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亚太》：如何认识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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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亚太》：如何认识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


张蕴岭

[内容提要] 外部环境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对外部环境进行判断是各国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中国未来对外大战略是争取一个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环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亚太地区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地区格局和形势，一个有利于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环境。未来保持和发展一种协调性的大国关系框架还是可能的，周边环境在中国未来面临的国际环境中处于特殊地位，经过努力，发展一种合作性的周边关系的条件是存在的，中国经济本身健康的发展是构成亚太地经济稳定发展环境的一个重要条件。

中共十六大把21世纪头20年作为中国“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①]。科学地分析未来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地区环境，对于我们深刻认识构造“机遇期”的条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外部环境历来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对外部环境进行判断是各国对重大问题做出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一方面，中国有着世界所及的利益，另一方面，它的主要关注点还是自己所在的地区[②]。亚太地区是中国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的交汇点，因此，亚太地区未来政治经济的发展走势如何对机遇期外部环境的构成影响巨大。

如何分析和认识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最重要的是确定中国对未来环境的需求，即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其次是对环境的需要应该服从中国的对外关系大战略。

中国未来对外关系的大战略是争取一个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环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亚太地区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地区格局和形势，一个有利于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环境，以便在未来20年的时间里实现中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构建地区关系的稳定支架

中国需要稳定。这不仅是指国内，也指外部环境。对于外部环境来说，稳定就是和平，稳定就是安全。然而，稳定不是没有变化，稳定也不是没有矛盾，稳定是一种结构，是一种形势，稳定既是一种连续过程，也是一种动态调整过程。因此，中国需要的稳定环境既包括对现实结构维持的接受，也包括对现实结构的有序调整。在亚太地区，构成中国稳定环境的主要支架是：稳定的大国关系、稳定的周边关系和稳定的国内发展变革。这三个方面是构成中国在亚太地区实现一个稳定政治安全环境的基本支架。这里，我们把稳定的国内发展变革作为一个前提，因此，分析的重点主要是前两个方面。

（一）构建稳定的大国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国关系一直支配着中国的对外政治安全环境和国内政策取向。20世纪50年代，由于美国及其他西方主要国家的遏制政策，中国不得不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和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安全受到威胁，迫使中国重构对外关系，到70年代末实行联美抗苏的政策，并且开始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与实行对外开放；90年代，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国确立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方针，通过发展大国伙伴关系，创建一个稳定的环境，继续坚持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进入21世纪，中国继续实行上个世纪末确立的基本路线，把发展稳定的大国关系作为一个大政策。

在所有大国关系中，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也是对其他关系具有重大影响的关系。中美之间能否建立一种稳定的关系？这要从中美各自的大战略与基本利益来认识。 

美国是惟一的政治经济军事超级大国，在世界事务中处于霸权地位。美国大战略旨在维护和加强这种地位，建立美国霸权下的国际秩序。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不论谁当政，基本的政策都是沿袭这个方向。尽管某个时期政策的强弱和方式可能会因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以及政党轮替而变化，但是，总的大战略不会变化。谁挑战和威胁美国的这种地位和秩序都不符合美国的基本利益，必然导致与美国的对立、对抗。

美国大战略的外围基础是其盟国，也就说，主要靠同盟关系维持地位和秩序，同时根据利益需要确定合作伙伴。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界定“挑战和威胁”。挑战可以针对美国的地位和秩序，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潜在的，而威胁则主要是指对秩序以及美国自身的安全而言。对挑战和威胁的认定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它往往根据美国一个时期的战略和利益需要来定。我们看到，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把可能取得“地区霸权地位的国家”作为主要威胁，后来把经济崛起的中国列为“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挑战者），在遭到“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则把恐怖分子、“邪恶轴心国家”看作主要威胁。美国的这种界定直接导致其政策的变化和美国与被界定为“威胁者”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上升的发展中大国，其最基本的战略是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和平环境，继续发展经济。中国实现这个战略一是靠积极参与现有秩序，在参与中争取自己的利益，二是靠深化自身的改革开放，通过发展实现有序转变。显然，接受现有秩序和维护它的基本稳定，符合中国的基本利益。当然，这里的“接受和维护”并不是指中国没有自己的要求。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作为一个现有秩序的“纳入者”，中国希望它能满足自己的利益；进行符合自己利益的调整。这种以具体实际利益为基础的要求有时会与现行的秩序发生矛盾。

