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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经济全球化的深化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加速了区域经济整合的步伐。随着两岸经济实力的增长及经贸交流的密切发展，台湾对大陆投资、经贸互动与交流日趋频密。2010年6月29日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经济全球化的深化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加速了区域经济整合的步伐。随着两岸经济实力的增长及经贸交流的密切发展，台湾对大陆投资、经贸互动与交流日趋频密。2010年6月29日ECFA的签订标志着两岸的经贸交流、合作进入了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新阶段，也意味着两岸经贸合作享有比WTO更多的优惠，两岸的贸易、投资自由度更高，两岸间的经济合作也更趋紧密。

　　摘要：基于大陆台资集中区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阐述台资溢出效应实现机制的基础上，运用新经济增长理论构建考察溢出效应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表明，台资流入对内资企业发展的影响轨迹呈倒U型曲线：不断增长的台资流入确实对内资企业的产出有正溢出效应，但当台资企业所占当地市场份额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台资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可能就会随其投资额的增加逐渐递减，甚至变为负溢出效应。

　　关键词：台商,技术溢出效应,竞争效应,动态面板模型

　　一、引言

　　溢出效应最早由Marshall提出，是指一个经济主体在进行某项活动时，给外部经济主体带来的额外影响。当这种影响给外部经济主体带来好的经济效果时，会产生正的溢出效应；给外部经济主体带来坏的经济效果时，就产生负的溢出效应。自1979年以来，尤其是1991年之后，台商赴大陆投资蓬勃发展。截至2012年12月底，台湾核准对大陆投资项目累计40208件，核准对大陆投资的金额高达1244.90亿美元。台商投资大陆行为在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经济研究视角：作为大陆吸引和利用外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台资在大陆发展现状如何；台商投资行为对内资企业是否有溢出效应，溢出效应是正还是负，是如何实现的？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积极应对ECFA签订后的两岸经贸发展全新格局，巩固和加强两岸经济合作，深化和拓展两岸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成果已非常丰富，研究的范围涵盖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体，研究中用到的数据类型有时间序列、截面和面板数据。本文参考近十多年来国内有关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文献，对其进行简要的综述。

　　潘文卿（2003）[1]研究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外商投资的溢出效应为正，但作用并不大且与当地的内资工业部门技术水平有关。姜磊、高云超（2004）[2]的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有很强的技术溢出效应，但其大小在整个技术进步水平中的比例不断减小。刘桂林、张韻慧等（2010）[3]研究表明外商在中国医药制造业的直接投资，不存在行业内溢出，但有行业间的溢出效应。朱玉杰、陈涛涛等（2010）[4]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的溢出效应，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使得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较大提高。

　　不同于以上观点，姚利民等（2006）[5]利用2001—2005年省际面板数据，使用内生增长模型分析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存在显著负的溢出效应。段会娟、吴俊（2011）[6]基于江苏省两位数制造业行业数据，对江苏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发现外资比重高的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存在较强的竞争性“挤出效应”。

　　总之，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其结果因考察对象或分析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不可一概而论。整体而言，专门研究台商直接投资大陆对大陆及内资企业溢出效应的文献还为数不多。张传国（2003）[7]研究表明台商投资确实能够推进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但其增长贡献呈下降趋势。此外，他还对就业效应、进出口贸易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这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周鼒（2009）[8]基于1993—2006年大陆地区三次产业的增加值与台商直接投资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台资对三次产业的产出作用比较小，尽管该作用是正向的促进作用。戴淑庚（2012）[9]基于京、津、沪、苏、鲁、浙、闽、粤8个省市的相关数据，就台商投资对大陆集中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就业效应、贸易效应及产业结构效应进行了研究，得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的结论。

　　借鉴以上研究成果，本文主要就如下问题进行探究：台商对大陆直接投资的行为是否对内资企业产生溢出效应，溢出效应是正，是负还是不确定性，大小又如何？溢出效通过怎样的溢出机制（或途径）得以实现。

　　二、台商投资大陆的现状特征

　　（一）台商对大陆投资的发展历程及其在台湾对外投资中的地位

　　自1979年全面完成十大建设后，台湾经济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此时，由于岛内市场饱和、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和产业升级压力等原因，很多台湾企业在岛内原有市场的竞争力减弱，部分企业甚至难以维持，不得不走出台湾寻求机遇。与之相反，此时的大陆自1979年以来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拥有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原材料和广阔的市场等比较优势，能为投资者带来丰厚的报酬，成为国外资本争先投资的地区。相比于国外资本，台湾与大陆仅一水之隔，同宗同源，台商投资大陆不仅能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还能依托大陆广阔的国内市场，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增强产品竞争力。

