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建文帝削藩失败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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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建文帝削藩失败原因探析
发布日期: 2012-12-16 发布:
2012年第8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摘要】明初建文帝所统治的朝廷被只据一隅之地的燕军覆灭,这和朱元璋的政治意图不无关系。朱元璋深知功臣武将是朱明江山的不利因素,故而大肆翦除功臣,他急于建构一个以文臣为主体的政府,但他同时也封建藩王,希望通过“文官治理、藩王拱卫”的战略来保护大明江山,然而他的这一做法恰恰造成了建文朝廷的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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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朱元璋;建文帝;文官;功臣武将
明代初期的靖难之役,发端于建文帝削藩,燕王朱棣以此为借口起兵于北平,从建文元年七月到四年六月,历时三年,建文帝所统治的朝廷被只据一隅之地的燕军覆灭。为什么建文帝以一国之力却败在了一方藩王手中呢?笔者认为这和朱元璋的政治意图不无关系:瓦解武将功臣集团,大量吸收文人参政,实行文官政治。
朱元璋在位期间,大肆翦除功臣。最著名的就是兴“胡蓝之狱”。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就以“谋不轨”罪诛宰相胡惟庸九族。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以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罪,处死韩国公李善长、列侯陆仲亨等开国功臣。后又以胡惟庸通倭、通元罪名,究其党羽,前后共诛杀三万余人。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以谋反罪诛蓝玉全族,受此案株连的列侯、高官不可胜数,仅列入《逆臣录》的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①这其中有一部分受牵连的功臣在这两案发生前就已经去世,朱元璋照样削去其子孙的爵位或宰杀其子孙。吴桢,洪武十一年“奉诏出定辽,得疾,与还京师。明年卒。追封海国公……二十三年追论桢胡惟庸党,爵除。”②“胡惟庸、蓝玉两狱,株连死者且四万。”③经过这两次大狱,明初的功臣集团大部分被清理。
另外还有一些功臣宿将,虽未死于胡蓝之狱,但明太祖也以其他借口剪除之。洪武十七年临川侯胡美以犯禁死,二十五年江夏侯周德兴以惟薄不情的暖昧罪被杀。洪武二十七、二十八年,颖国公傅友德、定远侯王弼、永平侯谢成、宋国公冯胜相继被杀。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④
明太祖在位期间,广集宿儒参与政治。明史载:明始建国,首以人才为务,征辟四方,宿儒群集阙下,随其所长而用之。自议礼定制外,或参列法从,或预直承明,而成均胄子之任尤多称职,彬彬乎称得人焉。⑤刘三吾,“博学善属文。帝制《大诰》及《洪范注》成,皆命为序。”安然,耆儒,洪武十三年“召为辅官”。吴沉,“以学行闻……洪武初,郡以儒士举……授翰林院待制。”⑥“明初,特重师傅。既命宋濂教太子,而诸王傅亦慎其选。彦良与陈南宾等皆宿儒老生,而李希颜与驸马都尉胡观傅徐宗实,尤以严见惮。”⑦可以看出,朱元璋不仅重视网罗儒士进入参政,提高文人的地位,而且,也注重对皇子的儒学教育,希望他们将来以文治天下。
推行科举制度,大量培养文官。从洪武三年开始,开设科举考试,朱元璋原本希望能选拔出一批“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的士人。⑧但他认为洪武三年开科以后,所录取的“多后生少年”,这些人“观其文词若可”,能真正办事者很少。所以他在洪武六年下令罢科举,同时下令地方官吏举荐贤能,以补充政府官员。这也显现出朱元璋对文官的急切需求。但荐举制并不能满足明政府长期的人才需求,故而在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又复诏重新开科取士。重开科举以后,朱元璋注重提高科举入仕者的社会地位,特别是进士地位的提升,而荐举制退居次要地位。洪武中叶以后,朱元璋规定,“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⑨科举制成为明朝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但无论是推行科举制,还是罢科举而推行荐举制,都反映出朱元璋求贤若渴之心,两种途径都是为了选举有能力的士人参与政治。
