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_读黄自进《北一辉的革命情结》

  本文关键词：北一辉，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独立的代价 考察中国历史，士人若要追求独立，不可避免地会招致外界的孤立，陷入生存资料的匮乏之中。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采薇而食，结果不免饿死于首阳之下。颜渊原宪笃行高义，菲衣恶食，世人却以为笑谈。不过，正是由于这种对道德、人格的标榜，这些高士才在精神的层次上获得某种补偿，进而凭借着精神与物欲的平衡，各种心境上的波澜也会渐次平复，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然而，另外的情形却往往为我们所忽略。作为一个讲求道德、伦理的民族，我们向来只把关注的重点放在那些道德节操的超越之处。而那些对人格的独立真正体尝到痛苦，并且对这种痛苦的体验往往会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的士人，我们则往往会不屑一顾，原因就在于他们是所谓的名教败类。
　　这类士人在传统的道德谱系中，经常被打入另册，冠以纵横家、策士、食客、篾片的名目。在世人的印象中，这类士人多半没有高远的道德追求，为了个人的利益或者实现个人的抱负，常常会不择手段，出卖自己的良心。但突破这些道德层面的围剿，我们将会看到一幅异样的图景。
　　北宋时，一位新科进士前去拜谒座师。不想这位进士刚刚落座，座师便问他家中有何产业，产业又有几何。此人大为诧异，只得漫然应之。事后向人请教，才明白个中蹊跷。原来，身为久经宦海的资深官僚，座师对权力的运作自然是十分熟悉，他所担忧的乃是新科进士如若没有相当的产业，在将来权力的运作中，必然难以保全清白，为了利益难保不被腐蚀。
　　这便引出了中国传统的权力运作中一个难以解决的悖论。传统中国以道德立国，“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这些理念作为一种理想主义当然无可厚非，但当它被提升为施政准则时，毫无疑问就打破了理想与现实的平衡。理想在受到腐蚀的同时，竟然成为邪恶的帮凶，甚至蜕变为邪恶本身。而之所以出现这种诡异的变化，原因就在于独行者缺乏安身立命的物质保证。
　　唯物主义认为，人首先要吃饭穿衣，之后才能从事其他活动。假如我们不承认个体有正当的利益追求，或者虽然承认个体正当的利益追求，但一旦进入实践层面，便不由自主地予以限制或打压，那么我们将会封闭在一个僵死的躯壳之内，一直腐朽下去。
　　人为何要去改变世界？难道不正是由于他们要去改变自己的处境。当欲求不能满足，精神陷于困顿，人便要去改变现状，还有比这更为明了的事实吗？
　　许多人不愿承认，欲望就是人类活动的第一驱动力。或许这个事实太过显而易见，或许这个境界太过低劣，让我们感到羞耻。
　　可当我们以苦为乐、以反为正时，每个充满活力而又受限的个体都做了些什么呢？
　　目力所及，经验所至，我们所见到的不是标榜道德独善其身的乡愿，就是不讲规则恣意妄行的丑类，而那些敢于任事勇于担当的猛士却往往陷入道德的围剿。
　　在日本思想家北一辉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宿命带给个人的不幸。
　　一直以来，我们都将北一辉刻画成一个日本国家社会主义的始作俑者，而对于他的思想，我们也只是以漫画手法进行简单的处理。以至于近一百年来，这位极具争议的边缘知识人一直作为一个幻影而存在。
　　大概人们都会去说，人渴望自由，人维护尊严，可事实上这不正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自我伪装吗？一旦经过尝试，人们就会发现，追求那些东西必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他必须与整个现存秩序相对抗，而现存秩序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保护网，绝对不会轻易被冲破。于是，大量的逃避者就适时涌现，他们与现存秩序达成共谋，以道德为经，以利益为纬，，明明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却要在大多数的名义下，互相安慰，互相接济，形成了一个幻想的堡垒。
　　在此，人类可悲的一面彻底被暴露了出来。人类超越于其他物种，具有无有伦比的思想能力。借由这种能力，人既可以接近终极的自由，却又在多数情势下，不免要成为思想的祭品，距自由渐行渐远。
　　为此，人们以道德作为保护伞自然是无可厚非，毕竟生命仅此一次，为自由而冒险似乎不太划算。再说，像自由这类所谓的终极价值，其所指到底为何谁又能说得清楚？它可以指身心不受束缚的状态，也可以指自我实现超越现实的优越感，更可以指无差别的宗教境界。
　　撇开这些让大多数人纠缠不清的问题，回到原点，我们可以看到，由于道德的简化作用，在东亚思想界，北一辉所遭受的围剿乃是何等惨重。
　　作为公认的事实，北一辉一面从事革命，一面又借助革命的名义敛取钱财，改善自身的生活。这在中国人的经验里，不要说苏秦、范雎、主父偃之类的“士林败类”望尘莫及，单就北一辉那套讹诈勒索的流氓手段，就让人无法承受了。
　　不可否认，北一辉在进入革命实践的关键阶段，为了获取活动经费，改善个人的生活，一改先前温文尔雅的书生形象，转而以流氓组织的头目这一形象面世。这一变化，确实让人大为诧异。
　　从日本民族的个性来看，他们除了极端强调对国家、集团的效忠之外，似乎对个人的道德水准并不十分讲求，无疑这一点同中国人大异其趣。中国人在人生的各个层次上，不论公私，不分人我，在在都要诉诸道德。
　　就因为此，北一辉的现象甫一出现，中国人便拒绝认知，只是进行一番简化处理之后，便不了了之。进而，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北一辉连同他的节操一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除了一些日本人外，几乎无人为其翻案。
　　其实，撇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不讲，单就北一辉聚敛钱财来说，中国人就带有很大成分的故意曲解。
　　大多数情况下，从事革命首先缺乏的就是活动经费，并且由于革命者本人不能见容于当局，其个人的生存与活动的展开都不免步履维艰。因而，获取经费就成了革命者的首要任务。而至于北一辉凭借流氓手段讹诈钱财，并且把相当一部分钱款用于改善自己的生活，这似乎证明革命已成了他的谋生方式。
　　然而，从一切革命的过程与结果来看，北一辉的所做所为乃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毕竟，像甘地那样一尘不染的，在整个人类之中，本就是凤毛麟角。
　　再者，革命者除了理想之外，同时凭借对理想的追求来实现个人境遇的改善，本就是无法否认的现实。
　　作为一个个体，能在维护人类基本良心的同时，借由这个过程来实现自我的欲求，虽然不够纯粹正大，但舍却此辈之外，茫茫尘世，又有几人敢于担当不惜殉命呢？
　　毕竟，与整个现存秩序对抗的代价太大，革命者唯有牺牲个人的身家性命，甚至连同个人的道德名誉，才能取得一次进展。自然，戋戋我辈也没有资格去指责他们不够纯粹，也不必因他们某种人格上的污点来否认他们的初衷。
　　也许，这就是独立者不屈抗争的代价，他们很可能既为当代的舆论所不容，并且千秋万世之后，仍不为历史所接纳。

