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网络、关系嵌入与家族企业价值演化研究——以三星集团为例

1引言

1.1研究背景

从全球来看,无论是发达的欧美国家,还是处于转型经济和新型经济时期的韩国、中国,企业嵌入政商网络的现象非常普遍(,。特别是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有着典型的“差序格局”。企业,尤其是以家族企业主导的民营企业,与政府维护良好的关系显得更为重要。本文所指的企业是指以家族企业为主导的民企,不包括国企。以家族企业为主导的民营企业,为减少就业压力、增强经济实力作出重大贡献。截止到2012年9月,已超过1000万家民营企业登记注册,解决了8907.9万的就业。然而,家族民营企业不像国企那样与政府有着“天然”的血脉关系,其缺乏一定的政治基础。据2004年统计,86.7%的民营企业家希望与政府官员取得联系,75.4%希望入围政界。另外,中国民营企业花费在维护政商网络上的时间和精力占到以上。以上现象和数据都表明嵌入政商网络、与政府建立、保持联系的重大现实意义。那么这种嵌入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即政商网络的嵌入是否总能够带来正向受益的价值,这是企业家重点关注的内容。对政商网络嵌入的结果的研究显得更为迫切。

另外,从理论界来看,目前关于政商网络的研究主要是政商网络嵌入的普遍性,政商网络的嵌入为企业带来了哪些利益和哪些风险。利益方面主要包括融资便利、政府补贴、市场准入和产权保护等方面;风险方面主要包括政治寻租成本、公司治理恶化、盲目多元化等方面。对于政商网络关系嵌入与家族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没达成一致结论。部分学者认为两者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早期主要是利用事件研究法,后期也有许多学者用实证方法加以证实。还有学者以实证方法指出两者之间是负相关关系。一方面,现有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其也能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更好的发展方向。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差序格局”的国家。民营企业位于“差序格局”的最底端,其发展面临诸多的制度性限制。为了突破该发展瓶颈,企业着手于嵌入政商网络,以获取各种关键稀缺资源,求得规模的扩大、价值的提升。不可否定,政商网络的嵌入对起初企业规模的扩大、价值的提升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依靠这种“良好的惯性”和“强化”,企业将更多的精力与时间投入在政商网络的嵌入上,而不是通过技术和管理的创新来提高其核心竞争力。随着嵌入程度的加强,其会严重扭曲企业的行为,使企业锁定于依赖关系和资源的道路上,丧失核心竞争力进而使得企业价值不断下跌。基于此种现象,本文提炼出政商网络关系嵌入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不是现有文献中简单的正相关、负相关,而是一种动态的、非线性的关系。这为政商网络嵌入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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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研究目的

鉴于我国许多民营企业都纷纷嵌入政商网络的现象,本文以三星集团为研究对象,采取案例分析的方法,旨在探讨政商网络关系嵌入与家族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以三星集团为代表的家族企业为例,结合其案例背景和事件,提炼出其政商网络关系嵌入与企业价值之间的演化路径,同时试图归纳推理出该演化路径的机制。该研究提示企业家,要根据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合适地构建政商网络的强度和范围,因为紧密的政商网络关系不一定总是带来正向收益的企业价值。

1.2.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政府对于企业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关于政商网络的研究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浓厚的研究兴趣,因为政府控制着大量的稀缺性的关键资源,掌握着市场准入的资格审查和批准、政策法规制定的重要权力。现有政商网络的研究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展开的。一是关于政商网络的总体阐述:政商网络的普遍性、政商网络的内涵和政商网络的测量。二是从政府的“扶持之手一掠夺之手”的角度来分析,研究的重点是“政府为企业带来了什么”,三是关于政商网络关系嵌入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以韩国三星集团为代表的家族企业进行案例研究,将嵌入理论扩展到政商网络领域的研究中,大胆创新地提出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明两者之间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企业的价值是随着对政商网络的关系嵌入程度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起初阶段,企业价值随着嵌入程度的加强而不断提升,超过某个阀值,价值却随着嵌入程度的加强而降低,即存在一个合理的“嵌入阀值”。该研究思路得益于对三星集团资料、文献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政商网络领域的研究。

另外,学者们对政商网络的研究更多地是从实证角度进行的,以公开性的上市公司年报中高管的政府背景来研究政商网络关系嵌入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虽具有很强的客观性。但考虑到政商网络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和隐晦性,仅采用年报上高管客观的政治身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高管或企业家的亲朋是否具有政治背景很难衡量,同时,企业家或高管是否通过私人关系取得政府支持,这些隐性数据通过公开年报是搜索不到的。鉴于此,本文采用案例分析为研究方法,通过搜索三星集团的关键事件,进一步研究政商网络的嵌入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数据资料的准确性。同时,微观层面的案例研究能够拓展理论的深度,进而丰富和发展了政商网络研究与嵌入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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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献综述