由于大量功臣宿将的剪除和荐举、科举取士的推行,到建文帝即位时,明政府基本实现了以文官为主导的局面。文官参与国策的制定和实施。建文朝,两位主张削藩的大臣齐泰和黄子澄,便是典型的儒士出身。齐泰,“洪武十七年举应天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及(皇太孙)即位……命与黄子澄同参国政。寻进尚书。”黄子澄,“洪武十八年会试第一。由编修进修撰,伴读东宫,累迁太常寺卿……比即位,命子澄兼翰林学士,与齐泰同参国政。”⑩这两位都是洪武朝培养出来的文官。方孝孺,曾师从宋濂,有才学,“及惠帝即位,召为翰林侍讲。明年迁侍讲学士,国家大政事辄咨之。”练子宁,洪武十年贡士廷试一甲第二,“善文章,孝孺称其多学而文。”历任建文朝吏部右侍郎、御史大夫,对朝政“多所建白”。 在洪武朝末期到建文朝,已经很少看到功臣武将及其后代参与政治的现象了。
朱元璋在教育皇子皇孙的问题上,以儒家思想为重,尤其是对储君的教育,主要是以“仁君”的标准来培养的。这也正是他文君治国思想的体现。
朱元璋对储君的培养便是一个典型。他以儒学大家宋濂为太子朱标的老师。宋濂教授“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事,必拱手曰:‘当如是,不当如彼。’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云。” 朱元璋称吴王之后,便在宫中设“大本堂,取古今图书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分番夜直。” “凡入侍太子,与坊、局翰林官番直进讲尚书、春秋、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诸书。” 并且设“太子三师三少”、“太子宾客”的职官,对太子进行道德、礼仪教育,纠正太子的过失。不仅如此,朱元璋担心太子久居富贵,不懂民间疾苦。元至正二十七年(吴元年),他派太子朱标前往老家临濠拜谒祖陵,使其了解民间疾苦和创业之艰辛。朱元璋以儒家的理论来教育太子,是希望他成为一位贤明仁德之君。朱标在其父之前去世,所以朱元璋将孙朱允炆立为储君,即后来的建文帝。建文帝天资仁厚,生颍慧好学,性至孝。“践阼之初,亲贤好学,召用方孝孺等。典章制度,锐意复古。尝因病晏朝,尹昌隆进谏,即深自引咎,宣其疏于中外。又除军卫单丁,减苏、松重赋,皆惠民之大者。” 从建文帝在位时的政治行为,可以看出他是按照儒家理念,去做一位“贤明”之君,他没有其祖父那样多疑暴戾的性格,更多的形象是“宽仁”。
朱元璋的皇子教育似乎颇有成效。太子朱标,温文儒雅,俨然如同儒士。皇太孙朱允炆,也是满怀仁义。朱元璋“命太子省决章奏,太子性仁厚,于刑狱多所减省。至是以命太孙,太孙亦复佐以宽大。” 可见两父子都是宅心仁厚,很有儒家的“仁心”。 朱元璋在设计好了这个文官集团的江山,但他驾崩之后,这个依靠文官的政权在运作中屡屡失误。很快在削藩的过程中,藩王与文人皇帝之间分出了胜负。
建文帝即位之后,在黄子澄、齐泰等文官的谋划之下,开始了削藩,这从历史的教训中来看,削藩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十分必要,但他们所制定的削藩战略失误。在削藩问题上,朝臣持有不同意见,以户部侍郎卓敬为代表的大臣主张采取汉代推恩令的方法削藩;以齐泰、黄子澄为首的大臣坚决主张直接削藩,但齐、黄在具体策略上又产生分歧, “泰欲先图燕。子澄曰:‘不然,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谋定。” 黄子澄主张由弱及强,他认为燕王实力强大,应该先削弱小藩王,再对付燕王;而齐泰则主张先铲除最强大的燕王,再逐个剪除其他弱小的诸王。最后,建文帝听取了黄子澄的建议, 这不仅使诸王对建文朝廷的离心离德,也为燕王叛乱留下了比较充足的准备时间,等到建文帝决定对朱棣下手的时候,朱棣已经准备就绪。
在对燕王叛乱进行镇压过程中,建文帝又表现出相当的仁厚。政治斗争往往复杂凶险,但建文帝却天真的以为自己和燕王有血缘之亲,认为“一门之内,自极兵威,不祥之极。”并且他下令“今尔将士与燕王对垒,务体此意,毋使朕有杀叔父名。”但朱棣在夺得皇位之后,却没这么手软。朱棣举兵成功之后,将建文的弟弟允熥、允熞废为庶人,“锢凤阳”。建文帝少子文圭,年二岁,成祖“幽之中都广安宫”,到英宗时才被释放,那时他已经五十七岁了。
用人不当。最为明显的是对主将的任用。黄子澄“荐国公李景隆代将,泰极言不可。子澄不听,卒命景隆将。当是时,帝举五十万兵畀景隆,谓燕可旦夕灭。燕王顾大喜曰:‘昔汉高止能将十万,景隆何才,其众适足为吾资也!’是冬,景隆果败。” 但召李景隆还后,建文帝“赦不诛”。
而当燕王逼近金陵城时,“谷王橞、李景隆等开门纳王,都城遂陷。” 李景隆作为建文朝廷的主将在战争中十分不良的影响,不得不说,这是建文帝朝廷的用人视察,且赏罚不当。
