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汉语言文学论文范文:论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论纲word版下载

  本文关键词：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论纲，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摘要：在中国新文学发展中，延安文艺不仅是对“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承续和发展，而且也是在“左翼”文艺运动理论建设的基础上，将大众化、民族化讨论和实践进一步引向深入，真正作用上解决了文学为大众的理由。延安文艺的形成是百年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最重大的文化事件之一，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新文学历史逻辑发展的合理结果。延安文艺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政治文化影响，对建国后的文艺进程也产生了毋庸置疑的决定性影响，其模式及指导思想，在建国后近30年间，规范和制约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走向和实践品格，也不乏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诸种思潮产生了广泛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所涌动的“现实主义复归”、“底层写作”、“红色经典”热以及各类革命历史题材的写作等思潮或现象，也有着延安文艺内在精神的深层律动或延伸。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深入探讨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密切关联，正视它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借鉴和吸收延安文艺经验来反观、映照当下中国文学所面对的种种理由，重新认识延安文艺精神建构的当代价值，对于真正认知“中国经验”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延安文艺；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经验；当代建构
　　1672-4283（2013）01—0039-14
　　引言
　　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征程中，延安无疑与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进程有着血肉般联系，而作为延安时期诞生的文艺，是经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实践并终于形成了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一种新的系统的意识形态话语。延安文艺上承“左翼”文学，下启50-70年代的文艺，与“五四”新文学、新时期文学和新世纪文学又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也就是说，延安文艺及其意识形态话语在1950年代后的近30年间，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文学艺术的指导思想，而且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种种表现特征，如现实主义复归、底层写作、大众文化等，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其中有延安文艺内在精神的深层延伸。可见，延安文艺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政治文化影响，更值得关注的是，它在新中国成立后很快由延安时期的“党的文艺路线”转换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文学”形态，并由此对建国后的文艺进程产生了毋庸置疑的决定性影响。
　　然而，长期以来，延安文艺并没有引起研究者和学界足够的重视，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在思想解放要求下，西方文化思潮和文学观念大量涌入，中国文化（文学）受到了极大冲击和影响，中国文学在文学观念、文学思维、文学创新等方面遭遇到空前的挑战。中国文学在繁荣的同时，几乎被“西方话语”全面遮蔽或颠覆，不仅理论界很难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而且相当一部分作家在疲惫而绝望地追随着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文学。这种趋向自90年代以来呈愈演愈烈之势，甚至出现了对本土经验的排斥、解构、颠覆等现象。与此同时，那种充分体现“中国经验”的文学创作和文论在被当代的研究者大肆解构之后，已逐渐归于沉寂。因此，发掘和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经验”是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大的课题。
　　长期以来，因延安文艺形成于民族解放战争年代，是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体系，所以延安文艺始终难以成为一个相对客观的研究对象。在文艺体制一体化的20世纪50-70年代，延安文艺被笼罩着过于浓厚的权力色彩和意识形态迷雾，成为一种被神话了的意识形态禁区，以至于使得研究者不敢越雷池一步。新时期以来，由于“拨乱反正”的时代要求以及文艺思潮的频繁变动，过去那种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论纲论文资料由