中国特别看重与美国的关系，这既包括政治安全，也包括经济利益。中国的对美战略可以建立在三个基点上：一是认可美国的超强作用；二是在尽可能多的领域与美国进行合作；三是提高自己的实力地位。这三个方面构成一个稳定的支架。美国不仅主导着世界现存政治秩序，而且主导着经济秩序，为中国提供巨大的市场机会。只要美国承认中国在现有体系里的利益和中国发展和稳定的必要性，认同中国的作用，中国就不会是美国大战略的挑战者，也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在此情况下，中美之间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因为它们主要表现为具体利益的差别上。尽管中国会对美国的许多做法，尤其是单边主义的对外干涉不敢苟同，因此中美之间在许多问题上会发生矛盾，但是，两国在更多的问题上存在共求的利益。如果把这种认识作为分析未来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那么今后一个时期，保持中美关系大格局上的基本稳定是可能的。

不过，中美关系也存在发生恶化的危险。但这不会是中国首先挑战或威胁美国的战略与地位，而可能是基于下述两种原因：一是美国自己主观地把中国确定为挑战者或威胁者，对中国采取战略对抗政策；二是美国损害中国的基本利益，如支持台湾独立，或对中国实行敌对性政治。在美国，存在着敌视中国政治制度、惧怕中国强大的政治势力，因此，中国的崛起和强大会在美国产生着复杂的认知。在正常情况下，美国的当权者要考虑本国的总体战略和利益，不会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上的敌人。因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美国需要中国的稳定与合作[③]。然而，也要对“不正常的情况”，即中美关系发生突变做准备。尽管目前中美确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在反恐需要的大格局下这种关系会保持，但从长期看，美国对中国成为挑战者的担心并没有消除。美国的全球战略延伸，尤其是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延伸也会对中国的安全造成威胁，从而导致中美之间的不信任和矛盾。因此，中美关系中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还是存在的。

中俄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冷战结束以后，中俄之间迅速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且确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了包括领导人定期会晤在内的官方对话协商机制。中俄顺利解决了边界划定问题，达成了边境地区军事信任协议，两国之间建立了一种稳定与合作的关系。作为主体继承者，俄罗斯一方面承袭了苏联的一些优势和实力，但同时也接过了苏联留些来的许多问题。而作为一个转型国家，俄罗斯最根本的利益是重新确立自己在地区和世界上的地位与利益，争取一个有利的环境，完成政治与经济的转轨。因此，俄罗斯不仅没有力量，而且也不会挑战现有的世界秩序。一方面，俄罗斯需要美国和欧盟承认其基本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要承受美欧对其传统势力范围与利益的侵蚀。

中俄都面临在现有秩序中争取空间的问题，但是，政治体制上的变化使得俄罗斯更能通过靠近欧美拓展自己的空间与利益。中俄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战略合作的含义”。然而，这种战略不是共同挑战美国，而是在争取环境空间上寻求共同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国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定位在双边利益上，这种双边利益的基础是在稳定的环境下发展关系。当然，一个崛起的中国也会使俄罗斯担心，尤其是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会侵蚀其传统利益范围。

中国重视与俄罗斯的关系，首先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定位的，一个稳定和合作的中俄关系在中俄所需要的稳定环境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合作基础上建立稳定的地区秩序（尤其是中亚地区）符合双方的利益。同时，无论在武器更新方面，还是在资源供给方面，俄罗斯都将是中国长期依靠的对象。因此，中国希望与俄罗斯建立长期的、稳定的和不断深化的关系。中俄之间基本上没有大战略上的冲突，出现差别主要是各自的重点利益选择不同，因此，尽管两国会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但不会成为战略竞争对手。

因此，未来一个时期，中俄两国有着发展稳定与合作关系的基础和利益需要。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矛盾，比如，俄罗斯需要与中国发展密切的经济关系，但又担心

中国对其资源的过分支配以及中国移民的增加。一个长期稳定的中俄关系必须有坚实的经济关系基础，这方面需要两国做出更大的努力，不然，双方建立在政治构架下的关系就可能很脆弱，经不起波折。

