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美学三核心_宋代美学的休闲旨趣与境界

  本文关键词：宋代美学的休闲旨趣与境界，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历史论文发表 > 宋代美学的休闲旨趣与境界

宋代美学的休闲旨趣与境界

发布日期： 2013-12-27 发布：  

  2013年第4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5篇

　　[摘要] 宋代美学在追求理性的同时，又走向生活，走向休闲。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促使中国的休闲文化在宋代全面兴起乃至繁荣。宋代艺术审美在趋于精致化的同时也越来越贴近日常生活，艺术与生活的充分融合成为宋代的审美风尚。宋人一方面在生活中追求艺术境界，另一方面在艺术中追求生活情趣，由此催生了宋代美学的休闲情调。“玩物适情”所昭示的美学旨趣便是艺术与生活的双向融通，是宋代美学重视生活并落实于生活的体现，它所反映的休闲内涵则包括了宋人对休闲的本体认同、“适”的工夫实践以及超然物外的境界追求。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 宋代美学； 休闲旨趣； 玩物适情
　　休闲是审美走向生活的契机，而审美则是休闲的最高境界。休闲较之审美，更切入人的直接生存领域，使审美境界普遍地指向现实生活[1]。宋代士人生存的特殊环境使宋代艺术审美走向精致化的同时也越来越贴近日常生活，艺术和生活的充分接近与融合渐成为宋代的审美风尚。美学切入生活，走向休闲；生活走向审美，追求品质和趣味。这种艺术的生活化直接促成了宋代美学的休闲情调，而反过来说，宋代美学之所以能够多样化发展，并达到古代美学又一次顶峰，很大程度也归因于宋代社会生活中所普遍形成的休闲享乐的文化氛围。宋代艺术的生活化以及生活的艺术化现象成为宋代美学的突出特征，同时也将中国古代的休闲审美文化推向了高潮。
　　如果说美学对人生-生活的观照是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特征的话，那么宋代的休闲审美文化则是这一特征的最好体现。“把握‘玩’是理解宋代艺术的一个关键”[2]173，“玩”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指休闲。朱熹在诠释儒家“游于艺”时提出了“玩物适情”的命题[3]94。对艺术的把玩关乎人的诗意生存的维度，这是宋代美学的一个主要特征。休闲审美文化是宋代美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宋代美学特有的精神旨趣和风貌。不深入研究宋代的休闲文化，就难以真正了解宋代的艺术审美风格和人生旨趣。
　　一、 宋代审美与艺术的生活化旨趣
　　唐宋文化转型表现在宋代文化内倾性特征的形成上。宋代美学一改唐代美学顶天立地式的自我张扬与境界拓取，从自然、社会的外在形象的开掘转而进入一种生活理趣与生命情趣的内在体味，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的壮阔意象被庭院深深、飞红落英的清雅意趣取代。宋代书画家米芾的《西园雅图集记》记录了宋人雅集的情景，有“人间清旷之乐不过于此”、“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4]第121册，卷二六○三，41的感叹。于是，在宋人的艺术表现领域，日常生活的题材以及对个体生命意趣的表现越来越明显，艺术借助闲情进入生活，人生通过艺术而雅致化，宋代美学由此呈现出了不同于往代的休闲特征。
　　就艺术领域而言，从北宋诗文革新开始，宋诗更多地开始表现诗人琐细平淡的日常生活（如梅尧臣、苏轼等），注重从这些生活内容中格物穷理、阐发幽微（如邵雍、程颢、朱熹等），由此感喟人生，嘲弄风月。典型的如苏轼在海南写过《谪居三适》，包括《晨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三首诗，将一种诗意的情怀赋予看似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体现了闲适自放的文人情怀。缪钺指出：“凡唐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之材料，宋人皆写入诗中，且往往喜于琐事微物逞其才技。如苏黄多咏墨、咏纸、咏砚、咏茶、咏画扇、咏饮食之诗，而一咏茶小诗，可以和韵四五次（黄庭坚《双井茶送子瞻》、《和答子瞻》、《省中烹茶怀子瞻用前韵》、《以双井茶送孔常父》、《常父答诗复次韵戏答》，共五首，皆用‘书’‘珠’‘如’‘湖’四字为韵）。余如朋友往还之迹，谐谑之语，以及论事说理讲学衡文之见解，在宋人诗中尤恒见遇之。此皆唐诗所罕见也。”[5]34邵雍的“林下一般闲富贵，何尝更肯让公卿”（《初夏闲吟》）6]269，程颢的“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秋日偶成》）[7]482等，也表现了在平凡生活中的理趣与闲情。