研究者贴上了“启蒙”与“革命”的标签。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论：“这批（左翼）文艺工作者与前一辈作家的作风迥然不同。他们倾心于意识形态的号召，也因此更愿意从事具有煽动性的文学述作。”即便如此，“革命文学”也转变不了其脱胎于“文化批判”的特质。这些以“普罗列塔利亚特的前锋”“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站在革命的“智识阶级”的精英立场上，宣称自己正在从事的是一场“伟大的启蒙”。成仿吾就宣称：“‘文化批判’将贡献全部的革命的理论，将给与革命的全战线以朗朗的光火。这是一种伟大的启蒙。”1930年代掀起的对“五四”新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和言说的“新启蒙运动”讨论，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产生的。“新启蒙运动”的所谓“新”，是为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旧”进行区别，它强调了“五四”与“左翼”之间的差异性，正如张申府在《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一文中说的：“在思想上，如果把五四运动叫做启蒙运动，则今日确有一种新启蒙运动的必要；而这种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的启蒙运动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继承，而应该是一种扬弃。”但是绝大多数论者仍认为“左翼”文学运动是“五四”新文化的继承者，继续和推进着“五四”未完成的启蒙运动的事业。如陈伯达就多次表明了类似的观点：“我们都是五四的儿子，都是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儿子，过去的先觉们已给我们开了多少的道路，我们现在就是要继续他们开辟的工作，并去完成这工作。”齐柏岩也认为：“我们当前的文化工作，正是继续着‘五四’未完成的工作，而展开一个更新的更伟大的文化运动——新启蒙运动。”“左翼”文艺理论家们之所以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是因为这两者之间启蒙大众的目标和反封建思想文化的指向是一致的。陈伯达就认为，“我们的新启蒙运动就是要把四万万同胞从复古独断、迷信、盲从的愚昧精神生活中唤醒起来，要使四万万同胞过着有文化、有理想、光明的、独立的精神生活”，具体到文学创作，就是“应该和一切新文学家联合，却消灭那荒唐、迷信、诲淫诲盗的旧小说、旧鼓词，把最广大的下层社会读者夺取过来。”
　　社会时代的变革往往会使文学主潮发生相应的变化，然而，那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们却一直坚持着启蒙的姿态进行创作。在国统区，胡风、冯雪峰等“左翼”作家继承了“五四”传统，将启蒙思想纳入到特殊年代的民族救亡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潮流中。而在解放区，自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高度评价了鲁迅的价值和地位，提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后，以“启蒙”为旨归的创作思潮，被延安解放区作家奉为典范。在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之前，解放区就已经出现了一批具有强烈的启蒙意识的作品，尤其是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以及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等。但是，这种以暴露和批判为主要倾向的创作风潮，与延安所处的战时环境极不和谐，也给解放区政权带来了不利影响。在文艺已经触及了延安敏感的政治理由的背景下，解放区政权领导人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讲话》的发表确实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作用，不少评论者将其与之前的“五四”新文学区别为“大众化”和“化大众”，在此，我们不妨看成是延安文艺的文艺为工农兵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启蒙旨归的互为并置。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理由是，《讲话》并不反对文学的启蒙功能，“整风运动”也并不是针对作家的启蒙姿态，其实在“整风运动”之初，当知识分子通过《轻骑队》和《讽刺画展》来暴露延安的现实社会弊端的时候，毛泽东并没有表示反对。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工农兵的缺点也毫不掩饰：“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与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其背上的包袱，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并且也明确地表示，“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愚昧，无文化，所以他们的迫切要求就是把他们所急需的与所能迅速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向他们做普遍的启蒙运动”。所以座谈会的目的之一就是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有力武器。也就是说，延安文艺界“整风”的缘起不是这些作品所具有的启蒙意识，而是因为它们批评讽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论纲相关范文由写

启蒙运动的本身，不用说，蒙着很大的不利。于是大众化的口号自然提出了”。
