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学著名作家_当代中国的新左翼文学

  本文关键词：当代中国的“新左翼文学”，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新世纪中国的文学主潮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便是所谓“底层写作”的兴起。在总体上对现实疏远多年后，中国文学开始重新逼近我们的现实，相当自觉地关注和书写底层民众的精神与生存。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作家都加入了这样的潮流。除了陈应松、曹征路、刘庆邦、鬼子、胡学文、罗伟章和王祥夫等以“底层写作”著名的作家外，韩少功、张炜、李锐、贾平凹和迟子建等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已经取得重要成就的著名作家，也以不同的方式从事着“底层写作”。他们的加入，不仅壮大了“底层写作”的队伍，丰富了“底层写作”的基本内涵，还在某种意义上加强了“底层写作”的实力。而在另一方面，这几年来的“底层写作”实际上又绝不仅限于小说门类。在诗歌和散文领域中，同样涌动着这样的潮流。杨键、雷平阳、田禾、江一郎、辰水、陈先发、柳宗宣、卢卫平、王夫刚、谢湘南、郑小琼和夏榆等人，都是其中代表性的诗人与散文作家。

　　相应于生动有力的文学现实，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界也对“底层写作”高度关注。很多学者和文学批评家都撰写了大量的关于“底层写作”的文字。不少刊物开设专栏，集中研究“底层写作”。关于“底层写作”的现状与问题，还是很多学术会议的重要主题。“底层写作”，似乎已成为描述和把握当下中国文学现实的一种毫无疑义的强势性话语。但我注意到，在以“底层写作”为研究对象的有关文字中，也有论者曾以“新左翼文学”这样的话语来概括和讨论其中的部分作品。不过讨论的对象往往只是锁定于曹征路的《那儿》等小说。但我认为，如果我们放大自己的文学视野，将我们的目光扩展和深入到对文学现实的广泛关注，并将我们的关注联系于更加广阔的社会现实和思想背景，当代中国的“新左翼文学”不仅体现于曹征路这里，还很突出地体现在更多的包括“底层写作”在内的其他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已经形成了一股相当强劲的文学思潮。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甚至可以说，“新左翼文学”已经构成了新世纪中国的文学主潮。

　　我所说的“新左翼文学”，实际上就是体现了“新左翼精神”的文学思潮。或者说，“新左翼精神”，构成了“新左翼文学”的精神核心，是其最为本质的精神方面。它的题材取向，绝不仅仅是面向现实的“底层”题材，它还可以和应该面向历史，在其丰富和深厚的历史书写中努力弘扬“新左翼精神”。在此意义上，“新左翼文学”不仅包括了一些直面现实的“底层写作”，还应该包括那些充分体现着“新左翼精神”的面向历史的文学创作，张广天的戏剧《切·格瓦拉》、《鲁迅先生》和《红星美女》、韩少功的长篇小说《暗示》和中篇小说《兄弟》及张承志的很多散文，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因此，我们通过对文学写作精神内核的关注和把握，发现了大量的“底层写作”和在表面上与其毫无关系的上述作品之间，实际上存在着非常隐秘但却相当本质的精神联系。正是因为这样的联系，它们才在实际上共同属于“新左翼文学”。而一旦将这两种题材选择和精神取向均有差异的写作纳入“新左翼文学”的层面同时思考，二者的特点、意义、问题和它们的可能，便会得到新的阐发。

　　之所以说“新左翼文学”形成了一股文学思潮，自然有着充分的理由。文学史家所说的文学思潮，往往是指“在历史发展的某一特定时期具有广泛影响、形成倾向和潮流的创作意识和批评意识。它有一定的社会思潮、哲学思潮作基础，有一定的文学理论批评思想作指导，有一批创作方法、艺术风格相近的文学作品来具体体现。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1]毫无疑问，这样的限定相当严格。但即使按照这样的限定，“新左翼文学”之作为思潮，也足可成立。一方面，“底层写作”和韩少功、张承志、张广天等人的文学实践在新世纪以来的广泛影响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具体在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的层面上，“底层写作”的相近性则更是毫无疑问，实际上在近一段时期对于“底层写作”的批评性意见很多都集中在它们之间的相近性方面(比如情节的雷同和对“苦难”的大量书写等)。至于韩少功、张承志和张广天等人，他们的风格或有差异，但他们在创作理念、精神内核特别是在对革命记忆的精神回访方面，却又有着相当的一致；另一方面，近几年来王晓明、蔡翔、孟繁华、韩毓海、旷新年、邵燕君、李云雷等批评家和作家曹征路、刘继明等人的具有“新左翼精神”的文学批评，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三个方面，这些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实际上也相当紧密地联系于近些年来思想文化界的“新左派”思潮。“新左派”对中国的种种论述，还曾是有关作家比如曹征路和刘继明所明确承认的思想资源。实际上，韩少功、张承志、张广天、王晓明、蔡翔、韩毓海和旷新年等人，还往往被认为是“新左派”的重要成员。在上面的意义上，“新左翼文学”之作为思潮，实际上相当典型。在新世纪中国的文学背景中，还没有哪一个文学现象或文学潮流具有如此典型的思潮性特征和如此宏大的文学阵营，更没有哪一个现象或潮流具有如此广泛和深入的社会影响。所以我说，“新左翼文学”不仅是一种相当强劲的文学思潮，它还是新世纪中国的文学主潮。通过对此思潮的精神特征即“新左翼精神”的寻绎与发掘，正可揭示出当代中国很大一部分文学知识分子的精神核心，揭示出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精神的重要侧面。