中日之间是一种既稳定又脆弱的关系。两国的经济关系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相互依赖关系，但是，安全关系比较脆弱,整体关系仍然具有不稳定因素。中国需要一个明晰的对日战略，要使两国关系得到深入发展，需要有新的思想。这里，可以确立一个基本认识：真正把日本作为近邻伙伴，在尽可能多的领域进行合作，理解日本构建自己安全力量和发挥政治大国作用的努力。

日本是一个正在转型调整的国家。二战以后，日本逐步实现了经济崛起，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陷入停滞，重新恢复活力尚需时日。在政治安全上，日本是美国的战略盟友，主要靠美国保卫自己的安全，但是,日本也在美日军事同盟框架下积极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日本的长远目标就是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强国。

日本正在对中国重新定位和认识。中国的崛起和东亚地区合作的发展使得日本从战略上和实际利益上更加重视与中国的关系，稳定与中国的关系对日本有着新的意义，经济上的密切联系加深了日本对中国市场重要性的认识。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对中国并不放心，力求通过与美国保持结盟和发展自身军力制衡中国。加上中国的崛起与日本经济社会的艰难转型形成反差，导致日本产生一定的“心理恐惧”，从而使得日本在发展对华关系和应对中国“威胁”上徘徊。

中日之间需要建立一种稳定的、协商性的关系。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中国需要日本的市场、技术和资金；从政治安全来说，中国也需要与日本进行协商合作。同时，日本也需要中国，需要中国的市场，需要与中国建立一种稳定的、可以协商的政治安全关系。

中日关系的发展存在两个重要障碍：一是安全问题，二是历史问题。中国对安全问题的主要关注不是担心日本重新转向军国主义和对中国构成直接的严重军事威胁，而是担心日本军事力量加强对地区关系可能引起的重大不确定性，以及日本协助美国主导亚太地区的秩序。因此，解决这方面的障碍不仅取决于中日双边关系，还要取决于地区关系。历史问题不是可以抹掉的，历史问题的缓解一方面取决于各自国内的政治，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两国的总体关系发展。中日必须超越历史，应对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一个崛起的中国不必过分担心日本军事力量增长的威胁，中日军事对抗只会在下述情况下发生：一是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视中国为敌；二是美日共同主导地区事务，对中国实行敌视或遏制；三是日本公开支持台湾独立。从现实趋势看，遏制上述三种情况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今后一个时期，进一步改善和深化中日关系的空间是存在的，不仅是经贸关系，也包括政治以及安全关系。值得重视的是,东亚地区合作的深化与合作机制的建设为中日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使得两国有了共同活动的空间和共同信赖的机制。

中印是邻居，都是潜力巨大的上升大国。但是，中印关系是“一种比较复杂，具有双重性的关系” [④]。中国和印度都处于调整转型的时期。出于发展的需要，在争取发展环境和空间上，两国有许多共同语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国有着一定的战略共同点与合作基础。然而，中印关系主要还是双边关系和地区关系。

从双边关系来说，两国之间仍然有着悬而未决的边界划定问题，60年代边界冲突的阴影仍然没有完全散去。这对中印关系发展是一个障碍。中印经贸关系很弱，直接利益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中印关系还是政治安全成分居大。

南亚地区的稳定对中国有着重要的意义。印度是南亚地区的大国，拥有很大的影响，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矛盾制约着南亚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印度对中国保持与巴基斯坦的传统合作关系不满，同时，印度对中国的崛起和的影响力的增加抱有戒心，因此，在地区关系上，印度不信任中国，希望借助引入美国制衡中国。

无论是边界问题、“藏独”问题还是印巴冲突问题都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利益。印度的崛起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带来新的变数，但是，中国本身的发展也同时增加了平衡的砝码。中国不必担心印度的崛起。印度要做地区和世界大国，中国应给予理解。与印度建立一种非对抗的、稳定的和协商性的关系符合中国的利益,也是可能的。