　　1930年“左联”成立后，其中心工作之一就是探讨文艺的“大众化”理由。“左联”还特别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依托《北斗》《拓荒者》《萌芽月刊》等“左翼”刊物刊发了大量有关“大众化”理由的讨论文章。“左联”执委会通过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规定：“为完成当前迫切的任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确定新的路线。首先第一个重大的理由，就是文学的大众化。”为了贯彻文艺“大众化”的决议，“左联”理论家要求文学创作题材不仅要正面反映底层苦难的生活以及大众的革命斗争实践，而且还要在语言和形式上做到通俗易懂。正如鲁迅要求的：“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作家，竭力来做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众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那文字的程度，恐怕也只能到唱本那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通过“大众化”理由的广泛而深入的研讨，中国现代文学才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才真正走向了自觉与自立，逐渐摆脱了欧化与泥古的双重焦虑。“左联”之后，“大众化”成为了新文学的核心关键词，诚如胡风所言，“八九年来，文学运动每推进一段，大众化理由就必定被提出一次。这表现了什么呢？这表现了文学运动始终不能不在这理由上面努力，这更表现了文学运动始终是在这理由里面苦闷”。胡风的话无疑传达出了一个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亲历者的深切体验。
　　出于对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全国各地的作家纷纷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尽管作家们希望投身于革命洪流的目标一致，但因生活环境和创作经验各不相同，对文艺“大众化”的重视和实践也有差别。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特别是在《讲话》发表之后，文艺工作者关于“大众化”产生了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在思想意识方面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大众化”成为了他们自觉实践和主动探索的创作之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史家是这样评价《讲话》后“大众化”运动的历史功绩的，“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专业作家与群众文艺运动结合，中国传统民间文艺在现代新文艺的启迪下得以蓬勃复兴，反过来，民间文艺的创造活力又补充丰富了现代新文艺。对于自诞生以来就主要受外国文学影响的新文学来说，这种来自民族传统和民间文化的推动力，是具有特殊的作用与价值的。”这个观点可以说是对延安时期“大众化”运动的客观准确的历史评价。《讲话》后解放区文学的一个突出症候就是“大众”真正成为了文学的主体，他们不仅变身为作品的主人公，他们深层的思想动机和鲜明的行为特征都得到了立体的呈现，而且他们的历史能动性与阶级主体性被一再确认和肯定，他们推动历史、改造历史的壮举得到了丰富的表现；大众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也得到了全方位的再现，仅以《人民文艺丛书》所收录的作品而论，就有涉及战争、土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论纲相关论文由收集整理提供,如需

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和中国共产党惊人的建设力量，而且在这里面忠实地描写出中国人民的觉醒与政治力量的成长”。显然，作家们只有在深入人民大众之后，才能写出如此真实的场面，只有在“文艺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的号召下进行创作，才能对备受压迫的民众有如此真切的情感。
　　但需要注意的是，“为什么人的理由”不仅是一个理论理由，更重要的还在于创作实践。“左联”提出的“大众化”理论是中国新文学诞生和发展的必定要求。在“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口号下，中国新文学展现出了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全新风貌，表现普通平民的生活成为其中的亮点，但是“五四”新文学中的“平民”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下层百姓，而是与士大夫贵族阶层相对的以小资产阶级为主的市民阶层。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兴起，特别是在“左联”成立后，文艺“大众化”就成为了“左翼”文学的首要任务。尽管“左联”所谓的大众指的是工农阶层，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和历史条件，以及作家没能结合大众等理由的限制，文艺的“大众化”主要还是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而为“工农大众”的文学创作实践并不多见。《讲话》在中国新文学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大众化”理论的探讨的基础上，解决了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两个中心理由，将“大众化”理论推进到了新的阶段。毛泽东明确指出，文艺应该为最广大的人民，而“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与小资产阶级”，当代文艺就是为这四种人服务的。尽管延安文艺最终把表现和服务的对象限于工农兵，但相对于“左联”文学的大众化来说，写工农兵无疑扩大了文学的表现范围，为以工农兵为代表的群众服务，使文艺服务的对象更加明确。