　　宋词的生活化特征更是明显，它本是“诗之余”，是娱宾遣兴的艺术形式。词与诗之不同在于：“诗常一句一意或一境。整首含义阔大，形象众多；词则常一首（或一阙）才一意或一境，形象细腻，含义微妙，它经常是通过对一般的、日常的、普通的自然景象（不是盛唐那种气象万千的景色事物）的白描来表现，从而也就使所描绘的对象、事物、情节更为具体、细致、新巧，并涂有更浓厚更细腻的主观感情色调，不同于较为笼统、浑厚、宽大的‘诗境’。”[8]155宋代文人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以及市民休闲文化的繁荣，是唐宋的主要文学体裁由诗转向词的重要原因。诸如宋代城市生活、节日民俗、士人交游情趣等生活题材都由词更自由地传达出来，而宋代文人特有的细腻深婉的主观情感，也因词的特性而较诗更易体现。如：“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宋祁《玉楼春》）[9]116“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晏殊《踏莎行》）[9]99词中那种缠绵悱恻的闲情与落寞是唐诗之中少有，而词里透露出来的清新而又朦胧的人生韵味则让读者品味到了浓重的生活气息与生命脉动。
　　宋代绘画，无论山水、人物还是花鸟，都充满了非常浓厚的生活气息与审美趣味。人物画的主流不再是历代帝王将相、贵族侍女，而是充满了生活化场景的文人雅集、童子嬉戏、妇女纺线、货郎及渔樵等。宋代山水画也把大众平民的生活融入山水之中，如李成的《茂林远岫图》、郭熙的《早春图》。宋代花鸟画惟妙惟肖，写实而不失灵动。最具生活气息的绘画代表作要算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北宋城市生活的一角跃然纸上。两宋风俗绘画所表现的主题也不再是门阀地主和豪门贵族的生活，而是对新兴的城市平民和乡村世俗生活的着力描绘。
　　宋代的园林艺术也日趋私人化、生活化、境界化。园林本是古代审美文化与日常生活交接的典型空间。但在宋之前，中国园林的主流是皇家园林，士人私家园林尚未普及。皇室园林讲究规模的宏大，气势的排场，设在郊区，远离都市。而且唐代园林，尤其中唐之前尚带有实用性的功能，如生产、祭祀等。到了宋代，这一现象有了很大的改变，大型庄园与园林基本分离，私家园林大量出现，园林的风格和形式具有浓厚的文人色彩，园林本身只作为怡情养性或游宴娱乐活动的场所。甚至宋代的皇家园林也深受士人园林的影响。例如北宋末年宋徽宗在东京营造的艮岳，就是当时士人园林环境模式及风格特征的集锦。园林的私人化是士人审美理想的生活化体现，园林一旦成为一种生活理想的宣示，加上士人诗意情趣的灌注，便使这一“壶中天地”别有洞天。这个既能封闭又可无限敞开的领域，将士人独特的审美生活境界展露无遗。司马光的“独乐园”就是士人审美意趣应用于生活实践的体现。司马光于“熙宁六年买田二十亩……以为园……其中为堂，聚书五千卷，命之曰：‘读书堂’”，另设有“弄水轩”、“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见山台”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4]第56册，256。宋代士人对生活的诗意营构在他们所写的众多园林记文中不胜枚举，这显然成为当时士人的普遍精神追求。 　　宋代园林的生活化一方面让宋人的生活别具诗意情调，另一方面，宋人所追求的艺术审美理想也得以在这一生活化的场景中实现。一个狭小的园林空间就容纳了宋代士人最为精致的日常生活，园林促成的身心俱闲的生活模式使宋士人在激烈斗争的政治环境与民族危机中反而显得特别优容闲适。
　　宋人审美生活化的另一重要体现是“居室的园林化”。一方面，文人的住居在整体格局的设计中体现出强烈的园林化倾向。如陆游故居三山别业，由居室、园林、园圃构成，居室与园林融为一体，共用一门，而园圃环绕四周。王十朋描写居住的茅庐、小室、小园，抒发自己悠然闲居的意绪：“予还自武林，葺先人弊庐，静扫一室，晨起焚香，读书于其间，兴至赋诗，客来饮酒嚷茶，或弈棋为戏……有小园，时策杖以游。”（王十朋《小诗十五首序》）[10]271居室的园林化倾向表明了宋代士人认识到日常起居休闲游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室内的陈设与日用器皿的使用上也体现出清远闲逸的园林风趣。宋代开始流行在居室内墙壁上装饰一些画作，尤其是将当时流行的山水画作张贴悬挂于墙壁上，寄托一种山水恬淡的闲情，所谓“不下堂筵，坐穷泉壑”：“但烧香挂画，呼童扫地，对山揖水，共客登楼。付与儿孙，只将方寸，此外无求百不忧。”（陈著《沁园春》）[9]第4册，3035
　　宋代的一些休闲场所如青楼、商铺、酒店等，也流行将山水画张贴于室内，以招徕顾客。这些都是在借山水绘画增添居住空间的休闲情调。