总之，在未来十几年，尽管亚太地区大国之间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但是，保持和发展一种协调性的关系框架还是可能的，这种协调性的关系框架是构成地区总体格局基本稳定的基础。一般来说，大国关系破裂或对抗可能是因为下列一种情况发生：其一，超强国家推行霸权，过分损害其他大国的利益；其二，大国争夺霸权；其三，崛起大国挑战现有秩序。在亚太地区，巨大的风险是第一种情况，即美国推行霸权，但同时也要看到它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

所谓协调性的关系框架，主要是指：一方面，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出于维护现有框架和秩序的需要，在重大问题上需要与其他大国协调，得到其他大国的认可或者支持，并且适当考虑其他大国的利益；另一方面，其他大国出于自己的利益，采取参与现有秩序的战略，认可美国的超强地位与利益，不会轻易与美国发生对抗，或者几家联合起来对付美国。当然，这两个方面将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平衡走势。所谓动态平衡，一则是指它不会一直风平浪静，二则是指它也不会恶浪翻船。

(二) 发展合作性的周边关系

中国是一个陆地海洋性国家，一方面与很多国家有着陆地连接，同时也与许多国家有着海洋连接，陆地和海洋共同构成中国的周边地带。长期以来，周边地带都是中国安全和发展的“生命地带”，周边不稳，中国不稳；周边稳定，中国稳定。从地缘政治来说，周边既是中国安全疆界的延伸，也是中国安全的屏障。因此，周边环境在中国未来面临的国际环境中处于特殊地位。

一个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要有以下三种机制来构成：解决疆界麻烦、改善双边关系、发展合作环带。这三种机制相互关联，共同促进，有必要同时驱动。

历史上，中国与众多国家毗邻而居，没有严格的疆界划分。近代领土主权概念的引入和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与邻国之间产生了领土领海争端，疆界划定成了中国处理与邻国间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曾经因陆地领土争端与苏联、印度、越南发生过武装冲突，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发展和双边关系。经过艰苦的努力，目前，中国仅仅与印度尚存陆地领土争端，其他基本解决。陆地边界的基本解决为稳定中国的周边形势、深入发展双边关系和地区合作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中印之间的领土疆界划定尚需要时间，但是，两国信任措施的实施以及一直在进行的边界谈判缓解了局势，发生60年代那样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从印度方面来说，尽管印度有通过增强军力和战略威慑力争当世界大国的意图，但是，目前它试图通过武力强行占定边界的可能性极小。在中印领土争端上，坚持稳定现状、缓和局势、逐步解决的政策符合双方的利益。

中国与邻国在专属经济区和海洋岛屿上的争端情况比较复杂，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中国与8个海上邻国有海洋争端，与6个国家有海岛争端。解决这些争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中国的领土完整、海洋权益要维护，邻国的合理权益也要尊重，如何妥善处理海洋争端，将是21世纪中国安全与发展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⑤]也就是说，既要考虑到历史，也要考虑到现实，同时也要考虑到国际公约。出于发展双边关系和稳定周边形势的战略考虑，中国提出了维护主权、搁置争议、联合开发的原则，在南沙问题上与东盟达成了协商解决争端、避免发生冲突的行为准则。在这方面，如果形势恶化，甚至发生冲突，可能会因下述情况：其一，一方强行改变现状，单方面宣布拥有主权或占有权；其二，外部势力直接干预造成不利于一方的结果。出于稳定和发展的考虑,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中国不会采取强行解决的措施，因此，如果发生第一种情况，则是对方挑起。对此，中国首先应采取外交手段，避免事态扩大，只是在极端的情况下才采取武力应对措施。目前虽不能完全排除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但是发生的几率可能较小。外部干预主要是指南沙问题，只要中国与东盟的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那么，引入外部干预的可能性不大。当然,中国也应该采取积极的有进取性的方针，长期搁置毕竟不是解决办法。从长远的利益出发，双方必须寻求解决南沙岛屿争端的思路，找到最终解决争端的方案。

双边关系是中国周边环境构造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双边关系包括很多内容，既有政治关系、安全关系、经济关系，也有社会关系、种族关系、文化关系和宗教关系等。毗邻而居，往往什么都连在一起，关系好可以实现高度的融合，关系不好则导致兵戎相见，成为敌仇。