　　文艺为大众必定要求文艺形式的民族化，这是因为只有创作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文艺才能贴近大众，达到为大众服务的最终目标。“五四”新文学和“革命文学”之所以没能很好地结合大众，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应该是作家们在创作中简单地反对旧形式，造成文学与民众之间的隔阂。“左联”理论家已经意识到了民间形式之于“大众化”的重要性，瞿秋白认为“左翼”作家“必须去研究大众现在读着的是些什么，大众现在对于生活和社会的认识是什么样的，大众现在读得懂的并且读惯的是什么东西，大众在社会斗争之中需要什么样的文艺作品。”而他研究的结果是，大众非常乐于接受“旧式体裁的故事小说，歌曲小调，歌剧和对话剧等”，故为了推进文艺的“大众化”，“左翼”文学要有意识地利用这些旧形式，但“应当做到两点：第一，是依照着旧式体裁而加以改革；第二，运用旧式体裁的各种成分，而创造出新的形式”。茅盾也曾撰文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既然利用旧形式是新文学“大众化”必须解决好的课题，新文学作家就应当尽全力去做好，否则大众便不来理你，其根据是，“二十年来旧形式只被新文学作者所否定，还没有被新文学所否定，更其没有被大众所否定”。正因此，不少“左翼”作家投身民间和底层，并取得了丰硕的实绩：如臧克家的《罪恶的黑手》，张天翼的《齿轮》，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艾芜的《咆哮的许家屯》，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等都带有浓烈的民族气息。关于利用和改造旧形式为大众服务的理由，《讲话》也提出了一个原则性的意见，“对于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旧形式，我们是并不拒绝利用的，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论纲由提供海量免费

文学现代化进程，而是代表着一种人类的先进文化方向。正如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中说的：“在欧洲今日的新兴文艺，在精神上是彻底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在形式上是彻底反对浪漫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艺。这种文艺，在我们现代要算是最新最进步的革命文学了。”可见，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其实是这一世界性文化思潮的重要表现者和实践者。作为其中一部分，中国“左翼”文学尽管对国际“左翼”思想和理论可谓是亦步亦趋，但从文学自身而言，中国“左翼”文学又与中国社会和革命实践密不可分，有着独特的文学特质。
　　早在“左翼”文艺运动初期，“左翼”理论家们就将文学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甚至把文学的阶级性绝对化并作为惟一特性来加以强调。“左翼”文学力图以“我们”取代“五四”时期的“我”，以“群体”解放代替“个体”呐喊，强调文学的阶级属性，同时也赋予了文学以浓厚的政治功能和教育作用，这一切实际上与梁启超、鲁迅等先驱者们的主张及其实践在内在精神上是相承的。因此，我们认为以文学承载社会政治革命的思想内容，并希望以此解决阶级矛盾的“左翼”文学，有着与晚清、“五四”异质却同构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内容。如果就精神实质而言，“左翼”文学与“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家的立场完全一致，都是要唤醒民众转变自身，进而转变社会。如洪灵菲的《家信》，蒋光慈的《老太婆与阿三》，都明显表现出这种精神的内在继承，只不过他们唤醒大众、启迪民智的情结与重构现代政治文化的社会理想结合在一起，从而体现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学的政治使命。在与“新月派”展开的关于文学的阶级性和普遍人性的论争中，“左翼”理论家进一步确定了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性质。所以，尽管“左翼”作家发出的是“粗暴的叫喊”，但这种粗粝的美所负载的时代情绪与那种靡靡之音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讲话》发扬了“五四”文学“为人生”的精神，深化了“左翼”文学的文学阶级性的观念，结合延安解放区文艺运动的实践经验，对文艺的阶级性进行了这样的理论概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艺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一定的党，即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并且认为“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超党的艺术，与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支配下，根据解放区经济基础的工农联盟的性质，延安文艺最终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理由，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创造性地发展了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可见，延安文艺理论及其实践中对于阶级性的进一步凸显，既是国内战争形势的必定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延安文艺被学界批评的一个焦点就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理由。一个是文艺服从于政治，其次是关于文艺批评的标准理由。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是由无产阶级革命功利主义思想决定的。