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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的经典建构(1949—1966)

发布时间:2021-11-29 12:55
  1949—1966年间,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在新中国民族政策和自上而下的文艺规范引导下,经历个人翻译整理、跨传播符号和传播媒介改编、集体搜集整理、国庆文学献礼等文化事件,实现了从民歌到叙事诗、从搜集整理本到国庆献礼作品的转变。《阿诗玛》的翻译、整理、改编之演替过程,体现了新型国家话语对民间文学的创造性转换,由此《阿诗玛》亦参与了建设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形塑;这种形态转变与认同形塑过程,也即其经典建构过程。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 2020,38(05)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1 页

【部分图文】:

论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的经典建构(1949—1966)


京剧《阿黑与阿诗玛》剧照(7)

创刊号,阿诗玛


正如刘禾在讨论萧红《生死场》中指出:“作者从女性身体出发,建立了一个特定的观察民族兴亡的角度,这一角度使得女性的‘身体’作为一个意义生产的场所与民族国家的空间之间有了激烈的交叉和冲突。”(1)阿诗玛作为彝族女性代表,以其女性身体和外表形象作为彝族女性的地位、权力、话语生产的特殊场域,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阐释空间互动共生。《边疆文艺》创刊号封面上的阿诗玛,穿戴艳丽的撒尼服饰,简约的侧面肖像与复杂的头饰图案,形成强烈的视觉冲突,突出整体的红色主色调。这不仅与阶级斗争、流血冲突、身体死亡关联,而且是革命、政权、胜利的象征,与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男权话语社会的民族国家形成强烈反差。(2)因此,阿诗玛这一人物形象已然走向传播符号化的进程。“事实上,对‘民间’或‘传统’的借用,正是现代性知识传播的典型方式。现代政治是通过共同的价值、历史和象征性行为表达的集体认同,因而无一例外具有自己的特殊群面上的木刻《阿诗玛像》(作者:黄永玉)(3)体的大众神话与文化传统。”(4)作为现代性知识的京剧《阿黑与阿诗玛》改编虽然不理想,但仍然起到助力经典建构的作用。一方面,该剧以工农兵及兄弟民族为叙述主体,在戏曲改造中引起文艺界领导的重视,强化其在官方视野和主流话语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改编不成功,反而促成以行政命令组建圭山工作组进一步开展《阿诗玛》搜集整理工作,无疑为《阿诗玛》经典建构提供了强大助推力。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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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3526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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