　　策略的改变 作为中国革命的亲身参与者，北一辉深切地体会到策略的重要性。他看到中国革命由留学生、会党和新军三股力量促成，于是回到日本他也如法炮制。他在利用浪人组织获取经费、利用右翼团体扩大影响的同时，利用他所洞察到的天皇制的缺陷，展开了他对青年军官的利诱拉拢。
　　参照中国革命，他看到，与中国革命的救亡图存色彩不同，中国人之所以要倾覆满清政权，乃是由于满清已无法承担救亡图存的任务，而日本则不然，日本人已在皇室的带领下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命运，皇室就是他们精神力量的源泉，他们所关心的乃是如何变革现有体制，进而发挥最大的国力一跃而取代英美，成为世界霸主。
　　就此，他改变策略，由反对天皇制到支持天皇制，从看到天皇“御而不治”进而希图“挟天子以令诸侯”，以维护皇室的统治为幌子，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行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之实。如此一来，他的活动既取得了皇室的谅解，又得到了大批年青军人、右翼分子的支持。
　　尽管后来北一辉身败名裂，并且被视为日本国家社会主义的始作俑者，将在几百上千年甚至永久的历史时空中被看做穷凶极恶之辈，但不可否认，在日本寻求体制变更的历史大势中，他毕竟以一种极其诡异的方式发出了族群之中的最强音。
　　显而易见，他的策略的改变，对日本来说无疑带来了亡国的命运，但正是由于这种悲剧的上演，日本才得以凤凰涅槃，完成了现代国家的变身。

　　思想的复杂性 论及思想的复杂，北一辉的理论可谓是首当其冲。他的理论糅合了极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这三个水火不容的思想体系，这一点确实让人难以理解。
　　二百多年来，伴随着工业革命、政治革命、理论革新等促使社会结构出现变化的要素出现，极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逐渐演变为三种相互仇视的社会制度，进而随着裂痕的加大，这三种制度最终上演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火拼。
　　然而，就是这样不可调和的三种取向，在北一辉那里，却被拼凑在了一起。
　　北一辉主张对外扩张，平均分配全球的资源，解放亚洲的被奴役民族，支持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结成远东的利益共同体，共同对抗西方文明。同时，在国内他又主张打倒财阀、军阀、政阀，限制个人财产和私人资本，实行共产经济。
　　毫无疑问，这是赤裸裸的国家社会主义，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的主张并无二致。
　　但在北一辉那里，民主选举、工会制度、妇女权益等民主主义的核心指标也被放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一辉并不否定私人产权的存在。据说，按照他对私人产权的限制，遭受冲击者只有极少数的财阀等权贵资本，而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根本不会殃及。
　　在此，一个困惑便会悄然而至，这恰如前面所说，何以会出现如此怪异的组合？
　　假如我们不去急于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去比较一下过往与现实，我们将会发现这个问题的出现既是东方文明面对西方的乱象而作出的反应，同时它也是当今的现实对过往的应答。
　　几百年来，东方文明一直处于中心之外，作为西方的参照而存在。也正是由于这个现实，东方文明中的有识之士在维护文明本位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弊病。而北一辉的理论，正是其中一种较为痛切的表述。
　　从当下的现实来看，北一辉的主张已在许多西方国家成为现实，尤其是一些北欧国家，简直就是此类主张的完美呈现。
　　而这种主张，竟由一个所谓的邪恶思想家首先形成表述，这岂非是上帝的玩笑？

　　日支命运共同体 如何定位北一辉，似乎也关切道今日东亚共同体的形成。
　　对北一辉来说，他之所以参与中国革命，乃是基于中日共同对抗西方的命运。他主张中日平等相待，反对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歧视、侵略政策，以真正结成中日命运共同体。因为在他看来，作为建立在道义基础上的对外扩张，日本唯有与饱受欺凌的后进国家打成一气，日本才能获得足够大的力量，与英美强权决一死战。
　　为此，他强烈主张建立中日军事同盟，以中国对抗苏俄，以日本对抗英美，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亲密无间，共同努力，开启人类的新纪元。
　　不必多说，这当然是强权思维的极端表现，但比照当下东亚各国越来越疏远的现实，这种共识已显得弥足珍贵了。
　　当下的东亚各国，共识越来越少，知识界之间也失去了交流的热情，这无疑给未来的东亚埋下了难以估量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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