然而，文艺为之服务的政治内涵不是一般狭义的政治，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而言，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革命的思想战争与革命的艺术战争，必须服从于政治战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与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这里所谓的“政治”，指的是无产阶级工农大众的政治，是体现大众的阶级利益的政治。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提出的这一主张，是由于中国战争年代的特殊需要，它突出了文艺的阶级意识和政治属性，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延安文艺把“政治标准”作为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尺度，即“一切利于抗日团结的，鼓动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或较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或较坏的。”只有对作品的意识形态指向作出基本的判断之后，才能谈得上艺术批评的理由。《讲话》并没有忽视作品的艺术性，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文艺，是“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而“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从《讲话》后数十年的批评实践来看，文艺批评家在遵循《讲话》精神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种既注重大众的接受效应又注重艺术质量的批评范式，由此可见，《讲话》提出的“两个批评标准”是经得起实践的考验的。
　　延安文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践行，延安文艺在解放区受到群众的欢迎，充分展示了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本质特性。延安文艺顺应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规范了中国文艺现代化的走向，而且也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论纲相关范文由写

中国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基本理论。这些理论又规定了新中国文学创作的基本路线，具有明显的纲领性质，当代文学就是在这样的理论体系框架中产生的。新中国文学由延安时期战时环境的区域化特征上升为一种整体性的“国家文学”形态，并在整个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中被赋予了建构历史的重任。“国家文学”是随着全国政权的取得，在建构新的国家体制的同时，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对文学领域的组织建构和思想的改造和整合。随着社会主义中国新政权的建立，文学被赋予了推行新型意识形态的重任。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文学作为“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思想战线上重要一翼”，自觉承担起确立和巩固新政权的政治责任。新中国的文学通过对历史题材的革命讲述，对革命叙事的历史性再现，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使民众产生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因此，在意识形态功能的制约下，新中国文学具有鲜明的一体化特征。作为新中国文艺体制基石的延安文艺经验，其运作的方式也移至新中国的文艺领域。第一次文代会除了将毛泽东的《讲话》确立为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外，还继承和发扬了延安经验并推广到新的社会体系之中。周扬以解放区的文艺运动实践为依据，指出了当前文艺界亟待解决的理由：我们党“除了思想领导以外，还必须加强对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组织领导成为党领导文艺工作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方式。于是，第一次文代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这一全国性的文艺界组织，不久“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也成立了，在这些群众文艺团体中设有党组或党的组织，领导并组织着文艺活动的开展，从而使文艺活动具有明显的一体化特征。建国之初，新政权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论纲由提供海量免费

“一体化”过程，除了表现为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形式和文学特征逐步趋同的现象，还应该是“这一时期文学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的特征：包括文学机构、文学报刊，写作、出版、传播、阅读、评价等环节的高度‘一体化’的组织形式，以及因此建立的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研究当代文学的一系列机制和生产方式，首先要对“中国作家协会”有清醒的认识。尽管其《章程》声明“作协”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作家“自愿结合”的群众团体，但需要清楚的是它并非一个普通的群众团体，而是有着行政级别，享受国家财政经费的单位。“作协”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对作家的文学活动进行政治和艺术领导，从而保证各种文学规范得以实施。作家被纳入到“作协”之中，领着国家发给的津贴，就理所当然要完成上级交给的创作任务。其次，政府通过制订文艺政策来指导“作协”的工作，“作协”承担着执行政府文化决策的功能。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文艺部门也是一样。不仅“作协”的行政级别、人员编制、财政投入等都是由上级主管部门来决定，而且还会为各级“作协”制定发展规划和创作任务。因此，只要是加入了“作协”的当代作家，就成了文学体制内的人，就很难以思想的绝对自由进行创作，而是必须严格按照体制所规定的任务和要求去实现自己的职责。不仅如此，文艺刊物、图书出版、经销发行以及稿酬评奖等都因为物质的调配与经济的划拨而被国家意志所监管和掌控。《文艺报》《人民文学》等权威刊物和其他文学刊物不仅发布文艺政策、推动文学运动并进行思想领导，还通过举荐优秀作品和文艺批判来规范作家的创作倾向。作家的创作思想被制约，文学刊物和出版发行被监管，文学作品被文艺批评所规范，同样读者的阅读也间接地被规训，文学的整个生产过程和每个环节都被纳入政治体制之中，其生产方式带有很强的计划性和强制性。
