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美学的话语限度与空间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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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美学的话语限度与空间特质

发布日期： 2014-05-08 发布：  

  2013年4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19篇

　　摘要：中国生态美学在后现代语境中产生并成为后实践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空间性”特质。生态美学所倡导的自然和谐的时空观、主客体融合相生的一元论以及个体生命力的完满，都是在对空间的体验、区隔、胶着和融合中完成的，空间性的心物体验性、家园空间感、天道空间观面对自然与主体、生态与审美、生存与超越的逻辑困境增添了崭新的理论活力，注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理解。而新发掘出来的空间性特质也能有效弥补生态美学自身学科起点、逻辑属性与历史语境的学科困境和话语限度，沟通了生态学和美学的学科拮抗，实现了个体性审美体验与群体性生态关照的融合。同时，“直观—体验—反思”的方法论启示也使得生态美学真正成为有“学”更有“美”的美学学科形态。最终，使得生态美学不仅仅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美学理论，更使其有效地介入现实的艺术经验、审美实践和当下的文学研究，提升理论的普世性与介入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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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生态美学；逻辑困境；主体性；空间性；方法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现代性视域中的艺术自律问题研究”（10BZW002）；武汉大学博士自主科研项目“空间转向与后现代审美经验研究”（2013111010201）
　　作者简介：裴萱，男，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图分类号：B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3）04-0060-09
　　生态美学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界研究的理论前沿与思辨热点，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理论共识。但与此同时，生态美学内在的话语矛盾、理论危机以及逻辑困境也纷纷出现，其问题视域仍然主要立足于生态学与美学的学科话语胶着，自然性与人类主体性的矛盾，学科内在的逻辑悖论与学科属性游移等等，而这一切又与空间性紧密相连。通过对生态美学空间性的分析与把握，能够找到有效解决内在矛盾的思路与方法。
　　一、生态美学的逻辑困境与空间指向
　　生态美学作为“环境美学的核心组成部分”[1]（P13），但同时又在环境美学的基础上增加了人文主义的因子与动态联系的生态观念。一方面，生态美学合理吸取了环境美学的自然观，以自然“返魅”的视角通达万事万物自由运行、道法自然的境界；而另一方面，在主体与自然之间的空间营造中进行美学的话语言说，虽然目前对于主体性体验在生态美学的研究还远远不足，但是对于环境美学而言是学理上的进步，“只有那些基于生态伦理、将自然环境视为一个动态而有机的生态系统、并对自然环境持有尊重态度的环境美学，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美学”[2]（P52）。环境美学从客体的自然空间出发，经由西方生态美学的生态学、景观学和设计学的改造，再融入中国当代学者独特的审美感悟与生命体验，最终形成了当前中国生态美学的学科面貌。而其空间性却是联系和沟通客体与客体之间、主体与自然之间的关键，并且在生态美学的理论视域中构建了美感生发与主体体验。从人类主体与自然的关系角度来讲，生态美学追求的是和谐、统一、自然的审美话语，而殊不知，美学意义的彰显与生存意义的澄明正是在主体对自然的“空间感”体验中完成的。主体以空间体验的方式实现对自然生态完整的把握，所以就主体而言，应该实现在现实空间和心灵空间上同自然融为一体，大道齐一；“就‘空间感’所涉及客体‘实项’而言，空间对象在‘质料’上的构成极为复杂，它决定了主体感受的多层次性，人的感官的丰富性取决于空间环境质料的构成状况，因而，‘身体’及其‘空间感’就必然而且自然地呈现于生态美学的视野之中”[3]（P177）。因为美学与主体的体验、理念和感知有着天然的联系，所以生态美学对自然的“返魅”、对人类主体的反思与美学的基本原则之间就形成了最为基本的割裂与矛盾，而造成这一矛盾的根本危机又恰恰是“空间感的缺席”[3]（P176）。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分析和反思空间美学的话语限度以及造成的根本性原因，另一方面也需要发掘生态美学中的空间性特质，以期弥补理论上的不足，使得生态美学不仅仅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美学理论，更是能有效地介入现实的艺术经验、审美实践和当下的文学研究，提升理论的普世性与介入性价值。
