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_蒋英_听父辈谈钱均夫钱学森父子逸事

  本文关键词：钱均夫，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听父辈谈钱均夫钱学森父子逸事

发布日期： 2013-07-04 发布：  

  2013年第3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2009年10月31日，世界著名科学家、对当代中国作出巨大贡献的一代知识分子楷模钱学森先生不幸驾鹤西去，斯其时，举国痛惜。我厉、钱两家世代交好，惊恸之下，笔者亦曾于2010年清明前夕，在“人民网”发表拙文《挚友后人追忆钱学森及其父亲钱均夫的点点滴滴》，以聊表哀悼之情。此后数年，也常常在报刊媒体读到悼念文章，总觉得谈之泛泛者多。忆及家中父辈曾屡屡提及的钱均夫、钱学森父子昔年趣事，特追记如下，以遥寄我对前辈和家乡的深切怀念之情，并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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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钱家与余之厉家均根植于杭州，两家情谊也结果于杭州，以同气连枝来形容父辈的交往并不为过。
　　我祖父厉良玉（1865-1940），字韫山，系清代贡生，曾先后任浙江温州和处州（今丽水市）知府文幕。祖父喜好金石，追摹秦汉，兼擅南北两派，尤喜刻楷书长跋，所作《百寿图》著名于时。厉家世代原居于杭州上城区上仓桥和六部桥附近的横箭道巷，邻近南宋皇家遗址，新中国成立初期被当地政府征用，划归国营的东南肥皂厂（后发展为东南化工厂），据说该厂现已迁至杭州南郊，横箭道巷亦不复存在。我记得当时家中旧居有一间祖宗堂，供奉的高祖牌位是清代初期大文学家厉鹗（字太鸿，号樊榭）之牌位。现著名的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位于杭州西郊），犹完好保存着清代光绪初年重修并定名的“厉杭二公祠”，专门奉祀厉鹗和杭世骏两位大文学家。
　　钱家系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王钱镠之后裔。因钱镠在位时保境安民、发展生产、重视农商、轻徭薄赋、疏浚西湖、兴修水利而功德卓著，被百姓尊称“钱王”。后钱镠之孙、当时的吴越国王钱弘俶，在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天下之时逊位保民，和平地成就了我国大一统的康定局面。当地人民为纪念钱氏功德，早在北宋熙宁年间，就在杭州玉皇山上建表忠观祭祀钱王。明代嘉靖年间，又迁至美丽灵秀、婉约无比的西湖东岸湖畔，重建了竖有钱镠雕像的钱王祠。该景区至今犹保存完好。杭州还专门成立了“钱镠研究会”，就在钱老不幸去世的次日，该会在浙江日报社召开钱学森追思会，并于此后的11月5日同杭州市委、市政府、市政协及临安市政府（临安今属杭州市，为钱镠故乡）组成杭州市吊唁团（15人）前往北京，参加6日在八宝山公墓举行的钱学森遗体告别会。
　　钱家是依照“继承家学，永守箴规”八字论辈取名。钱学森祖父钱承慈有二子，长子钱家润，字泽夫；次子钱家治，字均夫，但两人后来都以字行。今杭州市上城区马市街方谷园2号是“钱学森故居”，建于清末，是一幢典型的木结构杭式大宅，横向面宽三间，纵向进深三楹，在第三进后面，有一个后花园，故居总建筑面积802平方米，当时是作为钱学森母亲章兰娟的嫁妆归于钱家的。至今房产所有人仍写着“钱学森”的名字。根据杭州市房管局的档案记载，钱学森上世纪60年代，曾写信给杭州市政府，要求将他的私有房产无偿捐献给杭州市政府，但杭州市政府从未接受过，仅作为代管产处理。2009年“钱学森故居”被列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免费向公众开放。在此故居往东北不远处，即东街路887号（后改为建国北路369号）就是钱家的老宅，钱均夫就出生在那里，直至与章兰娟结婚后，才搬到方谷园2号。
　　二
　　钱学森之父钱均夫与我大伯父厉家福（字绥之）乃同窗契友，两人后又共赴日本求学，同在异乡为异客的成长境遇加上两家的世交之情，使得他们两位此后数十年里一直感情深厚、交往甚密。
　　钱均夫是钱镠的第三十二世孙，其父是杭州的一个丝商，他是家中的次子，早年同他后来的亲家公，即钱学森之妻蒋英的父亲、近代中国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名方震），以及我大伯父厉绥之均就读于清末杭州知府林启所创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他们年纪相近，情趣相投，渐成莫逆之交。三人中，钱均夫与厉绥之又于1902年同赴日本公费留学，而蒋百里因得他人资助于1901年先行赴日留学。