　　可见，延安文艺在实践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基本沿用在当代文学范式的建构之中，成为运用行政强制力来推行的文学制度和规范。面对延安文艺的经验和做法在建国后被继续沿用，并且成为新中国的文艺体制，不少研究者肯定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尽管解放区和新中国的政权性质一样，都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权，但它们所处形势和面对的任务都发生了变化，那么延安文艺作为战时的中国经验是否还适应于建设年代？并不是所有的经验都具备普适性，更何况延安文艺的一些做法也不一定都是符合文艺自身发展的规律，没有与时俱进的文学体制会不会影响和制约新中国语境下作家的创作呢？的确如此，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文艺的任务也会有不同的侧重。延安时期面对的是民族危机和国内的阶级矛盾，需要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新中国建立后，尽管也需要团结全国人民，但阶级矛盾已不再是主要矛盾，新政权的主要任务是去建设新的国家。新中国文艺不同于战时文艺，它的主要任务不在于激发老百姓的斗志、坚定对敌斗争必胜的信心，而是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植入一种新的思想理念，让他们认同新政权的合法性，从而增强民众的主人公意识。因此，新中国的文艺首先必须再现中国革命的历史，增强民众认识和建设新国家的责任意识；其次就是用文学来陶冶民众的审美情趣，提升全民族的文化艺术水平。尽管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文艺的中心任务有所不同，但如果从文艺应配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这个角度来说，“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等这些曾在战争年代就被证实了的延安文艺的成功经验，显然仍可沿用于新中国的文艺领域。
　　不可否认，延安文艺是在战时条件下形成的文学范型，文学从属于政治，并把文学纳入国家行政管理体制进行领导，是为了最有效地发挥文学的宣传鼓动功能，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新中国成立之初，沿用这种文艺体制，把全国作家都组织起来，以严密的组织形式为作家的创作提供身份认可和生活保障，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创作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下，延安时期，作家深入底层，创作出了大量深受老百姓欢迎的反映民众生活的作品，客观上起到了服务工农兵、发动民众的作用。延安文艺的这些政策和举措为抗战的胜利以及新政权的诞生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但是，延安文艺传统中的那些负面因素也是不容小视的，如对文艺活动的政治介入导致文学的整个生产过程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用思想批判和政治批判代替文艺批评破坏了自由创作的环境，再加上现有的文学体制造成创作的计划化和作家身份的职业化，不能不扼杀作家创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提升全民族民众的审美素养，也不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等强调政治标准和政治使命的文学所能够完成的重任。因此，为了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和创新，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我们应该深刻总结延安文艺传统的正、负经验，并能与时俱进地对现有文学体制进行全面革新，以推动文艺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五、延安文艺精神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
　　通过上文的梳理，我们明确了延安文艺不仅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必定趋向，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大成果的集中体现。如果以整体性的眼光来看，在中国新文学发展中，延安文艺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文艺大众化、民族化、本土化理由，作家与民众结合的理由，民间文化资源的吸收、利用、改造理由，文学创作中的历史观理由，如何创造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学精品的理由等等，都是中国文学当务之急要解决的理由。那么如何认识延安文艺自身的独异性传统的形成以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借鉴和吸收延安文艺的宝贵经验来进一步发展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学和艺术，这正是我们研究延安文艺的中心意旨之一。
