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打毛主席耳光_傅斯年季半夏_傅斯年与陈寅恪之死(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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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斯年与陈寅恪之死
　　
　　
　　
　　
　　 退守孤岛
　　
　　
　　1949年1月20日，由南京飞赴台湾的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仰慕傅的声名，请其写几个字作为留念。向以齐鲁大汉自居、自豪和自傲的傅斯年，挥毫写下了“归骨于田横之岛”【11】短幅相赠。众人见之，顿生凄怆之感，更想不到竟一语成谶。
　　抵台后的傅斯年仍兼任随迁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但主要精力则投入到台大的兴建改革之中。
　　台湾大学的前身为台北帝国大学，是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强占台湾并于1928年创建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台湾重新回归中国，当时国民政府派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罗宗洛赴台接管该校，并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罗任校长。此时的台大经济拮据，举步维艰，刚上任的罗宗洛大有乱杆子扑头——痛中带晕之感，于是很快挂冠回沪，专任他的植物所所长去了。此后国民政府又相继委派中央大学教授陆志鸿和北平研究院研究员庄长恭出任台大校长职，又都因地方长官的冷漠和校内种种困难而辞职。当傅斯年执掌台大时，他已是抗战胜利之后的第四任校长。这个时候正是国民党大撤退，台湾地区大动荡、大混乱、大失控时期。学校内部房舍狭小，经费奇缺，校务混乱，学潮迭起。再加上几百万从大陆撤退的国民党政府军、政府人员及家眷蜂拥而至，要求入学就读者骤然增加。原在“台北帝大”时代只有几百人的校舍，根本无法容纳狂潮一样汹涌而来的学生，一旦权要显贵人物的子女、亲属有入学者稍不如愿，这些高官大员便凭借手中权力横生枝节，给学校制造麻烦甚至灾难。傅斯年接手后仍是这种令人激愤和无奈的情形。
　　在“台北帝大”时代，学生大都是富家子弟，全部走读，学校不设宿舍。傅斯年执掌台大后，本着“决不让任何学生因经济拮据而丧失他的学业”的办学宗旨，不论学生出身贫富，一律按招考标准予以录取，从而使贫苦人家的孩子得有入学就读的机会。经此嬗变，出身贫穷且远离家乡的学生不断增多，台大的师资力量更显得异常奇缺。尽管在撤离大陆时，朱家骅、傅斯年已对这一问题有前瞻性的考虑和准备，无奈被“抢救”到台湾的学人实在太少，著名教授只有沈刚伯、钱思亮、毛子水、郑通和、余又荪、台静农、姚从吾、王国华、方东美、夏德义、李宗侗、英千里、杨树人、潘贯、萨孟武、杜聪明、彭九生、陈振铎等三十几人，显然无法填补大多数学科一流坐椅的空白。所幸的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数学所等一批精英迁往台湾，才算把台大各院系勉强充实起来。如史语所抵台的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劳幹、高去寻、屈万里等著名学者，皆应聘到台大兼课。因了这些条件，台大的师资力量才有所改观。
　　当然，此时的傅斯年一直没有忘记继续拉拢大陆学人赴台。据留在北大的邓广铭回忆说：傅斯年做了台湾大学校长，“此后便经常以朱家骅的名义给北大郑天挺先生打电报，号召北大教授到台湾大学去任教，有时也指名道姓，说要某某人去。记得点过张政烺先生的名，也点过我的名。当时郑先生问我去不去，我说，要论和傅先生的师生关系，我应该响应他的号召，到台湾去。不过，傅先生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所以跟他去。我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关系，不愿跟他到那孤岛上去。我还和别人开玩笑说，如今国民党的军队是不战、不和、不守，我的态度是不死、不降、不走。我没有做过蒋介石的官，和国民党没任何关系，用不着为他们尽节殉死。我和共产党没仇恨，我在大学教书，人民政府是否让我继续教下去，当然还很难说，但这并不是一个投降不投降的问题。我不跟傅先生去，也不跟国民党走，决意留在北京大学”。【12】邓是北大历史系学生，与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既是同班同学又是好友，深得傅的赏识。邓毕业后受傅的邀请赴昆明和李庄出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助教，期间一直受傅的提携与关照。两年后，邓广铭离开李庄，受傅斯年之荐任复旦大学副教授，抗战胜利后随傅到北大任校长室不挂名的秘书，直到胡适接掌北大仍任此职。再后来转入北大史学系任副教授、教授，并一度出任过历史系主任一职，算是与北大瓜葛较深的一人。
　　邓氏所说，是1949年初期事，直到这年年末，甚至1950年的年初，傅斯年也一直未放松努力。像北京方面的郑天挺、罗常培、向达、汤用彤、冯友兰、饶毓泰、叶企孙、曾昭抡、钱三强、周一良、沈从文，特别是转往岭南大学的陈寅恪，多次受到傅的邀请，只是受邀者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未做响应，仍留在大陆“静观待变”，或躺在床上打着自己的算盘，做着“走近新生活”的美梦。在海峡两岸纷乱动荡的特定历史阶段，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明争暗斗和黑幕，据说当时傅斯年很想邀请大陆的美学名家朱光潜到台大任教，但他手下的文学院长沈刚伯生怕朱到台后，对自己的地位形成威胁，暗中作梗，把邀请信息暗中压下，秘而不宣。按朱后来的说法他没有去台之意，但就当时的情形，纵然想抽身起程已无能为力矣。【13】
　　坐上台大校长交椅的傅斯年，再度“聊发少年狂”，施展出当年敢打敢冲，“凡事先骑上虎背”的本领，对台大积习实实在在地来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造。不论后台有多硬，凡不合学术水准，滥竽充数的教授，全部驱逐出校门；校内职员，特别是原“帝大”时遗留的医务人员，凡无医疗常识，不知救死扶伤为何事，只想自己的薪水待遇者，一律解聘。未出几个月，傅斯年就抡圆了手中的权力之刀，如同切西瓜一样将70余名不合格教授与职工切掉并赶出校园。自此，台大面貌为之一新，形成了一个蓬勃向上的局面。许多年之后，无论是傅的追捧者还是被赶走的对立者，在回忆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之际，都不得不承认，假如没有傅斯年，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想要在短时间中迅速崛起，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是不可能的。据陈雪屏回忆，傅赴台时健康情形已很是令人担忧，“但他一方面心忧大局，同时锐志要把台大建设成一个够世界水准的学府，殚精竭虑，竟无一刻的轻松”【14】。也正由于世事纷乱与劳累过度，导致了傅斯年英年早逝的悲剧。
　　傅在台大的改革使一部分人为之叫好欢呼的同时，自然触及了许多人的利益，令对方极为不快和恼怒。当时台大师生反对国民党腐败无能，以权谋私等令人激愤的丑行，学潮一浪高过一浪，而傅的对立面借学潮运动趁机发难，有国民党政客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的公开信，指责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并指名道姓地说法学院院长萨孟武“参共亲共”，某某院长、系主任是“共产党分子或参共分子，他们把持院系，排除异己”，把各院系变成培植亲共势力的温床等，企图置傅氏于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绝地。
　　傅斯年对台大师生特别是台湾土著反蒋倒蒋活动一直深恶痛绝，对学生中有真凭实据的共党分子亦不宽容，每有发现均严惩不殆，其态度与他处理西南联大学潮时并无二致，曾不止一次地喊出了“让布尔什维克滚出台大去”的口号。但傅斯年同时认为，如没有真凭实据，当局不能肆意进入校园在师生中搜查共产党分子，更坚决反对随意指责他人为共产党。当年西南联大爆发学潮，并闹出了人命，他在致俞大的信中，谓西南联大学潮“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等便是他做人处事原则。正是缘于这一指导思想，当他读了报上对台湾大学师生的指责后，既恼又怒，毫不顾及地以“他妈的！”开骂起来，尔后采取以牙还牙的战略进攻态势，在报上两次发表措辞强硬的檄文予以反击，文中疾呼：“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又说：“若当局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我将依法查办，但是我办理这种事，绝不能含糊其辞，血口喷人。”最后愤然声明道：“反共须有反共的立场，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阶级而把事情办坏了的，我不能引以为同志。”【15】其声色俱厉与咄咄逼人的态势，令对方不得不暂时退却，伺机而动。
　　1949年台大发生“四六事件”，军队闯入校园，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径行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高度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甚至向当时警备总司令部官员彭孟缉警告：“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1950年新生入学考试，国文卷由傅斯年亲自命题，其最重要的一题摘自《孟子•滕文公下》中一段：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此题可视作傅斯年赴台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心志独白，也是对台大学生在精神层面上的殷切寄望。
　　这年的1月，风浪再起，“校外校内传言斯年将去国，将辞职”。针对传言，傅斯年在23日的校刊上发表了《致台大同事同学》的公开信，信中说：“半年多来，校外攻击斯年者，实不无人，彼等深以不能以台大为殖民地为憾。然彼等原不知大义为何物，故如遂其志，实陷本校于崩溃。鉴于一年来同事同学对斯年之好意，值此困难之时，决不辞职，决不迁就，决倍加努力，为学校之进步而奋斗！”【16】
　　正是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与傅斯年本人刚烈的性格，导致他血压骤然增高，身体很快垮了下来。1950年夏天，傅身患胆结石，不得不到医院做手术。出院时医生劝他至少要在家中休养一周，但台大的事务纷乱如麻，根本无法办到。对此，随国民党赴台的朱家骅曾以十分伤感的心情回忆道：“在他（傅斯年）去世的前几天，闲谈之中，他忽然对我说：‘你把我害苦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怕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当时我只以为他因感觉办事的辛苦，而出此苦语。不意数日之后，便成谶言。”【17】