　　表1给出了台商1991—2012年投资中国大陆及美国占台商全部海外投资的金额比例。从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台湾对大陆投资规模从1991年以来有较大幅度波动，但整体上呈上升态势。1991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引发1993年投资规模达到了一个小高潮，增长率达11.83%，占到了台湾对外投资总额的65.61%。投资中国大陆的占比已由1991年的9.51%增至2012年的93.66%，从1993年（除1999年）到2001年台商在海外的投资每年至少有1/3的资金流向中国大陆，2002年后比例更是达到了1/2以上。随着台商投资大陆规模的快速扩展，台商投资大陆金额占其投资海外金额的比重也不断上升。结合表1和图1可以看出，1991年台商海外投资主要以美国和香港为主，大陆当时仅占到9.51%。但之后随着大陆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加入WTO后投资环境改善，台商对大陆投资占其对外总投资的比例从1991年的9.51%，经2002年的66.61%，到2011年已增加至90.92%，台商对外投资已极其密集地集中在大陆。此外，还有一部分到大陆投资的台商是以中国香港特区资本或美国资本、日本资本等三地投资商的身份出现的（陈恩，2003）[10]。大陆成为台湾名副其实的最大的对外投资地区（张传国，2007）[11]。美国是继中国大陆之后，台商的第二投资地，这二十多年来投资规模有不同程度的波动，但整体上呈现出递减的态势。在香港、日本和欧洲地区，台商投资占比一直保持较低水平。

　　（二）台商投资与地域分异

　　本文采用绝对地域分异模式方法来分析台商投资大陆的分异特征（张传国，2003）[7]，其计算公式为：

　　Q=∑fdii/∑FDI

　　其中Q代表绝对地域分异模式指标；∑fdii是各省市1991—2012年台商对大陆累计投资总额；∑FDI是1991—2012年台商投资大陆总额。这是从台商的角度所做的分析。从表2可以看出，台商在大陆的投资金额在各省域的分布基本上与大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一致：从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梯度格局，呈现出了由东向西递减的规律（戴淑庚，，2012）[9]。

　　东部沿海地区以浙江、江苏、上海、广东和福建为代表，所占比重82.21%，这些省市在地理位置上大都与台湾省接近，具有显著的地缘优势。同时福建、广东与台湾还存在特殊的历史渊源（戴淑庚，2012）[9]。所谓的大陆台资集中区（戴淑庚，2012）[9]指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福建、山东、北京、天津这八个省份，合计所占比高达88%。与1991—2010年的大陆台资集中区所占比重（90.64%）相比，近年来集中区的比重有所下降，而台商对安徽、江西、湖南等中部城市的投资有所增加，这与国家提出的产业转型升级政策和台资企业劳动密集型特点相一致。基于大陆存在显著地域发展差异和台商在大陆投资区域不平衡的事实，加之数据生成过程的差异显著，用整个大陆数据来估计台商对大陆投资的溢出效应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差，而缩小考查范围可以保持数据生成过程的一致性并提高估计的精度，于是笔者借鉴了戴淑庚的大陆台资集中区的范围界定，对大陆台资集中区的台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进行研究。

　　三、台商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一）理论与假设

　　在对东道国的经济效率发生无意识影响作用时，FDI不只会带来积极技术外溢效应，而且还会导致负向竞争效应（何洁，2000）[12]。一方面，外资企业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会带来当地技术的进步，这就是所谓的技术外溢效应，这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的（张诚，张艳蕾等，2001）[13]：外资企业采用的先进技术会对本土同业企业产生较为显著的示范效应，或者外资企业通过增加竞争压力，使得本土同业企业产生寻求提高技术水平的压力与动力。技术溢出效应也可以通过外资企业的员工流向内资企业而获得。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建立起供应商、顾客等业务联系网络，该网络会通过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带来技术溢出。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在当地的发展会挤占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从而带来负的溢出效应。在进入初期，外资企业通常会带来激烈竞争，不断改变当地市场的供应和需求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内资企业会因积极的溢出效应而降低平均成本曲线，然而随着外资企业市场份额的扩大以及因当地市场需求从内资企业转到其他企业，内资企业便难以保持一个低成本的生产规模，其结果必然导致内资企业实际生产点只能沿着平均成本曲线向上移动，导致实际生产的单位成本仍然很高，甚至会高于在外资企业进入前的成本（Aitken&Harrison，1999）[14]。此外，外资企业在技术上具有较大优势，技术优势会给他们带来更强大的市场优势，利用所拥有的市场优势又能进一步有效地防止技术外泄，从而阻碍正的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同时提高行业进入壁垒，阻碍内资企业进入，进而减少竞争，增加自身的利润水平。