　　社会现实的见证与批判

　　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在同时，这一转型也导致了相当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出现了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说的社会结构的“断裂”和这种断裂了的社会结构在新世纪以来的进一步“固化”。[2]面对这样的现实，思想理论界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和论争，也因此产生了相当激烈的思想冲突。如何把握新的现实并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成了这些冲突中的焦点问题。当下中国的“新左翼文学”，正可视为文学知识分子把握现实的特殊努力。也正是在这样的努力中，“新左翼文学”焕发出相当强烈的对于社会现实的见证意识和批判精神。

　　“新左翼文学”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现象，是很多作家都将对社会现实和底层民众的精神与生存的“见证”与“记录”作为自己的追求。在我们这个特殊的时代，“见证”的罕有、困难与珍贵使他们不无谦卑地将这样的追求看成一种并不那么容易实现的文学境界，也很清醒地将此视为自己的使命。曹征路在谈到他的《那儿》时就说过，他其实“对自己有一个定位，就是真实地记录下我能感受到的时代变迁。我是个拙人，能做到这一点就不错了。”[3]贾平凹在谈到他的长篇小说《高兴》时也这样说过：“这个年代的写作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4]出身矿工而主要以北方矿区和贫苦乡村的底层生活作为自己题材内容的散文作家夏榆，在他的《杨家营纪事》中有着这样的“引言”：“在那个黄河岸边历史悠久的村庄，我看到与城市不同的图景。看到与拥有资本与自由的中产阶级不同的另一个阶层，那是中国社会更为广大更为辽阔的另一个阶层。我看到生存在那里的现实境况。也许还有内心和精神的境况。······记录它们的意义可能只是在为一个资本主义的时代提供一个荒凉的心灵标本，为一个全球化的自由时代提供一份不自由的证据”。在夏榆这里，对于底层民间的“见证”和“记录”承担着击穿全球化或资本主义时代繁荣假象的“证据”功能。仍在东莞打工的诗人郑小琼也曾这样来理解自己的诗歌写作。她说：“我在五金厂打工五年时光，每个月我都会碰到机器轧掉半截手指或者指甲盖的事情。我的内心充满了疼痛。当我从报纸上看到在珠三角每年有超过4万根的断指之痛时，我一直在计算着，这些断指如果摆成一条直线，它们将会有多长，而这条线还在不断地、快速地加长之中。此刻，我想得更多的是这些瘦弱的文字有什么用？它们不能接起任何一根手指。但是，我仍不断地告诉自己，我必须写下来，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这些感受不仅仅是我的，也是我的工友们的。我们既然对现实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们已经见证了什么，我想，我必须把它们记录下来”。[5]正是在对严酷现实触目惊心的“见证”与“记录”中，“新左翼文学”相当有力地书写了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并对这样的现实做出了自己的批判。

　　我以为在“新左翼文学”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见证”之中，最有新意的方面，还在于对资本强权和戕害着民众的某些基层权力的批判，实际上，这已是对底层苦难的内在真相与社会原因的诘究与追问。尤为重要的是，“新左翼文学”还书写了以资本强权为主的权力压迫所导致的底层民众的个体反抗或群体斗争，而这正是“新左翼精神”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