2.1政商网络研究综述

企业的政商网络,对企业来讲,是一项特别珍贵的资源。该概念难以被量化,长期受到忽视,但是其对企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纵观国内外文献,提出众研究主要从政商网络的内涵、政商网络的测量、政商网络的经济结果等几方面来展开的。

2.1.1政商网络的内涵

政商网络的研究起源于国外,国外更多的称之为政治连带、政治联系或政治连结。其概念及内涵并没有形成统一。政商网络代表着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这种政企关系是企业获取一定“政治租金”的强力手段。政商网络属于社会资本的范畴。政商网络,体现了企业组织从“上边”获取资源的能力。指企业和拥有政治权力及影响力的人之间的隐形的政治关系。包括公司的高管在政府部门任职过,企业家是人大代表或政协或与政府官员有亲朋之义,或通过慈善活动、捐赠建立的关系。国内学者杜兴强等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认为只要是高管包括CEO、董事长、总监过去在政府、监管部门及银行工作过,或者是当选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属于具有政商网络的范畴。其他国内学者对于政商网络的范围加以推广补充,将政治捐献作为代表具有政商网络的象征,企业组织通过政治捐献与当选人建立的联系也是政商网络的范畴。

2.1.2政商网络的测量

政商网络的量化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区分企业是否建立、维护政商网络。相关的衡量、划分标准主要有:企业高管或重要股东是否任职重要政治职务来表征是否具备政商网络，，公司董事会成员是否具备政治背景来衡量政商网络的有无。另一方面是衡量政商网络的嵌入程度。相关的衡量尺度主要有:用高管具有政府背景比例的大小来衡量政商网络的嵌入程度;企业持有国有企业股的比例来衡量政商网络的嵌入程度。相关学者通过以下三个维度来衡量政商网络的程度:为维护政商网络,企业高管所花费的精力;高管与政府、媒体、银行、检察院等重要部门的联系程度;为维护政商网络,企业所投入的资源和资金。还有学者将政商网络的嵌入度作定量研究,将高管的政府背景按级别划分,按照级别高低对其进行赋值,用最终值来衡量政商网络的嵌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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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嵌入理论相关研究综述

以关系嵌入为核心的探讨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展开。一、研究视角。①信任机制。通过网络中的关系及结构产生信任,进而减少监督成本。企业间信息、资源和知识的获取主要是通过信任来进行的。当信任度较高时,企业伙伴或对方基于感情的因素会付出额外的努力,更多地关注长期合作与发展。②社会资本角度。通过关系嵌入形成的网络包括政商网络,其实就是一种社会资本,其可以帮助企业得到实现目标的有形和无形资源。③强弱关系角度。二、其研究内容及研究应用。胡保亮(在关系嵌入与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中,将网络位置作为调节变量,其研究结论为网络位置在关系嵌入与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其正向调节作用。聚焦于服务行业,关系嵌入性通过学习能力的中介机制来影响企业的服务创新绩效,这一结论在王家宝(的多案例研究的博士论文中得到初步的解释和论证。关系嵌入研究的视角应用到了很多领域,包括企业创业、创业升级及家族企业创业等。以集群为研究对象,将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结合起来研究其对公司创业的影响,特别是将企业的政治网络关系对创业的影响作为重点来探讨。三、关系性嵌入机制的研究。一方面,企业的关系嵌入的动机是获取各种资源、关键信息以及机会等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企业高强度关系嵌入的核心出发点是获取相应的社会资本。关系嵌入通过信任、关系专用性投资来获得隐形知识,隐形知识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网络和背景之中的、难以被其他企业模仿的竞争性资源。另一方面,是治理机制,强关系嵌入有助于获得信任和认可,以减少监督成本和促进互利互惠。

结构嵌入强调企业在连结中的企业网络中占据的位置和网络密度。根据网络位置的不同,各个企业占取和获得稀缺资源的能力是有差别的,因为资源不是随机地流动着。企业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获取资源的方式、质量和数量不同,获得利益的大小也不同。结构嵌入影响组织获取信息的质量和数量,从而影响决策的效率和效果,处于网络的中心位置的企业,可以为其增加地位优势,有助于其获得更多的资源。结构嵌入的研究也存在着恃论。结构嵌入的代表是“结构洞理论”和网络闭合理论。“结构洞理论”指出,低密度网络可以获得非冗余信息来提高效率,高密度的过度嵌入于网络中需要付出较高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和感情成本,最终导致得不偿失。结构洞理论认为社会资本的利益来源于较少重复的连带甚至没有连带。当企业间没有连带时,更可能提供多元化且不重复的信息。网络闭合理论的核心观点:网络密度代表着社会资本存量的大小,社会资本对于维系合作关系和促进合作关系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结构洞理论并没有否定高密度网络产生的信任和合作,但是由于重复信息的存在,会浪费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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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设计.......20

