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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僧墨宝丹青中国_隋唐高僧与中国书法

发布时间:2016-10-06 10:35

  本文关键词:隋唐高僧与中国书法,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隋唐高僧与中国书法

发表时间:2014-4-3 08:44作者:水墨中国 阅读(1362) 评论: 0介永强来自: 《史学集刊》2013年5期

导读:   内容提要:隋唐佛教僧侣中,许多高僧以书法独步方外,闻名于世。隋唐高僧书法家名人辈出,大有群星灿烂之势,一方面与隋唐书法文化大潮休戚相关,另一方面又与隋唐佛教大发展密不可分。隋唐佛教的兴盛,吸引了士 ...


  注释:


  ①(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六《唐安公美政颂》,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页。


  ②(唐)彦琮:《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卷上,《大正藏》第50卷,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影印本,第200页。


  ③(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隋彭城崇圣道场释靖嵩传》,《大正藏》第50卷,第502页。


  ④(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七《隋赵郡障洪山释智舜传》,《大正藏》第50卷,第569页。


  ⑤(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三○《隋东都慧日道场释智果传》,《大正藏》第50卷,第704页。


  ⑥(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二《隋东都内慧日道场释敬脱传》,《大正藏》第50卷,第519页。


  ⑦(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二《隋东都内慧日道场释敬脱传》,《大正藏》第50卷,第519页。


  ⑧(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一《隋西京日严道场释智矩传》,《大正藏》第50卷,第509页。


  ⑨(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三《唐京师清禅寺沙门释慧赜传》,《大正藏》第50卷,第441页。


  ⑩(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三○《梁成都府东禅院贯休传附昙域传》,《大正藏》第50卷,第750页。


  (11)(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七《唐五台山华严寺志远传》,《大正藏》第50卷,第140页。


  (12)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13)“八分书”是指笔划轻便的隶书,“八分者,即是八成的古体或雅体,也可以说‘准古体’或‘准雅体’”。参见启功:《古代字体论稿》,第28-29页。


  (14)(宋)佚名:《宣和书谱》卷一九《释灵该传》,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页。


  (15)(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五《唐京师定水寺释明睿传》,《大正藏》第50卷,第665页。


  (16)(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九《唐南武州沙门释智周传》,《大正藏》第50卷,第580页。


  (17)(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八《唐京师大庄严寺释慧铨传》,《大正藏》第50卷,第689页。


  (18)(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三《唐蜀都宝园寺释玄续传》,《大正藏》第50卷,第531页。


  (19)(唐)道宣:《宋高僧传》卷一六《唐吴郡破山寺常达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93页。


  (20)《宣和书谱》卷一一《释行敦传》,第206页。


  (21)《宣和书谱》卷一一《释齐己传》,第207页。


  (22)《宣和书谱》卷一九《释贯休》,第349页。


  (23)《宣和书谱》卷一九《释景云》,第348页。


  (24)孟郊:《送草书献上人归庐山》,(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三七九,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249页。


  (25)史邕:《修公上人草书歌》,(宋)陈思:《书苑菁华》卷一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653-654页。


  (26)陈陶:《题赠高闲上人》,(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七四六,第8483页。


  (27)张祜:《高闲上人》,(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五一一,第5831页。


  (28)(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三○《后唐明州国宁寺辩光传》,《大正藏》第50卷,第753页。


  (29)吴融:《赠广利大师歌》,(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六八七,第7900页。


  (30)罗隐:《送辩光大师》,(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六六三,第7600页。


  (31)《宣和书谱》卷一九《释亚栖》,第344页。


  (32)亚栖:《对御书后一绝》,(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八五○,第9623页。


  (33)(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八《张怀瓘书断(中)》,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284页。


  (34)《宣和书谱》卷一七《释智永》,第319-320页。


  (35)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06页。


  (36)怀素:《自叙帖》,陆心源编撰:《唐文拾遗》卷四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931页。


  (37)戴叔伦:《赠鹤林上人》,(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七四,第3104页。


  (38)《宣和书谱》卷一九《释怀素》,第342页。


  (39)李白:《草书歌行》,(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六七,第1729页。


  (40)(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中《得草圣三昧》,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41)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六一,第2904页。


  (42)窦冀:《怀素上人草书歌》,(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四,第2134页。


  (43)(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四《晋敦煌于道邃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9页。


  (44)(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四《晋剡东仰山竺法潜传附康法识传》,第157页。


  (45)(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晋洛阳大市寺安慧则传》,第372页。


  (46)(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七《宋京师龙光寺竺道生传》,第257页。


  (47)(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七《宋吴兴小山释法瑶传附昙瑶传》,第299页。


  (48)(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三《齐乌衣寺释昙迁传》,第501页。


  (49)(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六《梁大僧正南涧寺沙门释慧超传》,《大正藏》第50卷,第468页。


  (50)(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五《梁扬都建元寺沙门法护传》,《大正藏》第50卷,第460页。


  (51)(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六《梁扬都龙光寺释僧乔传》,《大正藏》第50卷,第473页。


  (52)(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八《梁京师冶城寺释智秀传附僧若传》,第299页。


  (53)(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七《陈扬都宣武寺释洪偃传》,《大正藏》第50卷,第476页。


  (54)(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三《周终南山避世峰释静蔼传》,《大正藏》第50卷,第626页。


  (55)刘勰著,杨明照等校注:《文心雕龙》卷九《时序》,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42页。


  (56)(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唐武平一徐氏法书记》,第114页。


  (57)(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四《唐朝叙书录》,第163页。


  (58)《旧唐书》卷八九《王方庆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99页。


  (59)《宣和书谱》卷一《唐太宗》,第4页。


  (60)(宋)黄庭坚著,刘琳、李勇先、王蓉贵点校:《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3页


