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的昙花一现——论新历史小说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一、  新历史小说的后现代主义精神内涵

（一） 狂欢式的文化颠覆

如果说后现代主义的入侵和对多种文学艺术形式的影响是一个慢热性过程，那么它对文化的颠覆则完全进入了“狂欢”。后现代文化消解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中心模式，使文化进入多元时代，各派理论学家致力于研究这种反常的文化现象，并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如哈桑在确定后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为不确定的内在性时，曾用表格来表示后现代与现代之间的差异，共列举了33 种特征。这种理论成果充分表明了后现代文化对本质主义的反叛性和自身独特的异质性，集中表现为消费文化的震撼兴起。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一系列作家学者在“寻根”文学潮流的呼唤下对历史文化表现出空前的兴趣，这种关注掀起了一股“文化热”的浪潮。虽然如何利用西方文化这一论题已进入百家争鸣的状态，可是无论是保守派的“捍卫传统”、中间派的“西体中用”、“中西结合”还是激进派的“彻底重建”都没有被新历史小说家作为绝对权威所尊奉。因为作家们对后现代文化的引用从来没有特定规则，更没有所谓程度的限制，而是根据时代的需要，或者是经验形成的某种直觉。文化与商品之间逐渐模糊了界限，文学与影视的相互转化便是商品文化物化的结果。这种狂欢式的文化冲击借助科技手段不断蔓延，“反罗格斯的本能冲动”被新历史小说家们疯狂的汲取并摄入作品中，实现了对历史深层文化资源的创新与发掘。

因此，本节内容从传统文化与消费文化两个方面来阐述后现代文化在新历史小说中的渗透和体现，力求在文本中找寻融于新历史小说中的本国文化的独特性。

1.对传统文化的质疑

后现代文化内核的置入无疑对根深蒂固的中国历史文化造成强烈的冲击。战国时期，《史记》的问世宣布了中国文学与史学的融合，文学家自此将历史置于神一般不容侵犯的位置。他们不厌其烦地对历史顶礼膜拜，严格遵循历史留下的创作规律并遵照创作原则循规蹈矩，无论列强打开国门的方式如何野蛮，控制国民灵魂的手段如何强硬，都无法动摇人民捍卫传统的决心，这一点无疑成就了中国文学作品缔造世界性“奇迹”的伟大创举。但在“文革”后，重生的中国人忽然对多年来赖以尊奉的传统和历史产生了怀疑：“听了太多神圣的谎言。眼看着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为自己寻找杀人的神圣理由，你真的对人自身会产生绝望……”有识之士在祖国的主权遭到侵略，领土遭到破坏，经济受到掠夺，文化被无情践踏的境况下，不惜用生命捍卫真理。然而，当灾难过后换来的却是真理的解构，国人又一次陷入极度空虚的状态，文化失范下的作家们也唯有通过作品为人民点燃通向出路的精神火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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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个性化的历史消解

西方后现代理论在完成“颠覆文化”的同时，仍没有遗忘对历史的解构与重建。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拥有自身的时间概况、界限范围，存在的人物以及人物之间发生过的事实，这些以史实的形式被记录在册，供后人研究发掘，其借鉴价值在于自身不容置疑的法律性和权威性。然而自从现代主义遭遇困境后，历史的地位在后现代统御的年代发生惊天逆转：历史发展的同一性规则破裂，历史存在的权威性瓦解。在西方，这种作家主体有意消逝历史感的现象必然离不开战争和工业社会致使人们精神虚空的事实，而同时期的中国也遭遇同样的困境，表现为新历史小说家对单一的一元叙述模式的质疑。

格非与苏童分别致力于民国 20 年代和 40 年代左右的创作，叶兆言顺应时间走向，笔触直指民国之后，余华也不再描写眼下的现实生活，读者在阅读作品时甚至对时间难以分辨……虽然作家们的创作形式千奇百怪，可读者却仍在阅读中察觉到一些隐秘的共性，即借用历史的名义对历史进行戏仿和改写，以求还原他们眼中的“真实”。杰姆逊在其《文化转向》一书中指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旋律就是历史感的消失，……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有两个特征，一是现实转换成图像，一是时间破碎成一连串的无限期的现在。因此本节从消解历史的客观存在与挣断历史线性链条两方面来阐述新历史小说对历史的重构，进而探寻其中所蕴含的后现代主义精神内核。