　　像冥冥中有一种定数，傅斯年于心力交瘁中，生命的步伐戛然而止，一头扎进了烟雨迷蒙的黄泉古道。其情其景，俞大有一段深情的回忆：“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对面，缝补他的衣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18】
　　傅氏说到这里，俞大一阵心碎，欲哭无泪。尽管当时台湾的经济状况极度混乱糟糕，但比抗战时期在昆明和李庄总要好一些，傅斯年作为当时台湾岛内唯一一所大学的校长兼中研院史语所所长，一般人也许觉得他不该再像李庄时代那样闹穷了，殊不知当时傅领的只是台大的一份薪水，儿子傅仁轨仍在美国读书，他和时任台大英语系副教授的夫人俞大两个人的收入，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此前傅斯年拿到一笔报刊文章的稿费，想托卫生署的官员刘瑞恒出差到香港时买一套现成的西服，但把稿费和家里的存款加起来一算，只能买一件上衣。傅斯年只好说：“幸亏我还有没破的裤子，那就只买件上衣吧。”【19】
　　在这个暗伏不祥之兆的冬夜，正当俞大为家中的穷苦生活黯然神伤时，傅斯年起身满脸疲倦地打了个哈欠，突然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于史语所一房间的书，我死后留给儿子。我要请董作宾先生制一颗图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几个字。”言毕，长叹一声，一反常态地对俞大说道：“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20】俞大听到这里，大为惊骇，急忙起身捂住了傅斯年的嘴巴，没让他继续说下去。
　　后来俞大回忆这个夜晚的凶兆时说：“我一向不迷信，难道这几句话就是他的遗言？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阵寒风，室内盆中的炭已化成灰，我猛然感到一阵透骨的寒冷。”【21】
　　不数日，当董作宾含泪把稿费送到傅家时，俞大双手捧着装钱的信封，悲痛欲绝，泣不成声。用心血换取的稿费到了，但此时的傅斯年已命归黄泉，不再需要为自己的双腿做御寒的棉裤了。
　　
　　 傅斯年之死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由蒋梦麟召集的农复会一次会议，讨论农业教育改进和保送台大学生出国深造问题。在这个会上，傅提了不少意见，据在现场的人回忆说，他一会儿用汉语讲话，一会儿用英语和美国人交谈，一会儿汉英交杂，滔滔不绝地大发宏论。两个多小时的会议，他讲的话比任何人都多。午饭后稍事休息，傅又于下午2时许赶往省议会厅，列席台湾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这一天，参议会上所质询的问题全是有关教育行政方面的事务。下午会议开始后，傅斯年登台讲话，但主要由时任台湾省教育厅厅长的陈雪屏作答。大约到了5点40分左右，参议员郭国基突然蹦将起来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这郭国基乃台湾省屏东人，生于1900年，曾留学日本。此人好勇斗狠，一生的理想追求就是造反起事，占山为王，或先把天下搞乱，然后再由他出面来个“天下大治”等。在日本留学时，郭氏就开始率领李铁拐、张歪嘴、王拴狗等一帮乌合之众与流氓无产者，打起“苍天已死，国基当立”的大旗或明或暗地闹将起来。抗战胜利后，他对国民政府派员接收台湾极不甘心，再度以流氓无产者的姿态和当地码头黑老大的形象，纠集蒋渭川、王添灯等一批流氓恶棍加日治时期豢养的汉奸走狗，与以国民政府接收大员陈仪为代表的台湾省行政公署长官公开叫起板来，对大陆赴台军政官员极尽丑化、污蔑之能事。未久，郭又鲤鱼跳龙门，一跃成为台湾省参议会的议员和立法委员。坐上政府大员专用木头皮椅的郭氏，大有小人得志的做派，无论在什么场合，总是难以收敛流氓无产者的本性，胡乱发一些聪明中伴着糊涂、真理中伴着歪理邪说并散发着烧杀劫掠火药味甚浓的长篇宏论，气焰凶妄，举止轻狂，江湖上人送外号“郭大炮”。
　　意想不到的是，作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竟与这样一个流氓恶棍在议会大厅遭遇了。
　　当时的台湾大学属台湾省政府拨款，故“郭大炮”便以地头蛇身份，怪叫着向“傅大炮”斯年开起火来。据在场者事后透露，郭的发难主要是国民党教育部从大陆抢运来台并存放于台湾大学的器材如何处理，以及放宽台大招生尺度等问题。此事看起来简单，而又十分敏感、复杂、棘手。如台大之招生，尺度已尽量放宽，招生人数已达最大限度，但各界仍不满意，特别是郭国基辈纠集部分失意政客，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向学校施加压力，惹得傅氏极其恼火愤怒。今日郭氏之质询，当然需由傅斯年亲自答复，于是傅不得不第二次登台讲话。在回答完上述两个问题之后，郭又提出台湾大学用的是台湾人的钱，就应该多聘台籍教授，多取台湾土著学生，否则便是与台籍人民作对云云。傅针对郭的无知狂妄，开始予以反击，在讲台上大谈其办学的原则、规矩、计划与理想等，并称台大考试对台籍学生已尽量照顾，考虑到台籍学生的国语水平较差，光复未久，在录取时专门规定国文科分数比大陆学生降低10分录取等。讲着讲着情绪激动起来，傅说道：“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的青年，我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们摒弃于校门之外。”最后他高声说道：“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22】讲完话时，大约是6时10分，傅斯年满含怨气地慢步走下讲坛。就在即将回到座位时，他突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坐在台下的陈雪屏见状，赶紧上前搀扶，傅只说了一句“不好！”便倒在陈雪屏怀中昏厥过去。离得较近的议员刘传来赶紧跑上前来，把傅斯年扶到列席人员的坐席上，让其躺下，顺便拿陈雪屏的皮包做了枕头。从此傅进入昏迷状态，再也没有醒来。
　　刘传来本身是台大的医学教授，经他初步诊断，傅是高血压病发作，于是一面用冷毛巾贴其额，一面打电话通知台大附属医院和傅斯年的夫人俞大。傅原定当天晚上6点钟在他家中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讨台湾省政府和台湾大学合办“血清疫苗制造所”事宜。下午两点多钟，傅斯年还打电话给校长室秘书那廉君，让他把自己亲笔拟定的合作办法准时送到家中，以便开会时用。5点多钟，那廉君来到傅家，俞大以为众人在家里开会，自己不便打搅，准备外出去吃饭。不久，傅的司机老杨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呼喊：“校长不行了，校长晕倒了！”俞大、那廉君等急忙驱车赶到省议会厅。
　　大约6时30分左右，台大附属医院院长魏火曜、台大医学院代院长叶曙、副教授王大杰亦赶到会场。经王大杰诊断，傅斯年得了脑溢血，当即采取急救措施，抽血300CC，这时血压尚高至190。7时30分左右，国防医学院院长卢致德、内科教授丁农、台大医学院教授林天赐、严智钟等亦闻讯赶到，诊断结果与前同，于是商议再抽血150CC。此时，陈诚、何应钦、王世杰、程天放、罗家伦、朱家骅等政界要人，以及学术界人士李济、董作宾、毛子水、萨孟武、英千里、劳幹等纷纷赶来探视病情。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指令陈诚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代价抢救傅斯年的生命，并要陈诚每过半个小时打一次电话向自己报告傅斯年的病情。陈诚得令，竭尽全力组织台湾一流的医务人员抢救治疗。病床上的傅斯年一动不动，西装已被剪开，头部堆满了冰块，医生、护士跑前跑后紧张地忙碌着。满脸焦虑之色的陈诚在会议室来回踱步，周围站立的一圈党政要人均不敢坐下，同样满脸焦虑、神态凝重地观望着来自病室的风吹草动。
　　晚上9时30分左右，傅斯年的血压渐降至180左右，体温亦降至38℃，情况稍有好转。至11时，血压又增至230，体温升至40℃。至11时23分，仰躺着的傅斯年突然睁开了眼睛，床前众人惊喜交加，以为傅氏终于醒了过来。医师急忙走过来按了按脉，抬手合上了傅斯年的眼皮，一声不吭地退后低下了头。这时众人才真正地顿悟——傅斯年走了。门外的俞大会意，急步进来抱着傅斯年号啕大哭：“孟真呵，孟真……”陈诚等人闻讯，冲出会议室呼呼隆隆地向病房奔来。傅斯年就此与大家永别。
　　第二天，台湾省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台大傅斯年校长于20日夜“弃世”。李万居乃台湾土著，国语水平极差，有记者误把“弃世”听成“气死”。于是马上传出消息，说傅斯年参加省议会，被参议员郭国基活活气死于讲台上。当天台湾报界刊发消息，称“郭大炮”与“傅大炮”两门大炮不幸交火，“大炮议员郭国基骂倒傅斯年，傅氏绝命身亡”。
　　12月21日，台湾大学宣布停课一天，悼念傅校长，并下半旗致哀，由各院系学生代表联合会组织学生排队前往极乐殡仪馆致唁。当学生们听说傅斯年是被郭国基活活气死的消息后，心中的悲痛立即转成愤怒，纷纷冲出灵堂，打着“失我良师”的白色横幅，向省议会厅涌去。学生们聚集在省议会厅门口，强烈要求气死傅斯年的郭国基出来述说昨日会场中质询之经过。郭国基隔着门缝看到学生们包围了参议会大厅，并听到学生们高声怒吼：“郭国基有种你出来，你出来……”冲在前方的学生喊叫着与参议会阻拦人员扭打在一起。躲在门后的郭国基见状，立即意识到事情严重，怕遭到对方的群殴与痛击，往日的张狂之气顿消，急忙溜出后门，老鼠一样逃窜了。副议长李万居一看郭氏溜之乎也，万般无奈中，只得硬着头皮出面向学生解释，说郭国基昨天提出的质询没有伤害傅校长处，言辞也不过分等，学生们置之不理。陈雪屏又出面加以解释说：“昨天的质询，总共有六项，我本人回答了四项，傅校长回答了两项，那些问题都不是什么难题……”【23】但学生坚持要郭国基出来答话。人越聚越多，有人喊出了“杀郭国基以为傅校长报仇雪恨”等口号，开始冲撞议会大厅，局面异常紧张，台北市警察局长亲临现场指挥大批警察维持秩序。此时阴风顿起，大雨骤降，风雨交织中现场更加混乱，愤怒的学生终不肯离去，继续冲击议会大厅，并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直至下午1时20分，台湾大学训导长傅启学冒雨赶来，向群情激奋的学生说：“我跟傅校长一块在北大时，即是好朋友，我到台大也是由于傅校长让我来的，这次出事我十分愤慨。不过现在大家只有百多人，我们回去聚集全校师生开会讨伐他。而且现在是戒严时期……”【24】傅启学转头看了一下眼前全副武装的宪警，又说：“郭国基在议会里讲话，可以不负责任，他所问的问题，都是些没有常识的问题。傅校长是学术界第一流的人物，拿他和一个毫无常识的参议员是不能相比的。今天大家到这里来，是出于对傅校长的敬爱，假如他在世的话，一定不愿大家这样做。如果今天同学们出了事，叫我如何对得起地下的傅校长。”言毕，傅启学已是泪流满面。学生们见状，悲从中来，同声哭泣，泪水和着雨水在整个议会大厦前弥漫流淌。眼看已是黄昏时分，傅启学含泪表示会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交省参议会，由参议员作书面答复，尚未吃中午饭的学生们已是饥肠辘辘，又听说郭国基已从后门逃跑，一时难以抓住，只好返校。