  (61)《宣和书谱》卷一《武则天》,第6页。


  (62)《宣和书谱》卷一《唐明皇》,第7页。


  (63)《宣和书谱》卷一《唐代宗》,第13页。


  (64)《宣和书谱》卷一《唐德宗》,第14页。


  (65)《宣和书谱》卷一《唐宣宗》,第16页。


  (66)《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67页。


  (67)《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第1160页。


  (68)(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二一《国子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62页。


  (69)《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第1852页。


  (70)(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一○《秘书省》,第298页。


  (71)《宣和书谱》卷一○《林藻》,第197页。


  (72)《新唐书》四四《选举志上》,第1162页。


  (73)《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第1171页。


  (74)《宣和书谱》卷一八《章孝规》,第339页。


  (75)(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条流僧尼敕》,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91页。


  (76)《旧唐书》卷一三《唐德宗下》,第372页。


  (77)徐夤:《塔院小屋四壁皆是卿相题名因成四韵》,(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七○九,第8159页。


  (78)(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神品下·薛稷》,何志明、潘运告编著:《唐五代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89页。


  (79)(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神品上·吴道玄》,何志明、潘运告编著:《唐五代画论》,第84页。


  (80)(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三○《唐天台山国清寺清观传》,《大正藏》第50卷,第527页。


  (81)(宋)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卷一《少师佯狂》,上海进步书局1911年“古刻丛钞”石印本,第3页。


  (82)《宣和书谱》卷一九《杨凝式》,第355页。


  (83)(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58页。


  (84)《佛说决罪福经建辉题记愿文》,黄征、吴伟编校:《敦煌愿文集》,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836页。


  (85)(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七《唐终南山豹林谷沙门释会通传》,《大正藏》第50卷,第684页。


  (86)(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五《唐代州五台山清凉寺澄观传》,《大正藏》第50卷,第107页。


  (87)(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六《唐朔方灵武龙兴寺增忍传》,《大正藏》第50卷,第668页。


  (88)(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四《唐京师崇圣寺释文纲》,《大正藏》第50卷,第332页。


  (89)(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三《唐汴州安业寺释神照传》,《大正藏》第50卷,第529页。


  (90)(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六《唐湖州大云寺子瑀传》,《大正藏》第50卷,第666页。


  (90)《隋书》卷三五《经籍志四》,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99页。


  (92)岑参:《观楚国寺璋上人写一切经院南有曲池深竹》,(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九八,第2040页。


  (93)《宣和书谱》卷五《释昙林》,第103页。


  (94)《宣和书谱》卷一九《释梦龟》,第351页。


  (95)王元军:《唐人书法与文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61页。


  (96)吴融:《赠辩光上人草书歌》,(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六八七,第7899页。


  (97)窦冀:《怀素上人草书歌》,(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四,第2134页。


  (98)(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张璪》,第198页。


  (99)《宣和书谱》卷一九《释辩光》,第347页。


  (100)(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三○《梁成都府东禅院贯休传》,《大正藏》第50卷,第749页。


  (101)(宋)李昉:《太平广记》卷九八《怀浚》,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56页。


  (102)《宣和书谱》卷一九《释辩光》,第347页。


  (103)李白:《草书歌行》,(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六七,第1729页。


  (104)裴说:《题怀素台》,(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七二○,第8260页。


  (105)吴融:《赠辩光上人草书歌》,(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六八七,第7899页。


  (106)张格:《寄禅月大师》,(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七六○,第8630页。


  (107)《宣和书谱》卷一○《林藻》,第197页。


  (108)(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九《张怀瓘书断下》,第301页。


  (109)(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五《述书赋下》,第195页。


  (110)《宣和书谱》卷一九《释文楚》,第352页。


  (111)《宣和书谱》卷一○《林藻》,第197页。


  (112)(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唐李嗣真书品后》,第101页。


  (113)《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第2565页。


  (114)(宋)黄庭坚著,刘琳、李勇先、王蓉贵点校:《黄庭坚全集》,第755页。


  (115)(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三○《后唐明州国宁寺辩光传》,《大正藏》第50卷,第753页。


  (116)(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三○《梁四明山无作传》,《大正藏》第50卷,第748页。


  (117)(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二《唐洛京广爱寺从谏传附鉴宗传》,《大正藏》第50卷,第279页。


  (118)(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三○《唐天台山禅林寺广修传附高闲传》,《大正藏》第50卷,第742页。


  (119)《宣和书谱》卷一一《释怀仁》,第205页。


  (120)叶昌炽:《语石》,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150页。


  (121)(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唐天台山佛窟岩遗则传》,《大正藏》第50卷,第228页。


  (122)《宣和书谱》卷一九《释景云》,第348页。


  (123)(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八《唐终南山悟真寺释法诚传》,《大正藏》第50卷,第689页。


  (124)怀素:《自叙帖》,陆心源编撰:《唐文拾遗》卷四九,第10931页。


  (125)刘熙载:《艺概·书概》,崔尔平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0年版,第703页。


  (126)张怀瓘:《评书药石论》,(宋)陈恩:《书苑菁华》卷一二,第478页。


  (127)戴叔伦:《怀素上人草书歌》,(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七三,第3070页。


  (128)许瑶:《题怀素上人草书歌》,(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二○四,第2136页。


  (129)吴融:《赠广利大师歌》,(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六八七,第7900页。