　　另外，居室内的日用器皿也被赋予了高雅清远的风格。宋代日用器皿崇尚古拙清逸、平淡简易的审美风格。居室中所常见的如香炉、花瓶、茶具、屏风、瓷器等，都是士人日常起居中增添闲情逸致的载体。宋代日用器皿中那些散发着清雅淡远意味的陶瓷器，更是在士人眼中成为日常生活艺术化的一部分：“厅堂、水榭、书斋、松下竹间，宋人画笔下的一个小炉，几缕轻烟，非如后世多少把它作为风雅的点缀，而本是保持着一种生活情趣”[11]82。
　　品茗与文玩也是宋代士人审美生活化的典型趣味。士人饮茶之风自中唐就已兴起，但与宋人相比，唐人于茶事仅算粗知皮毛而已。北宋袁文说：“刘梦得《茶诗》云：‘自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以此知唐人未善啜茶也。使其见本朝蔡君谟、丁谓之制作之妙如此，则是诗当不作矣。”（《瓮牖闲评》卷六）[12]卷六，55可见宋代士大夫为自己饮茶之精于前代而津津乐道。宋代士人饮茶之风兴盛，而饮茶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大体分为点茶、分茶、斗茶等几种基本形式。这几种饮茶的形式反映出宋代饮茶之风的精致化、雅致化的特点，同时又充满了竞赛的乐趣。就斗茶而言，宋代士大夫之间此项活动非常普遍。如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云：“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13]第3册，1868围绕斗茶，将采茶、制茶、品茶、茶之效用等写得跌宕多姿，神采飞扬。
　　黄儒于《品茶要录》中点破宋代品茗之精与时代休闲风气的关系：“说者常怪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盖前此茶事未甚兴，灵芽真笋往往委翳消腐而人不知惜。自国初以来，士大夫沐浴膏泽，咏歌升平之日久矣，体势洒落，神观冲淡，惟兹茗饮为可喜，园林亦相与，摘英夸异，制卷鬻新而趋时之好。故殊绝之品始得出于榛莽之间，而其名遂冠天下。使陆羽复起，阅其金饼，味其云腴，当爽然自失矣。”（《品茶要录·总论》）[14]第844册，631品茗是闲情使然，也是园林之趣，在宋代园林休闲之风盛行时，饮茶自然也趋于精致。南宋刘克庄一首《满江红》道出了宋代士人嗜茶的程度：“平戎策，从军什，零落尽，慵收拾。把《茶经》《香传》，时时温习。生怕客谈榆塞事，且教儿诵《花间集》。叹臣之壮也不如人，今何及！”[9]第4册，2612外在的事功欲望已然冷却，唯有在与客饮茶谈笑中体验人生。北宋蔡襄更是位茶痴：“蔡君谟嗜茶，老病不能复饮，则把玩而已。”（《又书茶与墨》）[15]第5册，257蔡襄是“精于民事”的名臣，又如此醉心于日常的生活艺术，这在宋之前都是极为少见的。
　　所谓“文玩”，是指对古代器物、图籍等的收集、整理、辨识、欣赏。文玩之风魏晋以来便有之，然至宋朝达到鼎盛。蔡在历数往代文玩之风后说：“然在上者初不大以为事，独国朝来寖乃珍重，始则有刘原父侍读公为之倡，而成于欧阳文忠公。又从而和之，则若伯父君谟、东坡数公云尔……由是学士大夫雅多好之。”（蔡《铁围山丛谈》）[16]卷四，79把玩古玩成为宋代士子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梅尧臣在《吴冲卿出古饮鼎》一诗中记述了古鼎形制、纹饰后说：“我虽衰苶为之醉，玩古乐今人未识。”[17]卷二三，676苏轼的《书黄州古编钟》、《书古铜鼎》等文也记录了他对文玩的欣赏。另外如欧阳修嗜古石刻，李清照与赵明诚以伉俪之情投入到书画彝鼎的搜集展玩之中，感人至深。据《宋史》本传，书画家米芾也是一位金石家，“精于鉴裁，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18]13124。画家李公麟则“好古博学，长于诗，多识奇字，自夏商以来，钟、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辩测款识。闻一妙品，虽捐千金不惜”[18]1488。米芾的书法美学成就、李公麟的绘画美学成就与其金石美学素养有密切关系。文玩的闲赏更是由于皇帝的睿好之笃而更加风靡，很多著名的文玩金石类著作相继诞生，如《历代名画记》、《法书要录》、《集古录》、《金石录》、《考古图》、《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录》、《广川书跋》、《广川画跋》、《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洞天清录》、《云烟过眼录》等等。