　　（一）生态美学逻辑起点存在悖论
　　生态美学所提出的现实背景是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危机，企图以美学的方式介入生态学的研究，并由此实现新时期实践美学的突破。“生态美学是从审美角度来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达到保护生态的目的”[4]（P81），其旨归仍然是对自然的“返魅”，并试图将人类主体对自然的实践影响降到最低；“所谓生态美学就是生态学与美学的一种有机结合，是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美学，将生态学的重要观点吸收到美学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美学理论形态”[5]（P214），可见，生态美学的逻辑起点是人与自然以及二者的关系问题，并且试图深入到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背后打破主体性的话语霸权，给予自然客体以应有的地位。生态美学的这一逻辑起点是富有学理价值的，但是其前提和理论架构的逻辑起点却存在悖论。生态美学反思的对象是不断扩大的“人类中心主义”，那么对于人类中心主义应该如何界定呢？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而言，作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是具体承担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人。主体性的建立以及美感的产生是与客体对象化活动密切联系的。“鉴赏时是按照着经验的规定依据，也就是只是后天通过感官所赋予的。或者人们可以承认：鉴赏是由于先验的根基来下判断的。”[6]（P194）可以看出，美学与主体性有直接、密切的联系，片面排斥主体性和人类中心主义是不利于生态美学的全面发展的。同时，生态美学也过度高扬了美的自然生态美属性，并以“返魅”的视角彰显了自然美的本体价值，其对于美的本质的理解仍然是立足于环境美学的自然美观念，“人们根据三种模式来行事——即对象模式，风景模式或静观模式和环境模式。当将对象社会化并为它们创造接受规范时，它们都接近于艺术”[7]（P30）， “从生态学的立场来看，生态完好的又宜人的，就是美的”[8]（P5-10），这就更加强化了“生态决定论”的话语霸权。生态问题密切联系经济、政治、文化、生理、伦理等多个领域，美学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我们难道可以认为“生态完好”就会导致“美的出现”吗？这明显地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人的主体性美感形态和审美体验已经完全化为客体问题。同时，一些生态美学家仍然秉承环境美学的理论特质，过于强调对自然和环境的“复魅”与“返魅”，而消泯了生态美学中的丰富的美学体验，“对原始人类最适宜于生态的、朴实的生活方式怀着深深的眷恋……相信生态智慧可以矫正人类的生态过失”[9]（P211-213）。虽然说“返魅”并不是回归史前时期或前现代时期，但是此种“返魅”究竟到何种程度还是需要继续研究的话题，否则就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泥潭。其实在后现代时期，“返魅”更多地是理论的架设，现代性工程和“形式化”学科知识体系已经渗透至学术思想的方方面面，启蒙现代性以其强大的力量规约着主体的话语方式，再次回归前学科性质的原始思维方式已不复可能；另一方面主张“复魅”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人类的主体性视域毕竟是有限的，在现代社会中科学仍然有其远没有涉及的领域，未被探索的自然空间依然广阔，而生态美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拨则有矫枉过正之嫌。其实，对自然“返魅”的理论追求本身就包涵了理论本体与理论方法之间的悖论。一方面，生态美学拒绝主体性的张扬，希望以对自然生态美的发掘实现人与自然的平衡；但是另一方面，“返魅”的过程也正是主体性作用的结果，同样要借助主体的感性和理性思维对自然美进行重新挖掘与审视。 　　（二）生态美学学科属性存在游移