　　据我杭州的堂兄厉声元相告，当时他们留学的费用出自“庚子赔款”，人数有限，先从全国各地挑选，然后再到北京复试。浙江这一拨都在杭州上船，沿大运河北上，经过两个月的旅途劳顿才到达紫禁城。当时与钱均夫和厉绥之同船进京的，还有来自南京矿路学堂的浙江同乡鲁迅。
　　抵日后，他们三人最初曾在东京弘文学院一同学习日语，同班同寝室。1904年学毕日语后，我大伯父厉绥之接受鲁迅的意见，一起学医。但最终鲁迅就读的是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大伯父厉绥之就读的则是日本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其毕业后又考入了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而钱均夫考取的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教育学、地理学和历史，并于1908年毕业。这段时期，三人虽在不同学府，但大家仍时常聚首，纵论天下，共抒救国宏图。他们回国后，彼此还常来往。
　　值得一提的是，钱、厉两家这一代，不仅钱均夫和厉绥之感情深厚，厉家另外几个兄弟，也都和钱家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我二伯父厉尔康（字佛磐），虽与钱均夫本人交浅，却与钱均夫日后的亲家公并同窗好友蒋百里私交甚好。1903年12月，蒋百里考入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第三期，同期的学生中还有日后参与辛亥革命、领导云南护国起义，在中国近代史中声名卓著、同蒋百里并称“士官三杰”的蔡锷。无巧不成书。1904年，我二伯父厉尔康从浙江武备学堂被选送至日本公费学习军事，并于1907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第六期生。蒋百里于1906年回国，并担任清廷东北新军督练公所总参议，不久即被公派赴德国研习军事。1910年蒋百里回国，与厉尔康同在清廷禁卫军中供职，两人因家世渊源而相交甚笃。
　　辛亥革命爆发后，凡在清廷禁卫军中之南方军人又具有革命思想者皆窃议南下，蒋百里与厉尔康均潜回南方。前者先后任浙江都督府参谋长、陆军部高级顾问以及袁世凯总统府军事参议，并于1912年出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16年袁世凯称帝，又南下辅佐老同学蔡锷讨袁；后者则先后在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军校当教官，培养拥护共和之干部。1915年后，又历任浙江都督府一等参谋、督办浙江军务善后事宜公署参谋、浙江军学补习所监督及教官、浙江陆军测量局局长等职。1927年，厉尔康著《国防与物资》一书（上海大东书局出版），蒋百里亲为其作序。 　　我三伯父厉家祯（字瀛程），亦曾于清末留日，在日本庆应大学学习法律和警政。辛亥革命后，和陈叔通先生等在杭州进行地方自治建设，此后直至抗战前，又曾先后担任过浙江省南田县（现并入象山县，属宁波市）和萧山县（现为杭州市的滨江区和萧山区）县长，他与钱均夫也甚为交厚。
　　先父厉家祥（字麟似）为厉绥之四弟，却是师从钱均夫。1908年春，钱均夫从日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科毕业后，曾在日本考察教育半年。是年冬回国，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及浙江高级法政学校任教，并于1911年担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现杭州四中和杭州高级中学前身），先父当时为该校学生，与他同班的还有日后声名远播的新月派现代诗人徐志摩。实际上，他的同学中，还有一位日后享誉文坛的大作家郁达夫，只不过可能同班时间很短。1911年夏，杭州府中学堂更名为“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堂”。先父应该就是在杭州府中学堂晚期同徐志摩和郁达夫同班的，同学中应该还有旧教育界名人、前东南大学教务长董任坚（大陆解放之初，我曾在他家中住过两三年，可惜当时不知此事，未就此事交谈过）。1912年郁达夫即转入之江学堂中学部，徐志摩、董任坚及先父等人则继续留在一中。