　　新时期以来，随着政治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人们开始了对文学的政治属性的反拨与质疑，并认识到了庸俗社会学、狭隘阶级论和实用功利主义之于文学的负面影响。当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被消解甚至阻断时，当代文艺出现了诸如文艺思想上淡化政治、表现自我的倾向，艺术实践上盲目追逐西方技法，文艺脱离人民远离现实等新的理由。在新时期的文学现场，我们不难发现有些作家在有意无意地规避宏大主题、疏离主流话语和回避社会责任，，他们移植和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叙事手段，把文学创作变成了文本的试验场。如果说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和以王蒙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仍然没有摆脱民族、国家、政治之类的宏大叙事话语，那么以马原、格非、余华、苏童等为代表的“先锋”文学则一反传统的约定俗成的创作原则，忽略了故事的营造，淡化了情节的设置，沉迷于极端的语言试验和文本游戏之中。“先锋”作家的这种对形式技巧的迷恋使他们的创作远离民族本土文化和社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论纲论文资料由

望的书写来消解宏大叙事的主题，从而回避文学所应担负的社会责任，由此可见，“个人化”写作显然是将自己游离于时代和社会之外。当文学不再关注社会现实，不再关注大众的生活境遇时，大众显然也不会关注这种与之毫无关联的文学，这也是当下文学越来越边缘化的根本理由。然而，正当我们忧虑文学正不断地疏离大众、走向边缘的时候，大众文化开始兴起，在市场经济的主导下，文艺一反此前疏离大众的清高姿态，从高雅向世俗靠拢。文学艺术正从只能少数知识者享用的高雅殿堂步入了世俗人间，成为普通大众的消遣娱乐的商品，似乎文艺的“大众化”理由在当下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全方位侵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并不是以底层民众的民生为本，而是一种消费文化，公众对于流行音乐、电视剧、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的接受，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为了获得高额利润的必定结果。有市场就有竞争，为了使自己的创作适应大众的消费市场，满足其消遣娱乐的目的，作家的身份意识和创作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向。文学创作由以往的作家为中心转为读者为中心，由代大众立言转为投大众所好，由自娱自乐转为讨大众欢心。为了迎合大众的生活趣味和阅读兴趣，文学不再以审美精神需求为创作宗旨，而是走向了媚俗和庸俗，最终沦为赚钱的手段和工具。当文学张扬个性的自由精神被市场规律所湮灭，当文学的审美理想被商品经济所颠覆，当文学批判现实的功能被迎合大众趣味所剥夺，文学已经堕落为没有精神和灵魂的空壳，这才是当前文学所面对的最严重的理由。
　　上文所列举的当下文学的种种理由，其实都归结于一个理由，那就是在新文学发展过程中被讨论最多的“大众化”理由。关于文艺“大众化”理由的讨论虽然发生在20世纪初，但它所涉及的理由却一直留存在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正如有研究者所认为的：“50年代的‘新民歌运动’，80年代的‘新写实小说’，包括长期以来对赵树理评价上的矛盾，都直接关系到‘大众化’讨论的接受理由。80年代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思潮，以及世纪末郑敏等人对五四新诗传统的反思，于坚等提出‘口语化诗歌’，以及李锐等提倡‘汉语写作’、‘方言写作’等，都与‘大众化’讨论中涉及的民族形式理由密切相关。这意味着新文学的‘大众化’理由始终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因此，进一步反思和借鉴延安文艺对“大众化”的成功实践和经验，有助于探求在大众消费文化盛行的当下解决文艺与大众的关系理由。
　　除了要立足本土、发扬本民族的文学传统之外，当下文学还存在的理由就是作家未能处理好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理由”和“原则理由”。显而易见，“先锋”文学和“个人化”写作并不是为了大众，因为大众看不懂先锋作家进行的所谓的文本试验，对那些极端私人化的体验和意欲也不会感兴趣。而那些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迎合大众趣味去写作的作家，也不是真正为了大众。投大众所好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文字能够被大众消费，因为作品的畅销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作为文化精英的作家，首先应该承担和发扬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传统，也就是说应本着文学为社会、文学为大众的思想，而不是走小部分圈子内人自娱自乐的狭小道路。作家与底层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在中国现代，自近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为探索文学的“大众化”从而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实践，尤其是自《讲话》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方向后，文艺才开始真正与大众结合，底层民众才开始参与到文学活动中来。因此延续中国现代作家与底层大众的融洽关系，建构为生活在最底层的弱势民众写作的目标，也就是说，作家坚持人民本位的立场，用平民叙事的风格书写大众的存活状态，表达他们的情感和愿望，反映他们的思想和诉求，这才是写作的安身立命的根本。其实在延安时期，赵树理取得成功，并得到大众的认可，并不仅仅是因为其作品的通俗，而是作品的内容与大众息息相关，作家的创作态度与大众融为一体。只有大众感受到了作家是在关注他们，理解他们，写出了他们的存活状态，并替他们道出了心声，大众才会真正喜欢和接受。因此，我们认为，为大众服务，为底层民众写作，仍然应该是当代中国文学承载的使命和责任。新世纪以来，曹征路、陈应松、胡学文、刘继明等为代表的“底层写作”，以关怀和同情普通民众的态度，揭示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理由，如农民在失去赖以存活的土地之后的窘迫，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在困顿中谋生而且正当权益还得不到保障，城市中的下岗职工在生活和精神方面的双重焦虑，还有公司里的白领在激烈的竞争中人性的压抑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论纲论文资料由