　　生态美学作为新时期美学领域研究的热点和崭新的学科形态，丰富了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理论视域，但是从美学的学科体系而言，缺乏美学层面的、支持自身建构的关键因子。目前我们定位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依然局限在整体性思维、可持续发展、和谐环保理念等，更多地以生态学的视角规约美学的建构，这就逐步使生态美学沦落成为“有学无美”的学科。众多理论家对其研究对象众说纷纭、各不相同。有学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着眼，以折衷的态度使“‘生态系统’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这里的生态系统，不是孤立的与人对立的‘自然’，而是充满生命的包括人在内的‘生态系统’”[10]（P295）；而有学者认为自然生态所呈现出来的形式观感构成研究对象，“具体地说，生态美学不是研究生态系统的实质和内在结构，而是研究生态系统的感性形象即外观，如日月星辰，风云晴晦……研究这种感性形象如何为人提供审美观照，如何使人产生美感快乐”[11]（P93）。可以看出，对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有侧重主体的精神完善，有侧重自然客体的审美表征，还有主客体兼有的“生态系统”，理论在主体、自然客体、主客之间进行游移，经历了生态学、美学、存在哲学、环境美学等学科的混杂，但在更多时候，美学家的研究对象已经由美本体转向对生态问题的思索。“在这种时候，生态美学家更多地扮演着生态学家的角色。”[9]（P212）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美学中研究的重要问题一方面继承了康德等人的主体性美学思想，另一方面也在人类存在的层面反思艺术与审美，并试图以非理性的美学转向重新发现人的本体存在和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由此，生态美学“是一种包含人类合理生存发展要求的，人的存在论与人学价值论统一的价值观念，它形成于人类的生成发展过程中，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12]（P162）。那么，生态美学如何在人类存在、艺术经验和自然生态的双向维度中找到合适的研究对象与理论话语言说方式，是需要进一步思索的话题。
　　其次，生态美学的研究内容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其中也有逻辑不明和内容泛化的局面出现。第一是对审美实践和艺术本体的研究，往往将“自然”、“和谐”的价值理念渗透至美学分析之中，以期发现文学和艺术的崭新特质；第二是对人类主体精神、信仰和价值理念自身的研究，着眼于现代社会和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现实，以自然生态的美学话语对其进行纠正与反拨；第三是对自然环境和生态文明的深切观照，以“返魅”的态度重拾“万物有灵”的信仰。这三个研究视域同样存在着生态本体论、存在本体论和艺术本体论三个维度的胶着与矛盾。比如当前的三峡工程是伟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不仅仅取得了航运、防洪、种植、电力等现实功能，其400多项世界第一的数据更是极大彰显了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但130万三峡移民的生存状况、精神体验和家园意识更是需要生态美学的价值关怀。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悖论，生态美学究竟是立足于自然生态的进步与提升，还是对人群生存状况的关注？可见，生态美学的研究内容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细化。
　　（三）生态美学在历史语境中的话语缺失与矛盾
　　作为新时期美学发展的潮流与历史样态，后实践美学以生命美学、超越美学、主体间性美学等实现了美学从意识形态性质到个体感性生命性质的彻底转化，以“生存”和“交往”的视角再现了崭新的美学样态与话语言说；同时，后实践美学也广泛吸收了西方现代存在主义、阐释学等理论因子，以期在后现代的潮流中保持对人文理念的坚守和对人类主体存在终极价值的追寻，“至于审美，毫无疑问，作为人类最为根本的意义关联、最终目的与终极关怀的体验，它必将是爱的见证”[13]（P12）。在此种语境下，自然美与环境美就在后实践美学体系中产生缺失。所以，为了弥补对自然和生态的关注，生态美学的风生水起成为新时期美学思潮的重要一维。但是生态美学在后实践美学的历时发展框架中，并没有起到其理论初衷与应有的价值体察作用。生态美学的逻辑起点和学科前提是自然与人的生态、审美关系，而此种“人”的主体性存在是以人类集体的方式出现的，“人类”也被打上了浓厚的科学意味和作为自然对立面的存在，宏大的话语言说与人类学意义上的理论诉求遮蔽了对个体性美学的关注，“和谐这一生态美的本质在现代人类学这里就被还原为、复归于人类与整个对象世界的源始的、本初的一体化关系，一种以‘在世’生活为根基的浑朴天然、圆融如一的关系，一种‘向来所是’的、‘未经分化’的、‘本真状态’的和谐”[14]（P11-18）。可见，生态美学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语境中，尤其是在商业文化浪潮、工业文明异化和市民社会崛起的语境中，彰显对个体内在生存状况与精神生态平衡的关注，应该是更有价值的问题。其实，生态美学家们之所以借鉴整体性的人类观念和人类学的学科特质，正是因为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是超越个体、族群和国家的普世性话语，需要整体人类的共同努力方能解决，所以这也是生态美学无奈的选择。但是审美活动是带有个人主体性质的精神实践活动，更是后现代社会美学的必然取向，并以“共通感”的形式实现美学的普世性价值，那么如何以人类学意义上的群体诉求规约个体性质的美学体验？生态美学中的个体审美活动应该如何适应、协调自然美的生态取向？或者我们如何防止以生态学遮蔽美学的理论危机？这些都是新的历史语境下给生态美学提出的严峻问题。其实，后实践美学之所以取代实践美学，正是彰显了个体的审美力量与市民社会的自由诉求，打破人类学和意识形态对“集体”人类审美实践的宏大言说；而生态美学却重新回归人类学意义上的集体性质，漠视对个体生存状况的关注，这是理论发展的曲折，同时也削弱了美学加入当下艺术经验研究的力度。