　　宋代士人之“玩”并非一般的喜好、玩弄，它有着精英主义的休闲审美情调。与其说“玩”是一种玩赏的行为、动作，不如说更强调了玩的过程中那种从容不迫、优容潇洒而又追求一种高雅理趣的心态，它是随兴而发、兴趣盎然、摒弃外务、沉滓心情而又精神高度集中的一种心境。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这‘玩’不是一般的玩，而是以一种胸襟为凭借，以一种修养为基础的‘玩’。它追求的是高雅的‘韵’，它的对立面是‘俗’。”[2]244宋代士人对古玩的玩味往往在深入世俗生活而又化俗为雅的过程中，宣扬了主体的闲情逸致，渗透了深刻的人生之思、性理之趣，并营造出士人特有的生活审美氛围。正如南宋赵希鹄在《洞天清录集序》中所言： 　　吾辈自有乐地，悦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声，尝见前辈诸老先生多蓄法书、名画、 古琴、旧砚，良以是也。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文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端研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是境也，阆苑瑶池未必是过，人鲜知之，良可悲也。[HTSS][19]1
　　苏轼亦常于品茶之事中发现性理之趣。他称黄儒：“博学能问，淡然精深，有道之士也。作《品茶要录》十篇，委屈微妙，皆陆鸿渐以来论茶者所未及。非至静无求，虚中不留，乌能察物之情如此详哉？……今道辅无所发其辩，而寓之于茶，为世外淡泊之好，此以高韵辅精理者。”（《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15]第13册，502
　　总之，以玩的心态来对待日常物什，宋人将日常实用之物如茶、酒皆化为艺术，用以寄托才情；以玩的心态留意旧物古货，则这些钟鼎器皿焕发出生机，情趣盎然。这些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和审美趣向同样影响到了宋代传统的艺术审美领域，绘画由此成为墨戏，书法亦有消遣之乐，诗词皆可为戏为嬉。艺术的风格也由境转韵，由志入趣，士人的内在风度与潇洒韵味在“玩”中全面展现出来了。
　　宋代士人普遍追寻日常生活的体验和享受，以及在享受日常生活体验的过程中所表达出来的那种雅致与诗意，反映了一种新的休闲审美心态的形成，即“玩物适情”。虽然朱熹并未对这一命题进行更多的阐述，但我们可以认为，其中“玩”的心态正是弥合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鸿沟的重要因素；也正是在“玩”的过程中，宋人将传统的艺术形式精致化、高雅化、韵味化、意趣化了，同时也促生了一些能够适应时代审美心理需求的新的文艺形式，这都对后世中国的美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之，多种多样的艺术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宋代士大夫的休闲生活，使宋代士大夫的休闲生活在事实上处于一种为艺术所包围、所环绕的状态中，而且也直接提升了宋代士大夫休闲的文化品位，使宋代士大夫的休闲活动体现出精致优美、蕴蓄深厚而又俗中带雅、别有韵味的基本特点。可以说，丰富的艺术情调与浓厚的艺术气息成为宋代士大夫的休闲生活之所以迷人并充满独特文化魅力的重要原因。
　　二、 “闲”的本体认同
　　在宋代，闲被士大夫看作人生的本体。所谓本体，即是一种终极意义、价值。闲作为人生本体，意味着将休闲审美的生活方式作为人生最有价值意义的存在方式。在宋代的知识分子看来，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和生命意义既可以通过外在的事功去实现，亦可于个体内心的适意、自足与自由中获得，两者本不矛盾。自中唐以来，社会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历史剧变，自那时起人们纷纷将生命的志趣从建功立业的意气转向了日常的心境体验。宋代愈演愈烈、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更是犹如催化剂一般加速了这种风气的转变。到了北宋中后期，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倦怠感和休憩欲。尽管仕途经济依然是士人获取生活之资的重要手段，但单纯地走仕途来实现士人的精神抱负已然越来越困难了。在此情况下，士人如何重新体现其独特价值？如何彰显其作为一个阶层的自由创造力？一种文化的休闲人生观就成了必然的选择。于是，我们可以在宋人的文集中读到大量对“闲”的向往，如“百计求闲，一归未得，便得归闲能几年”（李曾伯《沁园春》）[9]第4册，2821，“乐取闲中日月长”（李曾伯《减字木兰花》）[9]第4册，2807，“只思烟水闲踪迹”（吴渊《满江红》）[9]第4册，2693，“这闲福，自心许”（汪晫《贺新郎》）[9]第4册，2691。
　　由此可以看出，在宋人那里，休闲意味着自由的生活，可以回归自然，体验自我。相比起外在的功业建设来说，这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正是这微不足道的闲情逸致被宋人赋予了极大的意义，休闲之人生的地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的重视：