近年来，中国几乎与所有的邻国都改善了关系。这主要体现在：其一，争端减少，建立了各种协商机制；其二，加强了经贸关系；其三，发展了合作机制。在与邻国的关系上，中国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指导原则。所谓“与邻为善”，就是和平共处，协商和平解决争端；所谓“以邻为伴”，就是友好合作，共谋发展。这样一种关系模式，既是目标，又是措施。

在中国与周边的关系中，影响最大的当然是与大国的关系。一方面是因为大国之间的关系分量很重，发生争端或者进行合作都影响巨大，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国之间的关系变化会影响其他国家，甚至改变现有关系结构。与中国为邻的大国主要是俄罗斯、日本、印度，美国虽与中国远隔重洋，但是，从地缘政治以及现实结构来说，它也是中国的一个既远又近的特殊邻国。上面的分析表明，尽管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但是，从大的关系格局上来看，未来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发展一种协调性的关系还是可能的。当然，大国的双边关系并不仅仅限于两国内部的事务，往往还涉及到地区事务甚至是国际事务，因此，在其他事务上的协商与合作对于中国构建合作性的周边环境起着重要的作用。

经济关系是双边关系中起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因素。在未来发展中，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会发生深刻的转变。其中，不仅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增强，导致经济要素向中国的流动增加，而且中国经济的扩散力也大大增强，使得自己的资本基数以较大的规模向外流动，这两个方向的发展可以逐步形成一种紧密型的环中国经济带。环中国经济带的形成是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发生转变的一个主要因素，只有这样，“以邻为伴”的新型关系才能得到真正的确立。考虑到中国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和保持持续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对于这样一种新型关系结构的形成，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

宗教、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对于双边关系的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但总的来说，中国与周边国家间不存在足以造成重大影响的宗教文化冲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开放性与兼容性有利于与周边国家的不同宗教文化相融，或者说是共处。因此，即便存在许多矛盾，也不会成为恶化双边关系的重大因素。

推动中国周边区域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利于构建一个稳定的地区环带。这个环带建立在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的基础之上不仅有利于中国，而且也有利于邻国。地区合作不同于以我为中心或者以实力强制性建立的地区秩序，它以共同参与和制度化建设为基础。

目前，东亚和中亚地区的合作已经得到一定发展。

东亚地区的合作以东盟－中日韩为主体框架，发展了包括年度领导人会议在内的官方对话机制、地区合作项目（金融、次区开发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中国与东盟就建立自由贸易区、开展全面合作（包括政治安全）已达成了协议。东盟作为一个地区与中国发展全面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东亚展望小组已经就东亚合作的长期构想提出了政策性建议，即发展一个有自己特色、符合东亚地区实际的东亚共同体。尽管各国对这样一个远景目标达成共识还需要时间，尤其是实质性的发展还会存在许多困难，这里既有整个地区的问题，也有单个国家以及双边关系上的问题，不过，从总体趋势看，在今后15～20年，有可能在自由贸易区、金融合作、安全对话方面取得比较大的进展。东亚地区合作也有助于缓解双边关系，尤其是中日之间的关系，这具有特殊的意义。当然，东亚合作究竟能走多远，发展的速度如何，最终能否实现目标，过早的推断几乎毫无意义。重要的是，地区合作的这趟列车已经开动。从东亚合作的政治意义来看，在今后一个时期，重要的是这个进程，只要进程继续，就有利。

上海合作组织是为解决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安全问题而成立的地区合作组织。中国不仅通过双边，而且通过地区合作、建立合作组织来解决复杂的安全问题，这是一个新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当然，中亚地区的情况比较复杂，上海合作组织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内部，而且也来自外部，尤其是面临着美国势力介入的影响。该组织的重要意义在于就涉及中国重大利益，尤其是西北地区稳定的问题进行合作。因此，重要的是：其一，保持该地区组织的存在，发展对话机制平台，就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其二，努力增添新的、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合作，其中包括经济合作。在这方面，中国要起主动的作用。中亚国家经济比较落后，要通过推动有利于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项目加深地区经济联系和互利机制。这是保持上海合作组织长期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理想的发展是在中国周边几个地区都能发展合作机制。因此，中国与南亚地区的合作也应该得到发展。目前已经有一些机制，比如，中国已经参加了有印度、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参加的曼谷协定。东盟与印度之间的制度性合作安排也会间接沟通中国、东盟与南亚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印巴冲突严重影响南亚地区的合作，中国与南亚的区域合作在今后一个时期还难以得到整体发展。