　　我们认为，生态美学的理论话语限度与逻辑困境仍主要在于生态学与美学的学科拮抗、集体人类学诉求与个体审美力量的对立、自然“返魅”与主体“反思”的二元悖反，这些都构成了影响其理论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而与此同时，生态美学又天然地蕴含了“空间性”的特质，自然界之中的客体与客体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主体内在感性与理性之间，都构成了独特的空间话语。人类和万物在自然界中的栖居从本源上来讲，正是一种空间的开启和客观世界的澄明，“终有一死者存在，也即说：终有一死者在栖居之际根据他们在物和位置那里的逗留而经受着诸空间。而且只因为终有一死者依其本质经受着诸空间，他们才能穿行于诸空间中”[15]（P1199）。海德格尔认为人类诗意的栖居和生态审美性的存在正是在无限的客体与主体空间中生发出来。同样，对于生态美学的话语限度而言，人类主体与自然生态的沟通、生命存在与家园空间的找寻、个体完满与空间审美体验的生发，都需要在空间的层面上得以解决。所以，我们不仅仅需要重新挖掘、彰显生态美学的空间特质，不断丰富、完善生态美学的理论话语；同时可以看出，空间性可以有效地弥补生态美学的理论限度，并且能够在方法论层面给予其有益的尝试与探索。 　　二、生态美学的空间性特质及理论弥补
　　从宽泛的角度而言，生态学可以包涵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精神生态和文化生态等多个维度，但无论何种理论视角与取向，其着眼点正是人类与自然以及人类与自身的关系问题。而环境美学对整体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返魅” 的话语言说又天然规约了生态美学对于自然空间重视和美感生发的价值取向。经济生态、文化生态等虽然也具有生态性并和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美感体验的创设和美学学科本体的规约要求生态美学必须以“美感”的角度来进行理论架构，所以，我们在探讨生态美学的空间性时，仍主要立足于环境美学所提供的理论铺垫与对自然空间的主体感知，从而使该学科真正成为有“学”更有“美”的理论话语。其实，空间性不仅仅是蕴含在生态美学中的理论特质，更是具有本体性的价值与意义。“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存在”[16]（P22），列斐伏尔对空间的经典界定预示了空间理论的强大包容力。同时，自然生态和人类主体都有着独立的运行机制与开放的理论品格，能够在不同的空间中不断调整自身的理论适应性；生态美学所倡导的自然和谐的时空观、主客体融合相生的一元论以及个体生命力的完满都是在对空间的体验、区隔、胶着和融合中完成的，空间性的心物体验性、家园空间感、天道空间观面对自然与主体、生态与审美、生存与超越的逻辑困境增添了崭新的理论活力，注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理解。
　　（一）生态美学的天道空间观
　　生态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视点是“有机整体观”，卡尔松“自然全美”的观点启发了生态美学的“有机”特质，并且从对形式鉴赏的角度展开审美判断，“全部自然界是美的。按照这种观点，自然环境在不被人类所触及的范围之内具有重要的肯定美学特征：比如它是优美的、精巧的、紧凑的、统一的和整齐的，而不是丑陋的、粗鄙的、松散的、分裂的和凌乱的”[17]（P110）。一般而言，空间有三个层面上的内涵，首先是指与“实存”相对立的“虚空”，比如山峰与山峰之间的广阔空间，大地与天空之间无限的空间等；其二是自然事物运动变化所占据的轨迹和位置，太阳的东升西落、斗转星移的自然星象、黄河东流入海的场景都属于空间的变幻；其三是针对某个具体事物的三维量化数据等，可见，自然生态的物质变化与运行规律都与空间紧密相连，没有对空间的体察就没有生态运行的和谐规律。但同时，这三个层面的空间还只是空间营造的基础，“地理空间是人们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实践塑造出来，以符合自己文化特征的产物”[18]（P27），主体性的实践重新划分了空间的属性与领域，并且渲染上了更高层面的“存在”色彩。“从一种原始的统一性而来，天、地、神、人‘四方’归于一体。……我们就把这四方的统一性称作四重整体（das Geviert）。”[15]（1191-1193）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也正是在天、地、神、人的四重空间体验中以“整一”空间的外化与变形使存在的意义得以澄明，而此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正是“天道”。在生态美学看来，万事万物自由自在、不受拘束地运行“返魅”乃是最高境界，海德格尔的时空观也正是彰显了生态美学的理论诉求。