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少数民族”的孤独——陈川小说的“民族性”与“地方性”

一  汉语语境下的土家族文学与陈川的创作 

（一）  土家族文学的发生发展

川湘鄂边境一带古老神秘，偏远封闭，特殊的山川河流孕育了别具风味的民俗文化，这一带地区的主要族群——土家族，世代生存于此，在山水怀抱，民风滋养中，完好地保留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民歌、戏曲等民间文学，从而为土家族作家提供了较为真实和客观的素材。其中彭继宽、姚纪彭主编的《土家族文学史》较具代表性，编者将土家族文学分为四个发展时期，第一阶段“远古至‘改土归流’时期的古代文学”（远古—1735 年），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多为口头流传，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土家渔歌、猎歌以及原始戏剧毛古斯。渔歌和猎歌多采用问答形式，将渔猎过程生动的表现出来，对后世的民歌产生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毛古斯是土家族一种极其古老的表演艺术，是在土家族传统摆手活动中穿插进行的。它有歌有舞有对话、有大量的生产动作、有简单情节与场次，演出者要身扎稻草、头佩草辫，所表演内容又多与纪念祖先教育后代有关。”毛古斯记录了土家先民的生活生产方式，揭示了土家族在各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生存境况，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本地区的生产力发展进程，毛古斯的节奏轻快活泼，其中有“过年”、“做阳春”、“起屋”、“打猎”等形象鲜明的内容，反应了土家人民热爱生活、崇尚自然的美好品性。

第二阶段“‘改土归流’至辛亥革命时期的近代文学”（1735—1911 年），“改土归流”对土家族地区影响深远，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增长和文化传播，加深了文化交流，尤其是文人书面创作得到空前发展。土家族民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开始出现了抒情长诗哭嫁歌、长篇劳动诗薅草锣鼓歌，这标志着民歌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些都为后世的民歌创作做了充足准备。其中土家族文学出现了薅草锣鼓歌和哭嫁歌新的文学，引人注目。薅草锣鼓歌是“土家族人民在长期生产劳动中，集体创作的一种直接用于农业生产、诗歌与音乐相结合的民间文学样式。一般由两人演唱，一人按节击鼓、一人应点敲锣，锣鼓间歇、歌声即起、轮流对唱。”由歌头、请神、扬歌、送神四部分构成，形式独特，结构也比较完整，节奏紧凑，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新出现了长篇劳动歌，具有特殊意义。另外哭嫁歌的出现丰富了土家文学，哭嫁歌包括“哭开声”、“哭爹娘哭哥嫂哭姊妹哭众亲人”、“骂媒人”、“入席哭开脸哭祖宗哭穿衣”、“哭上桥”四个层次，层层递进，不仅用哭嫁来控诉封建买卖婚姻，还表达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塑造了出嫁姑娘的典型形象，是长篇的抒情诗，在艺术上属于上层，成为土家文学中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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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陈川的创作历程及特殊性

陈川 1960 生于四川黔江（现重庆黔江土家族自治县），1977 年高中毕业下乡插队落户，同年末参加高考，进入四川涪陵师范专科学校（现长江师范学院）中文专业学习。1981 年毕业分配至黔江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教。1982 年调入行政单位工作并开始发表作品，1993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2011年当选为重庆市作协主席。多次在省级以上文学刊物发表小说、散文，已出版小说集《梦魇》、中篇小说单行本《羊皮的风》、小说集《村庄》和《温暖的亡灵》等作品，其中中篇小说《独猴》1992 年获得四川省首届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奖，小说集《梦魇》1993 年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奖，小说集《村庄》2002 年获得重庆市首届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奖。另外发表有中篇小说《山之巅》、系列散文《俄罗斯文学之旅》、《深秋走西欧》等。他的小说以自己的家乡渝东南为素材，以童年记忆中的往事与人物为原型，融入西方现代小说的艺术手法，深深根植于土家传统文学中，运用夸张和隐喻，让读者产生强烈的心理冲击。

