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存在的问题_环保问题有那些_我看中国环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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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中国环保问题

秦戈（发自英国）

环保非常重要，且要在环境问题上防患于未然；生态环境系统一旦遭破坏以后，其恢复过程漫长，成本非常高，而且有些东西是不可恢复或者不可完全恢复的。由于生态系统的复杂多样，使得环保效果和环保政策的技术性强，故对其评价也有相当的难度，难能一言以弊之。对这样的问题，难能在一短文中展开来讨论，这里就让我把我们所谈的"生态"集中在我生态系统中三大子系统的森林系统上，以此从评价的角度提几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与有兴趣者共同思考。

一

工业化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有些是认识糊涂的选择，有些是清醒者不得已的无奈。前者如西双版纳的毁林开荒，滇池、太湖的围湖造田，后者如东南亚国家、南美国家大量砍伐热带雨林为换取眼前的生存。中国的西北人对绿色，对草木的渴望是其他地区的中国人难以体会的，但70－80年代，他们不但砍所有能砍的树，甚至连田埂上的草根都挖出来，冬天的"两西"地区的大地上，几乎被一种耙子（象放大了N千倍后的刮胡刀一样的一种工具）刮得"一草不染"。是他们不懂得留住草根对他们来年生活、繁衍的重要么？非也。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他们知道只有有效地保存和延续自己今天的生命，才有可能去迎接明天升起的太阳，去腾图崇拜常青的生命之树。否则，明天的持续对他们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由于工作关系，我有机会去非洲和中国西部的一些地方。那里的人，至少那里的地方官员并不象我们有些人想象的那么愚昧无知。有关持续发展在道理上他们明白，但实际生活中经济的拮据总把他们置于眼下生存竞争与长远持续发展的两难境地。这些地方的今天的苦难和未来的问题他们比谁都心中有数，他们不需要耸人听闻的预言家和玩弄政治的野心家告诉他们怎样生活，他们需要的是有实际经验而又有长远眼光的实干家去帮助他们制定长远而切实可行的发展计划，是愿意掏银子的富豪兼实业家的投资，和具有专门技术的崇高志愿者的无私援助和支持。

二

环保项目的难以具体落实是由其本身的特点和性质所决定。环保产品多是一种公共产品；这一特点就决定了它的生产成本和利益享用在时间、空间上的分离，和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个体上的分离。对不起，这么说有点绕口了，干脆给你个例子吧（合适与否我不管了）。譬如，保护好金沙江上游的原始森林和天然次生林对长江中、下游的生态是至关重要的。研究表明，前几年长江发大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上游（包括金沙江、岷江，白龙江等流域）滥砍乱伐所造成的。但停止砍伐森林的直接结果就是断这些地区广大汉藏及各族人民的生活来源，就是使金沙江林业局所属的几万人沦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使这些人的老婆孩子受苦。按照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上游的损失应该由重庆以下一直到上海吴淞口沿长江两岸的居民（受益者）来补偿，以解决上游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问题。理论上的许多应该在目前的现实条件下是行不通的。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的另一种选择是政府干预，让国家财政发挥作用。但当朱老板口袋里的票子非常有限，而教育、科研、就业、社会保障、希望工程、国企改造、国防现代化、香港金融市场吃紧时的护盘等等都需要钱时，这问题就不是个简单的数学问题。一味批评政府不给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但这样的批评太正确了以至于几乎连说出来的必要都没有。

三

环境保护与执政党的政策路线有关，但过于泛政治化地对环保问题进行炒做就有些让人怀疑其初衷了。说它与政策路线有关，最突出而有力的例证莫过于就是所有制变革对环境的影响了。如合作化，公社化带来的森林所有权不明，导致人人都想多砍些"别人"的树；文革中几乎所有的原有管理机构瘫痪，"四固定"的界定当时已不复存在，自然鼓励了农民先砍集体的树，砍完了再砍国营林场的树的群众运动；而到1979年以后搞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几年中，由于农民对共产党多年来政策多变的疑虑，所以，一旦承包权一到手，就开始了自由的大规模的砍树，以免那哪一天政策再变，使放在锅中的鸡飞走。

说不能泛政治化，是因为除了几个阶段的政策性失误和政治运动的干扰外，从政策层面看，不能说中共没有意识到绿化环境的重要性。例如，"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口号，是在中共进城伊始的1950年代中就提出。到1958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等就再次提出了"大地园林化""无山不绿，有水常青"的号召。年复一年的群众性植树造林运动是我们这一代人人人经历过的，其规模在这个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就说北京西山一代现在的树木，南从八大处开始，经香山主峰，过温泉、北安河，到响塘，都是1950年代在朱德总司令的带领下，由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背着带有大土团的大树苗在石头上栽的。现在人们当然可以讨论甚至质疑这种做法的经济效果，但当时绿化荒山的努力是真的，是一切公正的人都不能否认的。1978年以后，颁布了《森林法》，发起了以三北防护林为代表的10大防护林带建设体系；这十大林带遍及全国。仅以三北防护林来说，覆盖北方的9个省（区）的100多个县，横跨西北、华北、东北的4480公里。用了22年的时间，已于2000年完成了第一阶段三期的建设任务。据说共完成造林保存面积2203.72万公顷，约相当于世界人工林面积的七分之一，其中人工造林1538.6万公顷，飞播造林88.17万公顷，封山育林576.95万公顷。该工程已开始产生在其生态、经济和社会诸方面的功效，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生态工程，其努力得到了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好评。

