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汉语十四行诗创作的精神价值

　　从“潜在写作”概念的提出开始，学界对文革时期“地下诗歌”的关注就基本集中在知青诗歌特别是食指、黄翔的创作和天安门诗抄上面，对这一时期汉语十四行诗这种特殊的诗体创作缺乏应有的关注度?。本文试就文革时期汉语十四行诗创作的精神价值略陈管见。

　　文革时期十四行诗被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笔耕文化传播，被认为是“洋八股”、是僵化了的西欧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诗歌形式，译介十四行诗体是“西风”和“逆流”，创作十四行诗体是“妄图和无产阶级争夺诗歌领导权”。安旗认为，“十四行诗，那‘五四’时代新月派的诗人曾经企图使它借尸还魄，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形式已经没有一点生命力。

　　它已经随着产生它的时代和阶级一去不复返了”。但仍然有不少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文革时期各种困难的环境里秘密写作，隐约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根据钱光培挑选58家共270首汇编成的《中国十四行诗选1920—1987)和许霆、鲁德俊《中国十四行体诗选》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十四行诗人以唐浞、孙静轩、吴钧陶、陈明远、肖开、蔡其矫、郑铎等诗人为主力军。他们把诗歌当成苦难生存境遇下的精神支撑，表达青春的困惑、爱情的得失，对人生的梦想、理想的思考。如卞之琳将十四行诗混杂在其他诗中，不让人看出。肖开写了很多歌颂友情爱情、歌咏人生理想的十四行诗，都藏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吴钧陶创作《剪影》诗歌集，翻译富勒的《十四行诗》。陈明远采用十四行花环体式创作长诗《花环》；公刘、孙静轩、蔡其矫等诗人也用十四行体写成诸多抒情短诗。这些诗作事实上打破了意识形态话语改造的政治指向，在一个知识分子精神资源面临枯竭之时代，用超越性的文学创作，追求着人性美的情感，对个体权利意识的伸张体现了人的自觉，深重的苦难意识更是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延续了人本主义价值的启蒙文化，表现出时代精神的丰富性。

　　一、珍视人格尊严人格尊严即为维护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又称为人性尊严，是人权的核心概念。人性尊严主要有两个基本内涵：一是人的“主体性”，即“人是一个主体，并非另一个人的工具，并非单纯国家统治权行使的客体”；二是“人的自由意志应受尊重”。

　　文革时期广大知识分子被诬陷、谩骂，被批斗、抄家，甚至惨遭殴打、身陷囹圄，连为自己辩解的权利也彻底丧失，人格尊严被剥夺无遗。这对于心灵特别敏感、视人格尊严贵于生命的作家而言，无疑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精神创痛。而潜在写作者不必面对社会的围剿，获得了一种私下表达的权利和勇气，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的体验和思考。

　　十四行诗歌中充满了对自我主体精神的讴歌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呼唤着作为人所应当得到的被尊重、理解的权利。陈明远在《花环》长诗中高唱道：“哄闹的吼叫却充耳不闻”，“心啊，炼成一块顽石吧，像花种活埋在污泥之下，炽热的血泊浇铸成铠甲，任他欺凌、辱骂、毒打，都不在对神祗发一声话”。诗中人性因为没有被邪恶力量完全扭曲、摧毁而享有宝贵的尊严。人格尊严是人的生命的内在标记，也是生命外在的旗帜。它包含着一个人是否存在的事实，代表着一个人独立的人格，哪怕风刀霜剑紧相逼，也能像一块沉默的石头，用深沉的存在来抗争。

　　这种人格尊严的自我珍视实际上是延续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自我觉醒意识。当个体自觉地同集体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再服从群体的利益而忽视个体的时候，从道德上对个体的独立性有了深刻的了解，这种自在也就演变为自为，这是一切人文价值重塑的基础，只有对自我意识的珍视，才可能要求权利的伸张、爱情的满足，进而用理性的光芒批判社会。

　　二、伸张主体权利民主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个体的自由，这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是启蒙思想的核心概念。

　　文革时期极端的个人崇拜导致了专制和奴性人格，在至高无上的群体价值面前个体的独立性被消解，盲动的群众作为一个实体却表现出一致的集体无意识，成为个人意志的帮凶。在时代的迷茫与踟蹰中，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得权利意识的伸张成为自觉和必然。十四行诗诗人此时在时代黑暗的深处，冷峻地审视着喧嚣的盲从，对人生的不幸和痛苦的社会现实加以强烈的批判。

　　陈明远在《花环》中唱出了反抗专制话语的最强音：“希望的种子决不会长眠?奴隶们背负阴冷的巨石?修筑死神的殿堂??”。他以挑战到底的决心唱出了对民主的赞歌。孙静轩在《群牛石雕》中对羁绊自由、阻碍古老文明前进的障碍道出了这样的话，“你原本是凶悍的野牛??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谁叫你驯服于一副木枷”。正是这样的写作，昭示了即使在邪恶的时代潜在写作者依然有可能保持对主体权利意识的伸张。自由是人本质的主体权利之一，诗人用沉重的木枷抗议对这种自然天性的扭曲。这种真实、反叛的诗歌恢复了诗歌的尊严，用决绝的勇气在那个精神荒芜的年代耕种。众多的知识分子都保持缄默，惟恐灾难降临而避之不及，正是潜在写作这种特殊的方式宣泄着知识分子的抗争，虽然没有足够的力量，但是只有无数个个体对民主的伸张才有可能形成群体民主的灵魂。