　　本文借鉴Aitken和Harrison在1999年提出用来描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和竞争效应的一个简单模型来说明溢出效应的实现途径[14]。该模型做了如下假设：

　　假设一：本地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假设二：在外资进来前内资企业的生产成本是固定的。

　　在这两个假设条件下，在外资刚进入东道国时，市场的初始占有率不高。由于边际成本较低，外资企业会选择更大的生产规模，提高其供应能力来增加其市场占有率，那么就更有可能产生正的溢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等）。于是技术溢出效应会使内资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由AC0下移到AC1（如图2①）。在这一阶段，竞争效应还比较小，技术溢出效应为主导，固溢出效应为正。但随着外资企业的市场份额不断增加，其市场优势也不断建立，竞争效应不断趋强。这将会挤占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进而导致内资企业缩减产量。如图2（①和②）所示，技术溢出效应会使内资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由AC0下移到AC1，但额外趋强的竞争迫使内资企业的产量从Q0缩减到Q1。因此，内资企业只能在一个更小的产量水平上平摊其固定成本，所以平均成本便会沿AC1上移到C点，最终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提高了内资企业的平均成本（由初始的OA′提高到现在的OC′）。由此可见，如果外资企业占本地市场份额足够大，即竞争效应足够大，即使存在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FDI的溢出效应也会减少很多，甚至可能会是负数。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和内资企业发展的关系可能会是一个倒U型的曲线。

　　（二）模型、变量与数据来源

　　为定量研究台商投资大陆的溢出效应，本文借鉴新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假定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即：Q=AL？琢K？茁（1）

　　其中，Q是内资企业的产出，L是内资企业的劳动力的投入，K是内资企业的资本投入。A为技术系数，作为技术系数的A受tdi的影响。依据新经济增长理论，tdi技术溢出具有部分性，而空间经济学认为，技术知识的溢出具有地方化特征，因此，技术系数A与当地tdi流入量有一定的相关性关系，可表示为A=？兹（tdi）？酌。代入方程（1）后，通过自然对数把非线性方程线性化，可得：

　　lnQ=ln？兹+？琢lnL+？茁lnK+？酌lntdi（2）

　　为了考察台商投资流入与内资企业发展是否是倒U型曲线的关系，本文借鉴了南开大学梁永强博士毕业论文（2010）[15]中所运用的模型，把式（2）中的lntdi替换为tdishare，同时把tdishare2入方程（2），得：

　　其中，tdishare是台资企业的投资额占内资企业资本投入的比重，代表台资企业的介入程度。生产是一个连续进行的过程，上一期的产出会对当期产出产生某种影响，因而引入滞后因变量lnQit-1会使模型更加精确。基于以上理论模型分析，构建动态面板模型：

　　式（4）中，lnQit、lnLit和lnKit分别表示i地区第t时期内资企业的真实产出的对数、劳动力投入的对数和资本投入的对数，tdishareit表示i地区第t时期台资企业的投资额占内资企业资本投入的比重。其中，N为截面个数，本文研究的大陆台商投资集中地区包括8个省市，故N=8，T为时间序列的长度，从1999—2011年共12年（注：2004年数据获取的限制，故予以剔除），T=12。

　　本文采用1999—2011年（剔除2004年）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计算。内资企业工业产出Q通过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2006年后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衡量）减去三资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测算，并以1999年为基期（1999=100），利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了修正；用同样的方法测算出内资企业的资本投入Kit（年末总资产）和劳动力投入Lit。其中，资本投入Kit以1999年为基期（1999=100），利用投资品价格指数进行了修正。所有数据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2）》。tdishareit=tdiit/Kit，且tdiit数据来源于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中华民国”历年核准华侨及外国人投资、对外投资、对大陆间接投资统计月报》。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避免伪回归，本文分别选择相同根检验方法LLC检验和不同根检验方法Fish-ADF检验和IPS检验，对模型中使用的数据进行检验。其结果表明各数据都不平稳，但是经过一阶差分变换以后均是平稳序列。通过对式（4）进行基于动态面板模型估计得到表3结果：

