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支出决定因素分析—来自中国城镇家庭的经验证据

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1.1.1 选题背景

Becker（1994）指出，家庭的教育资源分配决策决定了这个家庭的兴衰，也决定了代际流动性。Hannum（1998）指出在如今的中国，受教育水平逐渐成为人们的未来收入和职业地位的决定性因素。Knight 等（2011）认为，由于上世纪90 年代中国在就业制度、工资结构和企业管理等方面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的实施，引发了工资差别的现象，并产生了对技术性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至此我国一直低迷的教育回报率开始攀升，从而使得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家庭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进一步拉大。Fan（2014）等进一步指出，相对于缓慢增长的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例（从 1992 的 2.4%增长到 2012 年的 4.4%），学费占国家财政教育支出比从 1991 年的 5%迅速攀升到 2004 年的 35%，而这种收入不平等与不断攀升的教育成本导致富裕的家庭比贫困家庭更具有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从而导致我国家庭代际流动性逐年减缓，文章进一步指出政府应积极采取减缓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负担的相关措施来促进我国社会公平的实现。Heckman和 Yi（2012）也认为我国财政分权导致中小学受教育的进一步不平等，且 1999年高等教育改革后，由于缺乏相配套的资本市场和更充裕的国家财政支持，家庭已经成为教育支出的主要承担者。Zhang 和 Rozelle（2012）等针对我国当前高度收入不平等和人力资本投资不平等的现状，指出未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将等于在当前基础上受人力资本投资不平等程度的影响而进一步恶化的程度。

同时，我们总结有三方面原因导致家庭教育支出在家庭总消费支出中占有重要地位。第一，从家庭教育成本负担角度出发，Yao（2008）统计出自 1999 年至2008 年，我国本科生与硕士生的数量保持每年 30%的速度增长，且所有层次的高等教育毕业生的数量在 2003 年至 2008 年这 6 年间翻了 4 倍。根据秦宛顺和刘立红（1992）指出的中国教育经费从投资主体上可分为政府，社会团体和家庭教育经费支出。首先，政府方面，博旭东（2003）指出相比美国和欧洲等其他国家的与经济发展相匹配、逐步推进的教育发展路径，中国的教育制度改革则略显突进式，且教育资源分配也突显出区域不平等的状况。户口制度和被分割的劳动市场导致教育投资积极性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同时，富裕的省份在人均教育资源的分配上也要优于贫穷的省份。庞大的人口基数引起的巨大教育需求缺口，加上跳跃式的教育改革，导致我国政府无力承担全部的教育成本，且从 1999 年高等教育进行扩招和实行收费制；其次，社会团体方面，Yao（2008）认为这些社会团体给予大学的资助金额的增长速度远远不及其团体的收入和利润增长速度；最后家庭教育经费方面，抛开义务教育和其它教育费用不说，就高等教育费用这一最关切民心的一项而言，杨汝岱和陈斌（2009）指出从 1998 年到 2005 年, 高等教育支出由 598 亿元上升到 2660 亿元, 增长了 345%，面对着庞大的高等教育需求，我国对其相关支出的扶持力度尽管有所加强，从 300 亿左右上升为 1000亿左右，但仍然显得杯水车薪。同时高等教育的学费也在 7 年之内翻了 10 倍左右，家庭需要支付的教育支出大幅上升，导致教育支出成为我国居民在解决基本生活需求之后首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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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1.2.1 本文的研究思路

历数我国的发展改革历程，从邓小平同志谈到“三步走”时认为搞好教育和科学是关键，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推进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教育改革发展。都显示出教育事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而 Huy 和 Quang（2012）指出旨在提升发展中国家教育水平的教育供给端政策对人力资本发展推动的效果不竟如人意，文章进一步指出由于子女受教育成果还受到子女个人能力的影响，故关注家庭教育支出比关注子女受教育成果更能体现对教育产业的需求。

本文研究目的主要在于：（1）探究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行为的决定因素，以及家庭可支配收入和人口结构特征是否会影响家庭教育支出行为及其消费支出；（2）2009 年与 2002 年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及支出结构是否存在显著变化；（3）城市人口规模对家庭教育支出有何影响；（4）完整的已婚家庭中丈夫和妻子在决定家庭教育支出方面谁的影响力更大；（5）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教育支出对家庭其他消费支出有何影响。

1.2.2 本文的研究内容

综上所述，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分为以下几个章节：

第一章，绪论。主要说明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目的；研究思路、结构及主要内容；与以往研究的差异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第二章，文献综述。首先我们明确了本文有关的相关概念，并梳理了国内外人力资本理论与消费储蓄理论的发展脉络，再针对国内外不同研究主体、不同切入视角的家庭教育支出相关文献进行了一个综述。

