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话语与女作家的小说创作研究（1928——1937）

1   身体话语理论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从身体话语的角度研究女作家创作以及现代文学，就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透视女作家的性别意识、文学观念以及小说的思想内涵和创作主体实践，更深层的揭示出女作家的身体意识、身体理念和身体体验。本章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写作：西方哲学关于身体理论的阐述和身体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亲缘关系。要想研究身体话语就必须对西方哲学理论家关于身体的理论观点进行阐释，这是中国现代文学身体话语产生的理论基础；身体话语是在身体理论的基础上衍伸出的话语，身体与文学的亲缘关系、身体与女作家的亲密联系使身体话语在现代文学中得以发生。

1.1   理论资源的借鉴：西方哲学关于身体理论的阐释

身体理论追本溯源是西方理论，是西方哲学家关于身体本身的哲学性理论阐释。身体理论发展到当下硕果颇丰，从柏拉图的身体/灵魂二元论到尼采的生命本体论，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到拉康的镜像理论，从福柯的权力一元论说到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论……艺术无国界，这些伟大的思想通过翻译引进或介绍传播的方式推广到全世界。为研究三十年代女作家的身体话语，本文选取了柏拉图、尼采、弗洛伊德和福柯的身体理论为代表进行主要论述，其他的如巴塔耶、德勒兹、梅洛—庞蒂的身体理论在此不再一一展开。

1.1.1  重心轻身：柏拉图的身心二元论

在人类的习惯性思维中，身体即等同于肉体，受精神的控制，而这就是典型的“灵肉二元论”反映，这种思维定性最早应追溯到柏拉图。从柏拉图的身体理论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身体是持鄙视和敌意态度的，他始终将身体放置于被否定的地位，这种重心轻身的理论实际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身体观，但不可否认的是，柏拉图的的身体理论主张理智被推扬而身体上的情欲被抑制，这种形而上的美学追求在艺术上体现为对现实的超越。

柏拉图一直被称作是西方理性主义的始作俑者，他的身体理论可以概括为身心二元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认为身体和灵魂是对立、分离的，并且身体处于低贱位置，灵魂主宰着身体；另一方面他认为灵魂是不朽的，人的死亡只是肉体的死亡，灵魂反而会因此变得更加自由、轻松。

在柏拉图的身体理论中，灵魂是纯洁的、不朽的、高级的；身体是肮脏的、短暂的、低级的。在柏拉图的身体理论中，身体被打上了罪恶的标签，是处于被压制的地位。身体作为人类存在的物质载体，是不可靠的，它会受到外界诸如恐惧、贪欲、诱惑等各种感觉的影响，这些会阻止灵魂的思考，妨碍灵魂的纯粹。可以说，在人类通往智慧、理性和真理过程中，身体作为一个不可靠的因素，是搅乱灵魂通往理性思考的最大障碍，“我们要接近知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除非万不得已，得尽量不和肉体交往，不沾染肉体的情欲，保持自身的纯粹。”身体在柏拉图那里，被打上了罪恶的标签，与身体随之而来的感觉、激情、欲望、需求、冲动等，都是人们追求真理和知识过程中，必须要摈弃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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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身体话语的发生：身体理论与文学的亲缘关系

西方的身体理论与中国的文学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身体话语是在西方身体理论基础上衍伸出来的话语，在文学理论家吸收借鉴的过程中，必然有着“本土化”的特点，理清文学中身体以及身体理论的内涵和外延是我们进一步研究身体话语的前提和基础；身体话语自“五四”产生经过三十年代发展再到四十年代的演变过程中呈现出了自身独特魅力；正是身体话语与文学、身体话语与女作家的密切联系，使中国现代文学以全新的视角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

1.2.1  身体是文学的母亲：身体话语的文学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即晚清到 1949 年这一历史时间段的文学）是在中国古典文学千年衰微的变局中产生的，在这一“发生”过程中，身体话语与现代文学的亲缘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相比，文学的言说方式是不同的，身体是文学的母亲，它源于感性和体验，正是文学这种独特的言说方式使身体话语有了进入现代文学的可能性，身体话语在现代文学中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

首先，身体作为文学活动的物质基础使之成为文学的观照对象。中国现代文学是自古典文学中逐渐细化而分离发展过来的，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到周作人的“文学是人学”，从东方的“文以气为主”到西方的“美的艺术”，都在强调着文学的审美属性。作为审美活动的文学侧重的是对人的关注，是对感性和理性、肉体和灵魂合二为一的人的关注，疾病、欲望、痛苦、死亡是人的身体外在的直接表现，感觉、情感、激情、知觉则是人的身体内在的非理性层面，这些都与身体息息相关，都是以身体作为媒介和载体而发生的，在此意义上，身体是文学活动的物质载体：一方面，人们以身体为载体来感受世界；另一方面，人们以身体为载体来进行整个人类的活动。也就是说，身体的外在感受和内在感觉让我们有了与世界接触和交流的可能性。身体有着人类头脑、思想所无法实现的功能，比如感受激情、体验情感等，正是这种先觉条件，使身体能够参与到审美活动之中。文学和身体的这种亲缘关系，必然使身体话语进入文学领域。