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从生态美学中发掘出崭新的空间性因子，并使二者相互呼应、相得益彰，共同营造整一性的生态美学观。中国传统的 “道法自然”与“天人合一”共同营造了空间视域中的生态美学思想。老子从生态自然广阔的空间维度出发，赋予了空间以浓厚的先验性本质色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19]（P62），形象地说明了空间的大小与事物的差别并没有影响，并建构起具有普世价值的“道论”空间的话语言说；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更加强调作为主体的人要与外在自然生态空间相协调，这一方面是出于对农业生产状况和土地情结的外化，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在主体的精神空间和自然的生态空间中找到契合的“神性”话语，以“感应”的空间色彩重塑人类与自然生态的联系。所以总体看来，在天道空间观视域中，人、自然生态与社会是完全“齐一”的关系，人可以通过离形去知、心斋坐忘化为外物；自然也可以“天人感应”获得主体性质的存在体验，而这些又都是在空间性的存在中彰显出来。万物之终始，在空间纷纭中自然运行；冬雪夏雨，体四季更替中立象尽意。万物源一体，天人本合一。“整一空间”与“天道空间”实现了哲学层面对生态美学的理论突破。当代的生态美学更多地吸收西方认识论的二元美学理念和科学化的言说方式，在自然生态和人类主体的层面厚此薄彼，没有把握好二者之间和谐圆融的状态。天道空间观作为开放的、整体性质的哲学理论话语则很好地解构了二元对立的逻辑起点，以把人类主体纳入自然空间的态度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霸权，以本源自然性质的话语模式重新关注世间的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同时，把主体性的人纳入空间存在的一部分，以天人合一的视角回归人性的自然生态本质，“在认知的意义上，它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形上学说；在伦理意义上，它反映了古人善待自然的积极态度，体现了中华民族博大胸怀的精神境界；而在审美意义上，它又体现了人们以人情看物态、以物态度人情的审美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的审美思想中，人与自然是统一的，万物生命间是息息相通的，处在相互对应的有机联系中，存在于统一的生命过程中，体现出生命的某种象征意义”[20]。
　　（二）生态美学的空间家园感
　　西方在由环境美学向生态美学的过渡中，也具有从自然环境中体察人生存在家园的传统，这一点在罗尔斯顿的环境美学中已经有所论述。无限的地理空间与考古学意义上的历史空间共同营造出对人类家园感知的审美体验，因为人类的生命起源于自然，所以自然生态中也蕴含了血脉相连的家园感知，“一种重返故里时的怀旧的情绪无可阻拦地向我袭来，似乎我从前曾来过这里……我是这块岩石有感觉的后代”[21]（P428）。“家园”正是在对空间的离别、转移、放逐与回归的语境中生发出来，所以“家园”本身就是对特殊空间场景的诉求与体验，“‘家园意识’集中体现了当代生态美学作为生态存在论美学的理论特点，反映了生态美学不同于传统美学的根本之点，成为当代生态美学的核心范畴之一”[22]（P15）。从语义学和词源学上来讲，家园的本体属性是人类主体和族群进行生产生活、避暑御寒、空间归属和文化彰显的专属空间，《说文解字·尸部》中有云：“屋者，居也”，段玉裁注：“屋者，室之覆也”；而在生态美学的视域中，“家园”首先体现为环境美学视域中地球意识，因为从更为广阔的宇宙空间来看，地球正如同茫茫星海中为人类所栖居的一处乐园，供养着生命并提供其所需的各种条件，“在这个太空中，只有一个地球在独自养育着全部生命体系。地球的整个体系由一个巨大的能量来赋予活力。这种能量通过最精密的调节而供给了人类”[23]（P1）。人类的现代性文明对地球的原生态资源造成极大破坏，所以应该树立地球空间的生态意识，将人类主体放入地球的整体性生态“构成性”框架之中。其次，“家园感”不仅仅具有生态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价值，更是天然地联系了人的价值归属与情感确证，以体验的方式具有了美学与文学上的意义。“文学研究介入空间维度，关注民族、家庭、信仰、风俗、制度在地域间的流动和相互关系，从而展示更立体、更全面的文学脉络。”[24]（P103）其实，中西方自古以来的文学与审美就对家园回归、漂流放逐有着独特的感悟，“在这里，‘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惟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这一空间乃由完好无损的大地所赠予”[25]（P15）。海德格尔也将“家园”看做是从存在哲学到美学内涵的过渡，在对荷尔德林《返乡》诗歌的阐释中使得语言和真理得以呈现与澄明，被去蔽的世界在创作者“诗意的言说”中获得敞亮，文学也正是在对家园的体验中获得无穷的审美意蕴。对于西方文化而言，空间家园感是联系人类与自然生态关系的重要中介，并且在放逐与回归的空间“原型”与“母题”中实现对自然和自身的本真思索。