　　有士人贫甚，夜则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香，忽闻空中神人语曰：“帝悯汝诚，使我问汝何所欲。”士答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过望。但愿此生衣食粗足，逍遥山间水滨，以终其身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乐，汝何从得之，若求富贵则可矣。”……盖天之靳惜清乐百倍于功名爵禄也。（费衮《士人祈闲适》）[HTSS][20]卷八，96
　　这真是：此“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得！李之彦在《东谷所见》中说过：“造物之于人，不蕲于功名富贵而独蕲于闲……故曰：身闲则为富，心闲则为贵；又曰：不是闲人闲不得，闲人不是等闲人。”[21]第34册，76有闲之人生已经超越了一般所谓的功名富贵。而且，宋代士人将休闲现象分为“身闲”与“心闲”，体现了宋代士人对休闲现象认识的深度。宋人在一种文化内转的时代背景下，把休闲作为人生之本体，休闲不再是无所事事且微不足道，而是蕴含了深刻的本体价值。
　　对于闲之价值的认识与宋人对人生的深刻洞察有关。休闲之生活是看似微而实著，看似轻松而实至为难得。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中可谓一语中的：“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而风雨忧愁者居三分之二，期间得闲者才一分尔！况知之而能享用者又百分之一二。于百一之中又多以声色为受用。”[19]1在他看来，人生已然短暂，而闲只占三分之一，这对所有人都是一种客观的生命现实。三分之一的休闲生活，能够知之并享用者已经很少了，而能很高质量地享用者则更少。赵希鹄站在精英文人的立场，把休闲看作是区别智者与芒者、精英与大众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能否休闲需要的是人生智慧，而休闲质量之高下则取决于是否具备高雅的情怀。
　　那么休闲为何如此重要？从人的生理角度，宋人认为人长期处于勤劳困苦中，生命未免局促衰敝：“人之情，久居劳苦则体勤而事怠”（田况《浣花亭记》）[4]第30册，卷六三六，52；同时，宋人也从普遍的人性角度说明休闲为人生之所必需：“人之为性，心充体逸则乐生，心郁体劳则思死。”（王安石《风俗》）[4]第65册，卷一四零五，11由此看来，“心充体逸”的休闲是生命的积极状态，相反，“心郁体劳”则使生命处于消极状态中。休闲乃至成为人的最基本、最普遍的权利诉求：“噫！彼专一人之私以自利，宜其所见者隘而弗为也。公于其心，而达众之情者则不然。夫官之修职，农之服田，工之治器，商之通货，早暮汲汲以忧其业，皆所以奉助公上而养其室家。当良辰佳节，岂无一日之适以休其心乎！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子贡且犹不知，况私而自利者哉！”（韩琦《定州众春园记》）[4]第40册，卷八五四，37要注意，“当良辰佳节，岂无一日之适以休其心乎”，这里不再仅指身体的放松、恢复精力，而是指“休其心”，精神情感层面的休憩。宋人节日风俗的游闲之盛，似能注解宋代由经济社会繁荣带来的情感解放。韩琦认为，那些表面勤于政务而无视民众休闲之情的官吏，其实是狭隘自私的表现。而民众官员假借庆典节日以狂欢嬉游，政府创造条件以鼓励之，实现之，则是“公于其心，，而达众情”的表现。 　　宋代士人对休闲问题进行了十分严肃而深刻的思考，这已经不是局限于政治意义上的思考，而是更深入到了人的生命—生存领域。随着宋代商业经济的繁荣，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宋人开始思考休闲对于人生的普遍意义了：
　　君曰：“夫备其形于事者，宜有以佚其劳。厌其试听之喧嚣，则必之乎空旷之所……岸帻弦歌而诗书，投壶饮酒谈古今而忘宾主，孰与夫擎跽折旋之容接于吾目也？凡物所以好其意者如此。而又为夫居者厌于迥束，行者甘于憩休，人情之所同……”噫！推君之意可谓贤矣。吾为之记曰：“夫智足以穷天下之理，则未始玩心于物，而仁足以尽己之性，则与时而不遗。然则君之意有不充于是与？”（王安国《清溪亭记》）[HTSS][4]第73册，卷一五八七，55
　　王安国在这段记文中明确指出，“夫居者厌于迥束，行者甘于憩休，人情之所同”，因为休闲的生活是自由随性的（“孰与夫擎跽折旋之容接于吾目也”），休闲需求也是人之常情。然而人的智识往往能穷尽万物之理，却“未始玩心于物”，对于休闲之道似乎要有更高的人生智慧，也就是“仁足以尽己之性”。休闲上升到了生命本体的高度。