　　12月22日，傅斯年遗体大殓，自早晨7时起，前来吊唁者陆续涌至，尔后人越来越多，殡仪馆的屋子和院子几无立足之地。在上千吊唁者中，有台湾学者、名流、国民党高级官员、傅斯年的亲友、同事和台湾大学的学生。国民党大佬于右任扶杖前来，陈诚哭得两眼红肿，王宠惠、蒋梦麟、罗家伦、王世杰、朱家骅、李济、董作宾、毛子水等人，另外加上一个刚从香港赴台，与傅斯年生前关系并不融洽的钱穆，都站立在人群中默然相送。10时30分，傅斯年的遗体送往火葬场，上千人冒着大雨，踏着泥泞道路，慢慢行走。热泪横流的学生们手执小旗，上面写着：“校长，回头来瞧瞧我们！”望之令人心碎。目睹此场面的台湾记者于衡，在1973年撰写的回忆采访生涯的长文中说：“傅斯年先生逝世，是我采访二十五年中，所见到的最真诚、最感人的一幕。”【25】
　　12月31日，亦即1950年的最后一天，治丧委员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当时台湾大学本部尚无大礼堂）举行傅斯年追悼大会。礼堂正中，悬挂着蒋介石亲笔书写的“国失师表”的挽章，国民党高级官员、名人学者的挽章、挽联分挂两旁。蒋介石亲临致祭，各界要人亦皆前来，竟日致祭者达5000余人。据统计，当时各界致送挽联达270余幅，挽诗60余首，挽词20余首，祭文6篇，唁电唁函90余封。各报章、杂志、专刊登载纪念文章110余篇。其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人的挽联是：
　　
　　廿二载远瞩高瞻，深谋长虑，学术方基，忍看一瞑
　　五百年名世奇才，闳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台湾大学全体师生的挽联曰：
　　
　　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
　　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蒋介石于12月22日发唁函致俞大夫人。12月30日又频布褒奖令，曰：
　　
　　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性秉刚正，学造渊微。早岁从事文化运动，克树风声；留学欧西，益增渊涉。都讲大痒，成材綦众。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商量邃密，纂记繁丰；绝学昌明，有光盛业。中间历膺国民参政员、立法委员，谠论渊谟，时政多所匡正，清议资以转移。比年膺任台湾大学校长，教学水准，日渐提高；青年思想，入于正轨。其苦心诱导，力挽横流之功，尤堪矜试。揆其生平始末，困学之勇，忧国之忠，嫉恶之严，信道之笃，允为学行并茂之全才，亦民主自由之斗士。方期遗大投艰，更隆厥用，乃以国步艰屯，自忘痼疾，巨细躬亲，卒致脑溢血而逝。缅怀猷绩，痛切良深！应予明令褒扬，交由行政院从优议恤；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用示政府笃念忠贤之至意。【26】
　　
　　傅斯年去世后，国民党政府任命钱思亮为台大校长。1951年12月20日，傅氏逝世一周年忌辰，台湾大学为纪念其开创台大一代新风之功绩，按照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为第三位总统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总统专门在园内建造陵墓的成例，特在台大实验植物园内专门划出一块地建造罗马式纪念亭，亭中砌长方形墓一座，墓前立有无字碑，修有喷水池。园中有兵工署捐赠的一座纪念钟，钟上铸有傅斯年提出的“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字校训。由傅斯年生前同窗加好友罗家伦前导，台大学生会主席罗锦堂手捧骨灰盒，钱思亮校长主持，将傅斯年的骨灰安葬在纪念亭内的大理石墓中。自此，此处被称为“傅园”，纪念钟为“傅钟”，墓与钟掩映在碧绿的椰林大道旁的鲜花翠柏之中。
　　台大校园内的傅园供人瞻仰，傅钟更成为台大每日上课、下课的鸣钟。每当深沉悠扬的钟声响彻，在激起台大师生工作、学习热情的同时，也从流逝飘散的岁月中唤起对故傅校长斯年的怀念之情。每年的12月20日，台湾大学都在傅园布置鲜花瓜果以示纪念。3月26日，即傅斯年的诞辰之日，则由史语所和台湾大学轮流举行学术演讲纪念活动。自1954年始，此项活动作为一种传统延续下来，历久不辍。傅园内外，那枝叶繁盛，高耸入云的椰子树，既象征自由知识分子的卓然风骨，又如同蔼然慈厚的神祇，宝爱着这一介书生和谔谔之士的高傲灵魂，于天地间永恒地存活。
　　傅斯年溘然长逝后，胡适提醒国人，“中国失去了他最忠实的爱国主义者”。而远在海峡另一边的陈寅恪辗转得知此讯，想起与傅的交情，特别是抗战八年给予自己的帮助与关怀，悲从中来，于当年的12月赋诗一首为之追念。他以“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为题，吟诗一首，以此表达心中的哀悼之情。诗云：
　　
　　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馀海外王。
　　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此乃仿明末著名学者，明亡后毁家纾难，嫠不恤纬，反清复明失败而隐居山寺，并号朱衣道人的傅山（青主）之诗作。傅青主在《霜红龛集•卷三》中云：“关窗出海云，布被裹秋皓。夜半潮声来，鳌抃郁州倒。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佛事冯血性，望望田横岛。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陈诗通过仿傅青主之意，隐晦地悼念亡友。——这是当时整个中国大陆对傅斯年唯一的一份文字纪念。呜呼！
　　
　　
　　
　　
　　
　　 残阳如血
　　
　　傅斯年死了，他生前的亲朋好友以及留在大陆的陈寅恪及其门生还活着。虽然活法各有不同，际遇略有差异，但整个族群的归宿基本是相同的。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三反五反”、“四清”、“反右”等一系列运动展开，历经磨难的知识分子，再度面临着新的人生抉择。
　　1953年11月，一个高个子白脸留分头的青年学者，悄悄地来到了中山大学陈寅恪的家中，此人便是陈氏早年的弟子加助手汪篯。
　　汪篯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史学系，后考入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拜在陈寅恪门下读研究生。陈寅恪离开昆明后，汪又受郑天挺指导，后随史语所迁李庄，与张政烺、任继愈、逯钦立、杨志玖以及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等一起在李庄居住生活达六年之久。在读书和做研究期间，享受傅斯年专门批发的每月30元津贴补助。据当年与汪氏同在李庄生活的同学周法高回忆：“汪篯和下一届的研究生王永兴都是在陈寅恪先生指导之下念中国中古史的，汪篯的硕士论文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母系的研究》。”关于汪在昆明、李庄时期的学习、生活状况，周法高的评价是：“汪篯人很聪明，可是读书没什么恒心和耐心，有时好多天不看书，有时好多天挑灯夜读。这种起居无节、作息不时的习惯，不大适宜做沉重的学术研究。《论语》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顾炎武的诗句说：‘道远不须愁日暮。’胡适先生晚年时常提到这句诗，意思是说：不必愁年纪的老大，路程的遥远，只要有智慧有毅力有恒心就可以一直向前完成大业。汪篯是属于智慧型的，而缺少恒心，我在后来也很少看到他的著作发表。不过由于他的聪明、博学和口才，仍然在北方大学里作教授，也许很叫座。在某些中国史大学教科书前面，有时看到他列名于集体编撰者之中。1954年，中国科学院曾经决定请陈寅恪先生由广州岭南大学到北京任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的所长，就是派汪篯去的，后来陈先生没有就聘。”【1】
　　周法高所言大体不差，就汪的才分而言尚属人中少有的，只是缺了一个“恒”字，这个说法得到了可考资料的支持。1942年2月6日，郑天挺曾为汪篯留校事致函傅斯年征求意见：
　　
　　汪篯人甚聪明，根底亦好。但生活不甚有规律，用功时或至通宵不寐，不用功时或竟数日不读书，以故论文尚未做好。弟个人颇觉其将来可有希望，前言之汤公（用彤），欲俟其毕业后留之北大，不知兄意云何？【2】
　　
　　让郑天挺失望的是，汪篯随史语所自李庄返南京后，没有留在史语所工作，也未能进入北大，而是远赴吉林长白师范学校教书。是否傅斯年也与周法高同样感受或有其他复杂的原因而没有把汪氏留下，不得而知。1947年，当汪篯得知陈寅恪重返北平清华大学任教后，在尚未受到任何机构聘用的情形下只身来到陈寅恪身边，与陈门弟子王永兴、陈庆华等协助陈寅恪著述。半年后，经陈寅恪与傅斯年、胡适沟通，北京大学决定聘用汪篯为副教授，并以此名义继续做陈的助手。于是汪篯在陈寅恪南飞之前这段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拿着北大薪水为清华导师服务的特殊人员。就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汪篯吃住都在恩师家中，与陈寅恪朝夕相伴。而他的人生经历也与导师相似，年近40岁才成就婚事，在北京安了个简单的家。
　　据说汪后来也开始静心治学，准备成就一番大事业了，可惜时不我待，“文革”不期而至。有人说，假如汪篯不是在生命的中途自杀身亡，其学问之造诣与成就并非是在台湾孤岛上自视甚高的周法高辈所能望其项背的。惜哉天不假年，汪氏英年早逝，遂为后继乏人的史学界又添一悲剧。
　　历史赋予这对师生的最后两年中，汪篯显然比在昆明和李庄时期用功、用心了许多，并得到了陈氏治史方法的真传。这个时期的汪篯不仅协助陈寅恪著述与修改、校正书稿，且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为导师所接受和采纳。尽管在以后的几年，汪氏像他的同学周法高所言，没有发表太多的研究论文，但其在中国史学界隋唐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受到同行越来越多的瞩目与尊重也是事实。这一事实用传记作家陆键东的说法，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汪篯公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论文，大部分都有独创性”【3】。
　　1948年底，当陈寅恪与胡适仓皇离开北平南下之时，年轻的汪篯没有排在傅斯年拟就的“抢救学人计划”名单中而留了下来。当然，即使名单中有汪氏的大名，此时思想已急剧变化的他也会留下来的。
　　留在北京大学的汪篯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所信任的人物和新时代的宠儿，他于195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作为北大教师队伍中一颗腾空而起的耀眼明星，被保送到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带职学习，很快成为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与前途可望的中共后备领导人才。
