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望新陈旭然_谢望新的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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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个题目，已经是21世纪的第七个年头了。离80年代那激情的岁月已经有十七个年头了。十七年，整整一代人！而在我记忆里，我所认识的谢望新是80年代的评论家谢望新。一个人的青年时代，如果有幸和一个伟大的年代结缘，将不枉此生，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对于80年代的人事，有如海明威所说：“假如，你有幸在巴黎度过青年时代，那么，在此后的生涯中，无论你走到哪里，巴黎都会在你心中，因为，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这是海明威在1950年，回忆他20年代在巴黎的青年时代所写下的。这是一位老人，在回顾他金色青春时的遐想。回忆是一种饥饿，一种对青年时代风云际会的渴望与分析。
    回忆令人充满渴望，追忆却使人对这种渴望拥有了绝对的自由，思想的自由。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理性，去辨认评价80年代那个狂飙突起激情燃烧奇诡丛生的文学革命年代了。
    70年代，我在黎母山中伐木，偶尔到镇上去，翻翻饭馆里的《南方日报》，有两个名字让我记住了。那就是谢望新、李钟声的评论文章，有时整整一大版，那些和彼时革命形势非常合拍的文学评论，虽然也很革命八股，但因着年青的血性，读得人血脉贲张。进入80年代，谢望新的文学热情和理论视野豁然开朗。70年代非常时期的文学历练，使他比之80年代初露头角的青年评论家们，，少了一份莽撞多了一些智性。有着一种圆熟与练达的技巧与胸襟。比之50、60年代成名的老评论家们，他又少了一些暮气而多了些激情和锐气。
    在80年代广东评论界，谢望新的确是亭亭玉立、傲然屹立的人物。他年青，有中大中文系的金字招牌，有70年代党报《南方日报》及后来四大名刊《花城》的记者编辑经历。在媒体和文坛，他都拥有得天独厚的运势。他称得上是80年代岭南文坛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因之有幸代表广东参加1981年《文艺报》编辑部组织的第一届（1977—1980）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预选的读书班。这个读书班成员都是各省当时被认为最优秀最有实力的中青年评论家。当时的组织者，著名评论家刘锡诚回忆说：“读书班临结束时，要求到会者每人写一篇论文。他把他的构思和角度同我谈了。我发现他很善于从纷乱的现象中进行概括、抽象。……这篇题为《在对生活思考中的探求》的文稿，发表在《文艺报》1981年第七期上。他在这篇文章里，用宏观的观察较为准确地把握和评价了那一时期中篇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和作家创作的探索趋向。这是他写作途程中的一次飞跃，也是他从广东走向全国的第一步。”这一步对于广东文学意义的全国推广有非凡的意义。
    以北方文学为旨归的中国文学，长期以来关注的视域，从北向南首先是北京，称为京派；再之是上海，称为海派；向西囊括了陕西，称为陕军；最远抵达湖南，推为湘军；岭南是一块被遗忘的土地。尽管这块被遗忘的土地历代才人辈出，从孙中山到梁启超、康有为，他们都演出过震撼中国文学和革命的活剧，但在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中，岭南文学始终处于一种飘摇的状态，一种“鸟语”的嘈切声中。她始终以其阴柔的人性的柔软与懦弱，被排拒于北方文学黄钟大吕的轰鸣之外。从北京归来的谢望新，也许他已然在强手如林的中国文坛上，嗅到了南北文学差异的气息，也许他的评论视野已牵引他率先从地域的视点上，去反观广东文学的历史流变。1983年，他提出了“走出五岭山脉”的文学口号。这是一个向外看的口号。寄望广东作家必须走出岭南的视域局限。这个文学口号的提出，有一种号召广东文学北伐的革命意味。而其对广东文学的意义，一直延伸到现在，也成为新时期广东文学的心病。此后广东文学的沿革和作家期许，都被这个痛苦的梦魇所缠绕。广东文学也许永远无法挣脱这个梦魇，众多作家都在拼命企图获得北方文学的认同，而其认同的历程太漫长也太痛苦。这也许是一个不得不屈服的宿命。
    我愿意绝不虚伪地说，没有一个广东作家不希望得到来自北方，更准确地说来自北京的认同。故稍有可能，广东作家作品，其讨论会都首选在北京召开；若在广东本土召开，也必得邀请一大批来自北京的评论家们，花重金请来，哪怕是对作品说几句无关痛痒的感言，也因之荣耀加身。指出这一点，再回过头来，重新体味谢望新的“走出五岭山脉”的文学期许，其中深藏的历史文化隐曲，是有深刻现实感悟，又是蕴含着地域的历史之痛的。这并不影响这个文学口号的理性高度。我理解谢望新提出这个口号，不仅止于希望更多的广东作家作品跻身于全国优秀行列，更在于愿望广东作家，在深刻理解广东的同时，在全国背景上展开对广东本土的文化认知，冲破狭隘的地域文化樊篱，而实现文学的大气象和大作为。这是“走出五岭山脉”的基础。
    1989年，谢望新在经过了五年的新时期文学历练和思考之后，他又提出了建立“广派文学批评”的口号，并以其自身的文学实践，证明了广派文学批评的建构实力和实现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向内看”的口号。旨在构筑广东文学批评独特的形态、品格、风貌与个性。
    这个口号的提出，直逼文学批评的文化主体性，也即对批评内部的文化构成，取其师法源流的内容和形式。谢望新是较早也较敏锐地把广东的当代文学批评，置于广东文化地理和历史传统之中，进行审视进行建设的先行者之一。他为其论证提供了如下事实：
