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的反例_从见义不为到见义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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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从见义不为转换到见义勇为，转换到见义敢为？这需要全社会的道德提升，需要社会共同体认识的确立和认同。

　　日前，北京举行了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表彰大会。一批英雄模范人物和集体受到了国家最高规格的表彰奖励。大会同时决定：将建立健全保障见义勇为人员权益的长效机制，加快相关立法进程，以鼓舞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见义勇为的积极性。

　　见义勇为，或者说围绕这个词的话题似乎永远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热点。我们这个社会近些年越来越多地被见义不为的现象所困扰，经常有令人心寒的极度冷漠事件引发舆论的声浪。我们这个社会也不时涌现见义勇为的事迹，让人们不胜感慨，甚至震撼，有时见义勇为的事情还此起彼伏，例如前不久各地媒体连续报道的“最美”故事。

　　不过，只要平心而论，急难险重时刻是否能够指望获得帮助，人们说出答案时多少是有些犹疑的。这样的设问可能本身不无问题。人应当尽量把自己放置在安全处境，而不是指望临急遇险自有他人相助。生命是宝贵的，这既可以成为见义勇为的理由，也足以成为贪生怕死的理由。生命是平等的，既可以解释挺身而出，也可以解释临险而退。见义勇为之所以值得敬佩，原本不在于容易做到，而在于不容易做到。既然如此，设想凡是急难险重之时，必然可得见义勇为的救助，就未免过于理想。但对一个社会来说，临急遇险之时，人们基本上不指望有人会出手相帮，难道不算是一种凄凉？

　　从概念上来谈论见义勇为与道德风气，总不免面临无穷尽的问题，而人们却不难去判断一个具体的情境之下，应该有见义勇为的行为出现，才得以得到心灵的安慰。一个人用枪抵着另一人的头，在众人面前枪杀了他，这会令人哀伤，令人难受，却很少会有人责难在场者的懦弱。然而，如果一个人拿着刀在众人面前将另一个人杀死，人们很可能对在场者进行声讨。是否应当有见义勇为的行为，人们还是基于危险程度和避免恶劣后果的可能性去判断的。

　　但有人用枪抵住他人，又有一个人挺身而出，结果自己失去了生命，而先前被抵住的人得救了。不管他是未曾足够地预计危险，还是确实作出了不惜牺牲的决定，他都将被人赞颂。这种行为，超出了人们一般能够做到的程度，也不能作为提倡见义勇为所希望达到的效果。否则，见义勇为就真是一种苛求。

　　如果这个人挺身而出，但他未能使另一个获救，同时自己也失去了生命，又怎样呢？事情多少会变得复杂起来，精神可贵，但做法不可取；或者，精神可贵，做法也可取；或者，有牺牲精神就够了，做法原本无所谓；或者这其实在精神上也不值得鼓励？

　　选择可能是多元的。这表明见义勇为其实也需要利弊分析。现在，人们不认为未成年去救山火是值得提倡的，也不认为为了保住银行的一个箱子而死于抢劫之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今天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又怎样评价呢？是不智行为还是英雄壮举？虽然会感到矛盾，但是英雄就是英雄，这是不容置疑的。

　　很多时候，人们对道德风气产生怨言，并不是因为没有人冒生命危险去实施好行为，而是因为没有危险而不去做一件救急救危的事，例如一个人倒在街头没有人过问，一个人被人打劫而众人远观。对大多数人来说，形成他们对社会风气评价的，主要是这样的事情。恰恰这样的事情，在这个社会随处可见。

　　今天，人们思考怎样让见义勇为成为风气时，多会谈到“机制”，而建立更多的奖励，不使英雄流血又流泪，往往成为重要的题目。那些因挺身而出付出巨大健康代价的人，需要得到生活保证；那些付出了生命的人，家人应该得到足够的补偿。即使如此，健康和生命损失都很难说能够挽回。然而，见义勇为不能成为风气，更重要的原因并不在于奖励资金不够，而是经常地，并不需要明显代价的善行义举没有人去做。而这才是更值得我们这个社会思考的。

　　我们既需要一个专门的奖励见义勇为的机制，还需要把人们的行为纳入总体的社会过程去思考，，应该作出判断。本质上，见义勇为不是一种特殊的事情，而是人们日常行为逻辑在特殊情境下的自然呈现。特殊情境下的见义不为，内在地缘于日常情态下社会共同体的缺乏，以及由此导致的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疏离。怎样建设社会共同体，怎样使社会不把人们变成散粒，这才是道德境况的核心问题。社会共同体丧失，人们各不相干，或在相互进行负面评价的意义上才产生关系，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为生活哲学，这是见义不为的源动力。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从见义不为转换到见义勇为，转换到见义敢为？这需要全社会的道德提升，需要社会共同体认识的确立和认同。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明了：当别人受到伤害的时候，你也是一个受害者。

　　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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