量作为。另一方面相互决定的内生变量可能同时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误差项具有跨方程的相关性形成如式的方差结构导致估计量非有效。解决该问题需要使用方法估计，以为权重左乘原方程各变量消除跨方程相关性。

　　第二，空间相关性。空间相关性可能以两种形式存在于模型中等，—种称为空间滞后模型，解释变量中包含被解释变量的空间加权项（即空间滞后项）以说明其他个体的空间分布状况对当前个体该变量的影响本文环境规制和区域生态效率变量均具有该特征。由于空间加权项实际上是被解释变量的线性组合’因此空间加权项与误差项存在相关性导致“空间内生性”估计量不一致，解决这一问题同样需要寻找合适的。本文以模型内的外生控制变量的空间加权项为进行估计和，。另一种称为“空间自回归模型”，误差项中存在空间加权项如和式的设定。这一设定认为可能对被解释变量具有影响的无法观测的其他因素的空间相关性，将进人误差项结构中，导致误差项不再具有球形扰动特征，因而估计量不是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同样可以使用方法首先利用原方程一致估计得到的残差，使用方法估计误差项空间自回归系数户，再对原方程进行变换左乘权重！消除误差项的空间相关性。

　　综上可将问题归为两类：

　　一类是内生性问题，需要通过方法解决，

　　—类是非球形扰动问题需要通过方法解决。

　　第三面板数据异质性。为了使估计包含更多信息并具有动态性，估计方法使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设定对模型进行估计’具体估计步骤如下：

　　第一步，不考虑误差项的结构使用方法分别对环境规制方程和生态效率方程进行估计。先将各个方程的各内生变量包括联立内生变量和空间内生变量）对集回归，得到预测值再将被解释变量对预测值和外生控制变量回归，得到变量系数、、、的一致估计并计算残差。

　　第二步利用第一步得到的残差，使用方法分别对两个方程的误差项空间自回归系数和进行估计得到一致估计量、态；利用对各方程进行变换分别得到去除误差项空间自相关的模型方程。

　　第三步，考虑误差项的跨方程相关对去除误差项空间自相关的模型方程再次进行估计，其步骤为：首先将经过变换的所有解释变量（包括内生变量和外生控制变量）对集回归得到预测值；再将经过变换的被解释变量对预测值做估计，其权重为一致估计得到的杏由此得到变量系数中的一致、有效估计量。

　　对于估计结果，我们主要关注两点：

　　一、是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水平的设定上是否存在“模仿”或者“差异化”的战略互动行为。当周边省区市提高或降低环境水平规制时，本省区市相应提高或降低环境规制水平的战略互动行为即为“模仿”行为反之则为“差异化”行为。在模型设定中，“模仿”行为意味着中变量系数，“差异化”行为意味着。二是由规制竞争形成的环境规制水平对区域生态效率的作用是“促进”还是“制约”。环境规制水平与区域生态效率呈正向变动说明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具有“促进”作用反之则为“制约”作用。在模型设定中“促进”作用意味着式中“制约”作用意味着。两者组合可以得到九种作用形态。

　　在地方政府竞争背景下各省区市的环境规制水平设置往往“模仿”周边省区市的行为；以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导致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表现出“无效”甚至“制约”的作用，因此我们预期各省区市的环境规制行为将呈现“模仿无效”或“模仿制约”特征。认为，如果行政区的环境规制行为呈现相互“模仿”的特征，并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则意味着存在环境规制的“逐底竞争”行为。于是，如果“模仿无效”或“模仿制约”特征得到验证，我们将得出中国各省区市环境规制行为存在“逐底竞争”特征的结论。这一局面在将环境保护以具体指标形式纳人政绩考核体系后可能有所改善，因此我们预期这一特征在考核体系变化后可能向“模仿促进”改变预示着中国环境规制向“逐顶竞争”转变。