其次，从现代文学这一学科内部环境看，身体话语是作家阐释文学情感的重要视角。文学在对人生感悟和人生感受的独特表述过程中呈现出了自身的魅力，也正是文学创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间断的“新意”，使作家能够用身体语言表达出人生体验的多样化。从这一层面来讲，身体话语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表述传统。

作家的情感来自于对外界的身体体验，而文学对情感的表现就是对这种身体体验的直接表达，通过身体话语作家在对身体体验表达的同时，也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现代文学中的各种政治、社会、文化景观，正是文学所提供的独特的言说方式使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观照更为全面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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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语境与中国现代女作家身体意识的勃兴

女性作家的女性性别意识和身体意识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逐渐演变出来的。“五四”时期、三十年代以及四十年代女作家的社会存在身份发生转变的同时，其身体意识也随之改变。具体到三十年代女作家的身体意识则可从三个角度进行考察：从思想诉求层面，受启蒙思想影响表现为身体的革命化；从审美形态方面，借助身体的个体体验进行写作；从性别意识方面，部分女作家对自身性别进行颠覆，呈现中性化的身体意识。 

2.1  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期与女作家的身份选择

几千年来，女性一直淹没在男性话语的强大文化语境之中，随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发展和变革，中国现代女性作家逐渐走上文坛，其创作过程也是女作家身份抉择和女性意识的发展过程。由于“五四”时期、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时代语境的不同，以及文学运动和政治环境的差异性，女作家对自我身份的选择也呈现出由模糊到清晰、由无意识发展到自觉的转变，女作家的自我认识和性别意识越来越深刻、全面。

2.1.1  知识女性与五四时期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 

“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随后，中国第一批现代女作家登上了文坛，这批女作家有冰心、凌叔华、冯阮君、庐隐、陈衡哲、石评梅、袁昌英等。

纵观中国第一代女作家群，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她们大都受过现代高等教育，她们大都是女大学生，甚至像冰心、冯阮君、苏雪林等在大学毕业后又出国留学经历。冰心曾留学美国，冯阮君、苏雪林曾到过法国，陈衡哲是 1914 年清华大学第一批留美女学生，袁昌英是第一位在英国获得硕士学位的中国女性。此外，这批知识女性大都出生于城市，受着都市文化和国外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这样的社会环境及自身的成长背景，使她们的女性意识最早觉醒。 

在中西方思想解放大潮的影响下，这批知识女性的女性意识逐渐觉醒。首先，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历来地位低微、从属于男性附属品的女性首次以“人”的姿态在男权社会中为自己代言，而在此之前的中国女性，她们没有自己应有的社会历史地位，更无从谈起女性应受到的礼遇和尊重。其次，西方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的长期开展，为女性身体解放并登上政治舞台做足了准备。“五四”时期，这批知识女性留学欧美，她们的思想观念受到熏陶改变，此时，身体自由和解放成为女性作家倡导的主旋律。正是在中西方思想解放大潮的影响下，她们极力宣扬中国知识女性精神的觉醒和个性的解放，至此，中国现代女性意识开始觉醒，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得以产生。

最早揭开女性意识觉醒序幕的是陈衡哲的对话体小说《老夫妻》，该小说发表于 1918 年的《新青年》上，之后女作家发表的文章大都侧重于探寻女性的内心世界。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五四”女作家将眼光转向社会，表达了对人生、家庭、婚姻等社会题材的关注和思考，这类以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冯阮君的《隔绝》为代表。可以说，正是在中国启蒙意识的影响下，这些女作家的作品中包含着一种启蒙后的现代女性意识，至此，沉寂了几千年的中国妇女群体意识终于逐渐觉醒起了。

随后，中国现代第一批女作家的随着创作的深入，女性主体意识也逐渐走向了更深层次的觉醒和自省。相较于冰心、庐隐笔下那些柔弱、困惑、绝望的女性形象，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性别趋于觉醒、渴望自由的新女性形象。此时的女作家已经从初登文坛时关注社会外界转向关注女性自身、表现女性自我，“女性的解放，首先更为主要的是自身的解放，没有女性的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女性的解放也无从谈起”。“莎菲们”的出现也生动的说明了社会上独立生存的性别意识的真正觉醒，女性意识得到发展和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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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三十年代女作家的身体意识