“文学景观最好是看做文学和景观的两相结合，而不是视文学文本为反映或者歪曲外部世界的孤立的镜子”[18]（P57），地理空间在人类审美实践的影响和规约下，不仅仅是纯粹自然状态的日月山川，而是打上了浓厚的情感空间色彩；而同样，文学和审美也受到诸如草原、沙漠、雨林等特定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空间家园感一方面联系了生态学意义上对“只有一个地球”的保护，另一方面也直接适应、沟通了文学和美学意义中的存在母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园”可以是在空间视域营造下的地球家园、自然家园、主体家园、情感家园等。它有机地联系了生态学的科学性质与美学的审美性质，实现了科技理性与人文感性的交融。当前，生态美学在学科对象和研究内容层面产生了主客体游移不明的状况，而当以空间家园感介入之后，对于整一性的家园诉求和空间之中的审美体验就构成了生态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美学经验的生发来自于主体深沉的生命意识和超越自然的自由情怀，而空间家园感的最大优势在于将此价值扩展至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以“万物皆有灵”的色彩使自然具备家园情愫，以“栖居的空间”实现人与自然内在的统一，继而共同找到“神性”存在的根基。这也正如荷尔德林的诗作《希腊》所言：“你们，命运之声呵，游子之路/碧空如洗好似学堂/三彩洋溢欢乐的气氛/灵魂的力量和灵魂的近亲，融为一体/让美更乐意/在大地安家，无论哪位神/都跟世人更为合群。”[26]（P213-215） 　　（三）生态美学的空间体验感
　　任何美学不仅仅是带有哲学层面的理论话语，而且要能有效地阐释审美实践与艺术经验，进而通达具有终极价值的人文关怀。生态美学在“体验的维度”上很好地借鉴了环境美学的“审美场”概念，以空间维度的审美场域实现理论对现实艺术实践的介入力度。贾苏克·科欧就“致力于将伯林特的‘审美场’概念作为一种现象学美学的普遍理论，与他自己称为‘生态设计’的环境设计理论联结起来，旨在创造一种可以运用于设计实践的美学理论”[27]（P69-74）。正如上文分析，生态美学在人类学意义上的生态性和个体意义上的美学性矛盾中出现了话语言说的无力，并且在阐释个体的、生动的美学现象之时产生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游离；而“空间体验”则以“同情”的方式实现了“心”与“物”的融合、个体审美活动与集体生态诉求的结合。“天道空间观”与“家园空间感”实现了人与自然生态存在意义上的统一，人与万事万物共同构成了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和无限空间中自由运行的家园归属，在此基点上，具有“家园”意识的人类必须用其理性思维和感性体验的方式实现对空间的把握：“环境的主要维度——空间、质量、体积和深度——并不是首先和眼睛遭遇，而是先同我们运动和行动的身体相遇。”[18]（P91）所以，个体审美力量的生发需要视觉、听觉、触觉、运动知觉等感官共同起作用，，它们之间的密切配合最终实现了直达本源、以心体物的目的。比如，当艺术创作者身处特定的自然空间之时，会将此种空间的生态性与主体对声色的感官性、内心情感的体验性联系起来，使他们共同生发出审美的意义，同时，主体也获得了心灵上的自由。空间性质的审美能够有效地实现个体与外物的“心物”融合和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审美同情”，而体验作为美感生发和审美过程的关键维度，以“心物”融合的方式直接沟通了主体与客体，甚至是主体与主体的“间性”关系，是“审美之中主体心力情感投入、体悟、拥抱对象的心理活动”[28]（P101），审美体验的生发可以是对历史的体验、对社会的体验、对人生的体验等，而对空间的体验构成了其关键的维度。生态美学的自然生态特质，就决定了该学科对空间的体验性，即作为主体的人类在整体自然生态系统中经验、接受、领悟到人类与万物共存的诗意存在方式，更何况生态系统中所有的生命主体都是在一定空间中生长、运动和发展的，“空间的构造、以及体验空间、形成空间概念的方式，极大地塑造了个人生活与社会关系”[29]（P180）。作为生态中自由存在的生命之一的人类，面对自然的无限空间和无垠的宇宙时空，看到崇山峻岭、河流奔腾、日升月落、星斗满天，于是，有限性存在面对无限性的哲思就开启了空间体验和心物合一的审美空间，以期在审美的层面实现个体生命的超越性和无限性。首先，在外在自然空间的层面，个体的身体感知与触觉知觉在空间体验中克服空间距离和客体的物质性，以“气韵流转”的方式进入自由的空间。“审美的快感是对于一种对象的欣赏，这对象就其为欣赏的对象来说，却不是对象而是我自己。”[30]（P471）其次，在内在审美空间层面，空间体验以“同情”和“共通感”的形式由个体审美体验向群体审美诉求过渡。如果说自然生态空间以先验存在的形式赋予了空间无可更改的定位，那么主体想象式和同情式的审美体验则深入到某个民族群体的“诗性传统”背后，由个体的自由性、超越性和审美理想扩展至主体和主体之间的“主体间性”话语，从而破除本心与外物、自我与他人的区隔，氤氲至“集体无意识”的民族心理深处，并成为民族个体的文化确证与身份认同。“艺术境界主于‘美’， 所以一切美的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没有心灵的唤射，是无所谓美的”[31]（P59），此种心灵的体验不仅仅是个体对空间自然的把握，更成为民族集体心理的映射，并一起形成了华夏民族含蓄不尽、意在言外、感兴妙悟等审美风貌。自然空间与主体心灵空间已经完美融合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个体的空间审美体验以“视域融合”的方式在创作者、接受者和整个诗性思维体系中实现“同情”，这样就有效克服了生态美学在历史语境中忽视个体审美的缺失。在空间体验中，美感从整一的天道生态系统与哲学性的家园回归中生发出来，并且从个体的审美体验到群体的文化认同，从而彰显了生态美学无限的美感空间。