　　1953年10月，以陈伯达为主任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做出了几项重要决策：尽快在中国科学院再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创办一份代表新时代历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历史研究》，目的是要确立马列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领导地位。两个月后，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撰文声称：“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的研究中国的历史”，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文化建设的新高潮。由于中共上层如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密切关注，陈伯达、郭沫若辈没敢忽视偏居于西南一隅、远在几千里之外的陈寅恪那孤独身影的存在。【4】鉴于陈氏在学术界的赫赫声名与不可撼动的学术大师地位，陈伯达、郭沫若等在拟定的历史研究所所长的名单中，颇为识趣地做了如下安排：由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分别出任第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研究所）、三所（近代史研究所）等三个所的所长。名单很快得到了上边的认可，但就陈寅恪的性格和一贯提倡的“独立之精神”，他能否痛快地北返并出任所长一职，一时成为操作者们没有把握的难题。
　　当年陈寅恪离开北平南飞时，据他自述，多半是因为自己怕北方的寒冷，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自己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云云。傅斯年在台湾奉命主持史语所和台湾大学时，曾不止一次致信已抵岭南大学任教的陈氏，请其赴台任职，但陈寅恪始终没有对这位老友的邀请作出答复。而台湾方面“中研院”史语所第一组主任之职，一直给陈氏保留着位子，直到陈寅恪于1969年去世，才由劳幹继任此职，由此可见傅斯年与台湾学术界对陈寅恪的尊重和寄予的深切期望。
　　1949年6月，溃败中的国民党在广州组织“战时内阁”，其中有三位学人出身的人物担任了异常重要的职务，一为朱家骅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中研院院长，二是杭立武任教育部长，三为叶公超任外交部长。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杭立武受傅斯年之请托，曾多次派人劝说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速赴台湾任教，陈序经始终没有答应。同傅斯年一样，杭立武自然也深知陈寅恪在学术界的地位和价值，多次碰钉子后退而求其次，力劝陈寅恪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并说这样可以进退有余，但陈始终没有理会。到了国民党全面溃败的紧急关头，急红了眼的杭立武竟拉着“战时内阁”财政部长徐堪匆匆赶到岭南大学，亲自向校长陈序经摊牌，要陈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到香港。据说杭立武此时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可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闻听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见陈序经态度强硬，不予合作，杭立武只好亲自带上财政部长直奔陈宅劝说，大有即时兑现之意，陈寅恪仍不为所动。直到这年的10月初，原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叶公超主持的“外交部”还在广州办公，并为国民党认为必须离开大陆的各色人员办理出境护照，也就是说，直到这时，陈寅恪若想离开大陆，随时都可成行，但陈寅恪最终还是没有出境而留在了岭南大学。究其原因，或许如“文革”期间陈寅恪第七次交代稿所言：“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这个说法得到了后世多数研究者的认可，但也有少数人如余英时者，则认为不然，谓唐筼当时已赴香港探听虚实，为陈寅恪出走打前站，只是因故未能成行云云。可惜余氏搜罗的证据尚不足以推翻陈寅恪本人的说法，故未能形成大的气候，也未能达到扰乱视听，混淆是非的效果。【5】
　　此时的陈寅恪似是抱定终老岭南的决心，不仅不去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和英帝国主义控制的香港，连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也不愿重返。个中的原委，陈寅恪自有不便向外人道处。曾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史学家、陈寅恪学生辈人物赵俪生，在兰州大学任教的晚年曾写过一部回忆录，对当年名噪一时的所谓“创造社”成员有所提及，在涉及成仿吾为人处事时，曾有这样一段回忆：
　　
　　成仿吾是一个倔老头，当年“创造社”翻译法德诗歌散文时的才华，已经荡然无存了，只剩下当年骂“文学研究会”、骂茅盾为“群鬼”的那股横劲了。在正定华北大学有一天，讨论到进北平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时，让教师都要到文管会报到，有人提议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道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有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这高亢的湖南话，听起来特别刺耳，会场上鸦雀无声。我当时内心活动很多，这是把自己当作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一个受降仪式吧？于是，我发言了。我说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是“匪帮”，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酱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把他抓起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我说，“这一切，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接着又提高嗓音说：“特别是值得成校长学习！”这一句话，可把马蜂窝给戳下了，会场上依旧是鸦雀无声。三天后，我接到了调离华北大学的通知。[6]
　　
　　时在清华的陈寅恪当然不会知道发生在华北大学的这一幕，但直接或间接地从各色接收大员的神态、口气与做派中，一定感受到了这种萧杀、紧张的气氛和起自北方的寒意。因而，当清华园被接管之时，陈寅恪的一些故旧门生在已成为红人的吴晗等人撺掇下，曾寄信劝其重返清华，均未奏效。进入1953年，北方不断有信息捎来，谓“政府希望陈先生北返”【7】，等等，但陈寅恪仍像当年对待杭立武一样不为所动，他在致朋友的信中说道：“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8】有研究者说，一个“畏”字神形俱现地表达了陈氏的思想与感情。“畏寒”自是一种推托的理由，抗战前在清华研究院做导师时的陈寅恪尚生活得自由自在，岂有“畏寒”之理？而“畏人”则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因而他不为劝说者和所谓的“中间人”所动，继续留在中山大学（时岭南大学已并入中大）静观其变。不过，“这时陈寅恪独立的生命世界在岭南已重新构建完毕，生命意识在这重构的世界里再度勃发”【9】。这个时候，当中国科学院高层正为派谁去赴广州劝说陈寅恪北返颇为踌躇时，正在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学习的汪篯得此消息，主动请缨，欲充当南下劝说的“使者”。这个请求让正感左右为难的郭沫若等辈大为惊喜，当即表示准与此行。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崭露头角、风头正健的“明星”汪篯，作为“特命全权大使”，怀揣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与副院长李四光亲笔签发的两封沉甸甸的手谕，带着满腔热情和志在必得的信念，于1953年11月中旬踏上了南下的旅程。
　　当汪篯于11月21日抵达广州后，仍像五年前在清华园一样，毫不见外地直接住进了陈寅恪家中。只是此时的中山大学已不是当年的清华园，陈寅恪和汪篯无论是思想还是对社会的看法上，都与五年前大不相同了。年轻气盛、不明就里的汪篯在陈宅住下后，没有意识到自己无论是从辈分、地位、学识等诸方面，都不具备与陈寅恪展开正式对话的资格，而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冒冒失失地前来充当所谓的“使者”，是何等地不自量力与糊涂。更为致命的是，据说，汪篯在与陈氏的交谈中，用刚刚在马列学院武装起来的革命者头脑，以“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10】地向陈寅恪进行严肃的政治味十足的谈话。此举令陈氏勃然大怒，竟脱口说出了“你不是我的学生”的激愤之语。遭此棒喝，汪篯才如醍醐灌顶蓦然意识到大事不好，当年的一家人现在很难再说一家话了，于惊愕惶恐中头脑稍微清醒，但师徒已经反目，挽回似无可能，汪氏只好灰头土脸地搬出陈宅到中大招待所暂住。
　　后来的几天，尽管汪篯又做过许多亡羊补牢式的努力，陈寅恪怒气未消，总不释然。当然，陈氏之激愤并不只是对汪篯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郭沫若或更大的社会政治背景。在汪篯竭力挽救、斡旋下，12月1日上午，陈寅恪与汪篯做了一次正式长谈，算是对北京方面的答复。汪篯对这个“答复”做了详细记录。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又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接下来，陈寅恪向北京方面的郭沫若等人提出了两条要求：
　　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特别强调“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最后，陈寅恪把矛头转向郭沫若本人，对汪篯说：“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从以上的谈话中，透出陈寅恪对郭沫若等搞的那一套“新史学”和范文澜等辈所谓“新史学大师”们极大不满，从内心爆发出了压抑已久的悲鸣与愤慨。这次长谈，标志着陈寅恪向北京方面关闭了最后一道大门，也“更意味着陈寅恪在63岁这一年已决意选择一条余生只能是更加孤独的生命之路”【11】。无奈的汪篯只好带着惶恐与深深的遗憾踏上归途，故都北京再也见不到陈寅恪那孤傲的身影，陈、汪师徒之间的这次分别竟成永诀。
　　
　　汪篯、向达的悲剧
　　
　　
　　