  (130)《宣和书谱》卷一九《释梦龟》,第351页。。


  (131)释可朋:《观梦龟草书》,(宋)陈思:《书苑菁华》卷一七,第665页。


  (132)亚栖:《论书》,崔尔平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第297-298页。


  (133)赵朴初:《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文史知识》编辑部编:《佛教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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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隋唐佛教僧侣中,许多高僧以书法独步方外,闻名于世。隋唐高僧书法家名人辈出,大有群星灿烂之势,一方面与隋唐书法文化大潮休戚相关,另一方面又与隋唐佛教大发展密不可分。隋唐佛教的兴盛,吸引了士大夫和书法家盘桓佛教寺院,他们在佛寺留下了珍贵的墨宝书迹,为僧人学习书法提供了难得的范本,成为隋唐高僧书法家成长的温床。隋唐佛教的盛行,引起全社会对佛经的大量需求,抄写佛经,风气日炽,成年累月地写经促使僧人书法艺术不断提高,高僧书法家随之脱颖而出。隋唐高僧书法家率皆以草书知名闻达,他们的最大成就在草书,其书毫无“方外气”,反而光芒四射,影响久远,这源于他们对书法艺术的不断追求,精益求精,还贵在不落窠臼,求新求变,由此决定了隋唐高僧书法家在中国书法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关 键 词:隋唐高僧 佛教 书法 草书


  作者简介:介永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


 


  书法既是中国特色的艺术,又是中国文化的标本。从中国文化史的长河看,书法在隋唐文化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书法与诗歌一样,是隋唐时期最繁荣、最成熟的文化艺术。宋代文豪欧阳修“以谓书之盛,莫盛于唐”。①隋唐书坛,名家辈出,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李邕、张旭、孪阳冰、颜真卿、柳公权,各领风骚,彪炳千秋。与此同时,还有一批佛教高僧长期活跃在隋唐书坛,他们留心翰墨,习书成风,见重当时,延誉后世。关于隋唐佛教高僧书法,一些学者虽有零星论述,但多聚焦于智永和怀素,惜乎尚无专文全面阐述隋唐高僧书法家群体。本文欲就隋唐高僧的书法成就、社会影响以及产生高僧书法家的原因加以探讨,或当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隋唐书法文化。


  一、隋唐时期的高僧书法家


  隋唐时期,佛教大行其道,“寺塔遍于九州,僧尼溢于三辅”。②在数以万千计的隋唐佛教僧侣中,涌现出了许多德行超凡、才华出众的高僧,他们有的谙识梵文,有的通晓儒学,有的精于术数,有的擅长诗文,有的娴熟琴棋,有的善绘彩画,有的工于书法,各自从不同方面为隋唐文化的繁荣昌盛做出了积极贡献。隋唐书法文化瑰丽多彩,光辉灿烂,其中就与佛教高僧的苦心孤诣不可分割。


  隋唐佛教僧侣中,许多高僧以书法闻名于世。隋彭城崇圣寺释靖嵩性喜文藻,“子史篆隶,模楷于今(唐)”。③隋赵郡障洪山释智舜博通坟素,“工书善说”。④隋东都慧日寺释智果率素轻清,慈物在性,颇爱文笔,“俗以其书,势逼右军”。⑤盛名之下,晋王杨广召令智果写书。隋汲郡人释敬脱,威仪修整,志节坚正,时人号为“僧杰”。隋炀帝敕赐其面阔三尺的大竹扇,还赐予他松抱高屧(木板拖鞋)。敬脱不仅是缁林“僧杰”,而且还是位书法家。他“善声韵,兼通字体。苍雅林统,识其科踪”。敬脱平日手不辍卷,专师广瞻。他年幼出家游方时,“常施荷担,母置一头,经书及笔又置一头”。敬脱的毛笔“粗管如臂,可长三尺,方丈一字,莫不高推”。向他求字的人,得到的通常是整张纸只有一个字,然而,“风力遒逸,睹之不厌,皆施诸壁上,来往观省”。⑥史载,隋东都门额,率皆敬脱所题,“随一赋笔,更不修饰”。⑦隋西京日严寺释智矩性情矜庄,容貌帅气,雅为众表,“又善草隶,偏爱文章。每值名宾,辄属兴缀采,铺词横锦,勇思霏霜,而仪轨宪司,未沿流俗”。⑧智矩门人慧感和慧赜,亲承嘉诲,亦以书法见长。沙门慧赜神思锋逸,洽闻博达。慧赜特明古迹,偏晓书画,京华士子屡陈真伪,皆资其口实,定其人世。慧赜不仅是书画鉴定家,而且是名副其实的书法家,他的“草隶笔功,名流台府。每有官供胜集,必召而处其中,公卿执纸,请书填赴。赜随纸赋笔,飞骤如风。藻蔚雄态,绮华当世。故在所流著,耽玩极多,悬诸屏障,或铭座右”。⑨


  唐成都府释昙域“篆文雄健,重集许慎《说文》,见行于蜀”。⑩唐五台山华严寺释志远“至于缄札题尺,颇闲辞翰虫篆之美”。(11)所谓“虫篆”,也称“鸟篆”,又叫“虫书”、“鸟虫书”,是篆书手写体的一种诨称,之所以称为鸟、虫,不过是说它的弹性笔划又像鸟、又像虫而已。(12)释志远篆书的古雅之美,由此可以想见。唐玄宗喜作八分书(隶体),(13)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时人习书八分,趋之若鹜。其中,书家李潮和僧人灵该的八分书最为著名,“潮一字值百金”,释灵该“手和笔调,固亦可采”,(14)著称于时。除了篆书和八分书之外,唐代高僧还有擅长章草者。长安定水寺释明睿“善章草,常以金刚般若为业”。(15)明睿所书“章草”,不同于新隶体(真书的快写体),而是汉隶的快写体。