作为土家族的当代作家，陈川和其他少数民族作家一样，作品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始终将自己与本民族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站在中国时代大潮中，用深邃的眼光去探索土家人的生存状态及民族命运，关注城市化进程中土家人何去何从，用冷静的笔触表现土家民族心理的嬗变，在接受本民族文化滋养的同时，也执着地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体现者。他“善于以饱满热情、朴实的语言、巧妙的结构，描绘民族风情、塑造新人形象、较真实的反映的现实生活。”有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他把农民的命运悲欢作为表现的对象。陈川一方面对山民在贫瘠的土地上生活苦苦挣扎却心怀渴望的坚韧不屈加以赞美；另一方面又对他们的固执愚昧、冥顽不化给予无情地鞭挞。《心事》篇中苦竹盖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缺大嫂一家初步满足了物质生活，“人要活得体面”成了新追求，缺大哥的补牙历程折射的便是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中偏远山区对现代文明的回响。在一定层面上，陈川通过农民来表现社会改革，还展现了变革的深度。《塑造》塑造了黄欣、曾启祥这一对来自都市，为山区的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夫妻。小说主要探讨了到底是什么力量让这对夫妻甘心为大山付出一切，从年轻时的激昂兴奋到中年时期的迟疑徘徊再到老年时期的坚定无悔，最终仍坚持最初的选择，，无怨无悔地在这片山区中投入教育的希望，实现精神的升华。陈川从这对夫妻的人生历程中阐释了他们的思想境界得到塑造的种种因素，有年轻人对时代召唤的强烈责任感，有伟大的党的号召，有山区贫困落后的现状，最重要的还有山区淳朴山民的深情厚谊，这些自然而然地为他们的支教人生提供了巨大的力量。他敏锐地发现，在新时代到来之际，交通闭塞的山区仍然被人遗忘，那里落后、贫困，急需像黄欣一样的知识分子去建设，《塑造》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召唤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投身到建设山区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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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族性”与“地方性”书写及其孤独体验

（一）  陈川小说的“土家族”与“渝东南”世界

陈川小说创作中的孤独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民族性”和“地方性”的深度描写来展现的，他笔下的“土家族”和“渝东南”世界瑰丽神奇，有着浓厚的民族意味和地方特色，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风土人情的展示是作者本人思想情感的流露，土家人的民风民俗，土家大山的深邃幽远，土家河流的婉转流长，时刻穿插在作品中间，共同构筑了作者的诗意世界。

从“民族性”而言，相对来说，陈川笔下的土家族并不像扎西达娃、乌热尔图表现藏族、鄂温克族一样，他们写本民族土地上发生的故事，表现了民族的神秘，将狩猎文化、崇拜文化、宗教文化等等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热烈地歌颂民族传统文化。汉文化的强势入侵使其想方设法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融合，又有本民族文化被主流意识形态同化的焦虑，在两种文化中找不到平衡，继而出现文化身份焦虑，有边缘人的危机感，是典型的民族性书写。陈川在表现土家族的“民族性”时，侧重于表现其优秀的传统文化，包括民风民俗、民歌以及民间故事等民间资源，多少带点儿民族意味，既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也没有强烈的民族存亡历史使命感。即使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意味，但似乎仍称不上典型的民族性书写。

从“地方性”而言，北方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故事背景气势恢宏，描写整个部落的兴衰，有种天然的壮阔感，而陈川小说中出现的叙事场景，都是如灰溪沟、罩子盖、苦竹盖、高岩区等与世隔绝的小寨子，偏僻闭塞。作者在写这些地方的人和事时，常常带有“地理性隐喻”，着重表现其中的被遗忘。本文在前面说过，土家族处于武陵山一带，虽然莽莽苍苍，但似乎在中国版图上并未被留意，特殊的地理位置本身带有“地理性隐喻”，陈川将这块版图中更加闭塞的山区呈现在读者面前，从特定的角度看，是内心“孤独”的真实写照。

陈川深深根植于土家族的民族土壤，执着于“本族”与“本土”书写。竭力呈现土家族人生存的孤独和荒诞，但特别引起读者注意的是他作品始终执著地表现渝东南的地方风土人情，写出这片土地的历史变迁和世事沧桑。? 独特的“地方性”书写，给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可感的“土家族”和“渝东南”世界。从创作经历和作品轨迹来看，和多数作家一样，陈川的创作同样经历了“新时期”以来当代小说的整体更迭。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少数民族作家受到了当代主流文学的影响，开始转变创作观念，从传统走进现代。陈川从中篇小说《塑造》对知识分子历史和现实命运的观照，到短篇小说《太阳下》对生命与存在的探索，再到中篇小说《独猴》对生命意识的表达，可以看出其小说创作一直跟随当代小说的观念变革和经验探索。与此同时，其创作深受西方文艺思潮和观念的影响，不断地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经验与手法，探索小说的诸多可能性。如中篇小说《羊皮的风》、短篇小说《梦魇》等作品体现了作家探索小说文体和经验的可能性。考虑到作家本人的土家族身份和较为特殊的写作经历，在某种意义上，这确实形成了一种“超越单质文化特色，以民族性和人类共性的融合实现‘跨族别写作’的现象”。他将渝东南地区的土家族生活如诗般地表现出来，与主流文学相对，形成了一道充满异域色彩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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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现代化进程与孤独的文化体验

