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恨歌》的叙事策略与海派承传

内容提要　《长恨歌》是王安忆的代表作,这部给她带来巨大声誉和影响力的长篇小说其实是重构张爱玲和海派某些小说的产物,这种对自己小说叙事策略的再次改弦更张,与张爱玲和海派某些小说明显构成一种承传和对话的渊源关系。《长恨歌》通过对王琦瑶从小家碧玉到弄堂少妇再到半老徐娘起起落落、悲喜无常的一生遭际来展现海派风格的“摩登女性的情爱秘史”,讲述一个民间版本的“日常生活的浪漫传奇”,但却以仅仅关注此岸人生的日常细节、物质生活的市民哲学作为“迷茫人生的生命体验”,揭示了当代作家的某种身份困境和精神危机。因此,厘定《长恨歌》的叙事策略,考察《长恨歌》的创作资源,对于反思当代文坛,意义尤为重大。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最初连载于《钟山》1995年第2、3、4期,199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2000年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王德威认定王安忆“为张的人世风景,真正赋予当代意义”,将其列为“另谱张派新腔”的内地作家“首选”。但王安忆在不同场合接受访谈、面对“影响的焦虑”这一共性提问时,却刻意撇清和已成现代文学经典的张爱玲小说的某种内在联系,甚至还在质疑学界给予张爱玲的文学史高度。一边是官方对《长恨歌》文学经典化的着力运作,一边是王安忆对张、王之辨的回避,这一颇为吊诡的现象,使得对这部小说再解读成为必要。当我将目光重新回到文本自身时却惊奇地发现,《长限歌》其实是王安忆重构张爱玲和海派某些小说的产物,这种对自己小说叙事策略的再次改弦更张,与张爱玲和海派某些小说明显构成一种承传和对话的渊源关系。
　　
　　一　一位作家和一代文学的体温
　　
　　王安忆是当代著名作家,但又超越了作家身份本身,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个标杆性品牌而难以被归入单一的类群。她以其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中的“雯雯系列”初登文坛并引起读者和评论家注意。有过插队经历、耽于幻想的“雯雯”等女孩与她的个人生活构成明显的同构性,这种以相对有限的生活经验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观照现实人生的现象,在中国文坛是普遍存在的。王安忆后来在回顾这个阶段的小说创作时总结说,“我写小说正处于一个类似童年时期的协调一致的情境之中,我要倾诉的情感带有自然的形态,好比瓜熟蒂落”。随后的《本次列车终点》、《庸常之辈》等小说描述的都是返城知青的烦恼人生,虽仍有“雯雯系列”的痕迹,但毕竟已开始直面现实,暗合了当时反思文学思潮。1983年,王安忆随母亲、著名作家茹志鹃赴美参加为期四个月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1985年问世的中篇小说《小鲍庄》,被评论家视作“寻根文学”的代表作。此后以婚外恋、纯粹性爱、柏拉图之恋为母题的“三恋”系列以及《岗上的世纪》相继发表,因其女性作家身份和性爱话语叙事,王安忆又被视作女性叙述甚至是女权主义的代表。《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纪实与虚构》等后来一系列作品,又热衷于小说叙事方式的探索,《纪实与虚构》还被看作是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作。王安忆对此曾有过自己的反思:“我现在对所谓个人自传和纪实的东西越来越缺乏信任感,我竭力追求某种形式的东西,类的东西,超出经验的东西,直接地说,就是虚构和抽象的东西。”通过盘点可以清楚地发现,王安忆风格多变的创作实践,与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发展始终与时俱进地保持着同步的态势,她的小说文本几乎成了触摸一个时代文学体温的利器。王安忆的频繁变脸,彰显了她敏锐的艺术直觉和高扬的探索精神,同时一定程度上流露出她不甘程式化的自我焦虑。
　　1995年,《长恨歌》横空出世。在正式解读这部给王安忆带来巨大声誉和影响力的长篇小说之前,我们有必要还原当时甚至更早些时候“张爱玲热”这一文坛热点现象。20世纪80年代初,尘封了多年的张爱玲小说在内地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夏志清的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爱玲的推崇引起内地学人的关注。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4)论及“孤岛”与沦陷区文学时,用了八百余字篇幅来写张爱玲,这是将张爱玲首次写入内地的文学史,在学术研究层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随着研究的推进与开掘,文学史已经基本完成对张爱玲小说经典化的论证过程。在出版界,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本刊印了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百花文艺、花城等多家出版社接连出版了张爱玲的小说集,“看张”、“读张”成一时之风气。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进人转型期,世俗化进程迅猛加快,消费文化骤然兴起。出版界可谓把准了社会公众阅读心理的强劲脉搏,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四卷本《张爱玲文集》,加上富有中国特色的侵权盗版,印数和受众无法精确统计。1994年轰动一时的文学大师重排座次这一文化事件,客观上让张爱玲的人与文更为远播。1995年9月,张爱玲海外黯然谢幕,再次引发“张爱玲热”。张爱玲日益为内地读者接受,其根源在于她感性的人生体验和理性的艺术追求与当时的宏大叙事退隐、日常生活突显的文化语境实现跨越时代的对接,同时也与当时的消费怀旧的社会风潮形成合乎时宜的契合。《长恨歌》即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写作、出版和得到读者、评论家接受的。
　　王德威先生可以说是最先敏锐地洞察到了《长恨歌》与张爱玲小说文本的某种精神关联,但这种印象式的妙悟点评毕竟缺乏精细的学理论证。近年来亦有不少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涉及到了王安忆与张爱玲的比较,但大多流于人云亦云以致少有创见。实际上,当我们试图把握一部小说文本时,最直接、最靠谱的方法就是回到文本自身,首先厘清作家在小说中到底在讲述着什么。
　　
　　二　寻情记:摩登女性的情爱秘史
　　
　　《长恨歌》究竟展示了一个怎样的叙事图景?这是解读这部作品的问题关键。但令我深感困惑的却是:不管是“城市的肖像”、“现代性寓言”还是“解构的‘典故”’、“反浪漫的怀旧恋语”,抑或是“女性经验与女性叙事”、“以女性风情阉割女性主体性”,这种意义的“增值”,虽有片断的局部真实和一定的合理因素,但仅凭直观感觉印象造成的误读,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小说原本要表达的“摩登女性的情爱秘史”这一主题。如此浮躁的情绪心态,使得解读本身变成了“意义”对“意义”的简单取代,而不是出自于研究者灵魂深处的生命体验。这无疑是艺术审美的巨大悲哀!
　　让我们还是先把视域回到小说的具体文本。在《长恨歌》如细水般流淌的二十九万言中,我注意到一个贯穿小说始终的、十分重要的象征意象——“夹竹桃”。之所以将“夹竹桃”这一景物意象单列出来特别强调,就是因为这个几乎被人为忽略的意象,不仅体现着《长恨歌》的情节主线,同时也隐含着王安忆的创作资源。如果对“夹竹桃”意象视而不见,那么我们对于《长恨歌》的解读和释义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严重偏离文本的主观性“误读”。根据我的统计,“夹竹桃”意象在小说中一共出现14次。在开篇长达一万二千多字对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的略嫌拉杂的自转贴于