　　汪篯自南国中大校园返回北京三年后的1957年，全国性“反右斗争”运动开始，一夜之间众多儒生士子被打成站在共产党与人民“对立面”的阶级敌人。至1958年，全国戴帽右派分子的数量达到了55万余众。躲在中山大学校园里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惹火烧身的陈寅恪也未能幸免，虽侥幸未被划为“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右派，戴上纸糊的呈宝塔状的“桂冠”，但仍划入“中右”圈内受到监控。这个特殊待遇，据说是受到了周恩来与广东省高官陶铸等人的暗中关照才得到的。
　　1958年3月，随着大跃进风潮狂飙突起，全国高校掀起了批判“白专道路”、“拔白旗”等在《辞源》里找不到的各种名号的运动。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引起中共高层震怒，北大校内本着“人多热气高”的天才式预见加纲领性指示，立即掀起了批马诛马运动。孤军奋战的马寅初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强硬态势与对立面展开论战甚至混战，一时举国震动，天下胆寒。就在全国各阶层各色人等对马寅初兴师问罪之时，南北两地的学术界似乎仍没忘记隐居岭南的陈寅恪那巨大投影的存在——尽管他的肉身已瘦弱不堪，走路已十分困难。自感在几年前差遣汪篯南下邀请陈寅恪无情遭拒而大栽脸面的郭沫若，与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辈，趁机向陈氏发难，借此展开对其围攻和敲山震虎式的攻伐战略。范文澜公开放言道：“胡适，经过我们近几年来大规模的批判，一般的说，我们史学界已经看清楚了。但还有两种人：一种是自觉的胡适门徒，直到今天还坚持学术独立的看法，拒绝学术为政治服务，也就是拒绝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六亿人民服务；也就是拒绝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上去。这种人是极少数，但是必须对他们开战。”又说：“这里面也必然存在着兴无灭资和兴资灭无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无灭资，就是资灭无，想妥协并存是不可能的。”【12】此时的范文澜尚知自己肚里装着多少墨水和吃几碗干饭，未敢在佛头直接涂粪，只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地把矛头对准陈寅恪。但到了郭沫若那里，就变得底气十足，霸气冲天，直接指名道姓地与陈寅恪进行单练了。
　　1958年5月16日，郭沫若在《关于厚古薄今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中说道：“今年2月，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主席提出了一位朋友（南按：原清华教授，时任教育部长的张奚若）批评共产党的16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加以指正，说共产党正是这样，正是好社会主义之大，好社会主义之功……像毛主席的思想和诗词就是前无古人的。我们在今天依然还要厚古薄今，那简直是‘呆子’中的呆子！”又说：“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资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不希望他自满，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实际上我们需要超过他。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到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这正是发展的规律。”此信于6月10日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全国大小知识分子为之震惊。
　　早些时候，位于岭南的中山大学校园内已挂满了几万张大字报，自然包括对陈寅恪的口诛笔伐，但仅限于学术方面的攻击。当郭沫若的“雄文”一出，事情立刻变得严重起来，中山大学“革命者”如饥饿苦寒的狼群在风雪急骤的暗夜中，嗅到了远处密林中飘来的血腥气味，顿时野性横生，凶相毕露，纵身跃入草莽展开对猎物的追逐捕杀撕咬。中大校园内的大字报出现了“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等杀气飞扬的标语。中山大学部分师生，借机兴风作浪，妖言惑众，欲将走路都极其艰难的陈氏彻底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以示“革命者”欺师灭祖，造反有理的勇气与豪情。另有一批流氓无产者，见“尊敬的郭老”已公开点名向双目失明的陈寅恪挥刀开战，认为投机献媚、广显神通，具有人生转折的大时代已经来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斯人当无愧地担当起批陈倒陈的“革命重担”。于是，除了在校园大字报中叫嚣要对陈寅恪拳打脚踢，刀锯斧砍，烹煮分食，挫骨扬灰外，一批曾听过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课程的中大历史系学生，开始向这位昔日的导师、今日的阶级异己分子发难。从而渴望能够有幸落入“尊敬的郭老”法眼，实现青云直上，一飞冲天的美梦，开始制造一发发用白纸黑墨制成的炮弹，借全国报刊的强大威力，对陈寅恪展开了先发制人式的打击。其中一文说道：“郭老答北大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里，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以前我们站在陈老先生面前，认为其诗书博通，由而发生出自卑感。这是错误的……陈寅恪教授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他在‘元白诗证史’这一门课程所宣扬的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又说：陈本人从来不学习马列主义，也不相信马列思想，而是以资产阶级厚古薄今的治学态度，对封建阶级的史书古籍作了一些繁琐考证。他对一些鄙琐不堪的小事体和旧社会的达官贵人，王妃妓女特别感兴趣，如杨贵妃身体是胖是瘦，体重几何，入宫以前是不是处女，等等。他还特别考证出“杨贵妃和安禄山之间究竟发生过关系没有，以及皇帝穿的龙袍是刺着五个爪的龙，大臣穿的蟒袍是刺着四个爪的龙等”。他还厚古薄今地讲一些陈词滥调，搞一些无聊的考证，如讲《莺莺传》时，莺莺是“如何把淡妆短眉变为浓妆细眉”；讲到白居易的《琵琶行》时，居然考证出了那个在船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商人妇，祖籍何处，什么人种，什么年月、什么岁数入的妓院，在长安属第几流妓女，何时退居二线，何时嫁与做何生意的商人，属于二房还是三房，是妇人还是妾身，等等。【13】
　　面对南北夹击、围攻、谩骂与威胁，1958年7月下旬，悲愤交加的陈寅恪毅然致书中大校长，提出两点要求：一、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校园，以不见为净，不闻为安，自躲一处著书立说，以不见不闻了却残生。经过交涉，搬家未能如愿，仍住中大校园东南区一号楼。但不再开课，与32年传道、授业、解惑的讲台生涯告别。陈寅恪的身影，就此于中大师生的视线内淡出，同时在整个红色中国史坛上隐去。归隐的陈寅恪用尽残年最后力气，专注于明末名妓柳如是的研究与撰著。
　　1962年6月10日，已是73岁高龄，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入浴时不慎滑倒于浴盆中，右腿股骨颈跌断，次日进中山医学院第二附院救治，因疼痛过度，三天昏迷不醒。医生虑其年纪偏大，若开刀手术其体质难以承受，经家属同意和醒来的陈寅恪本人认可，乃采取保守之物理疗法，但效果不佳，从此断肢再也没有复原。半年后的1963年1月21日，为了过个团圆春节，陈寅恪出院，在凛冽寒风中被人抬回家中。
　　目盲膑足的陈寅恪失去了活动能力，整日躺在床上，或被抬放到一张木椅上静坐，外界的光明与他已彻底绝缘，只有无尽的黑暗与他为伴。这年春天，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到广州出差，顺便赴中大校园探望陈氏。曾昭燏乃曾国藩的重孙女，同时是清华大学教授、高教部副部长曾昭抡胞妹，与陈家有三代姻亲之交。面对故人来访，话题自然涉及曾国藩、湘军与太平军等陈年旧事。当曾昭燏说到欲购海外新印之太平军将领李秀成供状等事宜时，陈寅恪想到了自己祖辈与曾家三世之交，以及祖父与太平军交战并施计活擒幼主洪天福贵事，心头蓦地涌出一种白云苍狗，沧海桑田，聚散无常的感触。当年曾国藩特别赏识出身浙江湖州府，后侨居苏州的大儒俞樾“花落春仍在”的诗意，如今是落花流水春去也，寒风苦雨中，已是英雄迟暮，美人白头，只有“我自无语向天行”了。陈寅恪于怆怀哀愁中当日赋诗云：“云海光销雪满颠，重逢膑足倍凄然”，“论交三世无穷意，吐向医窗病榻边。”几日后，又有“自信此生无几日，未知今夕是何年。罗浮梦破东坡老，那有梅花作上元”等句，预见了自己行将就木，不久于人世，同时道出了对时局的忧伤与内心的悲凉。【14】
　　在如此艰难时局与破碎心境中，陈寅恪立下了在撒手归天之前，完成最后一件因缘大事的雄心大愿，遂加快了《柳如是别传》的创作进度。在助手黄萱的协助下，陈寅恪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终于在1965年完成了这部长达80余万言的皇皇巨著，为中国历史传纪文学开一崭新篇章。其中的甘苦与“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之气概”（黄萱语）。
　　此后，陈寅恪用尽残力，以蜡烛成灰，泪尽泣血之坚志，着手书写《寒柳堂记梦》，记叙其三世家风及本身旧事，作为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别。令陈氏始料不及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爆发，此愿竟成一曲魂断残梦的绝响。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批判吴晗剧本《海瑞罢官》的“战斗檄文”，自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6月1日，毛泽东命令向全国广播了聂元梓等人书写的这张火药味呛人的号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派工作组进入北京大学取代原来的领导班子。未久，全国高校及中学全面停课，投入到“文革”洪流之中。北大原来整套领导班子一夜之间变成了十恶不赦的“黑帮分子”，成为“文革”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陆平、彭珮云被撤职查办。各种名号的红卫兵组织迅速兴起，并在全国四面开花，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民族浩劫泛滥开来。
　　在“文革”风暴的中心和策源地——北大校园内，第一个被揪出来开刀祭旗的便是陈寅恪的门生，北大历史系教授汪篯。
　　此时的汪篯早已不是“又红又专”的“党内专家”和著名马列主义新史学的带头人了。自他南下以“革命使者”的身份劝说陈寅恪北归任职无功而返后，便失去了郭沫若等科学教育界高层人士的信任，同时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轻视。“反右”斗争开始，郭沫若于1958年公开点名批判陈寅恪之后，作为陈门弟子的汪篯随之地位一落千丈，立即遭到了来自同一阵营“革命战友”的批判和围攻。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变奇劫，不谙世事的汪篯精神受到极大刺激，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大病一场后体重一下子减去20多斤，差点在悠忽中登了鬼录——这是一个信号，此次的劫数，为他在七年之后含恨死去埋下了伏笔。