　　“新左翼文学”中的很多作品都揭示和批判了资本强权的肆虐与罪恶所造成的底层苦难，控诉了资本强权的凶蛮、残暴与虚伪，这在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陈应松的《太平狗》、刘庆邦的《卧底》和曹征路的《那儿》等作品中，表现得都很突出。《太平狗》这样从太平狗的视角书写过进城民工程大种的险恶处境：“它屏息在一个灯光模糊的大房子里，终于看见了许多人——有它的主人程大种！那刺鼻的气味就是从那里面出来的，里面热气蒸腾，毒气一团团一阵阵向屋外涌出来，里面劳动的人在大池子周围活动着，行走着，一个个像一张张薄纸。两个人看管着这些劳动的人。那两个人戴着一种突出的面罩，就像两只嘴腮突出的野兽。太平看着它的主人，主人好像病了，脚踩着浮云，在梦游一样。当他蹲下去的时候，那两个‘野兽’突然在他的头上给了狠狠一棒，主人程大种发出尖锐的惨叫。捂着头站起来的程大种，只好又开始拿起一根沉重的棒子在池子里搅拌起来，那腥黄的厚重的热气一下子吞没了他”。资本强权就是这样野兽般地对待着陷于其手的底层民工。但它的罪恶远不止此。刘庆邦的《卧底》、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和罗伟章的《我们的路》中，都有大发淫威的老板逼迫民工下跪的情节。在资本强权的压迫下，民工所承受的不仅是肉体生命的摧残或剥夺，还有人格的被侮与屈辱。“新左翼文学”相当有力地揭示出我们这个时代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们令人震惊的命运与生存，揭示出资本强权令人发指的罪恶。但就是这样的强权，实际上又相当虚伪。在郑小琼的曾获《人民文学》“新浪潮散文奖”的作品《铁·塑料厂》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穿过公司的荣誉室，会看到有面红色的锦旗上写着四个金黄的大字——菩萨心肠。这面锦旗是某个慈善机构赠送给这家公司老板的，他给这个慈善机构捐款若干。每次看到这些，我都会想到那些出了工伤的同事，他们得不到赔偿，被保安赶出厂们。他们眼神无助，委琐的身子在厂门外抖瑟。塑料厂老板不需要知道我们生命的感受与疼痛，他需要我们像机器一样不停地运转，像那些塑料制品一样能够给他带来利润和钞票。他用虚假的塑料植物，满足对自然绿色植物的虚拟臆想；他热衷公益，换取声名，却对他工厂里一个个活生生的员工，视而不见，铁石心肠”。我们在这里发现，“新左翼文学”不仅“见证”和“记录”了资本强权的残暴与罪恶，还很有力地戳穿和撕扯着它的伪善，它的欺世盗名的道德假面。

　　在我们这个时代，资本强权的嚣张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戕害着底层民众并给他们带来苦难的，实际上还有权力体系中的败类和那些委身于资本强权的帮凶。我在北村的《愤怒》、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瓦城上空的麦田》、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胡学文的《命案高悬》、李锐的《袴镰》、《樵斧》、张炜的《刺猬歌》、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和田禾的《乡长》等作品中多次读到对于基层警察等“执法者”形象之“正义性”的质疑，读到作家对有关“执法者”和基层官员草菅人命的愤怒指控。这里，我们不妨再读一首诗人田禾的一首关于一位“卖烤红薯的老人”的诗：“一整天。我站在对面的窗户/看这个人/他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旧棉袄/把一个又笨又重的大烤炉/推在解放路临街的角落/满脸的皱纹写尽了他的沧桑/也许这就是他几十年风雨/与苦难的总和//风吹亮烤炉里的火苗/吹亮他的影子/老远向他走过来的人/把手揣在衣袋里取暖/他递上去一个烫手的烤红薯/向每一个人/轻轻地点头，微微地鞠躬//他那么老了。一个人站在墙角里/眼睛一直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过路人/他哪里知道，突然开过来一辆/清障车。城管员摔烂了/他的红薯，砸了他的炉子/谁也不容他多说一句话/他痛苦的表情，我看得很清楚/他是猫着腰走出去的/步履缓慢/大北风一直追着他吹”(《卖烤红薯的老人》)。田禾所“看”到的，实际上正是生活于都市的人们所经常“看”到的场景，也是谋生于都市的底层民众所经常承受的命运。这些来自乡村的民工、商贩或手艺人，经常会遭到对他们的肉身与尊严构成了双重伤害的“野蛮执法”。他们虫豸一样卑微地活着，随时都会遭到来自于强权的灭顶之灾。

