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动员中的典型塑造——以知青典型“邢燕子”为例

一、典型塑造：中共政治动员的治理技术

（一）革命战争时期政治动员中的典型塑造

从革命战争时期起，中国共产党就逐渐探索出了通过树立典型为其政治路线与工作任务服务的政治动员方式。前方打仗，后方支援，这时的典型多是为了适应战争需要而树立起来的，这些典型既包括集体典型，又包括个体典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建设中央苏区的政治动员过程中，群众对党的政治任务将信将疑，中共希望利用“典型”的感召与引导作用，使群众在对“典型”的效仿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认同其政治观念。1934 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将江西的长冈乡和福建的才溪乡的乡政府作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两个模范典型提出，分别树立为妇女工作及选举运动的示范，《才溪乡调查》和《长冈乡调查》两份材料被分发给代表们。毛主席号召各级组织向这两个典型学习，保障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使群众理解“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面对国民党军连续不断的“围剿”，红军伤亡惨重，扩充红军便成为苏维埃政府的当务之急，因此，中央苏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扩红”运动，并涌现出了多位“扩红”女模范，如金维映、丁美贞、李坚真。身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的金维映，亲率一支“扩红”突击队到瑞金县，披星戴月地挨村挨户走访、积极组织动员工作，短短几日内就完成了 1500 人的扩红目标；丁美贞则“在各种会议对群众的个别谈话发言中，宣传当红军的任务义务，所以只有十天，便鼓动三十六名群众去当红军”。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战争政策，日军则将进攻重点转至中共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根据地产生了或轻或重的经济困难。为了摆脱经济困难，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生产自救运动。在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动员过程中，为了提高工农业生产能力，中共鼓励劳动竞赛，利用党报《解放日报》积极宣传、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有贫瘠荒凉的南泥湾变成“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的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有农业战线上被毛泽东赞誉“天下有名”的劳动英雄农民吴满有和工业战线上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的劳动模范工人赵占魁，有“种菜圣人”中央党校油印科科长黄立德，有对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具有重要贡献的模范合作社延安限南区合作社，有在为改变陕甘宁边区社会风气和维护社会稳定而发动的“二流子”改造运动中被改造成劳动模范的二流子申长林、刘生海……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树立了在医治伤员的手术中感染牺牲的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和在炭窑塌方时为救战友而牺牲的张思德作为共产主义精神与风格教育的典型。毛泽东以《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两篇演讲对二人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向两位共产主义战士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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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开放前政治动员中的典型塑造

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个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着恢复经济发展和巩固新兴政权两大重要任务。为了实现这两大目标，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利用国家机器实施专政，另一方面加强了意识形态的控制与教化。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不断通过“树典型”这一手段加强意识形态的灌输，伴随着各种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通过树立典型加强政治动员的运作方式日臻完善并发展至鼎盛，对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为了巩固国防、树立统治权威和复苏经济，中共发动了抗美援朝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等政治运动。在发动这些政治运动的过程中，中共树立了大量政治典型为其政治目的服务。抗美援朝运动期间，为了对广大军民进行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鼓励民众支持前线，中共树立了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等战斗英雄，“通过组织英模报告团、编辑画册、教唱歌曲等形式深入基层进行宣讲”，全国人民的保卫新中国的决心倍增。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表明党严惩腐败分子、防止资产阶级思想腐化的决心，中共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运动抓住了贪官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反面典型，二人得到了严重的惩罚，推动了“三反”“五反”运动的有序展开，也为之后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的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为了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平稳过渡，中共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中共树立了耿长锁这一典型人物。耿长锁将个体农户组织起来，号召村民走合作化之路，带头建立了饶阳县五公村农业生产合作社，被毛主席赞誉为“群众所信任的领袖人物”。

1956 年，三大改造完成后的中国社会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共开始走上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在这一时期，中共树立了大量先进个体和集体典型，动员人民学习他们克勤克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正确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积极献身社会主义建设。有代表“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的“穷棒子社”——河北省遵化县西铺村、全国模范党员史来贺任支书三十余年的河南新乡县刘庄、南京路上好八连、“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等等。其中，工业战线的大庆、农业战线的大寨和先进个人雷锋的典型塑造活动规模最大，影响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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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势造英雄：“邢燕子”典型塑造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当“邢燕子”还是邢秀英

1.“大跃进”时期农村劳动力不足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治工作逐渐走入正轨。随着三大改造和“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过于乐观地估计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情况。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动员全国的力量，万众一心地行动起来，掀起一个规模巨大的农业生产建设的高潮吧！”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由此，“大跃进”运动在农业战线上率先拉开帷幕，进而波及工业等其他领域。

