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武案_我在深圳杨武事件中最想说的五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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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杨武事件观察：谁让懦弱的更懦弱，残暴的更残暴？

　　作者：三人的路

　　深圳杨武事件，我直观感到的是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阴风，所以我写了《这是中国男人最耻辱、最窝囊的一天》。但这一天来，围绕杨武事件，诸多丑陋表演轮番上演，怜悯、反思等基本价值仍在被肆意践踏，使人激愤，不吐不快，于是再说几句。

　　第一、一个太监不必指责另一个太监。遇到弱势群体饱受欺凌的时候，我们总有一些习惯性思维：第一，要是每个人都起来反抗，就不会有杨武事件的悲剧。第二，要用法律使杨武不再懦弱。其实，“每个人都……”这种句式的表达，我们知道，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毫不可能，就如一味的法律依赖是靠不住的一样。至于谈到法律，难道现在法律条文还不够丰富浩繁么？这个问一下每年参加律考的苦逼人就知道了。但在法律条文不被遵行的时候，有人指责杨武不是男人，那么难道指责的人自己就是男人了么？被阉割的何止杨武一人？一个太监，何必指责甚至取笑另一个太监？

　　恰如网友所说，“当联防队员杨喜利踏进杨武家里的那一刻起，悲剧就已经不可避免了：他没冲出去，被道德超人们骂为懦夫；他冲出去秒了施暴者，他就成了夏俊峰；如果他含恨在心之后血亲复仇，他就成了杨佳；如果更深一步报复政府，他就成了钱明奇。”所以，杨武那一个小时的屈辱隐忍，是在他自己的生活常识内做出的理性选择，尽管这种理性看起来十分怯懦。但怯懦从哪里来？一个人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怯懦，也不可能一生下来就怯懦，恰如杨武；一个人不可能无缘无故的丧心病狂，也不可能一生下来就丧心病狂，恰如杨喜利。

　　第二、“个人行为”、“临时工”的说法既无耻，也站不住脚。公共职务行为的习惯浸染中，善会传染，恶也会传染。并且这样的浸染会内化到一个人的个性中去，对职务行为和个人行为之间公权力如何运用的边界产生模糊感。这是生活常识，时时刻刻可以感知得到的。因而凡是参与行使、让渡、购销公权力的人，一旦违法乱纪本就该罪加一等。联防队员、城管、协警之类作为“二警察”，就是公权力让渡下的畸形产物。不管他们何时、何地、何种程度的违法乱纪，都要慎言是什么是“个人行为”，更遑论祭出什么“临时工”之类的荒谬开脱借口？

　　第三、一个人在正常的日常生活中，他本不必熟悉什么法律条文。一个人受到攻击时，他会反抗，会还手。一个老太太摔倒了，路人会上去扶起来。这就是生活中的常情。法学家陈忠林曾说：“在日常生活中，普通老百姓不可能先学法律再根据法律规定来行动，只能根据父母、老师教的道理，根据社会人与人相处的基本规则来行动。”因此在良法之中，必定是让法律来适应常情，而不是相反。杨武当时面临的情形，就是一种常情，它不是什么国际贸易，不是什么高科技，因而他不必熟悉什么法律条文，只需要根据自己的生活常识来反应、来处理即可，在正常的法律体系中一定错不了。但结果是，他错了。一个人受到攻击时，他不敢还手；一个老太太摔倒了，路人不敢搀扶，那还有什么话好说？

　　第四、媒体缺乏性侵犯案件的采访道德，甚于联防队员的兽性。面对隐私环节的咄咄逼人提问，因为记者知道杨武是一个懦弱的人，不敢拒绝任何人，当然包括记者最令人屈辱的提问、复述。一堆采访话筒齐刷刷地指向杨武的妻子，这个瘦弱的女子卧病在床，缠着包扎带的双手蒙脸向隅而泣。面对杨武那一句“我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报纸用粗标题说：“是的，你还好意思说！”舆论上对隐私细节、街区门牌号、当事人的无码照片以及“通奸说”的炒作，让杨武的妻子再一次选择自杀……说得难听一点，这不仅仅是一个关系新闻规范、采访道德的问题，这是常情的堕落、人性的寡淡。在记者身上，在记者节那一天，我不敢想象，如果换一个场景、换一种身份，他是不是就成了联防队员杨喜利？

　　第五、这可能是一个拐点，这可能是一个深渊。杨武事件带给人的心理冲击，非常的难受、震颤，因此舆论层面更多的还是反思的声音。眼下应该有所行动，首要的是以各种力所能及的手段关爱杨武一家，让杨武这一家饱受欺凌的人，感受到这个社会里正义的、让人不绝望的力量，重新站起来。包括如果杨喜利的亲友再来骚扰、辱骂和威胁，应立即依法拘之，如果现场还有心存正义感的街坊、路人、网友和记者，也不妨鸣鼓而攻之。其次，对于杨喜利及其背后的联防队、街道办、当地警方相关领导和责任人应严惩不贷，并举一反三，开展整顿，还公权力的阳光运行于民。倘若不幸的是，这起码的两点都做不到，那么紧随杨武事件的，就不是一个拐点，而是一个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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