　　“文革”风潮刚刚兴起，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们就盯上了汪篯这位早已失势的陈寅恪的得意门生，特意在他家的房门上贴上了“封条状”的大字报，以示警告。翌日，当造反的“革命闯将”前来检查时，发现大字报竟变成了几块碎片在地下飘摇。关于这一变故有两种说法：一说大字报是被风自然吹掉的；另一种说法是汪要出入房门而不得，盛怒之下便把大字报撕扯下来。愤怒的“革命闯将”见状，开始指责汪出于仇视“文革”而故意破坏捣乱，企图阻止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事情很快被告发到中央“文革”驻北大工作组，工作组主事者立即把汪找来，命令他当面向“闯将”们认错并回去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篯只得在“闯将”的看押下回到家中按工作组的要求一一照办，但他的内心却无法忍受“革命者”对自己这位“党内专家”的羞辱。或许是“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老教义和内心的道德律不断在敲击他那敏感脆弱的心弦，就在当天夜里，汪氏压抑了近十年的精神苦痛突然爆发，于不能自制中，遂打开家中备藏的杀虫剂“敌敌畏”喝了下去。未久，“敌敌畏”毒性发作，汪篯痛苦不已，开始在家中号叫并且以头撞击水泥墙壁。邻居于漆黑的夜幕中听到隔壁突然传出如此凄惨可怕的声音，于惶恐中急忙招呼众人前来施救。但汪显然是去意已决，早已反锁了家门，外人无法进入。当众人把门强行撞开时，发现他早已气绝身亡。——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篯年仅50岁。
　　汪氏成为北京大学在“文革”中的首例殉难者。
　　在“文革”狂潮波滚浪涌，风雷激荡中，一个教授“自绝于人民”，如同一块不可雕琢的朽木沉于污泥浊水，对世间的一切皆无足轻重。只要“文化大革命”的航船继续乘风破浪，于无岸之海横冲直撞，哪怕大地陆沉也在所不惜。这年11月20日，著名历史学家、北大历史系教授向达（字觉明），被造反派“勒令”收集革命小将们扔得布满校园的西瓜皮，不幸突然晕倒在地，未得及时救治，含恨死去，终年66岁。
　　1944年，作为北大教授的向达，受傅斯年、李济等学界大师之聘请，离开昆明西南联大，携家赴四川南溪李庄，率中研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机构合组的西北考察团，与夏鼐、闫文儒等人第二次远征西部大漠，赴敦煌等一带文明遗迹考察。他的妻子儿女在李庄板栗坳与史语所同人共同度过了最为艰难的一段岁月。直到1945年底，考察任务告一段落，向达才返回李庄携家眷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这段时间，向达与傅斯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抗战胜利复员后，向达继续担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向达曾一度受到重视，担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历史系教授，并接替南渡台湾的毛子水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1954年又兼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此时的向达“已走向了历史学家最美好的年华”。【15】可惜好景过于短暂，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向达“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骂他们卑鄙”，提出史学界要百花齐放，不能只开“五朵金花”（南按：指古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及民族问题这5个方面的讨论）。不仅如此，向达曾公开在会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比如考古发掘，怎能说明这一锄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那一锄是马列主义的？”此语引起了当局和一些自誉为马列主义史学家的强烈不满，遂“聚而歼之”。向达出身湘西一个土家族家庭，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与湖南老家有些联系，根据这条线索，几个位高权重者无端认为向氏有攫取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州长，欲谋不轨的野心，于是，双箭齐发，向达被戴上了史学界四大右派之首的帽子（南按：据新华社1957年10月18日播发的电讯，四大右派依次是向达、雷海宗、荣孟源、陈梦家）。1959年底，向达的“右派”帽子被摘掉，总算得到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面对这一变数，北京学术界各色人等仍怀揣惊恐之心在伸头缩头地悄然观望，无一人应声。第一个向他致书道贺，祝其躲过一劫的，竟是远在岭南双目失明的陈寅恪。
　　陈寅恪与向达交往的渊源可追溯到抗战之前，而在西南联大时期更为友善并相互引为知己。当年在李庄时，因傅斯年对向达的学问人品极为推崇，从而引发了以向达为首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行，经过对敦煌洞窟、汉代烽燧、长城关隘、西域古国废墟、流沙坠简、草纱文书等文明遗迹、遗物的探寻考证，向达一跃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中西交通史专家，对这一领域研究之深透广博，整个中国学术界无人能够匹敌。当傅斯年在台湾不幸病逝后，陈寅恪那篇以傅青主为喻的悼亡诗，通过秘密渠道，冒着巨大政治风险，首先由岭南转到北京大学向达手中，向达又暗中传给郑天挺和汪篯，然后渐渐被学界中同人所知，借此可见陈寅恪对向达人品之看重。向达于1954年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副所长，正是汪篯南下广州晋谒、劝说恩师时，陈寅恪通过汪向北京方面推荐的结果。当时陈曾对汪说过如下的话：“唐朝中西交通是中古史的一大特点，向达对此素有研究。”【16】后来向达果然担负起了组织国家级的中古史研究的重大使命。
　　“文革”开始的前两年，即1964年3月，向达专程赴广州中山大学拜谒陈寅恪，就他正在进行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涉及梵文的问题进行请教。懂四门外语的向达对这部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皇皇巨著中的一些梵文描述无法尽懂，而深谙几十种文字的陈寅恪显然要比向达技高一筹。当时中科院的主事者不同意出资让其去拜见一个“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此次岭南之行，系向达憋着一股横劲儿，大着胆子自费而来。陈寅恪的名声光照日月，而向达的名气也是光芒四射，冠盖学界，两位大师级史学巨擘在岭南这块潮湿之地的会晤，就自然成为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在整个中山大学引起了轰动。借这一难得的契机，中大历史系专门安排向达做了一场《敦煌学六十年》的学术报告，受到师生的广泛好评与激赏，陈寅恪与向达之间的友谊再度得到了升华。分别时，已很少作诗赠人的陈寅恪诗兴大发，特作《甲辰春分日赠向觉明》三首绝句相赠，以抒情怀。最后一首曰：
　　
　　握手重逢庾岭南，失明膑足我何堪。
　　傥能八十身犹健，公案他年好共参。【17】
　　
　　历史让后人看到的是，一相情愿的陈寅恪这个“八十身犹健”的梦想似乎太遥远了，遥远得如同西天的彩虹，很快成为泡影。而向达也同样没有活着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两年后，“文革”爆发，向达自是在劫难逃，属于北大最早登上“斗鬼台”的一批“黑鬼”。他所面临的是无情的批斗、折磨与污辱。许多年后，历史系教授邹衡记下了向达惨遭批斗的情景：“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时在1966年6月，几个‘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坐’（跪）就是几个小时，向先生像过去给我们上课一样老是不敢（实际上已不能）抬头……向先生已是66岁高龄。我看到有的教师吓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边落泪。果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一代巨匠向达先生。”【18】
　　此时的向达，还暗中嘱咐友人“不必耿耿”，自己将如“凤凰涅槃，获得新生”云云。无奈事与愿违，本已身患重病的他，得不到及时治疗，，在“坐飞机”之后，还要接受无休止的劳改、批斗和折磨，终于未能闯过棍棒林立、群兽叫嚣的鬼门关，被“革命闯将”勒令捡拾西瓜皮时一头栽倒，命赴黄泉。
　　
　　
　　傅斯年家族的毁灭
　　
　　
　　
　　汪篯自杀了，向达被凌辱折磨而死，紧接着，全国各高校一批批教授又先后登了鬼录。处于风暴中心的北京大学校园，并没有因为几个或几十个教授的暴毙而停止“文攻武卫”的脚步。相反，血腥暴力与夺命的劫难越演越烈。一时间，被关、被斗、被惨遭蹂躏的“反动学术权威”达500多人，北大校园内多有跳楼和上吊自杀者，未出三个月，仅自杀的著名教授就达到了24名，有的教学楼因自杀人数过多，成为鬼气迷蒙的人间地狱，在校的女生晚上都不敢靠近。
　　1966年8月24日，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掀起大规模高潮并处于失控的最为疯狂的日子，城里城外大街小巷，四处蹿动着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满脸汗水与血污混合的红卫兵的身影。这一天，孤身一人住在燕东园30号的北大西语系著名教授俞大，被闯进的红卫兵三拳两脚打翻在地，然后被扒去上衣用扎腰的铜头皮带猛力抽打。俞大被打得满地乱滚，哀号不绝，直至被打得昏死过去，红卫兵才将其家中的财产查抄，装上卡车拉走了事。俞大乃俞大维之妹，曾国藩重孙曾昭抡夫人，时与其姐俞大缜皆任教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当1948年底南京国民党方面组织人力“抢救”北方学人时，俞大缜与俞大及其家人属于理所当然地被“抢救”之列。为此，时任交通部长的俞大维在调度飞机时，特向傅斯年说明一定要想法把大缜、大两位妹妹全家“抢救”出来。傅斯年自是心领神会，拍发电报给北京大学负责“抢救”的郑天挺，特别说明俞大维对其妹的挂念，并有“乞兄务必问她一下，给她一个机会，至感！”之语。