五十年代中国的工农业发展还十分落后，缺乏机械化作业的条件，工农业各方面的“全面跃进”无疑需要采用劳动密集型战略。农业上，工具改良运动、积肥运动、土地深翻运动与农田水利兴修运动普遍实行人海战术，同时农村各种“大办工业”、“大办教育”、“大办食堂”等“大办”活动的展开不但没有节约劳动力反而影响了劳动效率的正常发挥；工业上，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由此掀起。一时间，各地党委第一书记挂帅，“以钢为纲”，不分昼夜地建起上百万个土高炉，发动群众大搞土法炼钢。“1958年10月，全国参加‘小、土、群’炼钢铁的劳动力达到6000万人，12月则更是增加到9000多万人。”经过突击蛮干，12月19日目标任务提前完成，钢产量达到1100余万吨，生铁产量为1300余万吨。但实际上其中有300多万吨土钢、400多万吨土铁基本无法使用，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在农村各种生产运动不断、各种“大办”活动不断，本就缺乏劳动力的情况下，大量农村劳动力被调去大炼钢铁，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妇女和学生也被发动加入农业生产，正所谓“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就将妇女解放归至民族解放的范畴之中，农村妇女被广泛地组织起来壮大革命力量。大跃进时期，中共为了动员妇女从事农业劳动，极力宣传妇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是实现自身解放的道路，“各地一般采取‘儿童教养集体化，做饭食堂化，缝纫机器化，粮食加工机磨化’的措施”，认为这样就可以使更多妇女从这些繁杂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更多的妇女可以加入到农业劳动中去。根据当时媒体报道，这样的办法获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天津专区“建立 69200 多个托儿组织，949 个机器缝纫组，1700 多个手工缝纫组，4200 多个磨面组，共腾出约 30 万个整半妇女劳力(包括不经常参加劳动的妇女)参加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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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领头燕：“邢燕子”的典型特质

1.中学毕业，自愿回乡

邢燕子本名邢秀英，乳名燕子，1941 年出生于北京，老家在天津宝坻县大钟庄乡司家庄村。父亲是天津华北搪瓷厂的副厂长，母亲在天津一个缝纫厂做工，伯父伯母在北京一个干部学校任职，还有个哥哥在江苏常州一个工厂工作，全家二十余口人，大部分都生活在城市。邢燕子从五岁起被父亲邢雨饰送回老家和爷爷邢永顺一起生活，童年的快乐时光使她对司家庄村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新中国成立后，邢燕子的父亲在天津的工作安定下来决定将老人和孩子接到城里生活，可邢燕子的爷爷故土难离，不肯离开司家庄，邢雨饰只好带着几个孩子来到天津。

来到城里之后，邢燕子在天津铁路局职工子弟小学就读，她为人淳朴憨厚，体育成绩突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深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感染。1953 年，邢燕子的父亲决定让身边的一个孩子回农村陪伴独守司家庄的爷爷，在逐个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他发现邢燕子的去意最坚决，于是邢燕子便在 1953 年初秋回到司家庄和爷爷一同生活，读初小四年级。

初小毕业后，邢燕子继续到邻村读了两年高小，期间思想进步、吃苦耐劳、成绩优异，首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1956 年，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全党、全民热情高涨地投入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就在这一年邢燕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离家三十里路巴庄子中学，学校离家远他周末不回家会主动帮校工干杂活，生活上他艰苦朴素、不挑吃穿，她将董存瑞炸碉堡和黄继光堵抢眼的宣传画贴在床头激励自己报效祖国。1957 年 4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社论要求未升学、就业的青年人克服到农村种地“丢脸”、“没出息”、“吃亏”的思想问题，以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积极地投入到农业劳动中去。巴庄子中学响应号召改为农业中学，教学与生产相结合，担负起为农业培养技术人才的任务。作为农中的学生，邢燕子每星期参加三天的农业劳动，这让她经历了种种艰苦劳作的磨练，慢慢树立了“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农民”的理想，与农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8 年 7 月，邢燕子从巴庄子农业中学毕业，当时正值“大跃进”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学校的招生计划有所扩大，城市也大量需要劳动力，邢家大多数亲戚又都在城市生活，对邢燕子来说继续升学或在城里谋求一份工作都不是难事，但她没有选择城市精米白面、车水马龙的安逸生活，她心里惦记的是还在农村的年迈的爷爷，她没有忘记毛主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教诲，她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和青春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此，在父亲的支持下，邢燕子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司家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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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燕子”飞向广阔天地：“邢燕子”典型塑造的过程 ..................... 28

（一）典型的发现 .................. 28

（二）典型的确认 ................ 31

四、中共政治动员中的典型塑造：价值与功能的阐释 ....................... 41

（一）典型塑造：政治动员议题神圣化的媒介 .................... 41

（二）典型塑造：政治动员议题故事化的载体 ................ 43

四、中共政治动员中的典型塑造：价值与功能的阐释

（一）典型塑造：政治动员议题神圣化的媒介

如果一个国家的某一公共政策的贯彻落实必须依靠政治动员才能实现，也就是说政治动员以某一公共政策展开，那么，政治动员的首要任务便是建构相应的政治动员议题。在我国，“政治动员的议题构建聚焦在民族解放、社会解放和经济解放领域” ，这些议题由执政党单方面设定，且内容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显得遥远而宏大，因而欠缺一定的合法性。通常情况下，当政治动员议题缺乏合法性时，政治权威会更加注重动员议题的外在形式，充分利用象征符号资源就是政治权威构建政治议题的方式之一。皮埃尔·布迪厄认为，“符号是社会整合的最好工具，它们促成了一种对社会意义的共识”。哈罗德·拉斯韦尔认为，“依靠某些重要的象征来处理关于人的问题，这是政治精英的一种技能”。“符号”的社会功能在于，它可以用具体物质表达抽象精神，以熟悉的形象传递难言的理念。因此，以隐喻的符号和象征表达政治动员议题，利用手中资源将政治动员议题“神圣化”，是政治权威扩大人们对政治动员议题的认同，以便贯彻实施公共政策的有效手段。