　　强权的侵害必然会导致相应的反抗。实际上早在1997年，鬼子的小说《被雨淋湿的河》就率先书写了底层民众对于资本强权的个体反抗，这也决定了它在当下中国“新左翼文学”中的先驱地位。小说中的晓雷不愿意顺从父亲陈村为其安排的做一个代课教师的命运而从师范学校中途逃学，不辞而别地踏上了打工的道路。在打工生活中，他目睹和震惊于采石场的民工所受到的残酷压榨和人格羞辱。他的为了人格尊严而绝不下跪的精神姿态，他的为了捍卫自己的经济权利而对老板的最后杀戮，以及他的为了包括其父亲在内的全县教师的利益而组织发动的集体抗争，都很突出地显示出他反抗者的精神性格。小说多次写到晓雷的眼睛。正如他的父亲所看到的，那“是一种随时都会出事的眼睛。这种眼睛看上去虽然空空洞洞的，好像什么都不在乎，可一旦碰着什么异物，就会立即电闪雷鸣，烈火熊熊”。这是一双反抗者的眼睛。它源自底层，不容异物，既可击退老板们的淫威，亦可洞穿官员们的欺罔，而面对着那些同样处于底层的人们，却又是“异常地纯净而感人”。2001年，作家曾这样来谈论这一篇作品：“四年后，我重读这篇小说的时候，心中的某种东西依然被小说中的某种现实精神和叙述方法所点燃，时间流动的意义只是使它变得更加坚硬，变得更加有力。······我为此长长舒了一口气。一个作者如果仅仅只能点燃自己，那是一种自焚，自焚的结果可能只是留下一堆灰烬，而灰烬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一个作品既点燃了作者，又点燃了读者，而且不因时光的流逝而熄灭，其意义也就产生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就应该是这样的一层关系？应该是点燃和被点燃的关系？”[6]

　　确实如鬼子所言，他的《被雨淋湿的河》至今仍能点燃我们，让我们像晓雷一样燃起激愤的怒火。引人注目的是，新世纪以来，这样一种能够点燃我们怒火的作品不断出现。晓雷一样的怒火及其所意味着的反抗与斗争在近年来的小说中已经越来越多，很多作品中像他一样的人物形象已经组成了一个反抗者的形象谱系。在这个谱系中，除了人们经常谈论的曹征路的小说《那儿》中的“小舅”外，还有北村《愤怒》中的李百义、李锐《袴镰》中的陈有来、刘庆邦《卧底》中的周水明、胡学文《命案高悬》中的吴响、《淋湿的翅膀》中的马新、曹征路《豆选事件》中的继武子和张炜《刺猬歌》中的廖麦及那个转业军人“兔子”。这些作品中的一个值得重视的动向，就是其中的底层民众和反抗者们已经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他们的集体认同。在两极分化已很明显并且已经固定化为稳定的社会结构的今天，阶级话语却被我们相当刻意地谨慎回避，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并不敢说这些认同就是底层民众阶级意识的觉醒。但是《被雨淋湿的河》中晓雷父子关于“你们”(晓雷一样的打工者)和“我们”(父亲一样的教师)的争论已经强烈张显出相当明确的阶级意识。至于《卧底》中的周水明、《淋湿的翅膀》中的马新、《刺猬歌》中的“兔子”和曹征路《豆选事件》中的继武子、《霓虹》中的刘师傅等人出于共同的苦难处境及政治经济诉求而分别以“互助会”(《霓虹》)等形式带领群众集体抗争，分明已是相当典型的阶级实践。这些小说中群众之间的鼓动、串联、集会及其与资本强权的正面冲突，都是1930年代左翼文学中的经典情节。

　　实际上，底层民众的集体认同和精神反抗在很多诗歌中同样有着相当突出的体现。“打工诗人”郑小琼的诗歌经常表现出她对打工者的集体认同：“我记得他们的脸，浑浊的目光，细微的颤栗/他们起茧的手指，简单而粗陋的生活/我低声说：他们是我，我是他们/我们的忧伤，疼痛，希望都是缄默而隐忍的/我们的倾诉，内心，爱情都流泪/都有着铁一样的沉默与孤苦，或者疼痛//我说着，在广阔的人群中，我们都是一致的/有着爱，恨，有着呼吸，有着高贵的心灵/有着坚硬的孤独与怜悯！”(《他们》)在这样的认同基础上，郑小琼的诗歌与散文进一步表现了打工者群体的“愤怒与怨恨”和他们的反抗冲动。在她的《胃》中，“进入城市”并且“忍受着爱与恨的疼痛”的打工者们被比喻为“饥饿”的胃。这样的胃，承受着时代性的巨大痛苦——“它把时代的镜子吞进了胃/惹上不断疼痛的疾病”。诗人知道，即使“它的内心有着软弱的羞愧”，但正是在这样的胃中，毕竟又“藏”着“对现实的不悦”，醒着“一个活着的灵魂”，所以她才向它们发出了反抗的吁求：“起身吧，我们的愤怒与怨恨”。“起身吧，我们的愤怒与怨恨”，这样一种反抗的情绪，同样是雷平阳的《贫穷记》、《采访纸厂》、《暴力倾向》、王夫刚的《暴动之诗》和田禾的《路过民工食堂》等诗作所表现出的愤激与冲动。“新左翼文学”中的“底层写作”就是这样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见证”和“记录”着以资本强权为主体的权力压迫下底层民众的精神与生存，书写着他们阶级意识的初步觉醒和他们的勇敢反抗。