  隋唐高僧或善章草,或善篆书,或善八分书,不过,总体上以擅长“草隶”(即新隶体,也就是真书的快写体)者居多。唐南武州沙门释智周“笃爱虫篆,尤工草隶,傍观图史,大善篇什”。(16)唐京师大庄严寺释慧铨“颇怀篇什,尤能草隶。随笔所被,用为模楷。故经题寺额,咸推仰之”。(17)唐蜀郡成都人释玄续“达外书,工草隶,时吐篇什,继美前修”,“尝为宝园寺制碑铭”。(18)唐吴郡破山寺释常达“专讲《南山律钞》,后求《涅槃》圆音、《法华》止观,复通《阴符》、《老》、《庄》百家之书,其余分时之学,尽二王之笔迹”。(19)又有唐代高僧释行敦“作行书仪刑羲之笔法……以书名于世。尝录傅玄乐府,字画遒媚,富于绳墨,视王氏其犹得其门者”。(20)释齐己“留心翰墨,传播四方,笔迹洒落,得行字法,望之知其非寻常释子所书也”。(21)释贯休“作字尤奇崛,至草书益胜”,他喜书《千字文》,其本广泛流传于世,“虽不可以比迹智永,要自不凡”。(22)释景云“尤喜草法,初学张颠,久之精熟,有意外之妙。观其所书《将箴》,左右盘蹴,若浓云之兴,迅雷之发,使见者惊骇”。(23)唐代还有献上人和修上人亦工草书。孟郊《送草书献上人归庐山》诗云:“狂僧不为酒,狂笔自通天。将书云霞片,直至清明巅。手中飞黑电,象外泻玄泉。万物随指顾,三光为回旋。聚书云沾霨,洗砚山晴鲜。忽怒画蛇虺,喷然生风烟。江人愿停笔,惊浪恐倾船。”(24)唐人史邕有诗描述修上人之书法:“真踪草圣今古有,修公学得谁及否。古人今人一手书,师今书成在两手。书时须饮一斗酒,醉后扫成龙虎吼。风雨惊兮魍魉走,山岳动兮龙蛇斗。千尺松枝如蠹朽,欲折不折挂岩口。张旭骨,怀素筋,筋骨一时传斯人。斯人传得妙通神,攘臂纵横草复真,一身疑是两人身。”(25)


  隋唐高僧挥毫泼墨,浪峰叠起,震撼朝野,出类拔萃的书法僧因而步入宫廷,成为朝中侍书。唐湖州开元寺僧高闲擅长真草,其书“龙蛇惊粉署,花雨对金轮”。(26)张祜《高闲上人》诗云:“……道心黄叶老,诗思碧云秋。卷轴朝廷饯,书函内库收……日初屏初揭,风声笔未休。长波溢海岸,大点出嵩丘。不绝羲之法,难穷智永流。殷勤一笺在,留著看银钩。”(27)唐宣宗重兴佛法,高闲被召入宫廷,成为御前草圣,遂赐紫衣,仍预临洗忏戒坛,号十望大德。唐代著名史学家吴兢的裔孙僧辩光长于草隶,他向书法家陆希声苦祈草法,陆氏授其五指拨镫法,“光书体当见酋(遒)健,转腕回笔,非常所知”。(28)辩光之书,“崩云落日千万状,随手变化生空虚。海北天南几回别,每见书踪转奇绝”。(29)辩光以擅长书法而入内供奉,唐昭宗诏对御榻前书,赐予他紫方袍,罗隐《送辩光大师》诗云:“圣主赐衣怜绝艺,侍臣摛藻许高踪。”(30)无独有偶,唐代洛阳人释亚栖也以书法得幸于唐昭宗。亚栖“经律之余,喜作字,得张颠笔意”,其书“若飞鸟出林,惊蛇入草”。(31)唐昭宗光化年间,亚栖在殿庭写草书,两赐紫袍,荣耀一时,他自称“通神笔法得玄门,亲入长安谒至尊。莫怪出来多意气,草书曾悦圣明君”。(32)


  隋唐高僧书法家中,名声最大的是隋僧智永和唐僧怀素。


  智永,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俗姓王,名法极,乃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积年学书,他“师远祖逸少,历记专精,摄齐升堂,真、草唯命,夷途良辔,大海安波。微尚有道(张芝)之风,半得右军之肉。兼能诸体,于草最优,气调下于欧、虞,精熟过于羊(欣)、薄(绍之)”。(33)他“学书以羲之为师法,笔力纵横,真、草兼备”,时人求其书者,缣素笺纸,堆案盈几,“又户外之屦常满,宾客造请,门阀穿穴,以铁固其限”,人们号曰“铁门限”。(34)宋代书法大家苏东坡称赞说:“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35)智永书法气度不凡,冠绝一时,他的传世作品有《千字文》唐摹本(伯3567),乃贞观十五年(641)蒋善进临本。


  怀素,永州零陵(今湖南零陵)人,字藏真,旧说俗姓钱,是大历十才子钱起的外甥。怀素自幼出家,“经禅之暇,颇好书翰”,(36)勤奋学书,以至退笔埋成“笔冢”。他为学草书而“书漆盘三面俱穴”,以芭蕉叶代纸,名其所居曰“绿天庵”,他“日日涧边寻伏苓,岩扉常掩凤山青。归来挂衲高林下,自翦芭蕉写佛经”。(37)怀素之书“若惊蛇走虺,骤雨狂风”,(38)他早年就以草书驰名江岭,“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幛书题遍”。(39)他饮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酒酣兴发,遇见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时人谓之“醉僧”。怀素“自言得草圣三昧”,(40)时人又称他为“狂僧”。唐人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云:“狂僧前日动京华,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谁不造素屏?谁不涂粉壁?粉壁摇晴光,素屏凝晓霜,待君挥洒兮不可弥忘。”(41)唐人窦冀以诗记述了怀素挥洒草书的宏大场面:“狂僧挥翰狂且逸,独任天机摧格律。龙虎惭因点画生,雷霆却避锋铓疾。鱼笺绢素岂不贵,只嫌局促儿童戏。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襟气。长幼集,贤豪至,枕糟藉麴犹半醉。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此生绝艺人莫测,假此常为护持力。连城之璧不可量,五百年知草圣当。”(42)流传至今的怀素草书作品有《苦荀帖》、《论书帖》、《食鱼帖》、《自叙帖》、《大草千字文》、《小草千字文》、《东陵圣母帖》、《藏真帖》、《律公帖》。