　　三、追求美好情感文革时期在仅有的样板戏和“高大全”作品里，没有了夫妻和完整的家庭，以高尚的名义，将基本的人性一扫而空，爱情更是无影无踪。但人性中对美好情感的追求是压抑不了的，人类精神生活永恒的需求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在十四行体诗的创作中，对爱情等美好情感的珍视处处可见。

　　林子大胆的爱情诗震颤了多少青春钓心灵。两情相悦是如此的美好，“只要你要，我爱，我就全给，给你——我的灵魂、我的身体”，爱人的心中是甘愿融化、奉献自我，温柔的渴望是如此的自然，像海潮寻找着沙滩。诗歌首先突破了文学中的“爱情禁区”，继而成为一种真实的人性情感的表达。

　　唐浞在《幻美之旅》中吟唱，“要找寻自己渴望着的美，要找寻自己渴望的诗之美，要找寻崇高的生命交响乐，要找寻高贵的思想的贝叶”，“对美、对诗的秘密追寻”终于找到了生命的“新港”，拥有“诗的红喷喷的花朵”、“美的珊瑚枝的焰火”，“沉湎于自然的神秘”里“欲忘了这世界的风尘”，“向幻美的海洋飘然飞翔”，渴望着永恒的美德追求，乞求着自己不再沉湎于现实无边的绝望而飞升，超越那历史的风尘，向幻美的国度飘荡。

　　他像一个纯情的爱与美的追求者，现实任何的污秽都不能玷污那诗歌美的殿堂。在那一个谈情说爱是资产阶级情调、美被贴上资本主义标签、不能越雷池半步的年代，林子和唐浞的诗歌虽然不能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但诗人自己心灵中仍然保存着爱的温暖和意象的欢乐。诗歌始终探索着人的生存处境和精神解放道路，呈现出对本真、丰富的人性形态的探究和澄明。

　　四、民族苦难意识民族苦难意识是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所经历的磨难、曲折的一种深刻体验，是一种特殊个体人格，表现为常常在追求自我的崇高的同时，家国命运同构，小我发展为大我，关怀祖国和人民大众的命运前途。充满了普世的人文情怀和爱国热忱。

　　十四行体诗人的潜在创作主题上不仅表达对现实世界的诘难和疑问，更是以底层世界悲天悯人的苦难意识充满了对人自身的存在、命运的归宿以及民族未来的深重思考。孙静轩在《苦果》中道，“我咀嚼的是一枚苦果?如梗塞在咽喉”，生存的艰难可见一般。我“用血和泪，浸润着它赖以生存的泥土”，“纵使收获一百次苦果，我还是把最后一滴血洒在它的根部”，即使在悲剧性的情感中，为了理想甘愿赴汤蹈火的殉道精神仍然力透纸背。陈明远在《花环》中表白：“火苗怎能为火海殉葬，水波无法被洪水埋淹；由苦难喂养大的歌手，决不可能毁灭于苦难。”相信“废墟总有一天会变成花园”，那追天抗诉的猛士精神张扬的是奔腾不息、冲决一切的强健生命力，用一种屈子沉江的凛然大义轻蔑一切罪恶，揭示着人类的境遇和时代的荒谬，思考着民族的未来，表现出知识分子为恪守人格理想所具有的气节与操守，事实上这也成为新时期文学精神的生长点。

　　从2O世纪2O年代十四行诗引人中国以来，我们把握这种诗体的发展脉络，发现它并没有在凄风苦雨的环境里消匿殆尽，反而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载体承载了太多的知识分子的寄托与期盼，成为那个时代理性高昂呼唤自由与正义的启蒙旗帜。每当我们再度回首这些用自由、尊严乃至生命浸润的潜在文学之路时，暮秋的挽幛仍在时空驿站悲壮地悬扬。在权威主流话语的强力下，只有个体的隐匿才能真正确置自己的主体身份——潜在写作话语权。在政治决定一切的文革浪潮中，整个文化领域完全失去了自主性，变成生活中最无关轻重的外围装饰品。但总有那么一部分知识精英不依附于政治文化权力，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超越性，超越世俗的利益，以观念批判现实，坚守着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话语本已退潮的海滩。也正是这些地底深处的流火，使得一切权威意志话语消解无形。在阅读每一首用生命谱写的诗歌时，触碰的是一颗颗浓烈而又滚烫的心灵，他们的思想是深刻而邃远的，他们的人格是崇高而圣洁的。

　　事实上知识分子每一次对文化暴力的反抗，几乎都是借助文学的诗意体式而肇事的。这是文人特有的文化反抗方式。从西方心理学的视角来透视，生存状态的失衡必然导致精神状态的缺损，平衡生存状态失衡和修补精神状态缺损的惟一有效选择只能是海德格尔式的“诗意性逃避”。我们用“诗意性逃避”反观创作十四行诗的文学圣徒们，他们那被压抑的灵魂中展现了一种个体“亢奋”式的生存反抗。法国哲人布莱斯·帕斯卡尔(Blaise Pasca1)说，“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思想”，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哲学沉思中，“诗人”也正是在深切地认识到思想和文化的贫困时，先于他人以诗意的沉思发现且领悟了自我存在及自我存在的价值。在一个失落的年代，诗人用一种隐秘却又张扬的方式留给我们心灵震撼的审美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