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群体性事件中的疏导工作

一 我国群体性事件中实施疏导的相关概念界定

（一）群体性事件的涵义及特点

我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群体性事件的认识不同、称谓不一。从 “群众闹事”、“治安事件”、“突发事件”、“紧急治安事件”到“群体性治安事件”，这些称谓主要突出其治安性、突发性等政治属性。2004 年 11 月 8 日，《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一文将之概括为“群体性事件”，自此开始，这一称谓在国内广泛使用。语词的变迁折射出官方对此类事件态度的转变，“群体性事件”在概念表述上更加中性化，没有明显的价值判断，更注重其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

国外学者普遍认可“集体的共同推动”、“一定的鼓舞和影响”、“非理性”等因素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同于个体行动的发生机理，“集体行为”有其内在的行动逻辑。我国的群体性事件也具备这些特性，因此，当前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可以表述为：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相当数量的民众在某些外在因素的刺激下，采取一定的形式表达内在需求，而在群体的影响下产生非理性的情绪冲动，对社会秩序和社会和谐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的事件。

作为一个理论概念，群体性事件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群体力量的推动、外在因素的刺激、非理性的情绪冲动等。在实践层面上，我国群体性事件在现实生活中又呈现以下几种特点：一是主体多元。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主体结构复杂多元，既有下岗工人、分流职工、失地农民和城镇房屋被拆迁的居民，又有教师、离退休干部、知识分子等。二是诱因复杂、类型多样。不同的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类型更加复杂化，除了包括由征地拆迁、劳资纠纷、环境污染、执法不当等因素诱发的有直接利益诉求的群体性事件，还包括无明确利益诉求的群体性事件，这种形式近年来呈多发趋势，他们虽然跟事件的直接相关者没有多大的关联，却会为了宣泄心中的不满情绪而参与进来、扰乱秩序。三是阶段演进性。群体性事件的爆发虽然突然，但大多是矛盾不断累积的过程，一般都经历了事前的萌芽酝酿阶段，事中的发展变异阶段，事后的平息结束阶段。四是影响的矛盾性。当前的群体性事件是社会转型期带来的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反映，群众反映的问题多是合理的、基本属实的，能够促进局部的利益表达，对于确实存在问题的政府有一定的监督作用，能使政府不断改善行政职能和行政效率。然而，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表现形式趋于激烈，扰乱了社会秩序，加之影响范围广，可能产生连锁反映，容易引发更大范围内的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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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工作方法

由于我国的群体性事件从参与主体来看，结构多元，涉及面广；从原因来看，诱因复杂，类型多样；从发展阶段来看，爆发突然，难以预测；从影响来看，虽然大部分群体性事件是群众正当利益诉求的反映，但是由于群众采取的方式不当，手段激烈，很容易将群体性事件的影响范围扩大，产生负面效应，不仅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会对参与者自身以及他人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在发生群体性事件时，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去应对显得既紧迫又必要。

原有的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方法主要是堵塞压制和灌输说教，这两种方法虽然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新形势下，面对复杂的群体性事件，这两种方法日益呈现局限性，而疏导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方法，在当代注重人文关怀的背景下，在群体性事件的防范和化解的过程中都将凸显其重要作用。

1.堵塞压制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成因是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民意常常被堵塞。一些政府工作部门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不足，维稳理念滞后，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认为群体性事件会影响到其政绩考核而一味地对群体性事件实施堵塞、打压，滥用警力警械，采用强制的行政措施进行压制，手段粗暴。比如云南孟连事件，这是一起因胶农与橡胶公司发生纠纷而引发的 700 余名村民围攻前来执勤警察的暴力冲突事件，事件造成了 2 死 61 伤的重大人员伤亡。胶农与橡胶公司之间在利益分配上长期存在着矛盾，胶农多次向乡、县、市、省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但都被漠视，当胶农与橡胶公司发生利益冲突时，当地政府不是站在相对弱势的胶农立场，而是帮助与其有某些相关利益的占有更多资本资源的橡胶公司，反复使用警力压制冲突，更增加了胶农对当地政府的怨恨不满，加之一些社会势力趁机煽动群众情绪，引发了群体性事件的多次爆发。这种简单粗暴的压制的工作方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常常会引发民众的反感、不满和抵触，从而扩大群体性事件的范围，极大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影响了干群关系和党群关系，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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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群体性事件中疏导工作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一）新形势下疏导工作面临的挑战