　　二变量和数据

　　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影晌的作用形态对于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国内外学者使用了多种方法主要包括①以环境规制数量衡量环境规制强度，如；②以排污费收入度量环境规制强度，③以污染治理和控制支出占生产成本或产值的比重衡量环境规制强度如等与等。据此，我们分别设定三个变量来代表环境规制的制定、实施和监督状况其中规制制定变量（由累计设立的地方环保法规数测度规制实施变量（由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与工业增加值的比例测度，规制监督变量由排污费收入与工业增加值的比例测度。

　　三）检验结果分析

　　在样本期间，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同时也是环境问题集中爆发、越来越引起民众和政府重视的阶段。随着发展理念的转变，中央政府在对各地方政府及其主要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中加入了“科学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因素，促使地方政府加大环境治理的举措和投入，对环境规制的制定和实施更加严格。基于此本文首先进行全样本期的估计进而根据中央政策的变动将样本期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分别估计试图说明政绩考核体系变动导致的环境规制作用形态的变化。全样本期检验结果分析报告了年全样本期估计结果，每一列分别对应规制制定变量、规制实施变量和规制监督变量的估计结果。对于规制制定变量环境规制方程中，空间自回归系数为显著为正表明当地环境周边省区市的行为特征，这与我们的预期一致；生态效率方程中规制制定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具有“制约”作用，

　　制定环境规制数量较多的地区其生态效率较低而制定环境规制数量较少的地区其生态效率较高。形成这种制约作用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环境规制较为严格的地区，政府和企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本较高，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产出扩张和经济增长说明环境规制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付出了较高的经济发展代价另一方面对于环境规制较为松懈的地区企业生产经营的外部环境约束较少，企业发展尚处于粗放扩张阶段，经济扩张的速度快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恶化速度，反而具有较高的生态效率，，这也正是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方面进行“逐底竞争”的表现。

　　规制实施变量的作用形态与规制制定变量类似也呈现出“模仿制约”的特征，从系数大小来看规制实施变量的“模仿”特征更加明显，显著性水平更高。当周边省区市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加权平均数增加或减少时，当地的该比重即增加或减少；同时环境规制的实施对生态效率的制约作用也非常明显地方政府倾向于竞相降低环境规制的实施力度，来确保当地的经济发展。与此不同的是规制监督变量的作用形态则表现出“独立无效”的状况尽管系数方向与前两者相同但都未呈现出显著性。综合环境规制制定、实施和监督变量得到的估计结果，中国各省区市的环境规制行为呈现“逐底竞争”的特征。

　　表年环境规制与区域生态效率空间面板联立方程估计结果环境规制方程”…“世界经济年第期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区域生态效率

　　环境规制方程的其他变量中生态效率对环境规制的制定和实施呈现制约作用，生态效率较低的地区，地方政府倾向于更严格的环境规制，以遏制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恶化，改善当地生态环境；资本劳动比例对环境规制的作用则有正有负，对于环境规制制定其表现出制约作用，而对环境规制的实施和监督则呈现促进作用这说明在资本密集、污染严重的企业较为集中的地区，为了保证当地企业顺利生产经营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当地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时趋向于“松绑”，但是这种松绑政策造成的环境问题加重却又促使环境规制的实施和监督不得不趋向于更加严格反映了地方政府既要保证经济发展又要确保环境友好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状态同样反映在财政赤字、人口密度和失业率等变量中，财政赤字较高、人口密度较大、失业状况较严重的地区地方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时，都以保证经济增长从而缓解政府财政紧张、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为目标，因此环境规制的制定都较为松懈。由此造成的大量资源消耗和严重环境污染反过来又促使政府在执行和实施环境规制时趋于严格，因而出现其对规制制定变量作用为负对规制实施和监督变量作用为正的状况。

