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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关键词：从敦煌唐佛经写本谈有关唐代写经生及其书法艺术的几个问题，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敦煌写经书法述略

冉前林

[摘要]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在魏晋时期得到了极大发展。而处于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敦煌,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驿站。为了祈福禳灾,抄写佛经成为当时社会的风尚,而此时的字体正处于隶书向楷书的过渡时期,大量佛经抄写形成一种定式。这种抄录经书的字体人们称之为“写经体”,时间从西晋至宋真宗景德年间,历700年之久,清晰完整地展现了中国楷书的演变历程,同时形成了“南贴北碑”之外新的一种书法审美风格。敦煌学的研究已蔚为大观,敦煌写经书法也应该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从而为中国传统书法艺术注入新的血液。

[关键词]敦煌遗书;写经体;楷书演变

[中图分类号]J2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2-0096-0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枢纽,历史上中西贸易、经济、文化、宗教交流十分繁荣,司马彪在续《汉书?郡国志》时引他人的话说敦煌是“华戎所交大都会也”。裴矩《西域图记序》说:“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敦煌地接西域,是我国最早接触佛教的地区之一。诸如鸠摩罗什、玄奘、法显等中外着名的高僧,都在敦煌留下过足迹。公元3世纪末,高僧竺法护游学西域诸国,求得大量佛经,归国后在敦煌建立了专门的佛经翻译场所,很多佛经从这里传入中原。

一、敦煌写经的形成

佛教兴起,敦煌有了寺院,随之开凿石窟。除了僧众,不论俗人、官员、普通民众,为了积德行善,都在修建佛窟。经年累月,数量增多,莫高窟被称为“千佛洞”,成为当时的佛教圣地。人们为了求福纳祥和获得心理的慰藉,经常做各种佛事,而在各种敬佛的方式中,最普遍的就是写经。六朝以来最流行的典籍,都有明训,写经抄经,受持读诵,有极大的功德。如《妙法莲花经?普贤菩萨劝发品》云:“若有受持读诵,正忆念,修习《法华经》者,当知是人则见释伽牟尼佛。”即便是今天的佛经读物还是这样,很多书后印有“印造佛经佛像之十大利益”,“印经说法有五种福”,更多的佛经读物印有“欢迎翻印,辗转流通,普劝念佛,功德无量”或“结缘赠送,欢迎翻印,功德无量”。抄写佛经,念诵佛经,功德无量。所以,在佛教大兴的魏晋,写经、抄经成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写经者除了僧侣,还有普通民众、居士、文人、商人、手工业者,更有王公大臣及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有一定文化的佛教信徒,是自己来写经,但更多的信徒是雇佣专人写经,所以,写经在当时成为一种职业,写经者被称为“经生”。经生的收入水平和他们的书写水平有联系,写经高手生活要好一些,大多数的经生只能维持生计。《旧唐书》卷189下《王绍宗传》记载:“绍宗,扬州江都人也。少勤学,遍览经史,尤工草隶。家贫,常佣力写佛经以自给,每月自支钱足即止,虽高价盈信,亦即拒之。寓居寺中,以清静自守,垂三十年。”寺院的写经有一套专门的组织机构,有经生、官经生、书手、楷书手、校书手、典经师等组成。经书的抄写每个时代的形式稍有不同,但大致的形式是约定俗成的。首先在专用的写经用纸上画出界格,在经文起首处标明题目、品名,然后是正文的抄写,卷尾的落款则相当烦琐,要写明抄写的时间、地点、写经人的姓名、用纸的数量、装潢手、初校手、再校手、三校手、详阅、判官、监制等,有的竟达十余项之多,说明当时写经的庄重和严肃程度。佛教大兴,写经形成热潮,成就了数以万计的敦煌写经。陈寅恪先生指出:“艺术的发展多受宗教之影响。”（见《金明馆丛稿?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敦煌写经书法的发展更是如此。