从重要性和影响排序的角度来考虑，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应把重点放在推动东亚地区合作上。尽管由于东亚地区的复杂性、多样性，中日关系中的矛盾以及朝鲜半岛的不稳定性，这个地区的合作进程会遇到困难,但是,中国应该确立这个大战略,并且坚持不懈。在未来15年，经过努力，发展一种合作性的周边关系的条件是存在的，目前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取得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中国的崛起为建立一种合作性的周边关系提供了机遇，但也产生了新的矛盾。警惕中国，这是周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和安全的必然考虑，对此，我们不必把它看成是一种敌对，对中国的警惕只能通过实际的发展加以化解。

抓住经济发展的机遇

从总的来看，影响中国经济环境与机遇的主要因素，一是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经济的走势，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的经济发展走势；二是亚太地区市场一体化与开放的进程；三是经济发展中的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

(一) 构成经济环境的有利因素

亚太地区是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这里不仅有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和日本，也有世界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和印度。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形成了越来越紧密的相互联系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了占世界最大比重的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资本技术的中心和扩散源。利用美国的市场和技术，日本经济的高增长持续了20多年，到70年代初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继日本之后，“四小龙”依托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和市场开始崛起，又实现了20多年的高增长，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自80年代起，一些东盟国家利用美国、日本以及“四小龙”的市场技术开始经济起飞，这个进程持续到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盟的发展遇到困难，但是出现了中国经济以及印度经济的高增长。因此，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链条并没有断裂，只是出现了新的转型和结构性重组。

中国经济的崛起得益于一个比较有利的经济环境，那么构成这个环境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从地区的环境来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外部有一个可以利用的不断扩大的市场机会。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新技术开发利用和增长总量上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这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会，尤其是出口市场。日本经济虽然自90年代陷入低速增长，但是，其结构性调整为中国提供了利用产业转移实现经济结构升级的机会，同时，其经济低速增长所造成的购买力转向（低价消费品）也扩大了中国的出口机会。美日作为中国两个最大的市场，对中国经济崛起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外资持续流入，启动和扩展了中国经济的新产业。由于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采取了有效的措施，避免了危机的直接打击，经济前景看好，加上中国本身的许多优势（劳动力、内部市场），外资流向中国的速度加快，外资流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三，新技术的发展主要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增添了起飞的翅膀。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新产业部门的出现推动了经济的结构调整，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比如电子、通信产业的发展成为经济增长中的亮点。

其四，地区合作与地区市场开放得到发展。这种发展不仅有助于地区经济的稳定，而且有利于地区市场的扩展。比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亚地区合作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地区经济的链接，而且在推动地区市场开放、稳定地区形势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总的看来，亚太地区尽管出现了对地区经济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金融危机、新经济泡沫以及日本经济的停滞，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一定的挑战，但是，由于中国局势稳定，经济增长前景看好，一些看来是不利因素的东西反而成为了有利的因素。这使得中国经济能够在地区经济总体下降的情况下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经济的发展不需要一个大的环境。从长期发展的需要来说，这个大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同时，在构成中国的发展环境因素中，也不能忽视中国自身的政策和局势。鉴于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因此，不仅外部环境将对其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它自身的发展也会创造甚至改变外部的环境。这一点是与一些小经济体的起飞有很大区别的。近几年的事实表明，中国经济对外部环境的创造和改变的作用正在增大，中国经济的崛起正在构造新的经济格局、经济关系和经济环境。