　　宋代审美走向生活，使宋人能够以一种诗意的眼光去看待人的生存，从而发现休闲的价值。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宋代士人对休闲本体的认同，休闲毋宁说是宋人在复杂文化背景与政治环境下对个体人生的审美调节。宋代士人纵情闲逸、崇尚休闲的人生旨趣反映出宋代士人二重性的文化心理结构。所谓二重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即一方面宋代士人从内圣外王的角度体现出忧国忧民、勤勉报国、重理崇性的进取特征，另一方面又在个人私人领域体现出随缘任适、沉溺风月、抒写性灵的放达享乐特征[22]6569。以休闲作为人生之本体，不能仅仅看到宋代士人红巾翠袖、诗酒风流的一面，此充其量只是休闲之一方面而已，我们更应看到宋人休闲文化更为深刻的一面，也就是将休闲的本体价值提升至了一种精神的高度，也即超然放达的“心闲”境界。在宋代士人那里，休闲既是本体，也是境界。这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朱熹等人物的休闲人生实践中即可总结出来。他们所倡导的“寓意于物”、“心充体逸则乐生”、“无往不乐”、“超然物外”、“玩物适情”等思想，就是把一般的休闲情致提升内化为精神的超越性理念，视休闲为本体，自觉追求一种闲适的心态，成为宋人生命实践中起着导向调节作用的精神机制，从而使宋人在复杂的二重性文化格局下，能够从容不迫、优游自然地达到一种身心的审美平衡与相对和谐。
　　三、 “适”的工夫实践
　　在宋代士人看来，“适”对于审美与休闲人生的意义重大，是获取休闲境界的基本功夫。苏轼曾说“适意无异逍遥游”（《石苍舒醉墨堂》）[15]第6册，495，苏辙亦有“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武昌九曲亭记》）[4]第96册，卷二零九五，182的说法，司马光也主张“人生贵适意”（《送吴耿先生》）[13]第9册，6091，其实适意的文化心理已经成为宋代士人安身处世的重要依据。
　　适的思想最早可上溯至庄子。庄子哲学中适的思想非常丰富，既有由身之适到心之适，再到忘适之适的层次变化，又有“适志”的本体观念，还有“自适其适”的价值取向[23]。庄子这种适的思想最为契合宋人内倾型的文化心理。有证据表明，宋人休闲自适的文化心理受了庄子思想的影响。苏顺钦在《答范资政书》中提到：“今得心安舒而身逸豫，坐探圣人之道，又无人讥察而责望之，何乐如是！摄生素亦留意，今起居饮食皆自适，内无营而外无劳，斯庄生所谓遁天之刑者也。”[4]第41册，卷八七六，47
　　适与闲又到底有何关联？从苏轼的休闲思想中，我们大概能得出结论。苏轼言“心闲手自适”（《和陶贫士七首》）[15]第9册，230，又言“我适物自闲”（《和陶归园田居》）[15]第9册，203。从前者来看，他强调了一种在艺术创造过程中，主体心灵处于超功利审美的状态，也即“闲”的状态，这是进行艺术创造非常重要的规律，闲成了适的本然基础。而在后者看来，“我适”是主体身心处于一种自我满足而无所外求的状态，此时主体也是处于审美的无功利状态，世界的美与趣味便在个体眼前呈现出来，而适则成了闲的生成条件，也即适乃闲之工夫。闲与适互为体用，一体相关。
　　在欧阳修看来，休闲自由的生活方式能令人适意，反之，奔走忙碌的生活则令人痛苦不堪：
　　余为夷陵令时，得琴一张于河南刘几，盖常琴也。后做舍人，又得琴一张，乃张越琴也。后做学士，又得琴一张，则雷琴也。官愈高，琴愈贵，而意愈不乐。在夷陵时，青山绿水，日在目前，无复俗累，琴虽不佳，意则萧然自释。及做舍人、学士，日奔走于尘土中，声利扰扰盈前，无复清思，琴虽佳，意则昏杂，何由有乐？乃知在人不在器，若有以自适，无弦可也。（《书琴阮记后》）[HTSS][4]第34册，卷七一八，96
　　在夷陵为令，官务省简，而山水丰美，恣意休闲于自然之中，内心是自由的，充满了诗意；而官越大，责越重，反倒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所以，人生之贵“正赖闲旷以自适”（《与梅圣俞书》）[4]第33册，卷七一○，313。很大程度上，人生的快乐来自于“自适”，音乐亦然。音乐之乐“在人不在器”，如果有“自适”的心灵，即便在“无弦”中，也能得到天籁之乐。于是，“自适”成为宋人追求的一种新价值观，“适”被视为实现休闲的内在人生价值的契机。正是自觉地回归内在自我，使士人主动地寻求闲适，以“适”来获得诗意之人生。
　　宋人获得闲暇之乐的途径看似非常简单。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的宋代士人在遭遇贬谪时，往往将休闲之乐的获得归于两个方面，一是拥有闲暇之时间。此闲暇之时间在贬谪士人那里自然是有的，由于贬谪而得到闲暇时间，常被认为是因祸得福，拥有了嘲弄风月、流连山水的条件。其二，更为重要的是要具备自适之心态，从而能“无往而非乐”。这种“自适”之乐是缘人的生存态度而生成的，否则如宋之前的贬谪文人韩愈、柳宗元等，也会因悲剧的境遇而自我哀悯、愤懑。苏轼曾在贬谪期间得出两个很重要的论断，即“山川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与范子丰书》）[15]第12册，393；“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少闲人如吾两人耳”（《记承天夜游》）[15]第14册，592。