　　革命记忆的精神重访

　　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当代中国的“新左翼文学”还应该包括那些充分体现着“新左翼精神”的面向历史的文学创作。在对革命记忆的精神重访中竭力弘扬“新左翼精神”，构成了当代中国“新左翼文学”的另外一种精神取向。

　　新世纪以来，令人痛切的阶级现实使一些作家转而从对革命记忆的精神重访中寻求资源从而进行现实批判。在这些精神重访中，张广天的先锋戏剧《切·格瓦拉》和他的“民谣清唱史诗剧”《鲁迅先生》及《红星美女》广为人知。《切·格瓦拉》以观念戏剧的方式通过对世界性的革命偶像切·格瓦拉革命事迹的追叙与歌颂，加以几位代表着不同思想观念的符号性人物的对话与辩论，紧密联系和批判着当下中国两极分化的阶级现实和部分精英“告别革命”的精神现实，表现出相当强烈的“呼唤革命”的精神主题。慷慨激越的革命悲情和它相当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与精神指向，使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张广天在谈到这部作品时曾经指出：“我们搞《切·格瓦拉》，主要在意于他的精神，这种不断革命不断否定的不朽精神。我们希望在保守思潮统领人们头脑二十年后，重提革命”。[7]《鲁迅先生》所突出与“重提”的，主要也是鲁迅先生的革命精神，明显针对着知识界对革命的背弃与忘却。而他的《红星美女》则又以一位红军战士的红星作为革命记忆的象征，通过剧中人周萱对红星的丢失与寻找表现出对革命的向往和对现代都市与矿区现实的精神批判。

　　如果说，张广天对革命记忆的精神重访由于其特殊的戏剧形式和它的观念性特点而显得过分的浮泛与喧哗，张承志的《东埔无人踪》、《鲁迅路口》、《谁曾经宣言》、《一页的翻过》、《斯诺的预旺堡》、《秋华与冬雪》和《红军渡》等散文，则要表现得更加深切。张承志在《斯诺的预旺堡》中曾经说过：“可能是因为见惯了腐败奸狡官僚的缘故吧，这两年，有时突然对真正的革命觉得感兴趣。南至瑞金，北到预旺，到了一处处的红色遗址。我在那儿徘徊寻味，想试着捕捉点湮没的什么”。正如他在《谁曾经宣言》中所说的：“革命确实已经退潮了，但对革命的追究才开始”。在我们这样的时代，除了要追究发布了《共产党宣言》的真正的原初主体(《谁曾经宣言》)，更应该通过对革命记忆的精神重访检讨当世。于是在他的《《秋华与冬雪》中，我们在读到他对当今时代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精神堕落进行一贯的激烈批判的同时，更能领略到他对作为革命烈士的瞿秋白和杨靖宇将军的敬仰和对革命的令人动容的向往——夜深人静，他在读罢瞿秋白的著作后，“复杂的心里，升起着对革命的怀念”。“秋之白华，如一帧画。我为这样的美感所吸引，久久不能释怀。由于那么多的背弃，由于那么多的揭露和丑化，渐渐很少有人再把共产主义与美相提并论。开口诉说革命，简直就是为历史的罪责出头自首；诉说革命，已经需要历史重压之下的勇气。但即便如此，即便批判和揭露建立了雄辩的强权，我仍不能——那清高的美，纠缠得我不能摆脱”，“甚至，我总是清晰地从中捕捉到了古代中国的烈士之风。那种布衣之士的、那种弱冠轻死的痕迹，从少年时代就留在心里，不肯磨灭。百年以来，，除此我们还有什么遗产！愈是在他们合唱最热之际，我愈是沉湎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美感”。这样一段相当优美和充满激情的文字，不仅表现了对革命记忆的精神重访，更是突显着作家相当明确的批判指向和深刻思考。而神往于“革命的美”的，在另外一位“新左翼”作家韩少功的小说《暗示》中，同样也有突出的强调。