第三章，中国城镇家庭教育支出决定因素分析。本部分首先说明数据来源及处理等相关内容；并建立计量模型，再利用 Logit 回归与 Tobit 回归估计出我国城镇家庭教育支出决定因素的影响情况。

第四章，扩展分析。本章在第三章的基础上首先比较了 2009 年与 2002 年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及决定性因素的差异性；其次，从城市人口规模角度探究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家庭教育支出有何差异；最后，基于夫妻不同的生命周期视角，研究了夫妻在家庭教育支出中的决定权差异。

第五章，家庭教育支出对家庭其他消费支出的影响分析。本章基于微观家庭消费结构视角，就家庭教育支出对家庭其他 7 大类消费支出到底是具有替代效应还是互补效应进行了探究，并针对不同收入阶层家庭进行了差异分析。

第六章，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本章首先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纳总结。其次，根据研究结论依次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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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回顾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2.1.1 家庭教育支出

迟巍等（2011）指出，，一国迅速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的核心途径就是发展教育，宏观上，国民受教育水平为一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微观上，个人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个人及家庭未来收入。在面临国家财政教育支出疲软和教育资金借贷市场的不完善的情况下，家庭教育支出在子女享受公平以及良好的教育资源中扮演的角色愈加重要，因此，对家庭教育支出决定因素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与迫切。关于家庭教育支出的概念，李军（2006）指出家庭教育支出是家庭总消费中投入于个人受教育用途中的那部分支出，同时又可根据家庭个人年龄和教育阶段，把家庭教育支出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用于子女的教育支出，主要包括子女在初高中以及大学中所缴纳的学杂费和其他教育培训费用；第二类为用于成年人的教育支出，主要包括成年人增加工作能力相关的培训费用和其他提高综合能力的教育支出。但到底家庭教育支出算是一种消费支出或是投资，国外学者如 Hashimoto 和 Heath（1995）认为在人力资本模型中，教育支出由投资和消费两部分组成，家庭教育支出一方面算是投资，并以终生收入的形式获得收益，另一方面又有消费的含义。国内学者如吴强（2011）也认为从微观角度出发，教育支出具有投资于未来和消费于当期的双重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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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关理论渊源

2.2.1 人力资本理论

Kiker（1966）认为从“财富之父”威廉·佩蒂 1691 年左右在对一国财富进行评估并首次试图估计劳动力的价值开始，人力资本这个概念的雏形逐渐被许多经济学家既非为了估算人力资本回报率也非一些特定的目的而持续在文献中提及，并逐渐在经济学各领域得到发展。第一位指出教育是一种具有可获得收益性质的投资行为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斯密认为资本的积累、就业人口的增加和技术进步是构成经济理论发展基础的三个重要要素，经济在这三个要素的循环作用下成螺旋型上升。其中，斯密特别强调了国家财富的源泉是劳动者的熟练技术与技巧，而劳动者为了提升自己的技术和技巧必须付出一定的学习成本，但这种成本在日后的工作中会得到偿还并获得利润。直到 19 世纪末马歇尔将对教育投资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阐述了教育对一国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专业技能的提高对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的提高至关重要，而专业技能提高的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加大教育投资，提出了“用于人的教育的投资，是最有效的投资”。但 Kiker（1966）认为马歇尔因人不可交易和市场化而觉得“不切实际”而摒弃了“人力资本”这一概念。熊皮特是马歇尔之后再度重视教育投资的经济学家，他提出要通过掌握知识和技术来实现技术创新，主要靠教育，教育虽然不能增加劳动供给，但能提升劳动力的素质。二战之后，世界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期，各国开始潜心致力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日本和德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致力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和教育制度的发展，因此经济恢复迅速，而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从国外引进大量物质资本，但经济发展仍不见起色。这让许多经济学家认识到光注重物质投资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强调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于是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开始如雨后春笋，大大促进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直到 Schultz（1960）“人力资本”学说的提出，才正式开创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新纪元。Schultz 在传统理论无法解释国民收入增长与国民资源增长之间的缺口时，发现并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他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国民产量的增长比较土地和按人时计算的劳动量以及能再生产的物质资本的增长更大，这种情况已经普遍可见。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大概就是这个差额的主要说明”。多年研究之后，他进一步指出：“人所获得的能力是尚未得到解释的生产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其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来自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二，教育主要通过促进人们处理不均衡状态能力来促进经济发展；三，有效分配和利用时间的能力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教育是促使个人收入分配平等的重要因素。