他所谓的“闲者”、“闲人”就既是因被贬谪而拥有了闲暇时间之人，更是内心平和自适的人。然而就一般士人而言，休闲的两个条件当如何得到？梅尧臣的一段小文中有清晰的论述：“有趣若此，乐亦由人。何则，景虽常存，人不常暇。暇不计其事简，计其善决；乐不计其得时，计其善适。能处是而览翠，岂不暇不适者哉？吾不信也。”（梅尧臣《览翠亭记》）[4]第28册，卷五九三，165趣景在于能休闲之人的赏临，而休闲之人不是说要事情少，而是要善于“决断”；能够得到快乐的人，在于“善适”，即知足常乐，不要有太多与自己能力不相称的欲望。无论“善决”还是“善适”，其实都是要从根本上减少过多向外求索的欲望，而回到内在真实的自我生命上来，这就是“乐亦由人”。没有一种自我满足、知足常乐的心态，就很难从容优游于山水林泉之间。宋代贬谪文人大多都能做到休闲放旷、内心平和，这与他们善于自适的工夫实践是有很大关系的。 　　四、 超然物外的境界追求
　　宋代士人审美与休闲追求的是超然物外的境界。具体说来，这种超然物外的境界一是表现在对具体休闲对象（物）的超越，二是对出处、穷达、毁誉、是非等人生际遇的超越。超然物外的境界最终是一种“心闲”的审美境界。
　　宋代琴棋书画、铜鼎钟彝作为文玩进入士人的日常生活中，宋人又以“玩”的心态去避免因为过度嗜好这些物什而导致有累于物甚至丧失主体性的倾向。欧阳修认为以玩乐之心爱好书法，可以“不为外物移其好”[4]第35册，卷七四四，191。因他认为“自古无不累心之物，而有为物所乐之心”[4]第35册，卷七四四，192，以一种玩乐的心态去游于此艺中，自然会超越物的束缚，让所好之艺术与主体之生活更加融为一体。所以，他说艺术之休闲“在人不在器，若有以自适，无弦可也”（《书琴阮记后》）[4]第34册，卷七一八，96。苏轼也有此意：“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不异逍遥游。”（《石苍舒醉墨堂》）[15]第6册，495这其实就是欧苏所倡导的“寓意于物”的思想。
　　苏轼在《宝绘堂记》中对寓意于物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阐发。他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15]第14册，486寓意于物，即是超越现实功利，以一种审美的心态去对待“物”，也就是他所说的“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复念也”[15]第14册，486。这样，无论是“微物”，还是“尤物”，都能带给主体以快乐。而若“留意于物”，带着功利、执着的心态去对待“物”，则无论所爱好的是什么，都会对自身造成伤害。苏轼还通过列举历史上钟繇、宋孝武等人“以儿戏害其国凶此身”的例子，说明休闲之境界高低给人带来的危害。
　　“寓意于物”，放大而言，就是一种超然物外的审美人生境界。苏轼在《超然台记》中同样指出这种境界：“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15]第14册，481对于具体之物是这样，“推此类也”，则对于人生所遭之一切际遇，苏轼都以“寓意”的人生态度获得了超然物外的境界。这里的“物”，就不仅仅是具体的物了，更是人生各种际遇。欧阳修曾提出，“知道之明者，固能达于进退穷通之理，能达于此而无累于心，然后山林泉石可以乐”[4]第35册，卷七三九，115。看来，山水园林之乐并非一般所言的乐。一般的乐是纯然感性的日常情感，而山水园林之乐则属于“知道者之乐”，是内心达于进退穷通之理之后，一种深入人生存在价值体验之后的情感。苏轼的超然物外就是“达于进退穷通之理”。宋代士人，包括欧阳修、苏轼在内，一生仕途跌宕起伏，鲜有不经历过贬谪生涯的。但他们大多能在日常的生活中表现出一种闲暇自若、无往不乐的姿态，也正是由于他们懂得“达于进退穷通之理”，正所谓“县有江山之胜，虽在天涯，聊可自乐”（欧阳修《与梅圣禹》）[4]第33册，卷七一○，314。
　　宋代道学家同样以这样的境界为最高。程明道《定性书》说：“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24]第1册，卷一三，546对于曾点舞雩风流的休闲行为，朱熹也评价道：“见道无疑，心不累事，而气象从容，志尚高远”（《论语或问》卷一一） [25]第6册，卷一一，795。“情顺万物而无情”、“心不累事”，都表现了宋人对闲适无累、洒落自然的心闲境界的追求。周敦颐的“光风霁月”、邵雍的“安乐逍遥”，都体现了这种休闲境界。
　　[参考文献]
　　[1]潘立勇： 《休闲与审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511页。[Pan Liyong，″Leisure Life and Aesthetics： The Liberated Experience of the Selfdependent Being，″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5（2005）， pp.511.]