　　应该承认，张承志和张广天的精神重访都有着激情有余的特点，而且他们所重访的革命记忆，或者是在遥远的异国，或者都是远逝的过去，而韩少功的写作，则更多地也更切近地集中于对“文化大革命”这一中国革命中的极端时代的深入反思和精神重省。在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和文学界，韩少功往往被归入所谓的“新左派”阵营。其所曾任主编的《天涯》杂志就是在他的手里被定位为“新左派”的重要阵地，并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具体的文学写作中，韩少功的“新左翼精神”最为突出地表现为他对“文革记忆”的精神重访以及他在这样的重访中对于“文化大革命”之历史复杂性的深刻揭示。

　　“文革”后中国的一种相当普遍的政治情绪，便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全盘否定”。在这种普遍性的政治情绪的支配下，人们对“文革”往往只是简单化地进行政治的或道德上的批判，而对其历史复杂性却有着相当严重的忽视。但在韩少功看来，“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一个可以用“全盘否定”的态度简单对待的重大事件，人们也不应该以这样的态度放弃自己的深入思考。作为一个离开我们并不久远的历史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内在真相仍然有待重新揭示。他以小说的方式一方面揭示了简单的“全盘否定”所造成的历史遮蔽，另一方面，还很深刻地揭示了“文革”时期广泛的迫害运动中的一种复杂情状。

　　对于简单化的“全盘否定”所易导致的历史遮蔽问题，韩少功曾经在历述“文化大革命”中千差万别的不同情状后指出：“如果这些千差万别统统被抹杀，那么历史就不可理解了，也就不可能被诊断了，就只能用‘全民发疯’来解释——事实上，现在的新一代青少年对‘文革’就是以‘发疯’一言以蔽之。这正是多年来对‘文革’缺乏如实分析和深入研究的结果，是再一次‘文革’式愚民的结果，将使人们难以获得对‘文革’的真正免疫力。我们不要在人事上算旧帐，历史恩怨要淡化处理，这是对的。但不能没有严肃认真的学术探讨，更不能随意地掩盖历史和歪曲历史”。[8]在其自身的经验与思考的基础上，韩少功所着力揭示的一种遭受“掩盖”或“歪曲”的“文革”真相，就是其中的“革命”。他认为，在现代中国的革命历史中，“革命与极权呈现为一种交杂的结构和演变的过程，在‘社教’、‘反右倾’、‘反右’乃至延安‘抢救运动’中，‘文革’一脉其实已经初露端倪而且逐渐发展”，“文革”不过“是革命社会演化为极权社会的一个标志”。“而在另一方面，即使在极权最为严重的‘文革’期间，革命的某些内容仍在延续”。[9]“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革命”与极权相互交杂的复杂的社会形态，因此，他不赞成将“文革”中的“革命”完全等同于极权或疯狂来“全盘否定”，“不赞成在批判极权的同时完全否定革命，不赞成对一个革命与极权相交杂的社会形态贴上简单的道德标签。那只能增加批判极权政治的难度，甚至最后需要借助谎言”。[10]这样的主张，如果考虑到海内外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如杰姆逊、德里克、汪晖、崔之元和甘阳等人关于“文革”的一些观点，它的“新左”色彩，实际上相当鲜明。

　　韩少功在长篇小说《暗示》的“忏悔”、“残忍”和“极端年代”等章节中，相当辨证地分析了“文革”之中的阶级意识、造反精神和当时“教育革命”的部分合理性，而这样的分析又紧密联系着对当下中国社会大众和知识分子的精神批判，他的通过对“革命记忆”的精神重访进而为当世寻求资源的意图相当明显。在《很久以前》和《兄弟》这两部中篇小说中，韩少功都很突出地书写了“文革”之中青少年们的“革命活动”。《很久以前》在以一种充满追怀的笔调书写了红卫兵们对于革命的诗意向往的同时，还很具体地书写了“我”与孟海的“革命活动”，以及孟海的身上所延续着的“革命精神”与“文革”后社会的时生龃龉。韩少功对这些方面的书写虽然突出了其中“革命的罗曼蒂克”的一面，尤其是孟海与“我”的“革命活动”对于俄式革命的刻意模仿，显示出十足的幼稚可笑，笔调之中不无揶揄。但在另一方面，亲切与自赏亦在其中。而其《兄弟》关于“文革”的“革命记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其与《很久以前》一样记述了当时的青少年们对于革命的诗意向往，特别是汉军与汉民兄弟的尚武精神和对军事生活的模仿；另一方面，却以痛惜与崇敬的笔调书写了民间思想者罗汉民的“革命活动”。汉民因为主要参加了当时的一个叫做“马克思主义劳动社”的“反动组织”，并且在不同的城市散发和张贴“反动传单”，“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还提出要为彭德怀和刘少奇翻案······”，因此被作为主犯杀害。但这个组织无疑是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相信革命的。小说曾以自我独白的方式拟写了临刑前的汉民：