1.消解历史的客观存在

在 20 世纪的西方社会中，福柯和德里达等人标榜的历史论因其自身具有想象性变得不再可靠，美国学者詹姆逊在其《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文中指出：“历史永远是记忆中的事物，而记忆永远带有记忆主体的感受和体验，现代主义艺术因追求深度而沉迷于历史意识，而后现代主义艺术中，历史仅仅意味着怀旧。”这种做法被后现代作家们称为“新角度”。

在中国，“历史主导论”似乎也逐渐失去阅读市场。虽然大众的审美趣味日趋世俗化，但对历史题材的改编较其他题材而言却具有相当大的弹性，新历史小说家们对这种观点深信不疑，因此在 20 世纪 90 年代，对历史题材的创作思路达到空前一致。但与之前的传统历史小说不同的是，他们不再遵从历史的权威，而是试图去撼动历史的存在。“‘历史’的概念受到了从未经历过的严厉的打击，他们不是反思或质疑某个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而是干脆把历史本身当成质疑的对象。历史真实被视为是不存在的。……他们首先强调的是恢复文学的虚构性质。将它从历史的压抑和禁闭中解放出来，或者干脆以文学的名义去反抗或质疑历史的合理性。”作家们充分吸收后现代解构历史这一技巧，使历史失去本身的时间坐标，成为悬置于空气中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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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历史小说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特征

（一） 独特的叙事策略

叙事学也被称为“叙述学”，是在解构主义的影响下包括视角、理念和方式等理论的一门学科。有关这门学科的理论著作，福柯在《小说面面观》中早有阐述：“叙事/述学是关于叙事/述的理论和系统研究”，当然，这只是叙事学初步发展阶段。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托多洛夫创作《十日谈语法》中对“叙事学”的首次使用标志着它在文学领域的成熟。20 世纪 80 年代末，叙事学在解构主义的引导下终于走入后现代主义的艺术范畴并得到多元化发展。此后，作家的个人意愿受到极大关注。他们通过伪造身份的方式，借助小说中的人物话语来阐述自己的观念。同时，在享受带有解构主义叙事视角的伪装乐趣时，依然不忘虚无主义和寓言化的引入，使读者在话语权方面享有更大自由。

与此同时，随着理论的日益成熟，新历史作家们在历史题材的创作中逐渐融入自己的个性，从叙事倾向的转变到叙事视角的泛化，无不在文本中反射着后现代主义光芒。中国读者习惯了多年来传统文学平铺直叙的叙述方式，和单一第三人称视角的讲述，对于这种转变的接受显得尤为主动，这无疑为新历史小说在中国八九十年代的崛起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综上，本节将从“寓言化的叙事倾向”和“多种人称的叙事视角”两方面，论述对西方叙事理论的选择性借鉴如何使中国叙事学体系在新历史小说创作的运用中逐步完整。

1.寓言化的叙事倾向

八九十年代的寓言虽然摆脱了心灵鸡汤的审美效果，但“用一个看上去不太真实、不太可信的叙事，去说明一个真实可信的道理”的叙事模式依然决定了故事情节的生动性和写作手法的夸张性，这一创作特性与之后兴起的寓言化小说不谋而合。但实际上，寓言小说的创作要比寓言更为深刻。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寓言逐渐演变为长篇小说的文学形式，进而发展为一种艺术技巧，即寓言化叙事。相比于传统叙事而言，寓言化叙事超越了原始创作的可能，采用多种艺术策略，作家们围绕人性、社会、历史与文化等主题，阐释对于“生存”和“真实”的理解，完成了对生命的叩问。寓言化成为重要的叙事方式并与传统小说创作的“哲理性”划清界限。“我不想预言小说未来的道路，对此我一无所知；我只是想说：如果小说真的要消失，那不是因为它自己用尽自己的力量，而是因为它处在一个不再是它自己的世界中。”由此可见，人们对哲理日趋减弱的需求性与寓言化小说的产生在时机上达到了完美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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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多变的写作技巧