纵观土家族的发展，由于封闭的自然条件，其生活的步伐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显得有些停滞不前，并未能完全融入其中，这种疏离滋生出惶恐无助的情绪；其次，随着现代化加剧，日益蔓延的重商主义和拜金主义膨胀了个人私欲，在土家族地区产生了浮躁的风气。从某种角度看，陈川受到这两种负面情感的影响，对现代化充满矛盾，在理智和情感之间难以抉择，现实生活中人精神萎缩，这让他和“美国南方作家”一样，在感情上无比怀念从前的精神乐园，希望钟爱的土家族永远保持着纯美的生活方式，土家人永远刚健勇武，豁达坦荡，坚守传统的价值观。感慨古老的土家族信仰道德的流失，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被遗忘，美好人性的逝去，民族文化被解构……这让他处在矛盾和痛苦之中，是“孤独感”产生的深刻原因。

陈川前期的小说文本表现神奇瑰丽的渝东南地域风光，歌颂土家族斑斓多姿的民俗风情，张扬土家族善良朴实的民族精神，“以纯粹的写实风格和对生活的的热切关注步入文坛。当生活渐次从单纯走向复杂，陈川也渐次视野开阔，走向深刻”，从土家族现实生活起步，随着视野开阔，开始探索生命的复杂意味和独特性，摆脱了单纯展示渝东南地域风貌和土家族民族心理的思考，紧跟时代，多角度地审视土家族乃至整个人类生命的价值，对“民族性”书写的力度明显放缓，后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文本中的族性意识开始消退，这是值得深究的。

纵观南北方少数民族作家，后者往往是在现代化进程加剧的情况下，民族意识越来越强烈，并自觉承担拯救民族文化的使命，在描写民族文化的背后有族群身份的显示，面对汉文化的强势侵袭，滋生出文化身份的焦虑，从而带有“边缘人”的身份表征，在文本中建构本民族已经消逝的情境来抵抗民族性的逝去，在多元的文化语境中探寻自身的独特性，从而在多元化的身份中重新审视自身的民族身份来拯救濒临没落的民族文化。他们通常痛定思痛，将民族文化的反思表现在民族文化素的解构上，如乌热尔图、扎西达娃、张承志等作家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负面因子进行无情的批判，如《西藏，隐秘岁月》中对“佛”的解构。

当外来文化入侵时，陈川不愿意像北方少数名族一样去建构本民族的文化身份，拯救民族文化，反而从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出发，去探寻整个人类的生命生存问题，作者的“个性”开始取代民族性，在作品中淡化自身的民族身份，直接书写现实生活中的众生相，整个南方少数民族作家似乎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他们将视野放在更为宽广的城市生活中去，文本的风格气质甚至看不出作者的少数民族身份，只是偶尔闪现几处隐性的民族特色。如鬼子、叶梅、黄土路等作家，他们的作品无论从写作手法，还是从主题上有种力透纸背的孤独苍凉。这类作品是陈川最优秀的作品，如《梦魇》《独猴》《太阳下》《旧木屋》《酒瓶》《英纳格手表》《羊皮的风》《村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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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孤独体验中的美学探索...........................38

（一）叙事艺术的民族性探索..........................38

1.叙事语言的民族性.........................38

2.叙述视角的转变.......................39

三  孤独体验中的美学探索

（一）  叙事艺术的民族性探索

作为土家族作家，陈川小说中的故事大都发生在偏僻封锁的山寨，即使中后期发生在马喇城、石城的故事也并非真正的大都市，只是靠近乡野的边城小镇，因此陈川小说的主要叙事场景有着浓郁土家气息。不仅如此，他的叙事是在民族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土家人是故事的主要叙述对象，他们的日常生活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