在分析未来经济走势时，要特别注意新技术发展的趋势及对经济的影响。据分析，未来十几年世界经济将处于信息技术使用推广的上升时期、发达与中等发达经济体结构调整时期。中国可以利用两个优势：信息技术发展，接受传统产业转移[⑥]。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开始利用了这两个优势，在未来可以利用的规模可能会更大。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技术产业化、延伸化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电子、电信部门的扩张以及对其他产业的装备改造将进一步扩大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拓展投资和对外贸易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十几年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机遇期。新技术机遇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推动发展新兴产业;二是利用新技术更新传统产业。这两个机遇对中国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中国是一个经济上多元的发展中大国,不可能把所有的资源或者主要的资源放在新技术上，中国要继续抓住自己的劳动密集型优势，发展加工业，并且尽可能利用其他国家技术产业转移的机会发展接替型出口产品。但是，应该看到，新技术产业不仅在经济中具有领先和带动作用，也有更新改造作用，传统产业插上新技术的翅膀就具有更大的活力和竞争力。

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国际市场，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02年，中国综合对外贸易依赖度（进口加出口）已经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2。未来十几年，尽管比例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依赖度仍然会较高，也就是说，外部市场的状况仍然是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

外部市场可分为进口和出口。在进口方面，影响最大的是能源，其中主要是石油价格的走势，因为中国对能源的依赖会进一步增强，能源价格大幅度上升会加大经济增长的成本。在未来十几年，，影响石油价格的主要因素是世界局势，而不是供给。那么，未来世界局势会如何发展呢？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局势可以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相对稳定。这样，即使石油价格因局部形势的变动而引起波动，这样的波动也会是短暂的。关于未来需求的形势，要考虑到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国能源需求增大对世界能源供给的巨大影响，但是，在今后十几年内，这还不会根本改变世界供求市场格局。这样,在未来十几年,能源价格可以保持基本稳定,这是一个有利的因素。在出口市场方面，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进口扩张力所形成的扩大的需求；二是结构性变化所产生的需求。前者主要取决于经济的走势，经济形势好市场扩张力就大，反之则小。从中国出口的两个大市场美国与日本来看，美国市场的扩展力可能仍然存在，而日本经济可能要到2010年以后才会因为经济调整后恢复增长而出现比较明显的扩展力。对中国的市场结构性需求体现在：对低价格消费品的需求的潜力仍然存在，尽管会面临其他发展中经济出口的竞争，但是，中国在许多方面仍然会有优势。应该看到，结构性需求是中国保持出口市场稳定和增长的一个非常具有空间的变量，它往往因为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呈现反向变动[⑦]。

在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中，外资流入将继续起重要作用。在过去十几年，中国主要利用的是外来直接投资。2002年外资流入量达到500多亿美元，在中国总投资中的比例相当高，对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内需和出口）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鉴于国际资金的供给形势和中国市场本身的吸引力，外来直接投资向中国流动的趋势将会继续保持。但是，应该看到，在今后十几年，持续保持外来直接投的高增长速度是困难的，也就是说，外来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会放慢，对此要有所准备。这就是说，经济增长必须有新的驱动力。当然，利用外资不仅仅是直接投资，随着中国利用外资能力的提高，利用间接投资的比例应该而且可以扩大。在未来的十几年里，中国应该加快发展证券市场，把证券市场作为利用外资的一个主渠道。

(二) 区域合作带来的机遇

亚太区域合作的发展是构成中国经济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和区域化是当今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潮流。从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趋势看，区域化进程对于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

亚太区域合作始于1989年，即成立APEC的成立。尽管APEC是一个以协商为基本原则的合作组织，但却有明确的目标，即推动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尽管如何实现这个目标还是一个有待作出巨大努力的事情，但推动市场开放这个进程是要持续下去的。与此同时，还有其他的推动市场开放的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其一，新一轮WTO谈判进程以及成果落实；其二，次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安排。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2005年结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10左右建成，东盟老成员10年，新成员15年），其他一些贸易安排正在商谈或研究中，如东亚自由贸易区，在今后十几年内肯定会有成果。亚太地区是中国经济联系的主要市场，市场开放的这种趋势对于中国利用亚太地区市场发展的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

未来十几年将是亚太地区市场开放进程加快的时期。这样一种形势虽然对中国提出挑战，但也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巨大发展机会。市场开放的加速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与调整的经济体将形成很大的挑战，外资企业（包括金融）的大举进入以及进口的增加也将对本土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新生企业造成巨大的压力。与此同时，中国是一个经济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需要不断扩大的国际市场。亚太地区的市场一体化和开放加速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恰逢其时的机遇。市场一体化和开放所提供的市场含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降低进入市场的成本，这是因为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降低或者消除；二是通过竞争提高效率，因为只有通过竞争才能优胜劣汰。当然，任何市场的扩张都是有限度的，市场开放所提供的机会只是一种总量，具体的市场是一个变量，因此，如何利用市场机会，如何适应一个不断变化的市场仍然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三）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