在 Schultz 的基础上, Becker（1987）将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领域延伸到微观家庭领域，他指出人力资本投资作为一种非实物资本投资，不仅仅只包括日常的学校教育，还包括工作培训、医疗和移民等，这些投资都对人的综合素质具有一个增强作用，主要体现在增强人们的工作效率和知识水平，让人们保持身心健康，并通过综合素质的提高，给人们带来更高的货币收入和心理收入。Becker 在人们进行人力投资是为了福利最大化这一假设前提下，通过构建年龄-收入曲线与财富最大化模型，探讨了完整的生命周期中人们是如何合理安排自身的消费支出、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工作。同时，他还填补了马尔萨斯和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理论缺陷，将与经济增长息息相关的人力资本作为模型核心，更好的解释了人力资本、生育率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Becker 所构建的人力资本微观逻辑基础，为我们研究家庭经济行为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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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城镇家庭教育支出决定因素分析.......................13

3.1 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13

3.1.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13

第四章 扩展讨论与检验.........................20

4.2 城市人口规模是否显著影响家庭教育支出.............. 21

4.3 夫妻双方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差异分析.................... 22

第五章 家庭教育支出对家庭其他消费支出的影响分析..........24

5.1 特征事实观察................................ 24

5.2 家庭教育支出对其他消费支出影响的实证分析....................... 26

第五章 家庭教育支出对家庭其他消费支出的影响分析

5.1 特征事实观察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我国将居民消费支出分为 8 大类，分别为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教育文娱及服务、居住、杂项商品和服务，但我们的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UHS)是将居民消费支出按照商品或服务的用途进行分类，包括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其它商品和服务等八大类。虽然稍有偏差，但总体上还是与《中国统计年鉴》统计口径一一对应的。下面我们将采用 2002-2012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分项消费支出数据来分析近期我国家庭消费支出的结构变化趋势。

图 5-112展示了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比中排名前三项的变化趋势，其中人均食品支出呈现明显的逐步下降趋势，从 2002 年的将近 40%下降到 2012年的 35%左右，这表明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水平正逐步提高，温饱问题得以基本解决。同时随着近年居民对汽车等交通工具的需求增加，且通讯技术的不断提高，交通和通讯人均支出占比则呈现持续上升趋势，而教育文化及娱乐人均支出占比自 09 年以后基本持平，但结合图 3-1 的人均教育支出逐年上升的趋势，我们可以发现娱乐人均支出占比其实也是略有上升。图 5-1 展示了城镇居民其余 4项人均消费支出占比的变化趋势，其中衣着人均支出不降反升，居住支出人均占比在 2009 年达到峰值后，随着近年来居民住房需求的逐渐饱和，开始略有下降。而医疗保健与家庭用品及服务均在 2004 年有一段增长趋势，但 2010 年后均不存在明显变化趋势。总体来说，我们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呈现明显的升级趋势，但由于家庭教育支出在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比重较高，并在我国存在强制性的特点，且伴随着人们对人力资本积累的逐步重视，家庭教育支出对家庭其他消费支出到底是存在替代效应还是互补效应，以及不同收入阶层的人群到底如何面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攀升来调整其消费支出结构，这值得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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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结论

本文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利用中国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六个省份与直辖市2009 年与 2002 年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对家庭总教育支出与主要分项教育支出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与扩展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2009 年家庭教育支出行为及其消费支出与户主年龄之间的关系呈现显著的倒“U”型特征；女孩比男孩将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但 18 到 22 岁子女人数占比对家庭教育支出行为及其消费支出存在显著负效应；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户主就业以及已婚的家庭发生教育支出的概率较高且家庭教育支出也较高；国有部门就业人口占家庭总人口比增加将显著增加家庭教育支出行为发生的概率和家庭教育支出；但家庭就业人口比与家庭发生教育支出行为及其消费支出存在负相关关系；此外，我们并未观察到户主是否为汉族、户主是否为女性、户主是否拥有住房与家庭教育支出行为及其消费支出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2）采用 Tobit 模型对 2009 年主要分项教育支出实证结果显示，各分项教育支出中，家庭可支配收入对培训费支出的影响最大；户主为女性和家庭拥有住房仅和培训费支出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从年度对比来看，2002 年家庭教育总支出的收入弹性要大于 2009 年的家庭教育总支出收入弹性，且收入弹性大于 1，故相对于 2009 年家庭的教育的消费支出已经属于生活必需品消费支出而言，2002 年家庭教育支出对大部分家庭来说仍然属于奢侈品；2009 年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及主要分项教育支出的影响普遍高于 2002 年；另外其他变量的影响效应也存在显著差异。

（3）2009 年城市人口规模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显著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能够显著促进居民家庭的教育支出。

（4）总体而言，家庭中妻子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显著大于丈夫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受夫妻教育年限方面，妻子受教育年限占比与家庭教育支出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妻子和丈夫就业对家庭教育支出有显著正影响，且影响系数差别不大。

（5）总体而言，我国家庭教育支出对生存型消费的抑制作用正逐渐在降低，比如家庭食品支出、衣着支出；且对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正逐步初显，比如交通、娱乐支出；但低收入家庭仍然难以摆脱家庭教育支出负担过重的困境；而家庭教育支出对家庭其他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则主要体现在中等收入及以上家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