二、写经体的确立和书法风格特征

在没有印刷术的当时,造就了一大批写经的高手,这些人或有书法的传统,或由于当时社会的需要而学习书法,在这种写经的社会氛围中,他们的书法得到发展。由于经书抄录有统一的形式要求,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使写经书法形成特有的用笔、结构和章法,形成独有的写经书法风格,在书法史上被称为“写经体”。敦煌遗书最早有题记的写卷为西晋永兴二年（305）,最晚的写卷为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时间跨度为七个世纪。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这700年,正是中国书法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从两晋南北朝的王羲之、王献之,到隋唐的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再到宋代苏、黄、米、蔡,也即书法史上的“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这三个书法时代都在这700多年发展形成。敦煌写经书法与主流书法相互融合、相互影响,而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敦煌经卷最早起于西晋,这时的字体正处于隶书向楷书的过渡时期,魏晋时期的敦煌经卷还带有明显的隶书意味,类似流行于世的钟繇楷书。敦煌遗书中大部分是佛经。由于抄录佛经典籍的郑重及便于手写、方便、易认和实用的需要,字体均为小楷,并且持续了700年,这就和历代的其他书法遗迹不同。历代书法遗迹中有甲骨、金文、碑刻、摩崖、砖铭、帛书、简牍、文稿、尺牍等众多形式,书体及大小也是种类繁多。敦煌写经主要是楷书,而且是小楷,书写工整清楚,通篇从结体、笔法和章法布白形式,都趋于统一稳定,形成了一定的范式,故而在书法史上将其称为“写经体”,数量有4万多卷,时间跨越七个世纪,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书法风格。当然,风格的统一,不是说700年间的书体、书风是完全一样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书法风格在总体风格之下,呈现出更多的面目。写经体是楷书字体的一种风格,其风格在统一中有着多样性,这也正是它的艺术魅力所在。

有的学者认为,写经书法在700年的发展过程中,本身并未形成新的书体。写经书体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变化的书体,没有一个固定的类型,也不是一种专用的书体。其实,写经体是一种书体,这是从书法艺术的范畴来说的,而在文字学的体系中我们是不会这样讲的。就像我们熟知的欧体（欧阳询）、柳体（柳公权）、颜体（颜真卿）、赵体（赵孟頫）并不是一种新的独立的字体,而是楷书中的一种风格,将其称之为“体”是书法艺术中的固有现象。因此,将以敦煌写经为代表的写经书法称之为“写经体”,完全符合书法艺术的规律。

（一）敦煌写经的风格演变

1.隶意楷书,汉简余续（约305～455）

魏晋写经,承接秦汉简书,是一种处于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期的书体,而楷书成分已经大于隶书成分。代表作品有敦研.287晋《三国志?步骘传》、S.797《十诵比丘戒本》（405）、甘肃敦煌博物馆藏《法句经》（368）、P.2381《法经句》。结体上变隶书的横向取势为方正或纵向取势,用笔露锋起笔,横画、捺画用笔由轻到重,个别笔画带有明显的挑势,但却与隶书的左波右磔不相同。撇画、竖画起笔重而收笔轻,字势显得稳健而富于节奏变化。

2.魏碑楷书,尽脱隶意（约456～580）

这时的写经书体改变了隶书波磔的笔法和平正的结构,笔法更加丰富。同时,北魏统一中原以后,大兴造佛刻石之风,形成了新的楷书风格——魏碑。这种风格也很快就影响到了敦煌地区,这时大多数敦煌写经已摆脱了隶书风格,结构上左低右高,左收右放,骨力开张,笔画逐力体现一种刀刻的意味,斩钉截铁,锋芒外露。S.5304《妙法莲华经卷第三》、S.1524《大方等陀罗尼经》（521年）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

3.成熟楷书,唐楷先河（约581～780）

随着隋朝建国后政权的统一,南北书风也走向统一,“二王”的书风渐成正统。隶书、魏碑的余续逐渐淡去,雄强朴茂的刀刻意味逐渐被秀润清丽、工整优雅的妍美书风所代替,这标志着标准的楷书字体的确立,开唐代楷书鼎盛之先河。如P.2461《太上洞玄孙灵宝智慧上品大戒》（581年）、S.457《大智度论》（593）、P.2457《阅紫录仪》（735）等作品已初现唐楷面目。在敦煌写经中,隋朝和唐初的这类作品已经非常多,而由于敦煌远离中原,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其书风的形成总是有一定的滞后性（这也是敦煌书风保持独立性的一个原因）,这些作品有的和欧、虞、褚、颜的风格别无二致,但它的出现确实早于唐代的楷书名家。规范的楷书已在全社会普及,而且水平亦相当高超,并非这些楷书大家独创了唐楷风格,而是这些楷书大家以他们的地位和学识成了唐代楷书的代表人物。并且随着国力强大,经济、文化、艺术的繁荣以及中央政府的重视和推崇,使唐代的书法艺术达到一个高峰,尤其是楷书更是发展到一个空前绝后的鼎盛时期。