在一个通过使社会不断卷入政治运动来实现治理的国家，其并不稳定的政治制度首先带给民众的是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与疑虑。在具有深厚崇圣传统的中国社会，为了使民众消除这种恐惧与顾虑，政治权威总是树立模范人物，制造满足人们心理投射需要的“共同的英雄”。通过不断向民众灌输典型的光辉事迹，政治权威使人们逐渐对典型产生崇拜，整个政治体系的成员由此形成一种“向典型学习、为国家奉献”的神圣的使命感。于是，作为政治动员议题的象征符号的“共同的英雄”和“共同的使命”最终体现为一种“道德想象”，成为受执政党掌控的“强大的纯粹的象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典型塑造是政治动员议题神圣化的媒介。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持续了二十余年，期间有高潮也有低潮，其政治动员议题虽在不断变化，但其形式一直都是将城市剩余人口“下放”至农村、边疆从事农业生产。这种“下放”与“读书不种田，种田不读书”的传统观念相抵触，青年们又不得不背井离乡忍受艰苦的生活环境。面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相对较低的合法性，在构建其政治动员议题的过程中，中共塑造了大量知青典型，这些知青典型在包装与宣传之下变成了全国知识青年崇拜和学习的道德偶像，传递着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主流观念，并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政治权威从知青典型身上充分汲取符号资源，将知青典型神圣化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象征，并以此弥补政治动员议题的合法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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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优势与困境

如前所述，中共自成立至今树立了大量政治典型，典型塑造在社会治理、政治教化和汲取社会资源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被广泛应用与政治动员工作之中。典型塑造之所以能够成为最重要的政治动员技术之一，必然有其独特的优势，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典型塑造的运用也面临着困境与挑战。

典型塑造具有其独特优势。第一，典型塑造可以整合组织控制、宣传教育和利益诱导等政治动员技术，为这些技术的运用提供素材。例如，在“邢燕子”的典型塑造中，党利用自身的组织力量举办了大量学习、汇报活动，党组织还控制着大众传媒开展了强大的宣传攻势，对邢燕子赋予的各种荣誉与官职也对民众形成了学习典型可以获得利益的暗示，几种动员技术在这里得到了综合利用。第二，典型塑造这一技术能够受到青睐与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道德文化有关，更重要的是传统的社会结构中人治、德治传统根深蒂固，“统治者通过多种方式对忠孝义节的典范进行表彰并鼓励其他臣民效仿，以维护这套道德规范并巩固其统治”。可以说，典型塑造是这种表彰机制在现代的延续。第三，典型塑造致力于通过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感化民众，使人们见贤思齐，是一种政治教化和意识形态灌输，旨在对政治动员客体的主观世界进行改造，使动员客体发自内心地支持政治动员议题，使动员客体自觉自愿地服务于动员主体的政治目的，因而动员效果更加稳定。

典型塑造面临困境与挑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变得多元化，人们的主体意识加强，中共已经不再采用以往不断将社会卷入政治运动的治理模式，虽然政治动员的统治手段没有被放弃，但是政治动员的各种技术的有效性已经有所变化。政治动员的有效实施，很大程度依赖于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信息垄断和资源分配。在改革过程中，国家有选择地退出社会领域，其对社会控制的范围逐步缩小，人们可获得信息的渠道更丰富，国家权力分配资源的能力也进一步弱化，这使得国家权力通过典型塑造的方式进行政治动员的有效性面临挑战。首先，在典型塑造中，为了克服效果退化的问题，政治权威采取了增加数量的策略，大量的典型层出不穷，大有“泛滥成灾”的势头，然而过多的典型对人们的“轰炸”会导致“审美疲劳”，致使对典型的英雄事迹麻木无感，甚至产生反作用。其次，政治权威为了扩大政治典型的影响范围，会将一些只在某一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塑造成“高大全”的全能典型，对典型的过度开发使典型的形象失真，削弱了典型最突出的特点，让人对典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再次，典型塑造作为一种政治动员技术虽然致力于改造动员客体的主观世界，但却缺乏强制性，因而当政治议题缺乏合法性时对典型塑造的使用有时必须辅之以一定的强制手段。最后，在女性典型的塑造过程中，存在着过分强调“男女都一样”的现象。片面地以男性标准去规定女性形象，以“女性男性化”的方式实现“性别平等”，导致了女性意识和女性精神的丧失。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