对于三十年代的女性作家，按个人成长经历和文学创作倾向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与政治意识形态相融合、充满启蒙色彩、描写战场的战斗女作家，此类以丁玲、谢冰莹、杨刚、冯铿为代表；一类则是受地域环境、成长环境影响，游离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女作家，她们并没有完全革命化，也没有完全个体化，而是借助中性化写作，展现乡土地域生活；还有一类则是目光始终聚集于女性自身所处的环境、远离政治意识形态的女作家，她们在那个宏大叙事的时代，以“审美”为写作主旨，用女性的视角承担着 “女人写女人”的责任，此类以苏雪林、白薇、林培志、沉樱以及“京派”女作家林徽因、凌叔华为代表。因此，有关三十年代的女作家的身体意识可从三个角度进行考察：从思想诉求层面，受革命文学影响表现为身体的工具化；从性别意识方面，部分女作家对自身性别进行颠覆，呈现出中性化。从审美形态方面，借助身体的个体自身进行写作，展现女性自身的生命体验。 

2.2.1   身体的工具化：革命文学中的身体规训

以丁玲、谢冰莹、冯铿为代表的革命女作家，在她们的观念中，唯有社会解放女性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于是她们相继加入到革命行列之中，成为革命的一份子。对于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女性而言，加入革命并非她们内心主观意愿，她们或借助革命用以反抗封建婚姻，或借助革命证明自身的生存价值和意义，至于民族、国家危机相对居于次要地位，女性的身体意识呈现出革命化、工具化倾向，文学创作体现出战斗色彩，身体受到革命规训。享有“中国第一个女兵作家”之称的女作家谢冰莹曾提到自己参加革命的真正缘由：她的二哥——一位封建婚姻的受害者，坚决鼓励她从军，“如果你不参加革命，你的婚姻问题就解决不了，你的文学天才也无从发展，为了你将来的前途，从军是目前唯一的出路。”她自己在《女兵自传》中也说道:“我相信，那时女同学去当兵的动机，十有八九是为了想脱离封建家庭的压迫，和找寻自己的出路。”从左联五烈士之一的冯铿到谢冰莹再到葛琴，她们自身以女战士身份与流血牺牲的枪炮、革命战场、战地生活联系起来，在中国历史和文学史上女性在历史变幻中，呈现出了一种新的身份与角色。对她们而言，身体被社会政治形态所束缚，身体成为革命的工具。

从女作家到女战士，这一新的身份所给女性带来的历史意义在今天看来都是双面的。一方面，冯铿、葛琴等“花木兰们”第一次有了巨大的事业，女性参与到历史的抉择之中，她们对社会事业的贡献而赋予了她们别样的生命意义，“没有比女战士、女革命者更能代表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的力量了”，也正是依靠革命，革命女性从客体走向了主体，身体成为革命女作家表现革命文学不可或缺的工具。与“五四”时期女作家对封建制度、父权夫权的个人反抗不同，三十年代革命女作家将个人置于社会这个大群体之中，从而成就了一批秋瑾式的可歌可泣的女性英雄群体，这不得不说是女性的一大转变。另一反面，，革命女性利用身体成为革命激情的生理载体，也是革命意义展开的场所，她们穿军装、背战枪的身体已然呈现了男性面目的躯体，她们的身体呈现革命性的同时也沦为了革命的工具，此时的女性作家以男性作为衡量自己的标准，这种忘却、抹杀性别的身体意识使女性奔赴战场、冲锋陷阵之后不再成为自我，这正是革命使女性这个性别所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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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十年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的身体话语书写.............. 25

3.1  革命性话语与女性身体形态的规训....................... 25

3.1.1  思想理念与“女性之躯”的背叛................. 25

3.1.2  形象面貌与“朴素阳刚”的规训.............. 27

3.1.3  行为举止与对革命话语的服从................. 28

4  三十年代女作家小说身体话语写作的艺术表现.............. 34

4.1  客观性写实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34

4.1.1   女性生存状态的真实性透视................. 34

4.1.2  “革命+恋爱”的政治性情节......... 36

4.2  性别意识的视角与主体理想期待的浪漫性表述............. 37

4.2.1  灵肉合一憧憬浪漫爱情的女性化立场.............. 37

4.2.2  游离于主流政治话语的中性化姿态.................. 38

5   三十年代女作家身体小说的追问与反思................... 43

5.1   三十年代女作家身体话语创作的成因.................. 43

5.1.1   政治话语遮蔽下女性个体经验的寻求..................... 43

5.1.2  审美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独特链接.................. 44