　　我们全家和亲戚那一天没有一个人去刑场，倒是在劳模父亲的带领下，关起门来

　　学习了一天的毛主席语录。他们在高声诵读的时候，我挂着“反革命组织主犯”的牌

　　子，在五花大绑之下度过了最后的时光，正在从看守所通往刑场的路上东张西望，一

　　直在围观的人群中寻找熟悉的面孔，对亲人抱有最后一丝微不足道的希望。······我

　　只是想看一眼，让我的目光触摸一下母亲和亲人的面容，让目光在这一片人海里还有

　　最后的接纳和停靠，让自己离开得不至于过于孤单。

　　我眼中的世界模糊了，可耻的眼泪流了下来，于是我用高喊口号的办法来镇定自

　　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万岁！”“打倒······”不过第二句口号没有喊出来，早已套在

　　我脖子上的一条毛巾已经突然勒紧，勒得我两眼发黑，发不出任何声音。······

　　“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极权曾经将无数个自认为是追求革命的民间组织和民间思想者指认为“反革命”进行严酷的政治迫害。“勒紧”或“割断”他们的喉管，使他们“发不出任何声音”，是他们的普遍命运。但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一些特殊的禁忌，却使他们在新的时代之中仍然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使他们对革命的追求湮没于历史的烟尘。正如克里玛在谈到作为“幸存者”的作家应该书写战争或集中营中的死亡者的命运时所要求的——应该“去变成他们的声音”，为他们而呐喊。韩少功对“文化大革命”中另一种“革命”的极力张显，正是在使自己变成那些真正追求革命的牺牲者的声音。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韩少功对作为一种特殊的“革命记忆”的“文革记忆”的精神重访，成了揭破遮蔽、反抗遗忘的抗议和呐喊。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全盘否定”是“文革”后中国的政治精英、社会大众和知识分子的精神起点，也是他们自此展开的精神探索中的重要内容，如果对这样的起点不作有效的精神重省，我们的精神无疑将仍不健全。特别是在当前巨大的社会转型及其所导致的激烈的社会冲突中，我们的精神选择也会因此陷入重重迷雾，从而在根本上难以建立真正有效的精神立场。所以说，韩少功对“文革”之中“革命记忆”的精神重访，具有相当独特的重要意义。

　　意义、问题与可能

　　革命记忆的精神重访和对社会现实的见证与批判是当下中国“新左翼文学”的两种不同的精神姿态，它意味着当代中国文学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群体性的再度复活。[11]自“伤痕”、“反思”文学以来，“文革”后中国文学的现实战斗精神日趋涣散、不断衰颓。还是在“寻根文学”兴起的时候，李泽厚先生就曾指出其“战斗性”的丧失[12]，经过后来的“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个人化写作”、“第三代诗歌”、“文化散文”、“晚生代小说”和“70后”、“80后”等潮流的不断冲击，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实战斗精神元气大伤，一直没有构成文学界的精神主流。其间虽有“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一度中兴，但由于其“分享艰难”的精神立场消解了其本应具有的直面现实的精神勇气，所以令人失望地并没有能够真正恢复知识分子的战斗精神。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新左翼文学”中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的再度复活，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以新的姿态直面现实。在这样的精神姿态中，对于社会现实的见证与批判自然是其相当重要的方面，即使是对革命记忆的精神重访，其实也与现实保持着足够的批判性张力，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归，比如韩少功的《暗示》和张承志的《秋华与冬雪》等作品对革命记忆的精神重访，时常对现实予以智慧或猛烈的出击，实际上就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现实的批判。“新左翼精神”，实际上就是知识分子直面现实、直面时代的战斗精神。“新左翼文学”，也就是继承和秉持着中国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这一精神传统直面现实的文学。所以我以为，我们应该充分珍视这样一种相当难得的精神复活，不断通过艰苦深入的反思和勇敢的精神实践，使这种精神牢固确立并走向成熟。