1. 社会转型背景下利益冲突复杂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步入到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由伦理社会向法治社会快速转型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随之发生深刻变化。社会转型的过程实际上是现代化的过程，由于旧的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格局尚未形成，在这个变动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社会矛盾。正如亨廷顿所认为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具体表现在：

（1）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利益冲突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利于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我国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具有极大的推动力，但市场经济增大了市场竞争，一些企业由于各种原因无法适应这种竞争，惨遭社会淘汰，很多企业相继破产倒闭。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这种情况更严重，一大批国企员工遭遇下岗，加之社会保障水平不高，出现很多矛盾，引发一连串问题。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政府的管理理念相对滞后，难以快速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无法真正做到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一些基层地方政府未能处理好与企业、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出于对政绩的渴望，片面追求 GDP 水平的增长，甚至会直接参与投资决策，直接插手企业的生产经营，与民争利，存在不依法行政、随意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超越了自身的权限，引发了各种矛盾。因此，针对政府执法不当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

（2）城乡结构转型带来的利益冲突

在我国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城乡二元化的情况，大量农民前往城市谋生，但城市为了控制人口数量，在户籍政策方面给予严格的限制，出现大量的农民工问题。农民工的子女上学、社会保障都与城市不同，这实际造成城市和农村人口地位和机会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公正现象的发生都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影响，极易造成心理失衡。对土地的征收征用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大量的征地、拆迁要应用到道路交通建设、旧城改造中，而在进行征地、拆迁工作的过程中，某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拆迁速度而牺牲被拆迁人的合法利益，导致了违法强拆事件的发生。因此，围绕土地出现由失地农民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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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形势下疏导工作面临的问题

新形势下，随着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多元，群体性事件中的疏导工作不仅面临着新的要求和挑战，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比如在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民主协商机制、法治意识、道德观念的宣传教导方面都存在各种问题，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民众的利益表达渠道堵塞，缺乏预警和反应机制

首先是观念问题，主要是政府官员的群众观念不强，群众工作没有做好，缺乏群体性事件的预警观念。一些政府单纯从 GDP 的角度考虑问题，认为只要发展经济就已足够，对疏导工作的重视不够。发展经济固然重要，然而人们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复杂化，单纯依靠发展经济，忽视人文关怀，难以做到准确把握社会不同阶层的思想动态和实际情况，无法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的特点对症下药。

其次是机制问题，预警机制和反应机制不健全。一些政府官员不主动深入了解群众的所需所想，在出台某项政策时不事先考虑民情民意，缺乏民众参与、必要的风险评估机制和舆情信息收集分析机制。此外，民众的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当言路被堵塞时，民众心中积压着的不满就会因为某个契机而爆发。由于缺乏专业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工作队伍和制度规范，在发生群体性事件时往往不能迅速做出反应，疏导工作常常是矛盾激化引发群体性事件才被动进行，没有充分发挥疏导工作的预警预防、沟通协调、缓解平定和引领导向的作用。

2.政府信息不公开，民众参与程度低

2014 年，浙江余杭围绕垃圾焚烧厂引发了群体性事件，一个重要导火索就是在规划建设垃圾焚烧厂的过程中，政府的环评报告公示方面存在不透明、不公开的情况，未能有效保证公民的知情权，而且整个过程缺乏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政府信息的不公开使得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上二者之间的沟通不畅、彼此的信任不足，公众对新的垃圾焚烧技术的认识和理解不足，，政府也未能及时解答公众的疑虑，这都促使疑虑不断加重，事件进一步恶化。

2008 年发生的甘肃陇南事件则是因为一个传言引发的，当地盛传陇南市的行政中心可能由现在的武都区搬迁到成县，由于之前陇南在东江镇征地拆迁的过程中造成了 3500 多户群众失地，部分群众面临着实际生活困难，因此，当听到搬迁传言，当地民众担心他们的房价贬值、生活无着，仅仅是想象中的威胁促成了陇南事件参与者的行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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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疏导原则防范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思路与对策................20

（一）国内外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经验借鉴........................20