    “以广东为典型代表的南方文化，已从原来地域意义上的大南方文化中区别与独立了出来；以京派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以海派为代表的大南方文化，以广东为典型代表的南方（岭南）文化，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三个主要潮流。”而南方文化，因伴随着无可抗拒的改革开放大潮的进一步兴起，现代商品经济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将更加使地域性与超越性、时空性与超前性、个性与时代趋向性紧密结合。谢望新的断语虽然没有得到全方位的实现，但十几年之后的广东文化的确如他所预言的，正经历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超越，这就是新移民状态下，南方文化的重度改良。我称其为文学的新南方主义的文化现象。21世纪广东对于建成文化大省的努力与期许，也暗合他当初对于广派文学批评的建设性刍议。
    这些文学口号的提出，都是植根于广东本土文学，在外砾冲击下不得不思索的话题。谢望新是80年代广东批评家中，少数把文学批评目光射向全国，和中国新时期文学走向保持着同步距离的人。80年代初期，他与李钟声就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当时比较活跃的广东本土作家的创作评述，合著了评论集《岭南作家漫评》。80年代中期，他开始把评论视野扩展到全国，密切关注新时期文学动向。《〈愿这里长起参天大树——读全国部分获奖作者、优秀青年作者小说专号〉致“延河”编辑部》、《“文汇”风格——兼评<文汇月刊>1984年报告文学》、《在对生活思考中的探求——读1979、1980年的中篇小说》、《真实的，更是文学的——关于报告文学的一个观点》、《历史会记住这些名字》、《女性小说家论》、《夫妇作家论纲》、《中年女性评论家论》。这些宏观绪论，是他站在文坛制高点上的发言，也是他从广东本土文学出发，追寻文学的全局观念的牛刀小试。这是以往广东文学批评家较少涉猎的领域。同时，他的评论目光也逡巡到文学的远处，而不仅仅是本土的文学圭臬。批评的史诗角度是不囿于地域却充分散发着地域的魅力的。所以，进入他评论视野的作家作品，其地域意义是开广的。许多外省作家作品成为了他挥斥方遒的对象。他非常自觉地将自己拔离了广东评论家的限制范畴，而置身于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批评群体之中。
   
    喜欢或不喜欢谢望新的人，都不得不对80年代的评论家谢望新刮目相看。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作为承接广东老一辈评论家肖殷、黄秋耘、楼栖、黄树森、饶芃子、黄伟宗、易准等的文学批评传统，又团结且提携比他更年青的评论家们，对广东文学批评做出了有益的思考。谢望新是传承链条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他在80年代所思考和建构的问题，在90年代的广东文学批评中绵延不绝。时至今日，广东文学依然没有能够真正意义地走出五岭山脉，依然在为如何走出五岭山脉，如何强化“南方文化意识”而苦苦探寻。再来谈谢望新写于1991年的这一段话：“南方更要强化自己的批评意识与批评准绳。南方批评家仍然没有从北方文化、北方文学许多固有的观念中独立出来。从而丧失或淡化了人类至为重要的一种品格——独立性：独立的思考、独立的见解与独立的判断……它应该是不折不扣属于南方的、属于现代南方的。”这个现代南方到来了吗？我不知道，但是我以为，这样的文学思考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是非常新锐且切中肯肇的。
    我所认识的谢望新，是我们这些稍为年轻的人们，曾经追赶着的80年代的谢望新。在那些岁月里，我们有过激越昂扬，煮酒放歌的经历。1992年，谢望新去担负更大的责任，官也越做越大。我便自觉地敬而远之。惟恐以我辈的特立独行、放纵不羁和自由思想，影响了朋友为官的使命；我便时常站在远处，从电视新闻和报纸重要位置上，去获知朋友谢望新的消息。为他的进步和光荣高兴，在心中埋藏起一份对之的祈愿。
    若干年后，谢望新到作协参与主持工作，我更是恪守克己复礼，惟恐因为彼此曾经是朋友，不慎获得什么好处，会给他添什么意想不到的麻烦，因而君子之交，比水还淡。幸而谢望新对我辈而言，是原则尤强的，他对我更为严格。他曾向我约写《作品》卷首语，我如期奉至，他阅后觉得不合时宜，大笔一挥毙了。这可能是由他约写而又惟一被他毙掉的“卷首语”。不久前，我赴南沙群岛巡航，回来后写了长文，我自从1983年在《作品》发表文章之后，未曾给《作品》投稿。以为谢望新当《作品》主编，会有变化，便把稿子给《作品》，三审时让谢望新又给毙了。他打电话告诉我说稿子毙了，我说没事，但好文章不用，似乎有些匪夷所思，这文章还是花城出版社采用了。看来此生我与《作品》无缘了。我没有如约把文章写得更合时宜，或如他要求那样去写，枪毙是必然的。
    在北京开全国作代会时，谢望新当着饶芃子先生，说起“郭小东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广东对他太薄”云云。他的话令我记起1992年，他评论我的文章，其中说到：“按照他的才华，他的才华质量，他所奉献于社会和人类的精神财富，可以处于社会与生活更中心的位置，但历史没有为他提供这种机缘，让他获得更好的命运，甚至是社会某种普遍的弱点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他的光焰。”这样的话语当然是非常悲天悯人也充满智慧的。令人感怀，也自然令我诚惶诚恐。我笑说已经很厚了。15年了，谢望新还记得他曾经的心思，又一次为朋友的命运鸣不平。而我，自然有别样的心情故事。我没有谢望新“天降大任”的胸怀与理想，我只祈求生命赐我以自由，哪怕是贫困的自由，只要是奔放不羁就好。
    以上也是我对作为评论家的谢望新而不是官员的谢望新的自由的随想。不知合时宜否？
    
   
    2006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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