在考虑未来亚太地区的经济环境中，必须对可能发生的风险给予足够的认识。这里所说的风险主要是可能发生的巨大变动或危机。

首先是金融风险。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情况下，一是金融市场容易发生重大变动，二是一国一地的变动很容易扩散，引发金融乃至经济危机。尽管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各国以及地区的合作机制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发生金融动荡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未来金融动荡发生的可能性在哪里呢？其一是金融投机导致的市场冲击；其二是经济波动本身产生的金融动荡；其三是主要国家货币汇率的剧烈变动。这三个风险都有可能存在。美元是主要交易结算和储备货币，要注意美元汇率剧烈波动的风险。鉴于美国经济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布什政府使美国重新陷入双高赤字），应该对美元剧烈波动的风险有充分的准备。不过，从中期（10～15年）发展趋势来看，美国经济会继续处于超强地位，强势美元不仅与美国的经济地位相符，也可能符合美国的经济政策。由于日本经济的恢复仍然不稳定，因此，亚洲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值得关注。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中国自身的金融风险，其中最大的挑战是未来资本市场的开放，如果不能提高开放条件下的资本市场管理技能和及时制定有效的法规，那么就有可能出现比较大的问题，甚至是危机。

其次是经济风险，主要是主要国家经济可能发生的危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经济。美国经济存在着不稳定因素，近期可能在一个低速状态下运行，经济短期恶化的可能性也存在。但最令人担心的仍然是日本经济，估计调整和恢复的时间可能要拖长。这样，日本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就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到亚洲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稳定。

不过，我们上述分析表明，从总体来说，未来十几年亚太地区的经济仍可能处于一种上升的势头。因此，这里所说的风险不是大的经济危机，而使局部的经济波动。同时，由于市场的竞争和市场需求结构的限制，靠大规模扩大出口来推动经济的增长会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应该逐步建立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结构，从而增加经济持续增长的稳定因素。

再次是政治风险，即可能发生的国际关系紧张甚至是局部战争。亚太地区仍然存在着一些具有爆发性的不稳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国的对外政策。最令人担心的是朝鲜半岛的局势，它具有突发性和爆炸性。朝鲜半岛与中国毗邻，局势失控、发生战争都会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钥匙在美国手里，美国继续采取敌视政策只能恶化局势。东亚合作是一个稳定制衡因素，但是还不具备改变美国政策的分量。因此，亚太地区因政治安全矛盾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还不能排除。

值得指出的是，鉴于中国的发展对地区经济环境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在分析可能的风险时必须把本身的稳定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来分析，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本身健康的发展是构成亚太地经济稳定发展环境的一个重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是一个构成自身所处综合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据预测，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015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会赶上日本，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因此，中国经济的稳定与健康不仅对于自身，而且对于外部环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经济的增长越来越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受益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其他经济体会改善增长环境，这反过来又为中国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这样一种良性互动是值得期待的。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本文的基本内容来自作者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课题项目“我国未来10～15年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的概论部分。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 美国学者安德鲁·内森和罗伯特·罗斯这样描绘中国：“中国是一个区域性强国，在全球起作用，从一个角度看它是站在世界事务的边缘，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是站在世界事务的中心。”参见《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③] 美国学者查尔斯.希尔认为，布什政府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包括三个主要概念：“先发制人”，“超强实力”和“全新定义势力均衡”。“全新定义势力均衡”的含义是美国不仅仅与盟国合作，也与其他“权力中心”合作，这包括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见《美国坦率阐明反恐战争》，载《胡佛文摘》2003年春季号。

[④] 黄绮淑：《俄中印三边关系有发展空间》，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年12月25日。

[⑤] 朱听昌主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安全战略》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⑥] 张其佐：《论世界经济后期的变化》，经济日报2001年1月13日。

[⑦] 即发达国家经济形势不好导致市场对低价格产品的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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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说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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