一部作品的生命力离不开灵活性的写作技巧，它不仅决定了作品呈现于读者眼前的外在形式，更揭示了作家的创作初衷与主题意蕴。同时，写作技巧又关联着多方面因素。首先，它与作家的生命体验息息相关，它是作者长期积累下形成的创作经验，作者在文本创作中通过写作技巧表达着自己对世界情感的爱憎，折射着独特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最终与语言、叙事等多方面艺术技巧相结合，为作品创造出深刻的审美价值；其次，它与时代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特定的时代必然造成特定写作技巧的普遍性应用，文学发展和艺术发展的规律性都表明写作技巧也要顺应时代共性。在后现代占据主导的文学时代，公然挑战统治阶级的简单直白的写作技巧必然会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因此对于技巧的选择必然要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与多变性，这时“象征”与“反讽”的出现无疑解决了作家和读者的燃眉之急，更契合当下大众的审美品位。

综上，本章将通过新历史小说中“无处不在的象征”和“独树一帜的反讽”两种写作技巧来阐释新历史小说家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写作技巧的改变与运用。

1.无处不在的象征

“象征”一次起源于古希腊，起初被定义为用表象性质暗示隐性性质事物，即“甲事物暗示了乙事物，但甲事物本身作为一种表现方法，也要求给予充分的注意。”这种手法被文学界利用后，逐渐演变为传递某种深层思想观念的符号然而，“象征”在文坛名声大噪还要追溯到“象征主义”在欧洲的两次兴起。

法国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资本主义社会陷入危机，知识分子碍于统治阶级的监控无法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此时，象征的出现正可以暗讽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因此，他们开始借助这一方式在文本中对统治者进行肆意嘲讽，使象征主义风靡于世。“一战”后，经战争重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图造就现实世界之外的“彼岸”世界，这样象征主义便又一次担负着时代的使命重返文坛。后来随着艺术手法的不断提炼，作家便将“象征”作为一种独特的写作手法来表现文本主题内涵和作者的主体化倾向，摒弃小说“临摹现实”的境况，，还原作品的“创造力”。如玫瑰代表爱情，猛兽代表凶残。这种将特定物件赋予特定意义的方式在 19 世纪上半叶家喻户晓，它不仅可以使文本内容扑朔迷离，更可以在表现作者难以言说的情感情绪方面事半功倍。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婉转表意有时会显得晦涩难懂，单一对应的象征组合也使读者陷入久违的阅读困惑，这种文学手法样式终于在上个世纪中期淡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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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后现代语境下新历史小说的变异...................31

（一） 拒绝中的选择..............32

1.主体意识的建构....................32

2.社会现实的反思..................34

三、 后现代语境下新历史小说的变异

（一） 拒绝中的选择

对于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形式的接受，都要有自己的主观见解，集中表现为对一种文化思想的取舍，即考虑究竟一种文化中的哪些因素是值得借鉴和引用的，哪些因素又是不适应国情发展的。如果只是机械性的全盘接受，必然会导致先锋文学等极端文学形式的产生，终究会由于不适应中国文学的发展走向消失殆尽。而先锋文学的许多作家却转而进行了历史题材的创作。他们又一次成为西方理论的“受益者”，而却与之前表露出不同的创作态度：文化带来的截然相反的精神理念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因此他们对西方后现代文学在拒绝中表现出自己独到的选择。

“中国当代迄今还没有出现纯粹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如果说其中一些作品主题和形式上已经很接近西方的后现代文学，但是其中体现的后现代主义因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相联结，所以中国当代的一些文学作品从本质上讲仍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不同。”后现代为了表达他们对深处于科技高速发展的后工业时代的反思，在作品中会力图达到对理性的绝对颠覆和不确定性的绝对表达，但是这种理念的执着在中国并没有被完全接受。中国新历史小说家们在选择的过程中过滤了“极端”的思想，在主体意识的重新建构中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反思。