3.1案例研究........20

4案例描述.......24

4.1阶段一:创业之初(1938年至1969年)....26

5案例讨论.....29

5.1政商网络关系嵌入的双重效应......29

5案例讨论

文章在上一节根据三星集团官网、关键事件及与政府间联络特征将三星集团的发展划分为创业初期、快速成长期和膨胀期。主要回顾了三星集团每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其是如何从一个经营商贸的小商会转变成一个国际知名性的跨国公司。同时,每个阶段都简单描述其与政府间的关系往来,关键的政治事件。从案例事件中很容易看出,三星集团与政府间构建了隐形的政商网络。在搜集案例信息的过程中,很多文献、书籍及权威网站上都报道称“三星集团为代表的家族企业与韩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三星集团案例事件的描述中发现,三星集团与韩国政府间的关系有着微妙的变化。起初,三星集团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积极响应政府倡导的政策和方针,满足国内的基本需求,协助政府稳定经济和社会。随着三星集团经营领域多元化的扩张,进入壁全较高的产业,如重工业、半导体及造船业,为韩国政府提供政治捐献、社会捐赠,对政府税收、GDP和解决就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韩国政府给予其优惠待遇,包括银行信贷、低税率、政策支持、产权保护等稀缺资源。后来,三星集团的实力足以影响国会会议的正常召开,凌驾于法律之上。鉴于此,本节结合案例实际和相关理论进行案例讨论和分析。首先,分析政商网络关系嵌入导致的双重效应:经济利益和效率损失;其次,要详细探讨三星集团与韩国政府间的政商网络是如何演化的,即演化路径;最后,结合相关理论推演隐藏在该演化关系背后的机制和机理。

5.1政商网络关系嵌入的双重效应

政商网络的关系嵌入能够为企业带来诸多具有稀缺性、难以模仿性及关键性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政商网络的嵌入可以为企业带来融资便利、产权保护、政府补贴,同时还能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滥,进入垄断性的高利润行业,此即经济利益效应，与此同时,建立政商网络需要花费巨额时间、精力成本,维护政商网络需要维护更高的“声誉政治成本”、“责任政治成本”和“非生产成本”,还会抑制创新并导致过度投资等非理性行为,此即效率损失效应。具体见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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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根据前文的理论研究和案例讨论基础上,本节首先归纳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其次,提炼出相关的理论启示,提出了本研究的不足和局限,最后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做了展望。

6.1主要研究结论

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嵌入政商网络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对于家族企业更不例外。政商网络的嵌入不仅可以影响企业的行为,而且也影响企业价值。很多战略学者将政治战略和市场战略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甚至前者比后者更重要。改革开放以来,家族企业如雨后春舆般地出现。不像具有“天然”血脉关系的国企,家族企业为了获取竞争力,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嵌入政商网络,以获取社会资本,突破发展瓶颈。近年来,随着政商网络领域研究在国外的盛行,逐步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但是,目前的研究大多是讨论政商网络的普遍性,政商网络为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政商网络关系嵌入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另外,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没达成一致结论。本文以历时性的案例为对象,主要关注政商网络关系嵌入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解释隐藏在这种关系背后的原因。

本文选取典型的家族企业一三星集团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案例的阶段性描述和案例探讨,首先,结合案例,说明了政商网络关系嵌入的双重效应;其次,对三星集团政商网络关系嵌入与其价值的演化路径进行归纳演绎,实质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后对这种演化路径背后隐藏的机制做了探讨。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

（1）首先,政商网络关系嵌入对企业而言,具有双重效应,即经济利益效应和效率损失效应。经济利益效应主要体现在获取了关键资源,包括融资便利、政府补贴、政策信息、危机救助、市场准入、整治保护和声誉资本等,克服了进入垄断性、高利润行业的瓶颈,为其扩大规模、进行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效率损失效应主要表现在雇员冗余、过度投资、社会慈善捐赠成本、盲目多元化、缺乏创新和公司治理恶化等。这两种效应是同时存在的,关键是看哪种效应处于主导作用。

文章对政商网络关系嵌入与企业价值之间的演化路径的机制作出了分析。出于资源互补、优势共享和降低成本、风险共担的动机,三星集团着手建立并维护政商网络。在期初的适当嵌入阶段,政府为其带来了诸多经济利益:声誉资本、市场准入、政治保护及政府补贴等,导致企业价值的增加;随着获得经济利益的正反馈的不断强化,该反馈不断强化既有思维和行为模式,促使三星集团加深对政商网络的嵌入。随着时间的积累,其嵌入程度超过了“最佳嵌入阀值”,即过度嵌入。过度嵌入给三星集团带来了诸多负效应,包括锁定风险、公司治理恶化、盲目多元化及声誉资本下跌,进而是企业价值下跌,不利于其长期发展。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