晚唐五代,敦煌政局动荡不安,佛教和写经风气已受到影响。另外,楷书经“唐人尚法”,法度完备,规范至极,达到一个顶峰,已很难再有突破。敦煌书法也不例外,其笔势、结构、笔法也随着时代潮流的进化,而与社会主流书风趋于一致。这样作为具有独立审美风格的写经体书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归于“二王”书法的历史大潮中去了。

（二）写经体的书法风格特征

1.气象高古,肃穆静谧

写经是对佛的信仰,书者的心灵是虔诚而纯洁的,书写的内容是庄严的,表现在纸上的墨痕是心灵轨迹的流露。佛理禅法主张破除妄想,遗荡一切诸相,罪福并舍,空有兼忘,经生们神游于佛的神圣、冲虚幻的境界中,写经成为一种精神的超越。

2.朴素自然,率意天真

经生们并非书法名家大师,无社会名利所累,无宗派的褒贬颂扬,书写状态自由宽松,无矫饰做作,不故弄玄虚,无意于书法创作而尽得书法风流。

3.小楷书体,法度谨严

抄写经书的目的是为了实用,要容易辨认,容易流传,就相当于现代的规范出版物、传媒上的用字。再加上写经是对佛的崇敬,书写应该规范、郑重,因此,敦煌写经的主体就是小楷书体,而少有行草,篆书、隶书更是少见。700年的写经体其实就是中国楷书的演变史。

三、写经体在书法史上的意义

（一）楷书演变之史料

从魏晋到隋唐,敦煌写经楷书经历了隶意楷书、魏碑楷书、隋唐成熟楷书三个阶段,将我国隶书从楷书的演变过程,以大量的墨迹遗存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宋代以后,“贴学”大兴,“二王”书风成为主导。但由于朝代更替,年代久远,魏晋名家真迹几近失传,仅靠刻本和摹本传世。“碑学”兴起以后,魏碑书体大盛,但碑毕竟是刀刻所至,魏碑本来的书写面目究竟又是怎么样的呢?1900年以后,数以万计的敦煌经卷公诸于世,而其中魏晋南北朝的写卷,成为研究这一时期书法发展的重要史料,意义极其重大。正如唐兰先生所讲:“要认识右军书迹真面目,就必须从唐以后摹刻本取其外貌,而从传世的魏晋的墨迹推想其笔意。”

（二）“南贴北碑”之新风

以“二王”为代表的“贴学”,对中国书法影响深远,千百年来,人们竞相摹仿学习。这一方面说明其书法的精美绝伦、令人倾倒;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千人一面,千年一面,却造成了艺术发展上的单一与乏味,束缚了个性的表现和创造力的发挥,也使书法艺术失去了生命力。因此,以康有为、包世臣为代表的清代书家,扛起了“碑学”的大旗,批判“贴学”,取法六朝碑版,在“贴学”妍美的书风之外创立了雄强朴茂、骨力洞达、血肉丰满、自然率真的“碑学”审美风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书法的艺术元素,使书法艺术又焕发出勃勃生机。而敦煌写经的面世和写经体书法的确立,又为中国书法注入了新鲜血液。认真研究、学习、借鉴写经体书法,必能探索出新的书法表现形式。在这方面,一些书家已经做了尝试。如着名书法家沈增植的书法,碑贴结合,独具匠心,除了南贴和北碑的学习外,还认真地学习过敦煌写经,他的学生草书大家王遽常说:“先生于唐人写经,流沙坠简亦极用力,晚年变法亦得力于此。”沙孟海曾经为徐生翁短札作跋:“晚年短札,随手写记,拙而不矫,望之类敦煌碎纸。难得!”王学仲先生将写经书法称为“经系”,并认为它与“帖学”书派、“碑学”书派一起构成中国现代书法的三大流派。这些名家巨匠的成功经验表明:敦煌写经是传统“贴学”和“碑学”之外的新的书法风格流派,学习、借鉴敦煌写经,并融合时代审美意识,定能开创中国书法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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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 《丝绸之路 》 2009年22期

  本文关键词：从敦煌唐佛经写本谈有关唐代写经生及其书法艺术的几个问题，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