　　出乎俞大维和傅斯年意料的是，俞大缜与俞大姐妹均表示无意南飞，要继续留在北大教书。万般无奈中，俞大维与傅斯年只好放弃。当然，大缜与大之所以留下来，最终没有跟随权高位重的俞大维投奔台湾，与她们的丈夫及家人的态度有很大关系。只是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解放区的天也有阴霾与火炎昆冈，玉石俱焚的时候，俞大与曾昭抡终于未能跨过这道鬼门关。1966年8月这个炎热的夏日，被红卫兵毒打得昏死过去的俞大，从阎王爷与小鬼的怀抱中重新回到阳间时，夜幕已降临大地，她想起经受的殴打与人身污辱，悲不自制，当天晚上在家中服安眠药自杀——这是北京大学自杀的第一位女教授。时已被打成右派，撤销了高教部副部长职务的曾昭抡被赶出京城，正在武汉大学任教，不久也被折磨而死。
　　1966年5月23日，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在陶然公园跳湖自尽。在此前后，作家孔厥等数十人已在此跳湖溺亡。
　　傅乐焕是傅斯年的堂侄，其外祖父是济南著名的豪绅张英麟（1837—1925）。自傅氏家族于晚清趋于没落后，傅乐焕的父亲携家离开聊城，到济南投靠岳父张家谋生。随着军阀混战，刀兵四起的社会大环境形成，靠生意致富的张家也一步步走向衰落。乐焕的父亲虽在先人的余荫下跻身于绅士阶层，然而随着家庭破败，生活拮据，再也没有绅士的风采与派头了。当时在济南的傅家可谓上有老下有小，不仅乐焕有胞弟乐炘、妹妹乐淑，另外还有孀居的婶娘与堂妹一家的生活需要照料。按当时社会风俗，那些所谓的衣冠中人，即使吃了上顿没下顿，也不肯把困难透露给外人，只有悄悄变卖家中的衣物维持生活，更不肯厚颜向亲友借贷求援。而像傅乐焕家族，更是多了一层顾虑，怕出面借贷会有失傅家和乐焕的外祖父张氏家族的体面。在两难处境夹击下，乐焕的父亲既不能尽当家人的责任，又无法周旋于亲朋好友之间以引桥补路渡过难关，于长期穷困潦倒而看不见希望的境遇中，乐焕之父终于忍受不住物质与精神双重的挤压与煎熬，对人生彻底绝望，遂于1929年年关即将到来之夜，冒着零零星星的雪花，独自来到济南火车站旁的一个小卖店，用兜里仅有的三元钱打了二两白酒，买了一袋平时最爱吃的盐煮花生米，三下五除二灌进肚中。尔后借着酒劲，迎着刺骨的寒风与爽凉的雪花，踉踉跄跄爬上了碎石铺就的路基，卧轨自杀。
　　噩耗传来，傅家老小悲恸不已。时年16岁、正在初中读书的傅乐焕突遭如此惨痛打击，心情更感苦痛，待坚持读完初中，已无力继续升学。此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已迁入北平北海静心斋，傅斯年得知此情，顾及同族之谊，于1930年把傅乐焕叫到北平，以勤工俭学的性质让其做自己的管家兼史语所抄写员（时傅尚未与俞大结婚）。与此同时，为了弟弟妹妹能够继续读书和维持一家老少的生活，傅乐焕主持把济南泺源门外好一点的住宅卖掉，全家迁居城里历山顶街南头大湾街一个小巷的贫民窟中艰难度日。
　　身兼管家和抄写员的傅乐焕在北平的日子并不轻松，对于一个初中刚毕业的学生而言，置身于性情急躁，遇事常暴跳如雷的傅斯年以及他的佣人和同事、朋友之间，就需头脑灵活，事事加倍小心谨慎，处理好各方面关系，否则饭碗不保，未来的生活、前途更是不堪设想。好在傅乐焕是个聪明伶俐又有志气的青年，除了把工作与人事关系处理得井井有条，还挤时间刻苦自学，终于得到了族叔傅斯年的赏识和信任。1932年寒假后，在傅斯年支持下，傅乐焕得以到北平私立立达学校高三班就读，并于暑假前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不久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其时，傅乐焕在济南时一个叫严薇青的初中同学也考入北大历史系，两个人被分到同一宿舍。除星期天外，平时傅乐焕还要经常返回傅斯年家照料家务，以便取得经济上的资助。据严薇青回忆：“从一些生活细节上可以看出他（傅斯年）的脾气可能不小。比如有一个初冬下午，我和乐焕约好，跟他到西铁匠营看看傅斯年的寓所和乐焕原来的房间。那天恰好傅斯年不在家，我在乐焕屋里头坐了一会，他带我去看傅的书斋兼客厅。那是三大间北房（乐焕住的就是最西头的一间耳房），房内虽是旧式的方砖铺地，没有地毯，但是打扫得非常干净，写字台上也是一尘不染。书橱里绝大部分是外文书，而且是物理方面的。据乐焕介绍，傅斯年出国最初学的是物理。等我看过出屋的时候，乐焕小心翼翼地又仔细检查一遍，唯恐留下有人进屋的痕迹，而后才把门关好。傅斯年的卫生间在院内西南角上一座小屋里，也是抽水马桶。由于没有暖气没备，屋里生着炉子。在我用过并冲洗之后，乐焕又重新冲洗、检查一遍。从乐焕这些细心检查的活动来看，傅斯年对生活上的要求大概很高，很可能过去为这些琐事发过脾气，所以乐焕才不厌其烦地一再查看。同时也说明过去乐焕住在他家，大概总是提心吊胆，看来这家主人并不是好伺候的。”【19】严薇青还说：“有一次，一个家在北平市的初中同学来看我们，当我谈到想家、想济南时，他说：‘你不过是想家，乐焕却是“挂家”，挂着家里如何生活。’”这一说法在严薇青看来“是十分中肯的”。
　　1936年，傅乐焕于北大历史系毕业，在傅斯年的关照下，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工作，直接受陈寅恪领导和栽培。抗战爆发后，乐焕陪伴傅斯年的母亲先入安徽避难，尔后转长沙。前文所述傅斯年因母亲没有逃出来，在暴跳如雷的同时，当场扇了两个侄子耳光事，其中一个就是傅乐焕（另一个是傅乐成）。后来史语所迁昆明，乐焕随往，并在昆明入北大文科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与杨志玖、张政烺、邓广铭等友善。当史语所迁李庄后，傅乐焕以副研究员的身份在板栗坳主要从事宋辽金元史的研究，仍受陈寅恪直接指导。1942年傅乐焕发表了著名的《辽代四时捺钵考》，以辽帝春山、秋水等行迹为主线，对有关地名进行了全面考察，此文对了解辽代的疆域和地理状况具有重大价值。由于这项研究成果在历史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和贡献，傅乐焕荣获中央研究院颁发的杨铨奖金。
　　傅乐焕在李庄时，他的老母仍在济南，妹妹傅乐淑则在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读书。乐焕挣的薪水要拿出大部分分别寄往昆明与济南，以尽家中长子之责。时济南已沦陷，连寄款的线路都已成了问题。据乐焕的同窗好友、北大毕业后在济南刘鲁中学高中部任教的严薇青说：“这时乐焕的母亲来找我，说是乐焕来信，让商量一个从后方寄钱来济南的办法。以后通过我父亲的朋友柳老先生在西安的亲戚，让乐焕设法把钱交给家在西安的友人，由友人如数送钱给柳老亲戚家，柳老在济南接信后再如数把钱给我，我再转交乐焕家里。这个拨款的办法大概一直用到抗战胜利。”【20】
　　由于困厄李庄，医疗条件缺乏，加之长期焚膏继晷攻读著述，傅乐焕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以致到了抗战胜利返京复员之日，由于病情极其严重而不能随复员南京的史语所众人同行。乐焕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说道：“事实上必不可能”，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只有暂留”李庄，一个人孤独地等待病情好转。身在重庆的傅斯年读罢此信，念侄子早年丧父，命运多蹇，流徙西南而只能翘首北望，家有老母而不能即行相见。想到此处，不禁潸然泪下。
　　当傅斯年最后一次回到李庄时，察看了傅乐焕的病情，确认在短时间内无法回京，万般无奈中，只好托李庄乡绅罗南陔在镇内找了个稍好一点的房子，为其日后养病之居所，慢慢等待病情好转。1946年秋，史语所人员全部复员回归南京，傅乐焕因心脏病持续恶化而不能长途行动，只好一人滞留在李庄休养。这年的10月31日，他在答傅斯年的问询时说道：“侄病近月来一般情形，略有进步，唯心脏趋弱，听之而已。早日回家事，非今日体力所能支。”直到次年春，傅乐焕的病情有所好转，才告别了生活6年之久的李庄，乘船返回南京任史语所副研究员。
　　1947年，傅乐焕获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向史语所请假，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深造，从事藏文、波斯文、政治经济思想史、欧洲中古经济史及欧洲中古近代史大纲等的学习和研究，后获博士学位。在英国期间，傅乐焕受“赤化”宣传和“洗澡”的影响，思想发生了巨变并转向左倾。1948年4月3日，他以教训的口吻致信正在美国治病疗养的傅斯年说：“昨间接闻人言，我叔近在美常作演讲，协助政府。在美部分左倾学生，颇为失望。今日政府之颓局，完全他们自己造成，不值得为之过分分神也。”
　　在以往的叔侄通信中，傅斯年总是以长辈的口气居高临下地对这位侄子发号施令，而傅乐焕也都是小心谨慎、唯唯诺诺地点头奉命行事。乐焕每有致傅斯年的书信，也只是谈些读书做学问，甚或家务之类的琐事，从不涉及政治。想不到出洋没一年，这位侄子竟涉及起政治，且在国民政府尚未倒台，自己正为蒋家王朝四处奔波，企图挽狂澜于既倒之时，教训起自己来了。此举令心高气傲、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看来，真如太岁头上动土，佛头抹粪，犯上作乱。于是勃然大怒，恨不得立即把这位侄子拉出来像抗战初期一样当场扇几个响亮的耳光，再给他来个“下马威”。无奈远隔大洋，力不能及，只好把满腔怒火化做凌厉的文字予以反击，来了一顿真真切切的臭骂。也就从这时起，叔侄二人之间在政治上已呈分道扬镳之势。
　　尽管如此，傅斯年到了台湾之后，念及旧情以及乐焕的才学，曾多次致信致电召其在英学成后直接赴台就事，并云另一位与乐焕经常在一起的本家弟弟傅乐成已赴台岛，出任台大副教授，等等。但傅乐焕此时如同一只出巢的雄鹰，面对天蓝海阔的大千世界，再也不想回到国民党政府与叔叔掌控的机构中做事谋职了，他要寻求一种天地清新的新社会，要投奔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大陆，并将自己的余生贡献给新中国的学术事业。傅乐焕拒绝来自傅斯年的劝说与各方面的利诱，排除种种干扰，于1951年毅然返回他想像中繁花似锦、自由幸福的中国大陆，初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任教授、副主任，兼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期间，与学术大师、史学界“二陈”之一的陈垣侄女结婚，并陆续有了三个女儿。在相对安静舒心的生活环境中，傅乐焕埋头治史，先后参加并领导对满族、达斡尔族的民族识别工作和调查研究，发表了《关于达斡尔的民族成份和识别问题》等研究成果，主编了《满族简史》、《金史》，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图集》，校点《二十四史》，参与编纂《辞海》、《中国地震史料辑录》，编辑《中国历史小丛书》等，对中国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事业做出了划时代贡献，并以此跻身于国内外最有影响的辽金史学专家之列。