　　从静态面板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估计结果来看，有些自变量系数就是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也不显著，而不论是差分GMM还是系统GMM，估计出来的参数均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六个变量中有五个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引入产出滞后项会使回归估计更加稳健、可靠和有效。Sargan检验表明，差分GMM仅仅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下才能接受工具变量设置是合理的原假设。而系统GMM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通过了检验。二者的AR（2）均表明一阶差分后的残差不存在二阶自相关。

　　从系统GMM的估计结果来看，上年产出增长对当年产出增长影响在1%的水平下显著，上年度产出每增加1%，当年产出将增加0.02%。内资企业当年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7171，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内资企业当年资本投入每增长1%，将使大陆台资集中区内资企业当年产出增长0.7171%。内资企业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4016。用来衡量溢出效应的tdishare前的回归系数是0.0402，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tdishare2前的系数是-0.0039，负数且在5%水平上高度显著，表明台资流入和内资企业发展的关系确实是一个倒U型的曲线。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第一，台商投资大陆的区域均集中在了中国的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福建、山东、北京、天津这八个省份。东部区域由于地理环境优势、人力资本优势和良好的经济基础设施，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大力推动下，能够很快很好地吸收台资，并且产生了显著的集聚效应。

　　第二，考察台商投资大陆对内资企业溢出效应的模型中，引入产出滞后项会使回归估计更加稳健、可靠和有效，即采用动态面板模型估计会使结果更加准确。从系统GMM的估计结果来看，上年产出增长对当年产出增长影响在1%的水平下显著，上年度产出每增加1%，当年产出将增加0.02%。内资企业当年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7171，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内资企业当年资本投入每增长1%，将使大陆台资集中区内资企业当年产出增长0.7171%。内资企业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4016。

　　第三，用来衡量溢出效应的tdishare前的回归系数是0.0402，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tdishare2前的系数是-0.0039，负数且在5%水平上高度显著，表明台资流入和内资企业发展的关系确实是一个倒U型的曲线。即当台商投资初始进入的时候，市场份额还很低，竞争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之间，后者占主导地位，这一阶段台资的流入会极大地促进内资企业的发展。但是，随着台资企业的市场份额不断增加，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便会不断被挤占，竞争效应趋强。当台资企业所占当地市场份额达到一定程度后，这种挤占就会导致内资企业生产率的不断趋弱，因此台商投资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开始递减，最后台商投资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可能就变为负效应，整体上呈现倒U型曲线。

　　（二）相关的建议第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身也经历了颇有成效的资本积累过程，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已具备了雄厚的资金和技术积累。因此，如果在这些地区仍盲目持续引进质量并不高的劳动密集型台资企业，势必会对内资企业产生负的溢出效应，造成与国家通过引进外资、提升内地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战略的冲突。因此，沿海地区要提高引进台资的标准和质量，加大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台资企业的引进力度。同时我们也要大力鼓励沿海的劳动密集型台资企业向中西部转移，实现中西部地区的普通劳动者能够在家门口就业，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实现双赢。

　　第二，在台资集中区的企业投入产出弹性都不高，滚雪球效应也不大，而且这些地区内资企业竞争也已经饱和。因此，政府应该支持本地区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逐渐改善国家科技经费的投入结构，加大对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的投入比重。同时政府也要通过多种途径对市场进行适时的引导，让本地企业逐步形成自己的“造血机制”。此外，政府应鼓励和引导条件成熟的企业主动走出去实现技术逆向外溢。政府可在资金、税收、财政支持和服务方面为做实业的企业提供一系列的配套举措来帮助他们走出去。

　　第三，政府应加大力度推进内资企业和台资企业的同等待遇，营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我国之前为了引进台资以及考虑到两岸的经济政治原因，对台资企业实行了较多的“超国民”优惠政策。这不仅严重妨碍了内资企业和台资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也阻碍了台资企业技术升级的进程。如果内资企业和台资企业处于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会激发出更大的竞争活力。台资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时间缩短了，内资企业也可以将更多的资源投向研发以及员工培训，提高和改善企业的技术水平。这样以来，一方面可以培育出大陆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内资企业的吸收能力，从而扩大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1]潘文卿.外商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J].世界经济，2003，（6）：3-7.

　　[2]姜磊，高云超.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J].生产力研究，2004，（10）：12-13.

　　[3]刘桂林，张韻慧，刘雅莉.医药制造业FDI溢出效应实证分析[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1（1）：27-30.

　　[4]朱玉杰，陈涛涛，等.我国纺织服装行业FDI溢出效应研究：因素、机制与对策思考[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5（4）：11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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