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精神危机与茅盾文学奖的休克治疗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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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考虑吸收优秀网络文学作品参评的可能性，到时也；然而，在“茅奖”主办机构在“兼顾”中趋向迎合市场；“茅奖”捐建人茅盾的立奖初衷是“鼓励优秀长篇小说；这个核心价值的缺失，在意识形态控制淡化的当前环境；四、茅盾文学奖暂停十年，以建成国家最高文学奖；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学，正如一个人不能没有心；由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运动的结果，“茅盾文学奖”被；在第七届评奖后

排除考虑吸收优秀网络文学作品参评的可能性，到时也会邀请优秀的网络文学评论家作评委。”1[13]陈建功的言论明确表达了“茅奖”主办机构向流行文学甚至“网络文学”示好、迎合文学市场的立场。然而，从第七届“茅奖”颁发以来，这个迎合的立场似乎并未见到相应的“市场回报”。相反，正如许多媒体披露的，“迎合市场的茅盾文学奖离读者越来越远”。实际上，这种“迎合”的姿态直接将“茅奖”评选置于媒体尖锐指出的两难选择：是循规蹈矩地按照早期制定的评选规则稳步前进，还是全面遵从市场意愿去赢取读者的信任？这个两难选择似乎已置“茅奖”于不拔之困厄。

然而，在“茅奖”主办机构在“兼顾”中趋向迎合市场的背后，潜藏着的深刻危机是它的文学观念的混乱和核心文学价值的缺失。新世纪以来的三届“茅奖”呈现的正是核心文学价值失落和“十全大补丸”式无效弥补的悖论。

“茅奖”捐建人茅盾的立奖初衷是“鼓励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推动我国文学繁荣”。茅盾所理想的“优秀长篇小说”无疑是现实主义小说，翻译为中国作协公布的评奖标准，就是“对于深刻反映现实生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较好地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的作品”。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茅盾提出的评奖标准显然是包含着严重局限的，因此，中国作协对“评奖标准”进行从文学题材到艺术形式的扩容，是必要的。但是，这个被扩容后的评奖标准，在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下，为“茅奖”评选设定了既要“坚持立场”又要“兼顾多元”的前提制约。这样的前提制约，使“茅奖”评选因为附载了过度的意识形态限定，而变成了“执行政策”。“执行政策”的“茅奖”背后缺失一个具有超越价值的民族文学理想作为评奖的核心价值。

这个核心价值的缺失，在意识形态控制淡化的当前环境下，，就充分暴露出来：当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不再成为文学叙事的先验原则的时候，“执行政策”的“茅奖”评选自然就嬗变为对文学现状的“政策性迎合”。“迎合”的实质是对文学的人文理想和审美精神的自我放弃。第七届“茅奖”授予以污秽的自然主义描写为能事的《秦腔》，是评委放弃文学的人文理想的表现；而它授予《暗算》则是评委放弃文学精神屈服市场的表现。

四、茅盾文学奖暂停十年，以建成国家最高文学奖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学，正如一个人不能没有心灵及其优美的表达。一个伟大的民族必有伟大的文学，因为民族的伟大是以民族心灵的伟大及其完美表现为核心的。在当代世界，国家文学奖，不仅要公正地评选出评奖年度的最好的作品，而且要以“标杆”的形式成为推崇和提升伟大文学的力量。

由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运动的结果，“茅盾文学奖”被赋予了国家最高文学奖的地位。但是，在经历了七届评奖活动之后，“茅奖”不仅未能实现国家最高文学奖的价值，而且基本上丧失了在其初期阶段具有的积极的社会影响和文学引导作用。现实证明，“茅奖”的评奖机制已完全不适应新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的发展形势，它面临着根本性的危机。

在第七届评奖后，“茅奖”的新一个评奖年度（2007－2010）已经过去四分之三，在此期间，同样没有一部“惊天动地”（真正产生重大文学影响）的作品出现。如果第八届评奖在2012年如期进行，我们可以预见，“茅奖”评选势必再度沦入“无论谁获奖与否，都没有意外，没有遗憾”的困窘。在此前提下，如果我们仍然期待“茅奖”在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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