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的新型的文化（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我们看到，这种时代要求使延安文艺重新焕发出了光芒，例如，延安文艺中民族精神（中国形象）塑造的历史经验，为当代文化关于精神家园重建的理由提供了样本；延安文艺中现代性实践的历史经验，为当代文化建设中如何化解与释放前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相交织的矛盾与困惑提供了参照；延安文艺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为当代文化建设如何形成一种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并存的文化生态提供了范式；延安文艺的本土经验、民族经验、大众经验、美学经验都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因此，强化认识延安文艺对于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以高度的当代意识和当代文化建设的高标始终贯穿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课题，其作用和价值显得尤为重要。
　　延安文艺对于当代文化建设的启迪作用值得珍视，主要体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中国经验”的重要性。延安文艺作为一种战时文艺形态的“中国经验”，在当时的价值和作用是否对今天还有效，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并解决的理由。延安文艺为现代中国革命和文化建设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家园中难以割舍的优秀传统，特别是在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重新认识延安文艺精神，对于真正认识“中国历史”、正视“中国理由”，总结“中国经验”有着相当重大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延安文艺研究应该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日益凸显，并且成为一个全新的亟待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
　　延安文艺也为当代文艺发展，尤其是当下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全球化的时代，特别是当代中国进入多元文化乃至消费文化的时代，如何深化认识现代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的历史经验，如何从历史的记忆、历史的经验或已经形成的巨大传统中呈现或者提取行之有效的精神资源，以促使当代文化（文学）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下备受关注的课题。在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中，特别是在西方“话语”的蔓延、浸淫乃至于造成我们众声喧哗甚至“失语”的尴尬处境中，我们不仅要吸收西方文化，更重要地还要正视“中国经验”和“中国现实”。因此，中国文学要想走向世界，必须立足于本土，在表现本民族独特的生活现象和精神面貌的同时，又在其中自觉融入人类普遍价值和审美情感，才能得到世界的认可。作为“中国经验”的延安文艺，是在继承了中国民间传统和国外文艺理论的基础上，与社会现实与广大民众密切结合，可谓是切近中国社会目前状况而又适应中国民众的审美趣味的文艺形态，其本土性和民族性特征鲜明。特别是全球化时代，文艺大众化、民族化、本土化理由，作家与民众结合的理由，民间文化资源的吸收、利用、改造理由，文学创作中的历史观理由，如何创造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学精品的理由等，都可以从延安文艺的“中国经验”中得到解决理由的有益启迪。 关于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论纲论文范文下载

简介：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中国经验”的重要性。延安文艺作为一种战时文艺形态的“中国经验”，在当时的价值和作用是否对今天还有效，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并解决的理由。延安文艺为现代中国革命和文化建设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家园中难以割舍的优秀传统，特别是在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重新认识延整理提供,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论纲论文WORD版下载地址： 下载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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