　　此外，钱均夫的亲家公蒋百里与先父的关系亦非寻常。先父曾于上世纪一二十年代赴日本上智大学和德国耶拿大学、海德堡大学等校留学十三载，主修教育、哲学和德国文学等。1937年抗战爆发后，即举家由南京迁至上海，而未跟随一同迁往西南内地，究其原因，除父亲为人较清高、不擅官场权谋外，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曾亲口告诉我，他前往上海是由于蒋百里邀他前去为其翻译德国军事著作。遗憾的是，次年蒋百里出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在迁校途中，于是年11月病逝于广西，译书事未成现实。
　　三
　　大伯父厉绥之1909年学成回国后，为中国第一代西医，同年被清廷授予“医科举人”；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曾担任浙江陆军医院院长，后又在沈钧儒先生支持下，于1912年与他人共同创办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浙江医科大学前身），据言这是中国国人自己筹资创办的最早的医学专门学校。
　　留洋归国后的大伯父曾名噪一时，因有他那般资历的医生当时在国内较少见，多有达官显要邀大伯父为其医病诊治，而大伯父亦不辞辛劳，悬壶桑梓。源于厉绥之与钱、蒋两家早年深厚的关系及两家人对其的信任，他逐渐扮演起了他们家庭私人医生的角色。尤其是钱家，关系更为密切。钱家人若患病，皆先征询他的意见。据说，钱学森儿时曾患脑膜炎，是在大伯父的协助医治下才得以痊愈的。大伯父一直记得钱均夫十分疼爱钱学森，年迈的他想起往事时，甚至还告诉自己的儿子，说钱学森从小怕打雷，每逢天空打雷，钱老伯总把儿子搂在怀里并用手捂住他耳朵。堂兄说与我听的时候，边说边笑道，没想到从小怕打雷的孩子，长大后竟然成了中国的“导弹之父”！
　　1930年夏，钱学森刚在上海交大念完一年级，暑假回杭探亲，当时其父钱均夫已在浙江省教育厅任职。不知什么缘故，钱学森突然身体不适，腹泻、头痛、高烧，父母急请厉绥之等人诊治，断定患了伤寒。当时西医办法不多，青霉素尚未引进中国，只好求助于中医。幸好，当时钱学森尚年轻，体质也不错，在中医的努力医治下，勉强得以康复。钱学森后来回忆说：“我在上海读书时患了伤寒，请一位中医看，命是保住了，但却留下病根，那位中医无法去根，就介绍我去找铁路上的一个气功师调理，结果除了病根。练气功在屋里可以进行，很适合我，所以在美国时也没有中断。”钱学森对中医和气功有兴趣，最初就始于这场伤寒病。据说他一直到晚年每日都坚持练气功。
　　堂兄厉声元曾告诉我说，抗战胜利后钱学森从美国回上海省亲，钱老伯曾携钱学森一起，专程去看望我大伯父，钱学森还曾当面向我大伯父叩谢。
　　而据我无锡的堂姐厉声佾相告，1955年钱学森由美国回国后，在上海省亲期间，还专程去看望她父亲厉绥之，此事当时是由派出所先通知厉家，钱学森登门探望时派出所还特意派遣专人在厉家四周巡视。关于这次探访，堂兄厉声钧那天也正好在场。他尚记得钱学森很得意地告诉他父亲说，这次自己回国得到了全家的支持。虽然其时，钱学森子女尚年幼，但他关于回国一事曾特意征求子女意见，大概意思是说“爸妈决定离美回国，你们是留美继续学习，还是一起回国？”结果，儿子钱永刚果断地回答：“Papa，you’re talking nonsense！”（意即，爸爸，你说什么呢！我们当然跟你们一起回国！）堂兄说当时钱学森转述儿子的这句话，是用英文说的，所以他印象很深刻。
　　1969年钱均夫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86岁。钱老先生逝世时，钱学森因重任在外，未能随侍在侧。钱老先生临终前，极想见爱子一面，惜未能实现，我想父子俩对此肯定深以为憾。钱老义女婿张德洛特专函告之大伯父其岳父逝世的消息。当时，我正出差在沪，顺道前去探望大伯父。记得大伯父容颜憔悴，我还没来得及问候他老人家，他便将话题转到了钱均夫老伯病逝这件事上，并将张德洛的那封信拿我看阅。当时，心情低落的大伯父感叹故人已逝，自己也垂垂老矣，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了许多他与钱均夫老伯年少时意气风发的往事，唏嘘之情，溢于言表。
　　四
　　因为父亲的关系，我一直尊称钱均夫老伯为“太先生”（当时上海话都称老师为先生）。
　　钱均夫曾两次担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第一次在任时期，适逢辛亥革命爆发，社会动荡，学校被迫停课。钱均夫随即迁往上海，并于次年在上海创办“劝学堂”，培养热血青年，投身民主革命。钱学森因此于1911年12月出生在上海。1913年春，浙江省立第一中学重新开课，钱均夫携眷返杭，，继续担任该校校长。1914年，他到北平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时年3岁的钱学森也被带往北平。
　　两次担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的时间虽然不长，前后仅两年，但由于钱均夫与大伯父厉绥之情同手足的深厚情感以及钱厉两家的世交，他同先父的师生关系相当密切且有趣。