另外，各大城市这几年在绿化和防各类污染方面也下了大力气。如北京（比较特殊）在取暖、环城河流、公交、排污等系统作了很大努力，据说在未来几年要投入200亿人民币于环境治理上。最近全国实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国家也是以大量的投入来换取农民对天然林的退让和保护。

正是这些努力，才使得中国的森林覆盖率由1950年的5－7％（有争议）提高到现在的13－14％，使得许多城市在过了许多年灰蒙蒙的日子后，今天偶尔可见到一点蓝天白云。至少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植树造林，绿化环境方面是做了实实在在的努力的，所以我认为一味指责和唱衰中共在环保方面的政策和业绩是欠公允的。

当然有人可以说，三北防护林建设搞了23年，沙尘暴还那么厉害。客观地说，一方面，三北防护林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生态状况仍很恶劣，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要知道这里分布着全国90％的沙漠和戈壁；尽管森林植被不断增加，但裸露地仍占90％，发生沙尘暴是不奇怪的。另一方面，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还比较严重，甚至导致一些地方生态继续恶化。解决沙尘暴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增加森林植被。如果没有营造三北防护林这样的努力，北方地区的沙尘暴会更加严重。生态的破坏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发生，但其正向演化是一漫长的过程，行为效果的滞后特点极其明显。如英国经过了工业化和二战后，环境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土壤极度酸化，森林覆盖率降到5％，河流、空气的污染也是非常严重，以至于出现了"雾都"窒息人于死地的悲惨。从20世纪50年代后开始努力治理，直至近20年来成效逐显，但即使到今天，土壤酸化、贫瘠化仍严重，森林覆盖率才恢复到8－10％。

四

即使很小一个生态问题也是个复杂的系统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技术评价需要许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即使在同一领域的专家之间，对同一问题也是见仁见智，比如多受争议的三峡问题就是一例。1995年我有幸参加了该项目论证的部分工作。不说其他的，仅就那几大本技术性很强，涵盖面很广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几个专业小组的领导和参与的专家学者的名单就够吓你一大跳的。在大坝坝址所在地三斗坪的一次座谈会上，几位来自欧美的洋学者准备了几个自以为"点死穴"的问题向工程负责人发问。让我们吃惊的是，对这些问题，三峡人不但想到了，而且每个问题都有几套相应的应对措施。如关于三峡可行性研究，水文地理上的研究是从孙中山国民党时代开始的，解放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所谓的仅仅经过十几年的研究之说，实在是无稽之谈。仅仅送电方式，在电力科学研究院与武汉高压研究所进行了不下15年的研究。关于国防安全，除了战争是有预警时间外，三峡的安全防卫其实要比北京城市的防卫严格的多，基本上是分三层进行，只要其中一层有效，任何导弹都无法进入三峡坝区。今天回想起来让人不得不佩服的是三峡人当时就考虑到了最可怕的可能是恐怖分子的袭击；但恐怖行动毕竟是偶发事件。他们是要撞双子楼，还是五角大楼，是炸三峡大坝，还是炸中南海，是不好预测的。人们能做的就是加强日常防卫了。狼要防，羊还得养。

海外民运人士"关心"起中国的环保时，多取"闭门推测""一斑窥豹"之法，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为证明自己预设观点的正确，不惜夸大甚至捏造事实，孰不知他们早已对今日中国变的很无知，很过气；在他们眼里，好象中国的领导人，学者、专家全是白痴，中国老百姓都是被欺骗了的傻子。其实真正的白痴却是那些不愿面对发展变化了的现实，仍活在几十年以前的中国的那些"精英"们自己。