5.1.3   性别视角下对男性话语封锁的突围......... 46

5  三十年代女作家身体小说的追问与反思

刘小枫认为，小说的价值并非体现在它的社会功能或意识形态塑造功能，而在于它的审美救赎功能。女作家通过将自己的人生体验、生活遭遇、内心情感和人生悖论以自己的方式娓娓道来从而与读者建立出一种对话的关系，这种对话关系才是形成共同审美体验的根基。更进一步说，小说创作的一切前提来自于身体的体验，从内在情感到外在体验都必须以身体为媒介和载体，离开了身体的独特体验，小说的创作无异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本章将从两个方面进行写作：一是探究三十年代女作家身体话语的成因；二是总结三十年代女作家身体话语的建构性意义，挖掘女性作家身体话语的独特价值和魅力。

5.1  三十年代女作家身体话语创作的成因

从纵向上看，长久的封建男权思想统治着整个社会，女作家要想在社会中发出自己真正的声音，就必须冲破男性话语的封锁从而为女性自己代言；从横向上看，三十年代的社会文化语境又决定了政治话语的绝对主导地位，从创作题材到写作模式的限定都使女作家不得不放弃原有擅长的写作模式而另寻途径；女性的天空是狭窄的，从男性到女性，从政治到文化，女作家要想在这片有限的狭窄空间下为自己挣下一席之地，就不得不从个体体验出发，而“身体”正是女性探寻生命意义和展露个体经验的最佳途径，因此，身体话语成为女性对民族话语、男性话语反抗的有效手段，这也是女性用身体话语去抵抗文学史反经验化写作的真正用意。

5.1.1  政治话语遮蔽下女性个体经验的寻求

政治话语，即以政治为关键词， 三十年代特殊的文化语义背景决定了文学必然与政治话语紧密联系的政治特性。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神话，是由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的基本模式与知识分子在当时处境下产生的特殊心态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它高高扬起的是一面大众的旗帜，是将社会革命模式简单化后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这种以阶级观念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逐渐成熟发展后，成为三十年代文学的主导。三十年代文学与生俱来的政治特性成为文学干预政治的一个重要工具，它通过政治文化这个捷径来发挥作用，而政治文化就以政治话语的形式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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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在任何社会，身体都不仅仅是单纯的生理事实：它是个人欲望、感性经验的展开场所，同时也是社会对人进行规范的权力的基点，因此，身体是兼具社会属性和生理属性的，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意义上，论文才能对三十年代女作家的身体话语进行研究和思考。从身体角度去探究三十年代女作家的文学创作，剖析女作家的身体观念，这能够很好的反映作家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去写“人”，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看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作家的身体理念和身体意识并非一成不变，她们的身体书写在不同语境中呈现出不同的身体言说。身体话语对于作家而言，是被言说的对象，也是表达意义的载体，女作家身体观念的变化可以折射出时代和文化语境的变化。

“五四”时期在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号召下，女作家的性别意识逐渐觉醒，作为第一代女作家，“叛逆的女儿们”试图如“娜拉”和“莎菲”们这般通过抗争找到出路却最终无法获得灵肉合一的身心解放；到了三十年代女作家这里，她们从无产阶级革命中看到了身体解放的曙光，力图通过革命去获得身体的彻底自由和解放，然而，在强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女性的身体却再次被规训成为革命或是性的工具。尽管三十年代的革命环境也确实加快了女性作为性别群体浮出历史地表的进程，与“五四”女作家相比，三十年代女作家虽仍旧处于历史边缘处境，但至少登上了几千年来未对女性开放过的中国政治大舞台。在这种社会地位提高的背后体现的是阶级意识的不平等对性别意识不平等的掩盖，是几千年来男权文化对女性身体和心理的压迫的抽象显现，否则，女性革命者又为何要以“男性化的人”的姿态来登上政治舞台呢？女性生存状态的改变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解放，也离不开传统男权文化对她们的束缚、解绑，三十年代女作家的女性身体书写，一定程度上昭示着女性艰难而曲折的解放历程。

三十年代女作家处于历史和未来的连接点，她们的身体书写价值意义更为深远。女作家对于身体的态度观念以及话语书写呈现出自身独特性，她们不仅受革命意识的规约，同时也受性别意识和启蒙意识的影响。一方面，在革命话语的支配下，女作家对身体的书写具有革命色彩；另一方面，在性别意识的引导下，女性作家通过身体话语与男性争夺话语权，体现出了一种反叛色彩；同时，由于身体的主体性和个体性特点，女作家对个体身体的言说在政治话语占主导的三十年代文学中又呈现出审美色彩。对于进入八十年代后出现的女性作家而言，身体书写更多的是一种个体感觉和情欲的张扬，这就将身体话语的书写层面浅薄化了，对此，我们要以三十年代女作家的身体书写为鉴，用批判的眼光去认识和审视当下的身体书写，用身体话语的严肃文化色彩来承担文学的责任，促进其积极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