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燕王朱棣雄韬武略,既懂治国之道,又熟知用兵之法。早在洪武年间朱棣就多次带兵与元朝残余势力作战,积累实力和作战经验。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明太祖派晋王 、燕王棣“帅师征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儿不花,征虏前将军颍国公傅友德等皆听节制。”二十四年夏“癸未,燕王棣督傅友德诸将出塞,败敌而还。”二十八年春“燕王棣帅总兵官周兴出辽东塞。”二十九年春“辛亥,燕王棣帅师巡大宁,……甲子,燕王败敌于彻彻儿山,又追败之于兀良哈秃城而还。” 由此可见,燕王的军事才能相当的突出。在靖难的战争中也能够“亲战阵,冒矢石,身先士卒” 。而且他所经营的势力也并非单纯的文人集团。他的幕僚中,姚广孝深谋远虑,丘福、张玉、朱能之辈骁勇善战。这些都是他成功夺位的良好条件。
朱元璋深知功臣武将是朱明江山的不利因素,故而大肆翦除功臣,他急于建构一个以文臣为主体的政府,但他未建立起一个成熟稳定的文官政治,同时他还将众皇子分封到边镇要地,希望通过“文官治理、藩王拱卫”的战略来保护大明江山,然而他的这一做法恰恰导致了建文朝廷的覆亡。故而,在朱棣即位之后,全面加强了对藩王的管理,同时,也建立了一套较为健全的政体,既有文官的治理,又有武将的维护。
【注释】
①④张廷玉等撰.明史·卷133·蓝玉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②张廷玉等撰.明史·卷131·吴桢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③张廷玉等撰.明史·卷93·刑法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⑤张廷玉等撰.明史·卷137·赞[M].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⑥张廷玉等撰.明史·卷137·刘三吾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⑦张廷玉等撰.明史·卷137·桂彦良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⑧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4·王忠文公集·开科举诏[M].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⑨张廷玉等撰.明史·卷70·选举志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⑩张廷玉等撰.明史·卷141·齐泰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141·练子宁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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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实录·卷36(上)·洪武元年十一月辛丑[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73·职官志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4·恭闵帝[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141·黄子澄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118·诸王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141·齐泰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4·恭闵帝[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5·成祖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3·太祖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参考文献】
[1]张廷玉等撰.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明太祖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3]陈子龙.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作者简介】
欧阳磊(1985— ),男,湖北大冶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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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15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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