1.  叙事语言的民族性。一个民族聚居地因为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和共同的民族心理性格而成为一个族群，因此土家族也有其特定的语感及语体，形成了独特的土家族文化，这使得陈川的叙事语言带有浓重的土家色彩。首先最突出的特色就是选用了本民族特有的方言俚语。如土家族的一些特有称呼，对老人称“阿公”“阿婆”、小孩子称“细娃”，将渔猎活动称“赶闹”“撵仗”等，这些鲜活的语言散落在陈川的小说创作中，在一定层面上贴上了土家族的标签，符合土家族的审美需求；另外，由于长期生活在山水相间的大山深处，培育了土家人质朴可爱的性格，因此在说话时诙谐幽默、直截了当，陈川抓住了他们这一性格特点，在小说语言上特别注意人物对话时语言的简洁、幽默，如“喂，为哪样哟？恁大的太阳，来洗澡吧，好凉快，好安逸哟”“你默嘛，盖上又穷又苦，有哪点留念头”“你细下默默，我哪里说走展了③”“就你这鼎罐不醒事、喉咙像遭苞谷芯堵住了”“未必你龟儿子勾搭上一个”等，生动地反映了土家人的乐观天性；其次，发展滞后使土家人为了生存常年在山间辛苦劳作，为了排遣劳作时的寂寞，他们养成了载歌载舞的传统，喜欢用唱山歌、跳摆手舞来表达内心的喜怒哀乐。陈川深谙土家族的民族心理，时常在小说中穿插民歌推进故事情节。如《塑造》中的情歌，《汪二》中的风流歌等。这些清新质朴的语言，符合土家族的语言表达方式，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民族情怀。

2.  叙述视角的转变。叙述视角是作者在讲故事时选取的特定角度。“在小说的讲述过程中，作者必须通过视角的选择和控制，来引导读者从最佳的角度观照、进入小说的现象世界。①”可见，作者对叙事视角的选择对所叙述的故事有重要影响。陈川在创作前期，善于使用非限制性的第三人称叙述视角，通常叙述者并不是故事中的人物，而是游离在故事之外，不介入文本，单纯地做客观的描绘，作者可以根据叙述过程的需要，随时转换叙述的焦点，这样的视角往往给读者呈现出丰满的人物形象和情节完整的故事。如《梦魇》中我们不知道叙述者到底是寨子里的人还是经过寨子的人，但不知不觉地跟着他一起进入老蔫的故事中，为他的确真实地打了一枪，但受到别人的嘲笑终于不相信自己确实摸过枪的悲剧命运叹息，甚至有打抱不平的冲动。陈川在《英格纳手表》《旧木屋》等都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这不仅使叙述者有更大的空间去透视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物的命运变化，还使得故事更加真实可靠，更具有真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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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全球一体化影响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进程，重新构建了新的民族文学因子，边缘与中心、本我与他者的界限从清晰到模糊，汉语写作成为少数民族作家面临的难题，在这种难题面前，少数民族作家有自己的文学想象。通过分析得知，南方少数民族作家在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时，在表达上比北方少数民族作家更加温婉，通过对“民族性”和“地方性”的书写来表现身上的“孤独感”。本文对土家族作家陈川研究的启示在于：一方面在汉文化的强势入侵下，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对本民族文化的深沉依恋，彰显民族文化；另一方面，以陈川为个例，观察整个南方少数民族作家身上的“孤独感”，发现南北方少数民族作家之间的差异性。原因如下：

一是相对南方少数民族，北方少数民族都实现过大一统，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整个民族都有深厚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向心力，面对汉文化的强势入侵时，自然比南方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身份意识更加强烈，更多的是文化疏离感。

二是地理位置，南方少数民族大多被汉族所包围，汉化现象严重，甚至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而北方少数民族大多没有被汉族包围，因此能在自己的范围内传播本民族的文化，这些都是北方的少数民族作家为自己民族感到骄傲的资本，所以一旦本民族文化遭到破坏时，必然站出来维护，因此在北方少数民族作家在文本中都有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南方少数民族作家在这方面自然而然不能跟北方少数民族作家相提并论，所以在小说中更多的是“孤独感”的呈现，即没有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疏离的那般强烈，也不是说不热爱自己的民族，这里面作者与本民族的关系似乎更加暧昧，用“孤独感”来表述更为准确。

南方少数民族的“孤独”是少数民族作家在面对两种文化冲突时表现出来的文学景象，由此可以窥见南方少数民族的心理以及深沉的文化积淀；另外这也是他们试图在现代性的意义下重建民族作家的主体性的表现，不仅是少数民族文学何去何从的问题，也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文学值得深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