（二）有效疏导工作要坚持的基本要求.........................21

1.注重人文关怀..........21

2.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22

3.疏导的载体和形式要多样化.....................22

4.疏导要与法制相结合.............................. 22

三 以疏导原则防范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思路与对策

（一）国内外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经验借鉴

在我国，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的典型代表是云南孟连事件的“由坏到好”。孟连事件之所以会发生是当地党委和政府严重脱离群众，形成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的结果，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在孟连事件发生后，当地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三五”群众工作法，将群众工作放在突出位置，从源头上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具体来说，在了解和掌握民情方面，提出了“五项制度”，即民情联席会制度、民情责任区制度、民情巡视员制度、人民勤务员制度和民情考测评制度；在排查和化解矛盾方面，提出了“五项机制”，即矛盾纠纷排查预警机制、重大事项维稳评估机制、政法部门督导化解机制和乡镇维稳协调机制、市县领导干部全员接访机制；在处置事件方面，则提出“五个到位”，即调查研究深入到位、思想工作细致到位、合理诉求解决到位、法律手段跟进到位和后续工作完善到位。在采取这一系列的措施之后，孟连的干群关系不断密切，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群众的收入水平不断增长。

孟连事件成为孟连经验，与当地的执政理念的转变分不开，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是根本；推进基层组织队伍的建设，调动基层组织的积极性是基础；长效的制度和机制是保障；利益关系的调整是核心；多种工作方法的创新是关键，这些都对我国其他地区防范和化解群体性事件提供了可供学习和参考的经验。

英美等西方国家把集会游行示威看作是常态的社会疏导方式，本着共同商定的原则，在公民保证“和平”进行的前提下，大多数国家的公众只需向警方通知报备即可举行。比如英国的《公共秩序法》规定，公民如果集会游行需要提前六日向警察机关提出书面申请，英国警方会在平等谈判的基础上对准备游行的公民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同时，在公民游行时，警方还会帮助其维持交通秩序以保证游行能顺利进行。美国关于游行示威的规定相对更自由些，公民要举行游行示威并不一定要向政府申请，但是要在游行之前告知警察游行的时间、地点、人数、主题等，与此同时，警方也会向游行的公众说明他们应该要履行的义务。警察始终保持中立的原则，不对事件发表任何主观性的评论，另外，还要坚持在沟通协调等和平方式用尽之前不能随意动用武力的原则，关于警方介入事件的时间和比例也都有着明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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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文以思想政治教育疏导原则为视角深入挖掘转型社会中群体性事件的成因，通过对不同案例的分析和比较，梳理具有共性的深层次根源，即社会转型带来了复杂的利益冲突，在转型的过程中，个体的维权意识和民主意识在增强，但是也由于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客观原因使人产生相对剥夺感、怨恨不满情绪、从众心理和匿名心理等，如果这些群体心理没有得到及时的疏导，当面对利益冲突无法得到合理的解决，缺乏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时，由于法制观念不强，就会选择以群体性事件的方式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甚至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参与者也会将对社会的不满或者自己的其他利益得不到解决而转嫁到群体性事件中。

因此，为了防范和化解群体性事件，党和政府要在发展经济、平衡利益关系上发挥主导作用，要将群众工作落到实处并与疏导工作相结合。群体性事件中实施疏导就是要以柔性的力量疏通民众的不满情绪，引导民众的行为模式，化解社会矛盾。首先要在民主的基础上疏通群众的利益表达渠道，打开“安全阀”、“减压阀”。其次，要根据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思想规律因势利导，将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从源头上防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再次，还要发挥法治和德治的作用，引导行政官员和普通民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选择。除此之外，要调动社会各个层面的力量共同参与到分导工作中来，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还要做好善后工作，认真梳理群众的利益诉求，对于不同性质的群体性事件给予相应的法律处理。最后要总结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经验和教训，按照疏导工作效果的评估标准改善疏导的方式方法。

本文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疏导原则在群体性事件中的应用研究和理论概括，综合运用了心理学、行为科学、网络技术等多种学科和载体，一方面丰富了关于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理论，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在群体性事件这一领域的应用和发展，丰富了疏导的内容，提高了疏导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为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提供了方法借鉴、思路和对策，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