　　当“文革”风暴到来之时，傅乐焕成为中央民族学院首批被打翻在地者，这个劫数除了学术上的“反动”外，更为致命的是他与傅斯年的关系。一时间，傅乐焕成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傅斯年安插在大陆的特务”、“潜伏在人民内部企图颠覆无产阶级政府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连续的批斗、关押、逼迫交代与残酷折磨，使傅乐焕身心痛苦至极、哀伤至极。在走投无路，生不如死的凄惨境况中，他最终选择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以死证明自己“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士大夫的气节与骨气。主意打定，在一个漆黑之夜，傅乐焕悄悄摆脱造反派们的监视，从关押的一间小屋逃出，直奔早已选定好的陶然湖。当他穿越大半个北京城翻墙进入这座秀丽的公园时，内中树木阴森，杂草丛生，一片荒凉死寂的气氛。整个园内同北京城一样，经历了一天的疯狂之后，疲惫地进入了充满一个个恐怖画面的梦境。他默默来到陶然湖边，此时月亮正是上弦时分，月光映照下的湖水散发着明晃晃的光。没有虫飞鸟鸣，只有恐怖的心悸与生命的苍凉。傅乐焕望着湖面稍作犹豫，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离岸不远处的湖面上，漂浮荡动着两个谷个子一样黑糊糊的物体，微风徐来，“谷个子”向岸边荡动而来，他一时忘了自己前来的使命，好奇地从身边捡起一根枯枝，把越来越近的两个软软的物体勾到眼前。在明亮的月光下，他看清了——这是两具尸体，很可能还是一对夫妇的尸体，看来是刚漂上来不久，也就是说这对夫妻就自杀于昨天的早些时候。望着面前的一切，傅乐焕悲从中来，他绝望地抬头望了望辽阔的天空，又低下头望着平静的水面，思绪翻腾中百感交集。最后，他下定决心要追随这对相逢并不相识的夫妇而去。在即将拥抱死神的最后时刻，心情一下子平静下来，他迈动脚步，慢慢来到岸边一块突出的石头上，没有叫喊“苍天——”之类的悲壮之语，却像是怕惊动熟睡中的四方百姓与园内苍生一样，悄无声息地把头一伸，纵身一跃，钻入湖底。
　　第二天，他的尸体从湖底漂上了湖面。中央民族学院去收尸的人后来说，他们看到，傅乐焕的尸体在湖上浮起时，面朝下，是趴着的。当时在北京流传着一种说法，凡投水自杀的人，当尸体浮起时，女的仰着，男的趴着。傅乐焕的例子符合这一说法，因而断定是投水自杀。这个断定是从普遍现象中得出的规律，或有什么科学依据，无从得知。但在“文革”期间，因到处找绳子上吊自杀，或投河湖自尽的人越来越多，案例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人们才有了这样的经验和这样的说法。如作家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遭到残酷的“批斗”后失踪。第二天，有人发现他已在北京西城区太平湖投湖自杀，据说老舍的尸体也呈趴伏状。
　　在傅乐焕投湖自杀之前，他的堂弟傅乐成随傅斯年赴台后，未及婚娶即病逝孤岛；其妹傅乐淑则远走美国。因了傅斯年与乐成、乐淑的亲属关系，整个傅氏家族开始了一场劫难。与傅乐焕同一辈分的族侄、辽宁鞍山矿物研究所研究员傅乐新，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傅斯年的亲侄子、聊城文化局干部傅乐铜，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傅斯年的族叔、中国农科院研究员傅昕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傅斯年母亲在重庆歌乐山的坟墓被炸开，其母的头颅被造反派倒上洋油挂在树梢点了天灯。傅家在聊城的祖宅被推倒砸掉，庞大的院落成为瓦砾遍地的废墟。至于受清朝皇封占地120亩的墓地——聊城郊外的傅家坟，被毁于一旦。大清开国状元傅以渐作为“地主阶级的头子”与“台湾特务、反革命分子傅斯年的祖师爷”，其墓被红卫兵用烈性炸药炸开，劈棺抛尸，陪葬品或被劫掠，或被砸毁，或遭焚烧。未久，整个傅家坟近百座墓葬全部被炸开，在抛棺扬尸的同时，地下随葬品被洗劫一空。最后连牌坊、石碑、神道及道边的石兽、石俑、皇帝御赐碑文等全部被炸毁捣碎，傅氏家族成员甚至与其沾亲带故者，自此作为臭名昭著的“五类分子”，披枷戴帽，或拿入大牢，或被镇压，或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整个聊城傅氏一门自大清入关三百年的豪门基业，至此连根拔起，彻底算是家破人亡鬼吹灯了。
　　
　　
　　
　　陈寅恪之死
　　
　　
　　
　　身居北方的弟子汪篯自杀，好友向达死了，“论交三世”的俞大魂归西天，世侄傅乐焕钻入了湖底。躺在南国病床上，在“文化革命”狂潮的洗礼与巨大冲击中奄奄一息的陈寅恪自是在劫难逃。
　　1966年7月，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声浪中，中山大学的“革命者”闻风而动，开始造起反来。霎时，整个校园内鸡飞狗跳，人喊马嘶，大字报铺天盖地。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而随着原中南第一书记陶铸被江青等“文革”新贵打倒在地，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住居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唐筼曾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
　　造反派们见陈家虽已“开吊”，但人还继续活着，为做到名符其实，索性进行抄家与劫掠财物的大规模行动。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经过几次“战斗洗礼”，陈家财物尽失。为达到终极目的，致陈氏于死地，“革命者”心生奇计，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住居。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21】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
　　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关于陈寅恪在生命旅程中最后一段时光的生活以及因何致命创伤而死去，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远去。
　　此前的1964年，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云：“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又说：“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22】此篇泣血滴泪之序文，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道者的独白，同时也是一位虽九死而不悔的学术老人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隐语。
　　“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的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曾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规则也。”【23】这是陈寅恪心中“大师”的经典性标志，也是一个大师对另一个大师的敬仰感佩之语。只有开一代风气和示来者以规则，才堪当大师之任与大师之名号。此点在陈氏《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中说得更加清楚明了：“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24】“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名言，不仅是龚自珍的自白，也是陈寅恪的志趣和自道，他没有在任何场合自命为大师，更未在任何时候端过大师的架子。——这是陈氏的自谦，也是他的自尊自重之处。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陈寅恪自甘寂寞，不动声色，唯以身示范且以皇皇巨著昭示来者。陈氏一生在学术上开创的名山大业，以及在乱离之世闪耀的人格光辉，令后人高山仰止，脱帽为之鞠躬致敬。
　　陈寅恪业归道山的许多年后，有研究者云，在学术领域，像他这样的大人物，是五百年才出一个的，如果不是因为战乱纷扰、颠沛流离、命途多舛，陈寅恪的学术事业将更加磅礴盛大，气冲霄汉，会使沧海涌动、群山位移……
　　然而，假设毕竟是假设，像梦也毕竟还是梦一样。早在1933年早春，鲁迅对《东方杂志》发起的“新年的梦想”征文中，就曾清醒而理性地说过：在这个社会上，“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25】想来陈寅恪于孤独凄苦之中，除了梦到“大同世界”，更多的应是梦到了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或者电刑外加享受乘坐“喷气式飞机”的待遇吧。只是属于他的好日子迟迟没有来到，至少他在死前未能看到那一天的到来。假如鲁迅地下有知，面对这位少年同窗的不幸遭遇，当情何以堪？
　　晚年失明膑足的陈寅恪在写《柳如是别传》时，曾提及少年时在南昌住居期间，一日偶随父亲三立夜逛书肆，购得尚有钱牧斋（谦益）序文之《吴梅村集》，寅恪读之竟至入迷，经年不忘。后来陈氏对文学兴趣大增，并致力于钱谦益与柳如是关系的研究，与少年偶遇的一幕有很大关系。进入生命的晚年，在肉体与精神陷入无限痛楚之中时，明末清初宁死不屈的一代奇女子柳如是便成为他生命中幻象和唯一的光亮。陈寅恪以惊人的毅力口述完成了洋洋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这一“鸿篇巨制”的萌生问世，发轫于少年，志成于人生暮年，是陈寅恪所构建的托其心志，明其理想的又一心灵丰碑。此一巨大成就，正如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池田温所言：“若非有无比坚毅之心力，焉能完成此大业？人类文化史数千载，失明史家之能撰大著，其类殆罕；陈先生之业绩，称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这一大奇迹无不可也！”【26】
　　事实上，《柳如是别传》的写作，只是陈氏晚年精神的寄托，并未能代替和了却作为一个伟大史学家的心意和志愿，与陈氏“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的俞大维曾云：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27】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陈寅恪为沉湖而死的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文，也是自己一生为人为学的生动写照。只是当年王国维沉湖而去时，陈寅恪尚能或明或暗地以诗文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而到了陈氏本人凄苦地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华夏大地已没有人再顾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警世名言。更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在孤苦中死去的他撰写挽联和碑文了。尽管在海外孤独行步的赵元任得此噩耗，用英文撰写了悼念性文章，但作为当年清华“四大导师”中唯一的一位健在者，面对20世纪中国大陆赤县神州最为疯狂的年代和残酷的政治环境，于惨死的老友陈寅恪夫妇，赵氏不敢、也不能对那些迫害者给予道义和法律上的谴责，除了望洋兴叹，也只能是“而已”而已。
　　
　　
　　——引自《陈寅恪与傅斯年》，岳南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定价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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