　　三、空间性的方法论启示
　　生态美学的空间性不仅有效弥补了其理论不足，空间体验感、家园空间感和天道空间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美学经验的生发层面注入了理论活力，沟通了生态学和美学的学科拮抗，更是在方法论层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美学研究不同于单纯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并不会以恒定的模式和定量的统计进行，而是在哲学和文学、艺术学等多种学科的规约下进行综合维度的人文研究。所以，采取什么样的研究视点与方法，就直接决定了美学的状况与风貌，“不同的研究方法，就会导致不同的哲学、美学体系。因此，美学研究必须首先解决方法论问题。”[32]（P79）从美学历史的维度来看，基本上有“先验—逻辑—演绎”方法论和“经验—理解”方法论；从学科视角来看，有美学的哲学方法论、诠释学方法论和科学方法论；从理论流派的视角来看，有精神分析方法论、结构主义诗学方法论、现象学方法论等等。而生态美学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就必须广泛吸取各种理论资源来建构自身独特的方法论体系。生态科学、存在主义哲学、生命美学、现象学等都为生态美学提供丰富的研究视角与理论话语，但是它们还缺乏整一、系统的方法体系，更多的学者仍然是以生态学的方法来“套用”生态美学：“现代生态学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系统整体论的观点，在此前提下又有平衡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反馈转化规律与物质循环代谢规律等。……这些生态学原则经过融合、加工，被吸收进生态存在论美学观之中，成为美学理论中的绿色原则。”[33]（P12）以生态学的方法进行美学研究，可以使美学呈现多维的色彩，但是“转化”、“平衡”等规律运用在美学实践中，显示出理论的生硬并与审美经验的脱离；而有学者在此基础上以更为宏观的视野和主体性的视角总结出了“整生范式”、“系统超循环范型”、“环环一化质程”、“网络中和的基准”[34]（P72-81），抽象的概括中体现出浓厚的科技人文主义取向，但其立足点依然是科学化的言说方式。众所周知，生态学的科学取向与生态美学的价值取向之间有极大的不同，如果我们过多地引入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介入美学研究，那么就取消了美学学科的独特价值。比如，以“整生范式”、“平衡规律”、“循环范型”的方法对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进行研究，同样可以得出“生态经济学”、“生态地理学”学科，那么生态美学和生态地理学、生态经济学的区别又在哪里？“从学术的发展过程看，一种具体的思潮和方法，常常用类比的方法运用于其他学科，生态主义也是如此。如有人相继提出经济生态学、政治生态学……精神生态学、文艺生态学、审美生态学……意思就是说经济现象、社会现象也类似于自然生物，是一个整体，是一种动态平衡，是一种和谐运动的整体。但这种类比常常凸显不出社会现象的本质。”[35]（P158）所以，对于生态美学而言，其落脚点并不在于“生态学”，而是应该在“美学”，应该将生态学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取向有机融入美学之中，而不是以美学为“幌子”与“装饰”进行生态学的研究。正如上文分析，美学的方法论原则直接决定了美学的风貌，所以生态美学的方法论原则首先就应该使其学科回归“美学”，然后再适当引入和反思“生态学”原则，建构具有独特意义和本体价值的“生态美学”，而空间性特质则有效地解决了此方法论困境。 　　使生态美学回归美学属性的方法论原则首先是空间维度中的“直观—体验性”。无论是空间视域中的“天道观”、“家园感”或是“审美感”，都是以主体和客体、客体与客体之间的空间消泯为旨归，而在此整一的“生态系统”中，主体以其自身的审美体验与精神感悟，使空间在美学的意义上得以“敞亮”。当“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实现之时，也正是生态性、空间性和审美性三元统一的结果。空间性一方面勾连了生态学宏观意义上的地球家园观和外物自由“返魅”的意识，另一方面却更加深刻地实现了主体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神思同情”，审美气韵在主体空间和群体空间中得以确证与认同。所以，审美空间的生发是主体性空间实践的结果，“我们生活其中的空间，那使我们充分展示自我的空间，我们的生命、时间和历史在其中不断腐蚀的空间，那攫取、啮噬着我们的空间，本身也是一个异质的空间”[36]（P102）；这样一个异质的空间对我们来说，“自然是宇宙生命的流行，以其真机充满了万物之属。