  智永和怀素是隋唐僧人书法家的杰出代表,名噪一时,争衡千古。隋唐高僧靖嵩、敬脱、智矩、慧赜、玄续、灵该、景云、辩光、亚栖、高闲、齐己、贯休等人的书法光彩夺目,他们在当时都是独步天下的著名书法家。此外,还有高僧怀仁、文楚、梦龟、可朋、无作、遗则、怀浚等人亦以书法际会风云,纵横一时。隋唐高僧书法家大有群星灿烂之势,在姹紫嫣红的隋唐书坛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早在西晋就有高僧善书者。史载,西晋敦煌高僧于道邃学业高明,内外赅览,善方药,“美书札”。(43)东晋高僧善书者,见诸史籍的有康法识和安慧则。东晋高僧康法识不仅有义学之功,而且以草隶知名。时人康昕自谓笔道超过康法识,“识共昕各作右军草,傍人窃以为货,莫之能别”。(44)东晋洛阳大市寺释安慧则卓越异人,而工正书,他手自细书黄缣,写《大品经》1部,合为1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识”,(45)共十余本。两晋以降,南北朝时期,历代高僧中也有善书者。刘宋京师建康龙光寺释慧生善众经,兼工草隶;(46)宋熙寺释昙瑶善《净名》、《十住》及《庄》、《老》,又工草隶,为宋建平宣简王刘宏所重。(47)南齐建康乌寺释昙迁,姓支,本月支人,笃好玄儒,游心佛义,“又工正书,常布施题经。”(48)萧梁高僧中,善书者尤多。梁大僧正南涧寺沙门释慧超“善用俳谐,尢能草隶”。(49)梁京师建康建元寺释法护“年始十三而善于草隶”;(50)龙光寺释僧乔“美风姿,善草隶”;(51)冶城寺释僧若“诵《法华》,工草隶”。(52)萧梁高僧善书者多,与梁武帝佞佛以及梁代佛教文化兴盛有密切关系,南北朝其他各代也都只有一、两位善书者,宋、齐如是,陈、周亦然。陈都建康宣武寺释洪偃“善草隶,见称时俗,纤过芝叶,媚极银钩”。(53)北周终南山释静蔼甫为书生,博志经史,“言必藻缋珠连,书亦草行相贯,高为世重,罕不华之”。(54)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高僧中虽然不乏善书者,但是,与隋唐时期比较,相差悬远。隋唐高僧擅长书法者为数众多,可谓空前绝后。隋唐高僧书法成就突出,影响广泛,涌现出像智永、怀素、高闲、贯休、辩光、亚栖等一批声名如雷贯耳、功业简册俱载的书法家,空谷足音,前所未有。隋唐时期何以造就了许多僧人书法家?“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55)这与隋唐时期的社会文化风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首先,爱尚书法、好书成风的文化环境,客观上为隋唐僧人书法家的成长营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隋唐时期,帝王垂范作则,天下景从,举国上下,好书成风。杨隋二帝爱尚书法,颇好收藏书画。(56)隋文帝杨坚平陈,命令大臣裴矩等人搜求法书名画,共得800余卷。隋炀帝在洛阳观文殿后营建“妙楷台”和“宝迹台”,专门收藏法书名画。由隋入唐,唐代帝王不遗余力购求法书。唐太宗积极收购法书,贞观六年(632)正月八日,他命令整理御府古今工书钟、王等真迹,共得1510卷。(57)唐太宗对王羲之书迹的搜罗,殆尽遗逸。女皇武则天以时人王方庆(王羲之后代)家多书籍,于是访求右军遗迹,王方庆奏曰:“臣十代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已进之。唯有一卷见今在。又进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58)王方庆献书后,武则天在武成殿向群臣展示,并命令中书舍人崔融撰《宝章集》,以叙其事。唐代帝王不仅热衷书法收藏,而且擅长操笔作书。唐太宗工行、草,其书“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59)唐高宗“虽潦倒怕妇,笔法亦极清劲”。(60)武则天求得王方庆家藏其祖父等28人书迹后,“摹拓把玩,自此笔力益进,其行书骎骎能有丈夫之气”。(61)她的传世书作《升仙太子碑》,久负盛名。唐玄宗“临轩之余,留心翰墨。初见翰苑书体狃于世习,锐意作章草八分,遂摆脱旧学”。(62)唐代宗“霄旰之暇,留心翰墨,于行书益工”。(63)“大抵唐以文皇喜字书之学,故后世子孙尚得遗法”,(64)“故诸宗承太宗之学,皆以翰墨流传,至宣宗复以行书称,盖其典刑犹在也”。(65)


  隋唐帝王对书法的钟情,进一步折射到了隋唐文化制度层面。其一,唐代官学教育中专设“书学”。书学直属国子监,有书学博士2人,从九品下;助教1人。(66)书学招收学生30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67)书学学生“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余字书亦兼习之”,(68)《石经》三体书限3年业成,《说文》限2年,《字林》限1年。另外,弘文馆有楷书手30人,史馆有楷书手35人,集贤殿书院有书直、写御书100人,拓书6人,(69)秘书省置楷书手80人。(70)“盖唐人书学,自太宗建弘文馆为教养之地,一时习尚为盛;至后之学者,随其所学,而各有成就。”(71)其二,唐代科举考试中特设“书科”。唐代科举考试,常贡之科有明经和进士,有明法、明书、明算。“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72)其三,唐代官吏铨选中特试“书、判”。唐代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其中,“六品以下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73)唐代吏部选试,“观其书”,应试者必须“楷法遒美”,这就促使读书人平日必须加强书法修养,从而推动了唐代书法的发展和繁荣。