　　1929年，当时还热衷于“实业救国”和“铁道救国”的钱学森从师大附中毕业后，没有就近报考清华、北大，却远赴千里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当时直属铁道部的上海交通大学铁道机械工程专业被认为是全国最棒的）。而此前1928年，钱均夫便已辞去教育部公职，被委任到浙江省教育厅任职。因此第二年钱学森从北京师大附中毕业，全家就从北京迁回了杭州。1934年冬，钱均夫因病退休，全家又迁居上海。 　　1937年到1949年期间，我们两家同住上海，彼此常有来往。我记忆中的太先生，是位清癯的长者，总是身着长衫，留着三绺髯须，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学养有素、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当时上海为日本侵占，太先生拒绝出来工作，其经济上主要依靠钱学森由美国寄钱回来维持，生活上主要靠义女钱月华照料。1950年钱学森被美国政府扣留软禁，无法汇款国内供父养老。据我上海的堂兄、消防高级工程师厉声钧相告，他当年听父亲厉绥之说，周总理指示由中国科学院每月给钱均夫400元人民币。此数额在中国上世纪50年代相当可观，相当于一级教授的工资，想来大概还略高于中央各部部长或各省省长的工资。
　　太先生同我大伯父一样，都用杭州话直呼我先父为“老四”。一次先父带我去太先生家探望，我记得当时他是住在上海愚园路（现江苏路西侧）的岐山村。甫至其家，由钱月华开门引进。我十分清晰地记得，当时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先父进门后，竟像孩子般的东躲西藏，玩起了躲猫猫。对弟子的“幼稚行为”，太先生淡然一笑。现在想来，不禁令人莞尔。
　　堂兄厉声钧还告诉我，从前我父亲曾对钱学森和钱学榘多有指导和帮助，我父亲比他们兄弟俩要年长许多。但我堂兄现已年逾九旬，具体事例他却是记不准了。钱学榘系钱学森堂弟（小3岁），关系密切不亚于亲兄弟，钱均夫对这位侄子视若己出，钱学榘因家道中落，其学费均由叔叔钱均夫负担。1935年钱学榘也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仅比钱学森晚一年（学森曾因病休学一年）。毕业后同样报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录取后于1936年赴美，同钱学森一样，也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后来他长期在美国从事航空研究，担任过波音公司高级顾问，1997年因患胰腺癌在美国加州去世。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即为其幼子。钱学森回国后，他个人曾在举家前往杭州的途中顺道看望我父亲，当时他向先父深深鞠了一躬。先父时任浙江省文史馆馆员。
　　先父晚年曾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任德语教授，后来文革初期造反派要他写交代材料，当时他已卧病瘫痪在床，写字已很困难，但在简短的交待材料上，他竟不忘提到1931年他“从德国归国后，先前中学校长钱家治老师”的教诲。他于1970年去世，比太先生仅晚了一年。
　　钱学森1955年从美国回国后，一直定居北京，太先生也随之由上海迁往北京。根据周总理指示，国务院1956年任命钱均夫为中央文史馆馆员。由于钱学森身负重任、又恐门卫森严，我就不敢也不便再去探望和打扰，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太先生。
　　五
　　钱均夫夫妇对独子的培养，倾注了全部心血。他们一贯主张要儿子多读一些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太先生在儿子赴美前，还特意为他准备这类书籍，提醒他在国外攻读专业之余，不要忘记阅读这些典籍。
　　钱学森晚年常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父亲。”2005年3月，他在北京301医院曾深情地谈道：“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堂兄厉声树（现居美国，机械和电子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在厉家声字辈中，他素有“才子”之称）当年曾听其父、即我三伯父厉瀛程说，钱均夫老伯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在教育方法上也是宽严相济。当时少年钱学森若要看某部电影，必先要向父亲提出，由钱老伯先到杭州城站电影院去看过一遍后，再告诉他是否可去看。由此可以看出钱老伯在子女培养上的慎重和细心。
