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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志王念孙_读书杂志_现在还有谁在看《读书》杂志？

发布时间：2016-06-26 02:06

本文关键词：读书杂志，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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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有谁在看《读书》杂志？

2015-08-12 09:43

这本已经有近40年历史的老牌文学杂志，过去的路其实并不好走，尤其是在2007年后，更是尽显疲态，仿佛成了三联书店的一个烫手山芋，扔了也不是，继续拿着却又非常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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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相关媒体报道，目前三联书店旗下的《读书》杂志又将换帅。之前负责分管并担任执行主编的郑勇将不再分管《读书》，改由另一位副总编辑常绍民分管。至于《读书》的执行主编一职将由谁来接任，目前也是众说纷纭，据说极有可能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祝晓风接任。

　　对于《读书》杂志的本轮换帅，关心它的读者并不会特别意外。自2007年汪晖离职后，《读书》杂志的人事动荡不断，迄今已有更换三次执行主编，本次被撤换的郑勇也是在2013年2月仓促上阵，到现在也不过两年而已。看得出，郑勇应该只是一个守城之将，在等待更合适的人选出现。

　　但如果正如传言所说，接下来将由祝晓风接任执行主编一职，可能又会有些新的变化。祝晓风此前虽一直在出版系统工作，但同三联书店却甚少交集，2014年刚进入社科院文学所工作，将是汪晖之后又一个学者型主编。祝晓风能为当下沉闷的《读书》杂志带来什么，还是值得期待的。

　　对于《读书》，这本已经有近40年历史的老牌文学杂志，过去的路其实并不好走，尤其是在2007年后，更是尽显疲态，仿佛成了三联书店的一个烫手山芋，扔了也不是，继续拿着却又非常烫手。

　　相信这样的情况，是早年创办《读书》的人所未曾想到的，这本杂志在上世纪80、90年代风光一时，在读书人中有着极好的口碑，尤其是1989年以后，由沈昌文主编期间，对很多当时的热点问题都有激烈的争辩，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极其难得的健康的舆论圈。能在当时的《读书》上发表一篇文章，都能成为这些学者简历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梳理了一下这些年《读书》拥有过的主编。

　　从1979年创刊以来，《读书》先后有以下几轮主编：1979～1986年，陈原、范用;1986～1996年，沈昌文;1996年～2007年，汪晖、黄平。2007年～2008年7月，潘振平、吴彬;2008年7月～2013年1月，贾宝兰、王焱;2013年2月~2015年8月，王焱、郑勇。

　　陈原、范用时代

　　《读书》杂志创刊于1979年4月。在创刊号上，范用编发了由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长李洪林撰写的《读书无禁区》。这篇文章在当时的社会上引发了轩然大波，但也让《读书》杂志一炮而红，让很多人关注到了这本新兴杂志。

　　实际上，这篇文章也极好的阐述了范用做《读书》的初衷，当时他的想法就是要“为喜欢看书、不是做学问的普通人办《读书》”，所以《读书》杂志的定位也一直定位在“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

　　由于开放的编辑思路和直面社会问题的取向，在思维活跃的1980年代，《读书》很快拥有了大量读者，同时也吸引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撰稿人，诸如金克木、吕叔湘、黄裳、王蒙等人都曾《读书》上发表过大量文章。这些大家的作品，大多以文学为主，深入浅出，很好的阐述了范用的办刊理论。

　　沈昌文时代

　　1986年，范用和陈原都逐渐离开了《读书》杂志，沈昌文开始接任《读书》主编和三联书店总经理。在沈昌文时代，《读书》达到了它的最高峰。而随着时代的变化，《读书》杂志的编辑方针也悄然的开始有所变化。在内容上，它虽然延续了之前注重文学的特色，，但内容也开始往更多元的方向发展。

　　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时，沈昌文谈到这个变化的过程：

　　当《读书》局面一打开，便面临一个思想性同学术性的矛盾问题。搞思想评论，不得不求助于学问家。因为有了学术底子，思想评论方有深度。有时限于语言环境，更不能不多关涉些学术。但是《读书》究竟不是学术刊物，“学术”这个差使我们没法全都包下来。要同“学术”挂钩，而又不能专门谈学术，难矣!

　　最后编辑部再三磨合，大体上有这么些共识：必须鼓励新见，更要发掘新见，但无论新见旧识，着眼点首先都是是否能在思想上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而不是其他;其次，《读书》不是学术性杂志，文章可读与否，是它的生命线。它是知识分子的高级休闲刊物，应当可供他们“卧读”，而不是同人的学术杂志。

　　思想性和可读性，沈昌文抓住了从范用时代开始，《读书》杂志的一条主线。在这想法之下，他们发表了不少有新见而又写得好看的文章，例如赵一凡、钱满素、张宽、崔之元、汪晖、樊纲、刘军宁等学人的专论或通讯。“无论新老学人，赞同或不赞同他们的观点，都觉得文章是如吕老所说，‘不拿10亿人的共同语言开玩笑’的。”沈昌文如是说。

　　汪晖时代

　　1996年，由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出面，邀请了汪晖、黄平共同担任读书杂志的执行主编，他们并没有全职加入三联书店，而是采用兼职的方式，只是过去帮帮忙。

　　作为中国新左派(中国当下语境下概念)的代表人物，汪晖和黄平的参与，对《读书》杂志而言，是一次革命性的变化。虽然汪晖和黄平都极力否认他们的学术思想对《读书》杂志方针有特别的影响，但在选题上，确实呈现出同之前的范用和沈昌文完全不同的风格。

　　文学类的文章已经难觅其踪了，大量的选题都是在反思和推进改革、批判性思考全球化、推进亚洲讨论等等政治方面的文章。而且这些文章往往非常长，里面大量的政治概念和翻译腔极浓的语句也给普通人树立了一道极高的屏障。对于那个时代刚开始读《读书》的读者而言，这本杂志或许就等同于晦涩难懂。

　　而此时，《读书》的读者也开始分化，不认同汪晖“新左”观念的诸多“自由派”学者纷纷放下了《读书》，袁伟时先生就曾直言不讳地批评汪晖在选题上存在极大的偏颇，只刊发跟自己意见相同的文章。而晦涩难懂，也让原本只是希望借助《读书》增广见识的读者离开，这显然是难以避免的，范用对此尤其敏感，他并不赞同《读书》的这些改变。

　　这或许也证实出版家办刊和学者办刊的区别所在。在汪晖主持《读书》期间，《读书》确实称为国内“新左”的一块重要阵地，很多争论和文章都是从《读书》开始的。这些变化虽然让不少《读书》的读者失望，但它在某种程度上仍保持了《读书》的地位，让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在帮忙十年之后，汪晖和黄平的离开并不体面，他们是在一次编委会上，被三联书店突然宣布解职的，官方给出的解释是因为上面不允许出现“协助主编”这样的情况，所以不得已让汪晖和黄平离开。但汪晖显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在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汪晖仍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这件事最终也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