  隋唐帝王对书法的高标垂范,唐代官学教育、科举考试、官吏铨选中对书法的制度化要求,不仅使书法成为隋唐社会生活中最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而且在全社会形成了盛况空前的书法文化热潮。“唐三百年,凡缙绅之士,无不知书,下至布衣、皂隶,有一能书,便不可掩。”(74)作为时代的弄潮儿,隋唐高僧书法家正是在当时书法文化大潮中渐渐成长起来的。


  其次,佛教的兴盛,士大夫和书法家盘桓佛教寺院,撰文纪颂,立石志事,题署书丹,为隋唐高僧临书习字、研习书法提供了良好的必要条件。隋唐时期,佛教风靡朝野,“黎庶信苦空之说,衣冠敬方便之门”。(75)隋唐士大夫往往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结交僧人,频游寺院。士大夫盘桓佛寺,兴之所至,吟咏之作,随意题写,常常书于寺院殿堂楼阁的墙壁。史载,贞元七年(791)七月,唐德宗幸章敬寺,赋诗九韵,皇太子与群臣毕和,随即题之寺壁。(76)隋唐士大夫在佛教寺院殿堂墙壁题字作书,是十分寻常的事。唐人徐夤《塔院小屋四壁皆是卿相题名因成四韵》诗云:“雁塔搀空映九衢,每看华宇每踟蹰。题名尽是台衡迹,满壁堪为宰辅图。”(77)


  隋唐书法名流为佛教寺院题署书丹,不可胜计。初唐书法家薛稷曾游新安郡,为新安寺题书寺额。(78)盛唐狂草书法家张旭在洛阳天官寺挥毫草书于寺壁。(79)大中初年,天台山国清寺衙悬敕额,书法大家柳公权为其书题。(80)人称“杨疯子”的唐末大书法家杨凝式“喜作字,尤工颠草”,他在洛阳时多游佛寺,“院僧有少师未留题咏之处,必先粉饰其壁,洁其下,俟其至。若入院,见其壁上光洁可爱,即箕踞顾视,似若发狂。引笔挥洒,且吟且书,笔与神会。书其壁尽方罢,略无倦怠之色”。(81)他“居洛下十年,凡琳宫佛祠墙壁间,题记殆遍”。(82)隋唐古寺名刹,多有名人书迹。就以唐长安千福寺来说,寺额为上官昭容所书,东塔院有高力士题额,西塔院有唐玄宗题额,中三门外有僧怀仁的《集王书圣教序》和颜真卿书《多宝塔感应碑》,颜书碑阴是吴通微书《楚金禅师碑》。(83)隋唐书法大家为佛寺和法师树碑书丹者,不胜枚举。欧阳询《化度寺碑》、欧阳通《道因法师碑》、褚遂良《雁塔圣教序》、薛稷《信行禅师碑》、孙藏器《慧坚禅师碑》、史惟则《大智禅师碑》和《荐福寺临坛大戒德律师碑》、徐浩《大证禅师碑》和《不空和尚碑》、柳公权《玄秘塔碑》、李邕《麓山寺碑》、《法华寺碑》和《灵岩寺碑》,皆是其中的上乘之作,至今传习不辍。


  隋唐士大夫名流和书家大手笔,多在佛教寺院留下他们的得意之书,其中还不乏珍品之作。佛教寺院荟萃、珍藏的书家大作,无疑为爱好书法的隋唐高僧临书习字、提高书艺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隋唐高僧书法家成长的温床。


  再次,佛教的盛行,引起全社会对佛教经本的大量需求,佛教经典的抄写,风气日炽,抄写佛经促进了僧人书法艺术的不断提高,这是隋唐高僧书法家层出不穷的又一重要原因。佛教宣扬,“修福田莫若立塔写经”。(84)《妙法莲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曰:“若有受持读诵,正忆念,修习书写是《法华经》者,当知斯人则见释迦牟尼佛,如从佛口闻此经典。”《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关于写经卷即是做功德的说教则更为具体:“从初发心,精进不退,以不可说不可说,身命而为布施,剥皮为纸,析骨为笔,刺血为墨,书写经典,积如须弥。……或复有人以深信心,于此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一四句偈,速能除灭五无间业,所有世间身心等病,种种苦恼,乃至佛刹极微尘数一切恶业,皆得消除,一切魔军、夜叉、罗刹、若鸠般荼、若毗舍阇、若部多等,饮血啖肉诸恶鬼神,皆悉远离。……是故汝等闻此愿王,莫生疑念,应当谛受,受已能读,读已能诵,诵已能持,乃至书写,广为人说,是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所获福聚,无量无边。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由此可知,对佛教信仰者来说,抄写佛经是他们消灾祈福的重要而“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北朝隋唐时期,就有专业抄经手抄写佛经,称为经生。佛教高僧抄经,自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隋唐佛教各宗的创始人,就是写经僧的典范。净土宗始祖释善导写《弥陀经》数万卷,(85)华严宗四祖释澄观“缮写经典,不可殚述”。(86)隋唐高僧写经者,比比皆是。唐朔方灵武龙兴寺释增忍画卢舍那阁35尺,门1丈6尺,刺血写经总计283卷。(87)唐京师崇圣寺释文纲“刺血书经,向六百卷”。(88)唐汴州安业寺释神照“造像数百铺,写经数千卷,任缘便给,不为藏蓄”。(89)唐湖州大云寺释子瑀“前后写经三藏,凡一万六千卷”。(90)