　　[2]张法： 《中国美学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Zhang Fa，The History of Chinese Aesthetics，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3]朱熹： 《四书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Zhu Xi，Sishu Jizhu，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83.]
　　[4]曾枣庄、刘琳编： 《全宋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Zeng Zaozhuang & Liu Lin（eds.）， The Complete Articles of the Song Dynasty，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6.]
　　[5]缪钺： 《论宋诗》，见缪钺等： 《宋诗鉴赏辞典·代序》，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第214页。[Miao Yue， ″On the Poems in the Song Dynasty，″ in Miao Yue et al.，The Song Poetry Connoisseurship Dictionary：Preface， Shanghai： Shanghai Dictionary Publishing House， 1987， pp.214.]
　　[6]邵雍： 《邵雍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Shao Yong， Collected Works of Shao Yo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7]程颢、程颐： 《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Cheng Hao & Cheng Yi， Collected Works of Cheng Hao & Cheng Y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1.]
　　[8]李泽厚： 《美学三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Li Zehou，Three Books about Aesthetics，Hefei：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9.]
　　[9]唐圭璋主编： 《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Tang Guizhang（ed.），The Complete Cipoems of the Song Dynasty ，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5.]
　　[10]王十朋： 《王十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Wang Shipeng， The Complete Works of Wang Shipeng，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1998.]
　　[11]扬之水： 《古诗文名物新证》（一），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Yang Zhishui， New Textual Researches of Utensils in Ancient Poetry and Articles（Ⅰ）， Beijing：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2004.]
　　[12]袁文： 《瓮牗闲评》，台北：商务印书馆，1940年。[Yuan Wen， Wengyong Xianping，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40.]
　　[13]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 《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Institute of Ancient Literature，Peking University（ed.），The Complete Poems of the Song Dynasty，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1992.]
　　[14]黄儒： 《品茶要录》，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Huang Ru， Pincha Yaolu， in Siku Quanshu： Vol.844，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
　　[15]曾枣庄、舒大刚主编： 《三苏全书》，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Zeng Zaozhuang & Shu Dagang（eds.）， The Complete Works of Su Xun， Su Shi and Su Zhe， Beijing：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1986.]
　　[16]蔡： 《铁围山丛谈》，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Cai Tao， Tieweishan Congt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17]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Mei Yaochen & Zhu Dongrun， The Notes and Commentaries of Mei Yaochens Works，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0.]
　　[18]脱脱等： 《宋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Tuo Tuo et al.， The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0.]
　　[19]赵希鹄： 《洞天清禄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Zhao Xihu， Dongtian Qinglu Ji，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9.]
　　[20]费衮： 《梁溪漫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Fei Gun， Liangxi Manzhi，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5.]
　　[21]曹溶辑、陶越增订： 《学海类编》，上海：函芬楼，1920年影印本。[Cao Rong & Tao Yue（eds.）， Xuehai Leibian， Shanghai： Hanfenlou， 1920. ]
　　[22]潘立勇： 《朱子理学美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Pan Liyong， NeoConfucian Aesthetics of Zhu Xi， Beijing： The Eastern Publishing Co.， Ltd.， 1999.]
　　[23]陆庆祥： 《庄子休闲哲学略论》，《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第2127页。[Lu Qingxiang，″A Brief Discussion on Leisure Philosophy of Zhuangzi，″ Guizhou Social Science， No.7（2011），pp.2127.]
　　[24]黄宗羲、全祖望： 《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Huang Zongxi & Quan Zuwang， Song Yuan Xue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6.]
　　[25]朱熹： 《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Zhu Xi，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uxi，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2.]

  本文关键词：宋代美学的休闲旨趣与境界，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