在观念上，自然是无限的，不为任何事物所局限，也没有什么超自然凌驾乎自然之上，它本身是无穷无尽的生机。……人和自然也没有任何间隔，因为人的生命和宇宙的生命也是融为一体的”[37]（P82）。对于生态美学和审美空间而言，越是深刻地揭示了“在场”空间与“不在场”空间的统一，越是在空间的感受、困惑、胶着与克服的状态中实现生存价值的彰显，越是以超越“心物”二分关系的体验揭示“道通为一”的自然生态状况，就越是生态美学真正的美学价值取向。很明显的是，面对这一现象，“所谓对象性思维已经无济于事，能够完成这一工作的，只有非对象性思维……为我们展示了令人回味无穷的想象空间而成为美的世界”[38]（P150）。“直观—体验性”正是实现美学的世界的方法论原则。对于生态美学而言，一方面需要把万物从“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霸权中剥离出来，显示出事物充满神性的“本质直观”；另一方面要坚守美学的真谛，生发出具有主体性体验色彩的美学话语，我们就应该采取类似于现象学美学和佛教哲学的“现象直观”方式。通过想象、感知、体验等“意向性”行为把外在生态空间的本质显示出来，“必定在霎时中霸占你意识的全部，使你聚精会神地观赏它，领略它，以至于把它以外一切事物都暂时忘去，这种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39]（P5），“我们敢说，审美经验在它是纯粹的那一刹那，完成了现象学的还原”[40]（P53）。直观观审的优势正在于能够在最大限度中实现主体心灵空间和外在生态空间的弥合，并且在“意向性”的指向和“加上括号”的悬置中恢复了自然的本来面貌。主体的心灵也在直觉的观审中获得“一刹那”的审美快感。更重要的是，直观破除了生态学学科视域下的科学性理论话语，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文性质的美学价值。禅宗中的“学者需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41]（P13）和《文心雕龙·神思》中“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等都是对“直观—体验性”方法论的运用。在此方法论指引下，生态美学应更多地关注空间中万物生态本性的彰显和对人类自由生存意志的回望。
　　其次，空间维度的反思性与对话性构成了生态美学方法论原则的补充。空间直观和审美体验的最终价值是要通达对所有生命终极意义的考察与慰藉。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存在方式与美学话语必然是有限的，在“直觉—体验性”的审美方式进程中是感性的、形式的活动，而在此之后就会生发出一种类似于狄尔泰所认为的“形而上学冲动”，“哲学的最高成就就是：使一个时代的文化意识到自身，并通过系统地对该文化进行阐述而增强它的力量……反思并不仅仅是对自身的反观或反省，而且是从反观与反省中寻求并确认何者具有意义和有什么意义”[42]（P89-90）。所以美学就面临着更为严峻的任务：把对形而下的美感经验以反思的方法实现对形而上整体性价值的考量。生态美学和其他的美学类型、审美活动还有很大不同，它一方面需要以审美空间体验确证美学本体话语，同时还要追求天人一体、万物并作、同生共运、大化流行的“大道形而上学境界”。基于生态美学自身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态度，反思性主要以“对话”的形式展开，以人类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主体自身之间的空间对话，适当引入生态伦理学知识和道德知性性质的自我完善与追求，建构崭新的“生态自我”，以期通达“在所有存在物中看到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存在物”[43]（P46）的目的。通过反思与对话的方法论，主体最终能够认识到不同生态空间中的审美特质与存在原则，将他者客体内化为自我意识、将天地流转化为一气贯通、将自然生态纳为生气相随、将感兴妙悟化为栖居大道，最终实现生态美学的学科建构与美学智慧，而“直观—体验—反思”的崭新方法论原则也将有力地推动生态美学的发展。
　　生态美学的空间特质有效地弥补了其逻辑起点、学科属性和历史语境的话语缺失，也给当前的生态美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理论资源。空间性不仅仅实现了在生态学层面对地球家园意识、生态循环意识的理论包容性，更是在美学层面的家园回归、审美体验维度彰显了强大的情感魅力，并与中国古典诗性传统相互通约、相得益彰，最终营造了多层意义的立体空间。“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也许，生态美学的终极意义正是在后现代社会语境中，给了主体人类一个停留和驻足的时机，透过氤氲的濛濛春雨，看到那一抹自然清新而又荫浓烟柳的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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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关键词：中国生态美学的话语限度与空间特质，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