  隋“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91)佛教在唐代达到极盛,唐代民间佛经卷帙浩大,与隋朝相比,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流通在隋唐社会的无法计数的大量佛经,在印刷术尚未兴起的隋唐时代,全部依靠手工抄写。隋唐写经者,除了官府经生和民间经生,各地僧人也是当时写经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社会上对佛经的迫切需要,加之写经本是僧人分内的事,于是,写经僧累月穷年地抄写佛经,久而久之,书法技艺不断进步,渐入佳境。璋上人、僧昙林等隋唐高僧就是在长期写经实践中成为书法家的。岑参《观楚国寺璋上人写一切经院南有曲池深竹》诗云:“璋公不出院,群木闭深居。誓写一切经,欲向万卷余。挥毫散林鹊,研墨惊池鱼。音翻四句偈,字译五天书。”(92)僧昙林“有金书经目曰《金刚上味陀罗尼》,累数千字,始终一律,不失行次,便于疾读;但恨拘窘法度,,无飘然自得之态。然其一波三折,笔之势亦自不苟,岂其意与笔正特见严谨,亦可嘉矣”。昙林“作小楷,下笔有力,一点画不妄作。然修整自持,正类经生之品格高者”。(93)《宣和书谱》记载,宋宣和朝御府就收藏有昙林《金刚经》墨迹一通。


  由上可见,隋唐高僧书法家名人辈出,一方面与隋唐书法文化大潮休戚相关,另一方面又与隋唐佛教大发展密不可分。佛教的兴盛,使得隋唐士大夫和书法家不可避免地与佛教有些瓜葛,佛教寺院里不仅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而且留下了他们的书迹。士大夫和书法家在佛教寺院的得意之笔,为隋唐高僧学习书法提供了难得的范本。而佛教的发展,隋唐社会对佛经的大量需求,写经生和写经僧应运而生,人才济济。在长期的书写实践中,写经僧的书法技艺不断提高,积久功深,隋唐高僧书法家就脱颖而出了。




  三、隋唐高僧书法家的成就及其影响


  隋唐高僧书法家各有成就,雄峙一时。概观隋唐高僧书法家,他们的最大成就是草书。隋唐高僧书法家,率皆以草书知名于世,耐人寻味。宋人《宣和书谱》说:“唐兴,士夫习尚字学,此外惟释子多喜之,而释子者又往往喜作草字,其故何耶?以智永、怀素前为之倡,名盖辈流,耸动当世,则后生晚学,瞠若光尘者,不啻膻蚁之慕。”(94)隋唐高僧书法家嗜好草书,固然与智永和怀素的轰动效应有关,同时还与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的盛行有绝大关系。禅宗认为,众生有性,自心是佛,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因此,禅宗宣扬,僧人不必长期坐禅诵经,不必拘泥于清规戒律。受禅宗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书法创作中,全凭己意挥洒的草书最适合顺畅地表达内心,刻划自我,草书最能抒发僧人无所羁束的胸怀。(95)加之在唐人心目中,“篆书朴,隶书俗,草圣贵在无羁束”。(96)因此,只有草书“独任天机摧格律”,(97)成为僧人书法家情有独钟的书体。“中得心源,外师造化。”(98)隋唐高僧书法家“皆不以外物撄拂其心,遂能造妙”,(99)在草书创作上取得了非凡成就。号为“草圣”者,除了怀素,不一而足。释贯休“善小笔,得六法。长于水墨,形似之状可观”,“休能草圣”,(100)由于他俗姓姜,好事者传号其书曰“姜体”。僧怀浚爱草书,或经、或释、或老,至于歌诗、鄙琐之言,靡不集其笔端,人称“秭归郡草圣”。(101)僧辩光潜心草字,名重一时,辩光墨迹,笔势遒健,“虽未足以与智永、怀素方驾,然亦自是一家法”。(102)唐代诗人李白有诗称赞说:“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103)唐末进士裴说则把怀素与李白和杜甫相提并论,他说:“杜甫李白与怀素,文星酒星草书星。”(104)《书小史》称,僧辩光的草书“飘逸有张旭之妙”,僧贯休的草书“南士皆比之怀素”。隋唐高僧书法家不仅社会声望很高,而且其作品市场价值不菲。辩光“一字千金值”,(105)贯休“书似张颠值万金”。(106)时光流转,文物沦丧。令人遗憾的是,隋唐高僧书法家的墨宝于今十不存一。然而,这并不能抹杀隋唐高僧书法家应有的历史地位。