1.主体意识的建构

后现代主义从产生开始就力图达到对理性主义本质的绝对颠覆，这种现状具有深厚的内部渊源。自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主义从来就被奉为神一般的存在，它在发展中逐渐普及到为整个西方世界顶礼膜拜。但是随着科技革命的到来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严守高处不胜寒的理性主义跌下历史舞台，人们对其置之不理且肆意攻击，因此西方作家在后现代的外衣下对其消解的绝对性可想而知。相比于中国，从“五四”时期启蒙运动开始就在不断引进西方思想的状态下度过，中国所倡导的理性主义并不是从本土衍生，颠覆时也不必到连根拔起的地步。因此，他们在创作时对于“糟粕”的舍弃表现出一定的坚决。综上可见，作家们有关“理性”的运用中表现出拒绝中的选择，即拒绝了“理性”的“绝对化”，选择了对理性的“消解”，并在消解中对主体意识进行了渗入。那么在这种看似矛盾的主体意识中，又是怎么体现出中国新历史作家创作思维的独特性呢？下面笔者将着意分析作家们所接受与拒绝的“理性”究竟有几种含义。

结语

历史虽然作为过去式存在，但后人对它的理解与诠释却预示着一个民族的未来和一个时代的走向。致力于新历史小说创作的作家们虽着手笔下，却放眼世界，用自己独到的眼光和富有新意的创作手法重新书写他们心中的历史烟云，用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阐释根植于民族深处的苦难，演绎着百姓生活中别样的喜怒哀乐与爱恨情仇。虽然在时间的洗涤中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至今仍有学者和作家在进行这一题材的评论研究与创作，但是无论是从研究成果还是影响上看，都已大不如前。如果现在去总结它之前消弭的原因，想必一定会有一种说法是“文学寿命”将尽。不错，任何一种文学思潮和文学形式都存在一定的寿命，但是值得深思的是，如果把它走向没落的所有责任都归咎于它们自身有限的生命周期，抑或是大众达到一种审美疲劳，并用这样的结论去概括古今中外或是东西方所有的文学艺术形式的消逝，便无法帮助任何一种形式的作品保持永恒的生命力。因此关于大众审美的角度并非不值得思考，只是不应该作为考虑的唯一因素，笔者认为真正应该去探讨的还是流派自身的原因，即究竟什么内部因素致使新历史小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如昙花一现。

通过上文对于后现代主义与具有后现代性质的新历史小说的精神特质和艺术形式等方面的关照与比较而得知，新历史小说作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与西方思潮产生相应的化学反应，这种反应无疑为文学生命走向消弭的内部因素的探讨提供有利支撑。如果说新历史小说高潮已逝是因为后现代主义已在中国耗尽了氧气，并且用这一说法印证当初它在出现时就替代了奄奄一息的启蒙主义与现代主义，那么历史上的封建主义纵横中国几千余年，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仍经久不衰早已驳斥了这一结论。文学与政治息息相关，甚至水乳交融，无论是在动荡时期还是和平年代，二者都互为对方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政治格局的改变必然影响文学存在形式，而文学的存在形式又反作用于政治的巩固，因此，尽可能延续一种文学形式生命的方法便是使其适应本国土壤和本国国情。一种文学形式的兴起如果借鉴了西方的文学思潮或文学样式，必然会经历盲目性模仿、选择性吸取、综合性借鉴以及全方位思考，才能在反拨中实现共存，达到完美的融合。而完成融合与反拨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把西方思想中国化的过程。新历史小说家在八九十年代引入后现代思潮时，注重在拒绝中选择、在认同中改造，取舍之后自然适应八九十年代的国家境遇。然而随着新千年的到来，全球化加速对中国的文化语境有了新的要求，十年前改造成功的文学形式已不适应现代性发展，作家们并没有致力于更新才导致原有的文学形式走向萧条。笔者并没有否定文学在发展中的规律性，小说在创作中对于政治和外来文化做出暂时性妥协也是情理之中，但应该始终认清的是，对于后现代为代表的西方文学理论的借鉴，首先需要做的便是保持文学的本土性，克服外来文化在中国的狭隘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