　　实际上，从“新左翼文学”的现有实践来看，它并不是那么幼稚。它的创作方法、主题话语、叙事模式和人物修辞，固然存在着种种问题，但却不再像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那样呈现出过于简单化的倾向。“新左翼文学”总体上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像韩少功的《暗示》、张炜的《刺猬歌》和张广天的《切·格瓦拉》等作品，却已经远远超出了现实主义的范畴。在主题话语方面，“新左翼文学”在对资本强权的批判之外，还包含着城市文明批判、国民性批判和知识分子批判的丰富主题。像陈应松的《太平狗》、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瓦城上空的麦田》、贾平凹的《高兴》、夏榆的《失踪的生活》、《我目睹了美感从一个村庄消失》及郑小琼等的很多诗歌，城市批判的主题相当突出。而在罗伟章的《我们的路》、陈应松的《归来》、刘庆邦的《卧底》、胡学文的《命案高悬》、《淋湿的翅膀》、曹征路的《豆选事件》、王祥夫的《愤怒的苹果》、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和夏榆的很多散文中，底层民众的自私、麻木、冷漠和不争，则更是令人震惊。这样一种对于底层民众的精神批判，不仅是对五四传统的自觉继承，更是规避了左翼文学所极易出现的简单化的民粹倾向。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新左翼文学”还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性格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反省。韩少功和张承志在对革命记忆进行精神重访的同时，对于知识分子的精神病相时有反省，而《那儿》中的叙事人“我”、《霓虹》中的那位嫖客“教授”、《卧底》中的记者周水明和《被雨淋湿的河》中时常“像烂鱼网似地蹲缩在地上”的父亲陈村，都曾被作家予以不同程度的批判。这都意味着，“新左翼文学”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和精神现实的复杂性实际上有着一定的自觉。正是因为这样的自觉，我们才有足够的理由对它的尽快成熟充满信心。

　　如果要说当下中国的“新左翼文学”还存在着什么问题，我以为最根本的，并不是很多人所通常认为的现实主义深化等“文学性”方面的问题。因为在世界范围内比如像马尔克斯和格拉斯等左翼作家的创作，实际上远远超越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我看来，“新左翼文学”的根本问题，还是其所初步张显的“新左翼精神”如何才能在广泛汲取包括人道主义和正义原则等人类历史上优秀的思想传统和精神资源的基础上，走向进一步的丰富与深刻。但在其中，我以为最关键的，应该是目前的“新左翼文学”最为匮乏的历史意识问题。“新左翼文学”特别是其中属于“底层写作”的大部分作品，要么缺乏深刻和充分的历史感，要么过于匆忙、不加反思和简单化地“征用”早已失魅的意识形态。不管是对社会现实的见证与批判，还是对革命记忆的精神重访，目前的“新左翼文学”很多都未表现出充分明确和足够深刻的新的历史意识。而在实际上，独特的历史意识正是左翼精神最为核心的方面。在据说“历史已经终结”，革命早已退潮，人类历史上的左翼实践饱受重创的“后革命时代”，是否需要和应该以怎样的新的历史意识在历史发展中深刻书写当下中国异常复杂的社会现实与精神现实，并将这种书写紧密联系于现代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充满悲怆的左翼实践(包括左翼文学实践)，将是“新左翼文学”所要面临的最为重要、最为艰巨的课题。只有很好地解决这样的问题，“新左翼文学”的现实战斗精神，才会具有相当坚实的思想基础。当下中国的“新左翼文学”，也才会拥有更加广阔的未来。

　　[1] 张大明等：《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6页。

　　[2] 孙立平：《化解贫富冲突要在调整社会结构》，《南方周末》2007年9月27日。

　　[3] 李云雷：《曹征路先生访谈》，《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4] 贾平凹：《高兴》“后记一”《我和刘高兴》，《当代》2007年第5期。

　　[5] 郑廷鑫等：《郑小琼：记录流水线上的屈辱与呻吟》，《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6月11日。

　　[6] 鬼子：《艰难的行走》，昆仑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48页。

　　[7] 张广天：《我的无产阶级生活》，花城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138页。

　　[8] 《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1~12页。

　　[9] 《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5~16页。

　　[10] 《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1~12页。

　　[11]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64—282页。

　　[12] 李泽厚：《两点祝愿》，《文艺报》1985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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