对技术问题应采取科学的态度，千万不要从个人的政治偏见出发，搞泛政治化；否则，什么问题都会变成一锅粥，变得不可讨论之。

五

对中国生态问题主观臆断式的一味抹黑其实是不道德的。说它不道德是因为这种"关心"在攻击其政敌的同时，也诬蔑了一大批脚踏实际，勤勤恳恳为中国建设挥汗的劳动者。关君蔚教授，被称为"泥腿子专家"的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献身于西北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事业，半个多世纪以来，跑遍了山西、陕西、内蒙古、甘肃、宁夏、新疆的沟沟岔岔，为改善恶劣的自然环境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至今以85岁的高龄，仍带领着他的研究小组，奔波在宁夏的西海固一带。三峡工程的技术总指挥张总工，50年代的清华水利人，黑黝黝的国字脸，矮小的身材。他在学生时代就被打成右派，被发放到大西北改造，一生中参加了刘家峡、青铜峡、八盘峡、葛州坝和三峡工程的设计。当问及对自己人生的看法时，他说，作为一个水利工作者，一生中参加了这么重要的国家水利建设工程，为自己的祖国尽了力，所以他觉得心里很踏实。比起中国今日在水利电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觉得他个人在政治和物质生活上所吃的苦，其实就算不得什么。还有那金沙江林业局转岗的伐木工人，转营林后工资少了一半，生活变得突然拮据。当问及他对坚决停止采伐的看法时，他首先报之以爽朗的笑声，然后乐呵呵地说，就他个人和家庭而言，停产简直就是灾难，但为了国家和子孙后代，，早就该马上停止采伐。他说，"虽然我个人目前比较困难，但相信国家和人民不会忘了我们，未来会好起来的"。在宁夏我还看到了继承父业，继续追着风沙奋斗的小伙子，在三峡工地我还看到了在100多华氏度下挥汗如雨的女子电焊班的姑娘们。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乐观、豁达，有极强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他们对自己的付出不刻意追求太多的回报，所以他们非常自尊自信，心态出奇的平衡。这可能就是他们与身居西方的中国人之间的最大不同。

正是这些中国人，创造了中国过去29年来年均近两位数的GDP增长率，筑起了几千公里的防风林带，绿化了几十万平方公里的荒漠戈壁，美化着中国的乡村、城市。

在宽慰某些人担心中国毁灭的同时，也请他们的笔尖下留情：不要诋毁和抹煞了中国人民努力建设自己家园的功绩。

六

纵观历史，对生态破坏最大者莫过战争，在中国如此，世界亦然。在中国东北林区，至今仍可看到日本人60多年前对原始林破坏的残痕，好在那些是常规战争的后遗。那么今天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也许马上要开始的第二次海湾战争中所使用的贫油和其他化学残留物对环境的长期影响也许是我们今天难以准确估量的。富有国家人均对资源的消耗量是穷国家人均的几十倍，这是对人类特别是未来人类的犯罪行为。中国应该吸取这些工业化国家的教训，以负责任，有良心的态度制定好自己的发展政策。

空气、水流是没有国界的，所以环境问题不是一国的事，而是所有地球人的事。在这方面中国应向北欧和有些西欧国家学习，大家一起抵制美国、日本的环境侵略。

七

经济的发展对环境是一把双刃剑。经济起步时，其对环境的负作用可能大与正作用，如在英国的工业化初期的教训，如中国的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但总的来说，经济条件的改善无疑会促进环保的进步。除了人们需求层次提高的要求外，物质的丰富可以替代和减轻需求对环境的压力。例如，过去的中国西北，人们为了生存烧掉了几乎一切可以燃烧的东西；春天种些树，放羊娃每天路过时顺手摇几下，直到摇死为至，因为只有摇死了，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拿回家当柴火烧。正是这艰难的岁月，致使西北到处是不毛之地。当我今年再去西北时，发现土地变得有毛了，而且毛还很厚实。究其原委，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烧煤气、电或煤，没人再去刮地皮了，甚至许多秸秆也没人要了，大都还田。所以山上有草了，地表有了枯枝落叶，用生态学的术语讲就是开始了植被由低级植物向高级植物的演替还原过程。

中国目前用电主要要靠燃煤火电站（大约70%）发电，造成大量的环境污染。对这些污染需要几千亿人民币去进行处理（仅仅装脱硫装置一项，全国的60万以上发电机组就需要1000亿人民币以上）。当诸如三峡等水力发电和核电的普及，将大大代替烧煤，有利于环保。

经济发展了并不必然会重视环保，但挨饿的人首先考虑的是觅食，而非环保。所以，把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对立起来，以反对发展经济来换取环保，无异于缘木求鱼。

八

对中国的环境问题除了从政治、社会的角度看，还要从自然、历史的角度来看。位于中国西部的干旱、半干旱区占国土面积的52。5％。该地区的自然生态特点是：（1）降水稀少，气候干旱；（2）水资源短缺，时空分布不均；（3）植被稀少，荒漠广布；（4）土壤发育不良，盐分含量高。从历史的角度看，长期以来人口的压力对该地区的生态带来了负面的冲击：（1）过度放牧产生的土壤沙化；（2）过度垦作产生的水土流失；全面、长期的环境恶化而导致的自然灾害频繁。这些自然的禀赋和历史的遗产，不因共产党而存，相信也不会因别的什么民主党，民进党而亡。

中国环境问题多多且严重，足以全国上下长期高度重视。根本的改善还有赖于发展经济，开发适用技术，付之以正确的开发政策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唯此，中国的生态环境才可望改善。

文章来源：作者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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