  气象万千的隋唐高僧书法影响了当时无数人的书法创作,至今仍以其神韵散发着迷人的墨香。隋僧智永刻意学书于王羲之,颇得其妙,“议者谓其章草入妙,隶书入能,于是一字之出可直五万,其为当时所慕如此”。(107)智永乃手书《千字文》800本,分送浙东各寺,供人们临习。时人僧述、僧特、智果并师智永,闻名于世。“果隶、行、草入能”,“尝谓永师云:‘和尚得右军肉,智果得右军骨。’”(108)“智永、智果,禅林笔精。天机浅而恐泥,志业高而克成。或拘凝重,萧索家声;或利凡通,周章擅名。犹能作缁门之领袖,为当代之准绳,并如君子励躬于有道,高人保志而居贞。”(109)唐代书法崇尚“二王”,因此,唐人习书智永,方兴未艾。唐代高僧文楚喜作草书,学智永法,颠沛造次,不忘于怀。久而久之,他摆脱了旧习,有自得之趣。文楚所书《千字文》,“落笔轻清,无一点俗气,飘飘若飞云之映素,一见使人泠然有物外之兴”。(110)唐代书法家林藻“作行书,其婉约丰妍处,得智永笔法为多”。(111)就连一代书法宗师虞世南也“受于永禅师,皆有体法”。(112)由隋入唐的初唐四大书家之一虞世南,其书法笔致圆融遒丽,品格高妙,结构疏朗,外柔内刚,论者以为如裙带飘扬,而束身矩步,有不可犯之色。唐太宗誓言远学王羲之,近学虞世南,可见其书法的影响力。虞世南正是以智永为师,“妙得其体,由是声名籍甚”。(113)虞世南妙得智永笔法,其书风脱胎于永师。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称:“顷年观《庙堂碑》摹本,窃怪虞永兴名浮于实,及见旧刻,乃知永兴得智永笔法为多。”(114)智永的书法引领了时代潮流,僧人辩光、高闲、怀仁等人的书法也被人奉为圭臬。唐代书僧辩光“出法弟子从瓌、温州僧正智琮,皆得墨诀。”(115)书僧无作“善草隶,笔迹酋(遒)健,人多摹写成法”。(116)杭州径山院释鉴宗誓礼书僧高闲为师,“闲公亦示其笔法,渐得凤毛焉”。(117)高闲的另一弟子鉴宗,敕署无上大师,亦得闲之笔法。“(高)闲常好将霅川白纻书真草之踪,与人为学法焉”。(118)唐长安弘福寺僧人怀仁积年临习王羲之书,其“点画富于法度,非初学者所能到”,此后,“模仿羲之之书,必自怀仁始”。(119)清代学者叶昌炽说:“集字始于怀仁,唐以前未闻也。集右军书者多矣,惟《圣教序》钩心斗角,天衣无缝,大雅以下,瞠乎其弗及也。”(120)怀仁历时20年,根据王羲之墨迹摹写《集王书圣教序》,并上石镌刻立碑,此碑成为时人学习王书的最佳范本,且为后学所宗。唐代书法家李邕、高正臣、苏灵芝、张从申、吴通玄和吴通微兄弟等人的书法则深受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的影响。更不消说,怀素草书以其独特魅力掀起了唐代狂草艺术的飓风。隋唐高僧书法家影响了其时无数人的书法创作,时至今日,僧智永、怀仁、怀素等人的书作,传习不衰,四海流芳,魅力永恒。


  隋唐高僧书法毫无“方外气”,反而光芒四射,影响久远,这源于他们对书法艺术的不断追求,精益求精。艺无止境,隋唐高僧书法家不闭壁自守,不故步自封,他们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又特别注重向书法名家学习。唐代草书供奉僧辩光早年向书家陆希声求教,陆希声教授了他双钩写法,从此书艺突飞猛进。牛头宗六祖慧忠弟子、唐天台山佛窟岩释遗则“始从张怀瓘学草书,独尽笔妙”。(121)释景云“怀识超悟,尤善草书,初师张颠,久之精熟,有意外之妙”。(122)释皎然与颜真卿过往从密,颜氏《抚州宝应寺翻经台记》对皎然推崇备至。皎然与李阳冰也有交往,其诗《同颜使君真卿岘山送李法曹阳冰西上献书时会有诏征赴京》是证。唐终南山悟真寺释法诚“素善翰墨,乡曲所推,山路岩崖,勒诸经偈,皆其笔也”。法诚翘心奉行《法华》三昧,他竭其精志,书写受持。弘文馆学士张静,“时号笔工,罕有加胜”。法诚邀请张静来到山舍写经,可是,很长时间,他才写几十个字。法诚知道张静写经还想要钱,于是,写两张纸,给他五百文。从此,张静竭力为法诚写经。法诚每日烧香供养张静所写的经文,“在其案前,点画之间,心缘目睹,略无遗漏,故其克心钻注”。(123)一代草书巨匠僧怀素,年纪轻轻即已成名成家,“然恨未能远睹前人之奇迹,所见甚浅”。于是,他“担笈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124)先后师从邬同而间接得到张旭草书笔法。他于回乡途中在洛阳偶遇颜真卿,又从颜真卿学习“屋漏痕”笔法。怀素对书法艺术的追求从未止步,他在《论书帖》中说:“为其山不高,地亦无灵;为其泉不深,水亦不清;为其书不精,亦无令名。”像怀素一样,正是这种不断进取的精神,成就了隋唐高僧书法家。


  唐代书法家李邕说:“似我者俗,学我者死。”(125)唐代书法家张怀瓘也说:“与众同者俗物,与众异者奇材,书亦如是。”(126)隋唐高僧书法家的艺术魅力还在于不落窠臼,求新求变。“楚僧怀素工草书,古法尽能新有余。神清骨竦意真率,醉来为我挥健笔。始从破体变风姿,一一花开春景迟。”(127)怀素“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漓?{半无墨”。(128)书僧辩光之书法“但日新,又日新”。(129)书僧梦龟“作颠草,奇怪百出,虽未可以语惊蛇飞鸟之迅,而笔力遒劲,亦自是一门之学”。(130)僧可朋《观梦龟草书》诗云:“兴来乱抹亦成字,只恐张颠颠不如。”(131)梦龟向张旭?学书,他别出心裁,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书僧亚栖倡言:“凡书通即变。……若执法不变,纵能入木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之大要。”(132)变则通,通则久,历久弥新,经久愈醇,方显隋唐高僧书法的独特魅力。


  赵朴初先生曾经强调指出:“一提起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杀了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抹杀佛教徒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133)历史上,佛教徒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文化诸多方面都与佛教关系至密,书法也不例外,隋唐高僧书法家在中国书法史上就当应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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