　　钱学森逝世后，当时见诸报端的许多悼念文章都称钱老“多才多艺”。关于这点，我倒可以说是“亲身”体验过呢。
　　故事发生在1934年南京市颐和路20号一幢二层的小洋房里。是年，钱学森已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在赴南京中央大学考取清华公费留美前后，曾暂住于此小洋房。据此间女主人讲，那时的“钱学森身着长衫，左臂还带着黑纱，因其母去世不久”。这位女主人上世纪20年代初曾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专钢琴科，有一定的音乐素养，弹奏贝多芬、巴赫、莫扎特、肖邦等欧洲著名作曲家的钢琴作品是她每日必受的精神洗礼。这天也不例外。小洋房的主人也深知钱学森新遭丧母之痛，加之此时的她身怀六甲，美妙的古典小品不仅可以怡情悦性，启迪心智，也可以转移人的哀伤。被哀愁笼罩着的钱学森渐渐被美妙的乐曲所吸引，他静静地走过来，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响，生怕打扰了钢琴前专注于音乐的女主人，女主人也未察觉到钱学森已站在了她的身后。一曲弹完，钱学森才开口说：“您弹的是《致爱丽丝》吧。”之后他就饶有兴趣地与女主人聊起了音乐，从《致爱丽丝》乐句的处理、和声的色彩到他个人对不同严肃音乐的偏好和见解，再到西洋音乐家们的轶事掌故。他谈性甚浓，看得出他对音乐有着纯粹的热爱。而那位女主人也是越聊越觉得吃惊，年轻的钱学森在论及音乐时不经意间引出的许多音乐家的掌故，就是连钢琴专业出身的她都不知道，而他关于音乐的见解不仅很有深度，颇有见地，且对音乐也很有领悟力。
　　读者诸公或许会问，以上这些细节笔者何以能如数家珍般一一道来？实际上，当年钱学森暂住的那幢小洋房即是我家南京故居。先父厉家祥时任南京教育部专员（但同钱学森这次留美考试无关，因与时任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不和，故1935年即离开教育部到考试院任考选委员，并任中央大学德语教授），那位女主人即是先慈唐丽玲，而那尚在腹中即有幸与少年钱学森“妙音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胎儿便是本人。1934年农历十二月初，我出生于南京。此后不久，1935年，钱学森从上海赴美留学，临行前又特地转道南京，到颐和路20号与故人辞别，据母亲说：“那时，他换成了一身西装，非常神气。”
　　先慈从1948年开始即定居杭州，我在上海和南京上学期间以及1956年到北京外交部工作后，每逢假期均返杭探亲。尤其1996年我从外交部退休后，更是每年都回故乡好几个月侍奉先慈。2007年初我在陪她老人家过完百岁生日，春节后返京，她却不幸去世。乍闻噩耗，我当时很是后悔，我离开她老人家时，为避免她难过，故不辞而别，她临终前还惦记我，可惜我却未能随侍在侧。尤其遗憾的是，双亲在世时，因长期分居异地，当时的假期又极其短促，无缘向双亲更多了解一些往事，否则定能说出和留下更多故事。还算庆幸的是，母亲曾亲口告诉我上述有关钱学森音乐修养的往事。
　　大概是因为中国“叶落归根”的传统文化，很巧合的是，钱均夫、蒋百里、我父母亲以及三位伯父母，尽管生前足迹遍天下，最终均安葬于杭州市著名的南山公墓。
　　太先生1969年逝世后，钱学森大概是根据其父遗愿，将之安葬于杭州市茅家埠里鸡笼山。上世纪90年代初因扩展和建设西湖西郊景区之需要，有些墓地要求迁葬，后征得钱学森同意，将太先生之墓迁葬于著名的南山公墓。
　　现墓碑正面刻字如下：
　　考 均夫府君
　　妣 章太夫人
　　治葬子钱学森百拜奉祀
　　墓碑反面刻字如下：1996年3月由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协助自茅家埠里鸡笼山迁葬于此。
　　蒋百里虽出生于杭州附近的海宁市硖石镇（现划归浙江省嘉兴市），但杭州是省会，他又求学于杭州求是书院，生前同杭州关系较密。因此，逝世后安葬于杭州，也是顺理成章之事。蒋英1983年曾亲赴杭州，并去杭州市南山公墓为安葬于此的先父母重新立碑。现墓碑刻字如下：
　　父 蒋百里
　　母 蒋左梅
　　英
　　蒋华 敬立
　　和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重立）
　　先慈唐丽玲虽出生和成长于上海，但从1948年开始直到2007年去世，一直定居杭州，因此最后亦同先父合葬于杭。
　　（责任编辑：顾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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