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扶贫”扶持力度需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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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三农”问题的新动向以及扶贫工作的备受关注，“生态扶贫”被业内人士认为将是精准扶贫的有益补充，而以高效生态农业为突破口，则有助于促进精准扶贫。来自农工民主党、中国社科院和中国科学院的一些专家学者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建议，国家应该加大对“生态扶贫”的政策扶持力度。
“生态扶贫”观念逐渐形成
    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李蓝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介绍，在经历体制改革推动扶贫、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扶贫攻坚、整体规划扶贫四个阶段后，国家提出了精准扶贫理念，并为精准扶贫实施配套了相应的政策工具。
    李蓝认为，经过30多年不懈的艰苦奋斗，中国的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解决了两亿多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较快。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初步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所下降。
    李蓝表示，在全民参与的扶贫工作实践中，社会各界开始反思这样一些问题：是“输血性”的扶贫还是“造血性”的扶贫？是工业化、高污染的扶贫还是生态保护性的绿色扶贫？
    “为避免重复发达地区边发展边污染、高速发展严重污染的发展模式，贵州、云南和广西等省区先后提出了‘生态扶贫’的新思路，把‘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作为扶贫的新模式和新方向。”李蓝说，在保护生态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生态。使贫困地区在保住青山绿水的同时，还能实现产业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扶持力度有待加大
    尽管“生态扶贫”观念逐渐形成，但是“生态扶贫”目前还面临一些问题。李蓝说，“西部地区具有青山绿水的天然优势，，这些地区欠发达的主要原因：一是建国以来城乡二元化的剪刀叉，二是没有重工业，三是商品流通不畅，因而非常适合绿水青山的生态扶贫模式，这种模式是否也适用于西北干旱地区？在生活条件艰苦、生存环境恶劣的西北地区如何实现‘生态扶贫’？”
    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生态农业课题组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审邢东田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目前“生态扶贫”虽然有了良好的造血机能，但由于产品流通渠道不畅通，社会信任度低，规模效应低而导致价格高，“生态扶贫”这个新生儿还是不能茁壮成长。因此，打通生态产品与市场之间的流通环节就显得尤其重要。
    根据以上情况，李蓝、邢东田等人士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总结贵州等地的 “生态扶贫”经验，将其提炼成国家政策，向全国推广。以精准扶贫思路为指导，在全国精心布点选点，关注少数民族地区和西北干旱地区，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培育一批“生态扶贫”试点区和示范区，取得经验，向全社会推广。为“生态扶贫”地区的生态产品提供有国家信誉保证的 “生态产品认证书”，为生态产品顺利走向城镇和市场贴标签，开绿灯。
高效生态农业可作为突破口
    “为国家贡献了70％以上粮食的800个种粮大县中有110多个是贫困县。如何让种地的农民其劳动有合理的回报？如何将扶贫与产业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根据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调查，针对中国经济下滑，农民工可能大量返乡等现实问题，提出用高效生态农业破解农村贫困、消除乡村环境污染、带动农民和农二代大学生就业等解决方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蒋高明认为，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农业应当以生态农业为主。高效生态农业有助于释放城市人群的购买力，帮助政府扶贫，促进城乡和谐。同时，高效生态农业模式可获得更多的食物数量，促进乡村生态环境保护，恢复生态系统健康，避免农产品滞销与餐桌浪费，节约宝贵的自然资源。
    衡荣生态农场创始人贺建增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在产业扶贫方面，推动基于有机农业的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模式具有助于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持续保障粮食安全，减少农业污染，保护生物地理安全（生物链安全），同时也有助于保护乡村。
    “针对目前的情况，建议国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利用中央涉农补贴、各项扶贫资金和环保资金，用于发展高效生态农业，释放城市与农村两方面的活力，科学引领资本下乡，促进精准扶贫。比如，围绕着种植、养殖、加工与销售等环节，增加生态就业机会；将人类吃的粮食与动物饲料粮分开，分类生产口粮与饲料粮；保护城市消费人群的知情权，将有机和绿色认证收机构收回国有；经费使用要与精准扶贫和高效生态农业结合，发挥国家指挥棒导向作用；建立大型高效生态农业试验示范区。”蒋高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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