　　在影响生态效率的其他变量中周边省区市的生态效率越高，当地的生态效率也越高这意味着生态效率存在着空间集聚现象。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及其二次项均不显著说明形态在生态效率中并不明显。资本劳动比与区域生态效率负相关资本密集型企业集中地区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状况较严重，这种负面作用超过了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工业增加值比重较高的地区生态效率较高这说明工业发展成熟的地区，产业结构更趋于合理、技术水平更高，因而在节能环保方面具有更优的绩效；国有经济比例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其方向为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对生态效率的抑制作用；贸易和投资的开放状况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贸易开放程度越高则生态效率越低，这说明贸易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可能是通过生产并出口资源消耗较多、污染排放严重的产品实现的；外资较为密集的地区则呈现较好的生态效率状况这说明可能并不成立原因在于外资在促进当地经济规模扩张的同时其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会促进当地生产技术和产业结构向绿色环保方向改变从而促进当地生态效率提升。分时段检验分析结果中央政策变动及其引发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的变化，使得地方政府竞争的行为特征和作用形态有所改变，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作用也有可能向更积极的方向转变。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对“科学发展观”的全面阐述和推动实施使各地逐渐开始将节能减排标准纳人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进而促使地方政府调整环境规制的制定、实施与监督行为，以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基于此我们将全样本期以年年底为界分为两个时段，试图说明政绩考核体系变化前后环境规制作用形态的转变，以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中国各省区市的环境规制行为在样本期内呈现“逐底竞争”特征。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的制定和实施行为中存在明显的相互“模仿”特征，同时环境规制的制定和实施对区域生态效率具有“制约”作用。这意味着，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竞争目标的政绩考核机制激励下，地方政府存在饮鸩止渴的动机，以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期经济利益，其竞相降低环境规制水平的行为导致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协调性较低。

　　政绩考核机制的调整，促使中国各省区市的环境规制行为由“逐底竞争”向“逐顶竞争”转变。年之后相比于之前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制定、实施和监督行为由相互“模仿”向“独立”施行转变环境规制行为对区域生态效率的作用也由“制约”转变为“促进”，或者“制约”作用减弱。这说明随“科学发展观”的全面阐述和推动实施各地逐渐将“绿色环保”标准纳人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促使地方政府较为独立地设定环境规制水平同时注重环境规制的治理效果。

　　以上分析结论给我们带来的政策启示主要有：加快转变地方政府考核体系促进政绩考核多元化、绿色化。政绩考核体系是推动地方政府发挥职能的重要导向。在“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应当注重地方政府经济绩效与生态绩效的协调统一逐渐调整对的单一追求。在政绩考核体系中，加入生态开发、环境保护和循环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考核指标，建立完善的环境保护状况评价体系，形成地方政府、企业单位和社会群体均能有效参与的环境保护考核制度，从而全面、客观、有效地评价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行为，以多元化、绿色化的政绩考核体系推动地方政府环境规制行为向“逐顶竞争”转变。

　　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根据区域核心功能构建环境规制与政绩考核制度。由于不同区域生态承载力不同，区域生态效率状况具有较大差别。主体功能区的规划与建设考虑了不同区域的生态承载力状况，有助于因地制宜地制定区域发展规划、环境保护政策和人口福利制度。应当针对主体功能区的核心功能和定位，引导地方政府实行不同的绩效评价指标和政绩考核办法对于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分别制定适应的发展战略和环境规制，以促进区域间生态效率的收敛与平衡。

　　环境规制立法、执法、监督全方位推进综合发挥环境规制的积极作用。立法、执法和监督是保证环境规制有效实施的三个重要环节缺一不可。立法是加强环境法制建设的基础，地方政府应依据地方特色、产业特性和产业发展特点合理确定适当的环境规制水平充分发挥“波特假说”中的“创新补偿”效应借助环境规制的“倒逼机制”加快高污染企业末端治理向清洁生产的转变。执法监督是法律实现的主要途径，“徒法不能以自行”，应当强化各级领导的环境法治意识切实做到依法行政，努力造就一个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局面。在实践中，则应当减少政府审批手续，完善各项制度的管理程序和具体实施办法，同时建立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机制”，强调制度间的互动性，推动社会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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