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与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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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文心雕龙》与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联系在一起，是否有点奇怪？有点勉强？有点不着边际？总之，这个题目能成立吗？

刘勰《文心雕龙》一书对先秦至东晋宋齐间的中国文学史（以各种文体的形成发展与代表性作家作品为经纬）作了一番梳理和研究，难道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在它里面竟会一点反映也没有吗？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关于中国文学史存在着与抒情传统共生互补的叙事传统、两大传统相得益彰的论断，倒确实不能成立而需要重新考虑了。本文主要从《文心雕龙》对各种文体作品的论述中发掘它有关文学叙事和叙事传统的观点。需要说明的是，这在刘勰也并非有意为之，但他的论述既从文学史事实和众多具体作品出发，就必然客观地对此有所反映。这是迄今为止学界尚无人特别关注和论证过却颇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尝试着来作一次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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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开篇《原道》，从“文之为德也大矣”起笔，说到“两仪”“三才”的关系，然后说到人“为五行之首，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1]。突出强调的是人文与人心的关系，而这正是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立足之本，是一切抒情传统理论的根本出发点。《文心雕龙》全书有太多材料可用来论证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因为刘勰不但完全赞同，而且几乎在全书贯穿着《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以及《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类的思想，而这些正是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基本理论依据。

但是，刘勰撰写《文心雕龙》毕竟是从中国文学实际出发的，当他面对文学史事实、面对形形色色的文章体裁和具体作品时，就会很自然地涉及中国文学的叙事问题，或者是无法回避的文学叙事问题。而这也必然要反映到他的论述之中，为我们观察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提供许多信息和资料。

《文心雕龙·原道》篇在述及中国文学的源头“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后，马上就提到：

炎皡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代渺邈，声采靡追。

《三坟》这部传说中的上古佚书，在刘勰描述中应该是一部记事之书，它叙述的是炎皡（炎帝、太皡，即神农、伏羲，代指三皇）时代的“遗事”。

我们追溯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不能不从中国人的叙事思维和叙事能力讲起。先民们由口头传承所表现和积累的叙事经验和叙事才能姑且不论，，仅据刘勰所言，《三坟》既是记载炎皡遗事的（用了怎样的文字、记了些什么事虽然并不清楚），自然可视为（或推想判断为）上古先民的叙事之作。此书作为理想中的经典，应该显示出先民们当时所能达到的叙事水平——此书和与之齐名且性质类同的《五典》《八索》《九丘》等虽今皆不存或被视为伪书，而且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实际上是将《尚书》《春秋》作为最早史书，但他和许多古人，如深受他影响的刘知几[2]对《三坟》之类古史的追忆和遐想，该不是空穴来风，故仍应引起我们的注意。退一步，即使从《尚书》《春秋》算起，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也就够邈远的了。

既要探寻《文心雕龙》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关系，查一查“事”字在《文心雕龙》各篇出现过多少次和它的具体用法，不失为一种方法。当然，绝非书中每次用到“事”字均与叙事有关，如《征圣》篇有“事迹贵文”、“徒事华辞”二句，即与叙事无甚关系。但《宗经》篇论到《易》“《系》称旨远辞近，言中事隐”，论到“《礼》以立体，据事制范”，这两个“事”字，就都与经书的叙事有点瓜葛了。同篇还有论“《书》实记言”，论“《诗》主言志，诂训同《书》”，和论包括《春秋》在内的五经的总体特征“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实际上就把五经与叙事联系了起来——五经所记述的虽都是古圣当时种种事情（所谓“事近”指那些事与古圣生活时代为近），但那些事所喻指的意义却远至后世直到今日仍然有效，这就是刘勰强调后人著文必须宗经的理由。[3]按照刘勰的看法，五经是后代一切文章的源头和楷模。这说法固然笼统牵强，纪昀就曾给予批评。[4]但由此而引出的“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之论，却代表着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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